「大陸人要了解臺灣。」見到記者，臺灣作家藍博洲這樣說，兩岸隔絕太久，很多大陸朋友對臺灣非常不熟悉，「臺灣不是只有日月潭、阿里山、臺北故宮，還一直有可歌可泣的反殖民的歷史，只是這段歷史被壓制，你們不了解。」
藍博洲以報告文學和歷史調查為寫作的主要形式，講述了那些思慕祖國的進步青年從日據後期抗日救國，追求民主自治，到淪為國民黨槍下的政治犯的故事。他關於臺灣民眾史的調查研究與寫作工作，如今已有快30年了，並先後出版了《臺共黨人的悲歌》《幌馬車之歌》等20餘部相關著作。
進行此類創作的最初念頭始於上世紀80年代。那時，還是大學生的藍博洲通過演講認識了抗日愛國作家楊逵，從他那裡接觸到很多社會上傳說的從綠島回鄉的政治犯。幾年之後，在楊逵的告別式上，他又親眼看到，數百名從50年代「白色恐怖」*歷史中倖存下來的政治犯，安靜地一路排到馬路上，秩序井然地給楊逵點香。他萌生了這樣的想法：「這些人有些至少坐過十年牢，這路人馬加起來是幾千年、幾萬年，這些都是歷史，都是文學。可是為什麼什麼文字記載都沒有？」
這些政治犯似乎是臺灣社會不能言說的秘密，卻又真實地出現在藍博洲眼前。他們的出現提醒著他，臺灣社會對某段歷史可能渾然不知。當時，藍博洲雖然有為這些人寫故事的念頭，卻無力付諸行動。直到在陳映真的《人間》雜誌工作以後，他才逐漸開始把這些被遺忘在歷史角落裡的人們慢慢「救贖」出來。
近日，新版的《幌馬車之歌》《幌馬車之歌 續曲》《尋找祖國三千裡》等報告文學作品的簡體版相繼出版。藍博洲告訴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要經過十餘年的打磨。「從知道名字到找到線索，找到要去採訪誰，找到文字的資料要花很長時間，一些材料也是後來才看到。」材料的缺失和走訪的艱難並未讓他退卻，他執著要把那段被恐怖政策填埋在歷史底層的個人史打撈出來。為此，侯孝賢曾經形容他是「一旦咬住歷史就不鬆口的牛頭犬」，還曾經以他的成名作《幌馬車之歌》為基礎創作了《悲情城市》和《好男好女》，把那個時代年輕人的家國苦難搬上大銀幕。
在藍博洲的作品和侯孝賢的電影中，那一代在日據時代成長起來、接受日本同化教育的臺灣年輕人，對祖國有著深情的眷戀。他們有的放棄了在日本的學業和大好的前程，隻身穿越朝鮮半島、進入中國大陸，以尋求抗日的機會。有的為了參加抗日，赴日求學而後參軍，回臺後組織革命活動。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為什麼會被刻意丟棄？今天，這段歷史又怎樣被政黨刻意歪曲，以實現政治目的？對歷史不了解的臺灣年輕人，又正在滿懷熱情地犯著什麼錯誤？以及，為什麼藍博洲，一個從小受到國民黨「反攻大陸」教育的臺灣人，能夠發現歷史的解讀中隱藏的問題？
這一切，要從「一棵毒蘋果樹」說起。
15歲時，藍博洲開始了與政治有關的閱讀。一開始他讀柏楊，卻發現「醜陋的中國人」其實是抄襲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只不過柏楊「更通俗，水平更差，更受歡迎而已」。隨後，他又從同學那裡拿到一本李敖的書，那時候李敖還沒有出江湖，書還是禁書。因為他敢於反抗國民黨，藍博洲看得熱血沸騰，可還是覺得不夠滿足，「國民黨製造的這些問題，現象背後的本質是什麼，為什麼會是這樣，李敖沒有給我解答，他只是反國民黨而已。」
到高二，他第一次讀到了陳映真的小說，就被深深吸引，並開始系統地閱讀日據時期的現實主義文學。對比李敖，藍博洲發現，李敖是一位單純的自由主義者，他可以找到很多資料來寫文章反對國民黨，可是卻「沒有什麼思想」。陳映真則有一個世界觀，對現象背後的本質與思想有著種種思考。其實，在上世紀50年代整個臺灣左翼傳統被消滅的情況下，當時冒出一個陳映真來，無疑是國民黨眼裡的「毒草」。陳映真有一部小說叫《蘋果樹》，國民黨特務據此稱他是一棵「毒蘋果樹」，樹上長了很多果子。後來，藍博洲就成了這其中的一顆。
1975年，因「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被捕的陳映真出獄了。他辦《夏潮》雜誌，介紹日據時期的文學歷史、批判臺灣的現代主義；同時，他也是1977年4月-1978年1月間發生的、受到國民黨政權壓制的「鄉土文學論戰」的主要參與者。在保釣運動*之後，臺灣面臨著自我認同的危機。當時，對政治現實的直接批判十分敏感，文學領域則容易突破。作為鄉土文學運動的發言人之一，陳映真談到「鄉土」的時候，「主要指的是鄉土上的人民，也就是居人口多數的中下階層人民。他們反對現代主義的精英主義和象牙塔色彩，強調知識分子的責任感、藝術的使命、文學對現實所應具有的關懷，他們的人道主義明顯具有左翼傾向。」（呂正惠《臺灣鄉土文學論爭40周年：鄉土文學中的「鄉土」》）1977年8月，余光中在《聯合報》副刊發表《狼來了》一文，稱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學」，由此將論戰置於險境。
藍博洲一直閱讀陳映真，追隨他的每一次論戰，看得非常痛苦。「本來我可以像一般人一樣過無憂無慮、快快樂樂的日子，可是我看了陳映真的文字。要去理解這些問題，自然就慢慢不一樣了。」他打了個比方，說自己從柏楊到李敖再到陳映真的閱讀史，就像從瓊瑤看到三毛再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你要一輩子看瓊瑤你就很幸福，可以很容易得到快樂。可是人會長大，我一直讀，越讀眼界越寬。」
19歲那年，在父母「不要參加運動，不要談論政治，不要去人多的地方」的叮囑聲中，深受陳映真影響的藍博洲進入了大學，隨後成為了學校文學社社長。他不僅組織同學共同閱讀日據時期的文學作品，還邀請楊逵、陳映真等臺灣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到學校演講。在他第一次邀請陳映真時，校方給出的批覆是「此人不宜」。由於陳映真的名字是一個禁忌，藍博洲第二次便以小說家的本名陳永善提了申請，得以通過。
通過陳映真等人的小說和報告，藍博洲第一次摸索到了長久以來臺灣社會「夫不敢傳妻，父不敢言子」的恐怖政治的歷史源頭。也因著這樣的啟蒙，他產生了進一步認識歷史的渴望。
1987年年初，藍博洲進入了陳映真主持的《人間》雜誌，他的第一份活兒是「二·二八」事件*40周年的民眾史專輯製作。那時，臺獨派有心把「二·二八」解釋為臺灣獨立建國的「八一起義」，陳映真辦雜誌時說，「（我們要在）理念上，就是歷史解釋上和他們做針鋒相對的鬥爭。」
此前，藍博洲已經對「二·二八」有所耳聞，那是在參加黨外運動的時候，他聽到年紀比較大的人隱隱諱諱地講，蔣介石有一個大屠殺，後來他又看臺灣早期鄉土文學作家吳濁流的作品，裡面暗示說真正的歷史是在「二·二八」以後。不過，直到真正參與到調查寫作中，藍博洲才算真正碰到這段被湮沒的歷史，這時他才猛然發現：「二·二八」以後還有一個更重大的事件，叫做50年代「白色恐怖」。
陳映真要求藍博洲進行「二·二八」的調查寫作是在解嚴的前夕。市面上沒有公開銷售的相關作品，而年輕的藍博洲也不認識任何一個當事人，採訪和寫作屢遭挫折。直到他偶然得到一個朋友從部隊帶回來的《「二·二八」真相》的小冊子，事情才有了轉機。這本冊子先後兩次提及一位身份是共產黨員的臺大學生在事件當中的行動，並指出「二·二八」事件與共產黨的「煽動」有關。藍博洲認定，如果這是歷史的真相，那麼這個學生，一定是進入「二·二八」歷史現場的鑰匙。
線索發現了，藍博洲的後續調查工作就像當年秘密逮捕持異見者的情報工作者那樣，「抓到一點，循線調查」。他找到了先前採訪中認識的經歷過「二·二八」、臺灣牢齡最高的政治犯林書揚，將他的說法和官方材料進行對比。林書揚告訴他並沒有這個人，但卻知道有一個人的情況與此很相像，那就是臺大醫學院畢業的青年領袖郭琇琮。藍博洲找到郭琇琮的遺孀，談到要採訪，老太太認定他是一個「想套話的特務」，可是她又決定，即便藍博洲是特務，也要通過他的筆讓他們的歷史留下來。從老太太那裡，藍博洲聽到了郭琇琮的故事，這也是之後他寫作《幌馬車之歌》的濫觴。
郭琇琮出生在臺北的富裕家庭，約會時卻覺得喝咖啡太貴太浪費。起初女友覺得他小氣，後來才知道，他的錢全部拿去接濟窮人了。當時，日本在臺灣實行同化教育，到侵華戰爭前夕，更是加緊在臺灣各地推動「皇民化運動」，一切學校和商業機關都不允許使用漢字，甚至鼓勵臺灣人改用日本人姓名。這一運動隨著戰事的推進不斷加強。在這種情況下，郭琇琮組織青年團體，向人們介紹不同於日本文化的漢民族文化，還經常在集會時用北京話唱《滿江紅》等帶有反抗色彩的歌曲。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郭琇琮秘密籌備反日團體，準備在祖國軍隊登陸臺灣時發動武裝起義。因為種種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行為，1944年，郭琇琮被打斷肋骨，投入監獄。
日本投降後，蔣介石於委任陳儀為臺灣行政長官。和很多人一樣，郭琇琮熱烈迎接臺灣的光復，可是在陳儀主政下的臺灣，經濟民生凋敝，駐軍濫權貪財，剛剛從日據時代走來的臺灣民眾對大陸國民政府的怨憤達到頂點。藍博洲了解到，郭琇琮此時開始抗議接收政府的腐敗和獨佔，投入了史稱「二·二八」的人民抗爭。家裡人不了解他，他的父親一次責問道：「我們家有錢有地位，活得好好的！怎麼會生出你這個老是反政府的兒子？」
「您只考慮到自家安危和榮華富貴，看不到人民被強權出賣的痛苦！」郭琇琮在全面內戰的中國尋找到了新的民族身份認同，他加入共產黨，投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藍博洲說，1950年6月，韓戰爆發，原本在中國內戰以及「二·二八」事件當中已被海峽兩岸唾棄的國民黨政權，重新在美國的全球反共戰略當中找到了立足點。大規模的逮捕和殺戮隨之展開。郭琇琮被捕並遭到槍決，時年32歲。
兩人間的這場對話不敢錄音，於是，老太太說一點往事，藍博洲就做一點筆記。這位遺孀回憶說，臨刑前一天，郭琇琮給她傳遞了消息：「請交代爸爸媽媽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把我的骨灰撒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藍博洲至今仍記得彼時聽到這句話時的戰慄，「全身雞皮疙瘩全起來了」，他說：「年輕的魂魄整個都被郭琇琮吸走了，一直到今天他的烈魂都不散。」
郭琇琮的故事最後在《人間》雜誌發表了。藍博洲後來聽說，臺灣當局怕直接封了雜誌影響太大，於是悄悄收購了大量雜誌，以求減輕文章的社會影響。陳映真也被警備總部約談去做了警告。受到郭琇琮事跡的鼓舞，藍博洲繼續在這一方面做了更多採訪。在此前的採訪過程中，他知道了很多人的名字，於是便一個接著一個尋找他們。這樣，他寫出來的第二個故事就是成名作《幌馬車之歌》，「糅合了新聞、史錄、訪晤及虛構形式，重現了歷史事件的『不可』重現性」（王德威語）。
1989年10月，侯孝賢以《幌馬車之歌》為藍本拍攝的《悲情城市》上映。由於空前地在電影媒體上觸碰了「二·二八」這段禁忌的歷史，《悲情城市》引來了臺灣各界的評論。
藍博洲撰文指出，在這部電影中，侯孝賢讓電影所反映的歷史事件出現了「定性」的錯誤。他把從1945年到1953年的歷史壓縮成了1945年到1949年，這意味著很多情節是「白色恐怖」當中發生的，卻容易被觀眾當做是「二·二八」的歷史。然而，在90年代著文批評侯孝賢的藍博洲，到今天已經覺得這種做法可以理解了。實際上，清華大學教授汪暉此前也曾提及，「白色恐怖」常常被編織在「二·二八」事件的相關敘述當中，一般人常常分不清楚兩者之間的區別和聯繫。
藍博洲還是再次向界面文化強調了這兩個事件的區別，「二·二八」是官逼民反，是單純的、地方性的官民衝突，「白色恐怖」和「二·二八」的性質不同，「白色恐怖」是老百姓還沒有任何實際的行動的情況下，蔣介石主動以反共之名發動的政治整肅。當時國民黨政府對任何非官方允許的思想與言論都給予了嚴厲打擊，透過監控、打壓、濫捕、濫殺等手段，使臺灣社會陷入了極為恐怖的氛圍。被政府認定（可能）是危險分子或是異己的人，都會隨時消失。「所有被認為是反對者的都被以反對之名抓起來，很多年輕人甚至讀書會都沒有參加，不過是因為老師被捕、老師的日記裡提到自己上課很認真，就也跟著倒黴了，也被當做組織的一部分抓進去。」藍博洲回憶說。
長達近40年的「白色恐怖」是臺灣現代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可是，國民黨當局的反共教育使得人們長期不敢觸碰這段歷史，「很多烈士的家人只知道親人被國民黨殺害了，卻不知道（親人）是共產黨，甚至《幌馬車之歌》主人公鍾浩東的孩子都不知道（父親是共產黨）。」藍博洲說。另一方面，民進黨恰恰利用了大家對這段歷史的不熟悉，把這它扭曲成為了大陸人對臺灣人迫害的歷史，把「白色恐怖」說成是「『中國人 』屠殺『臺灣人 』」，使其變成臺獨正當性的理由。
藍博洲認為，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民進黨就在打造「臺灣人史觀」，這是為臺獨做意識形態的鋪墊。雖然臺灣只經歷過日本帝國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但是民進黨卻炮製了「異族壓迫論」，將民進黨上臺以前的臺灣政權全部視為外來政權，依次排列出西班牙、荷蘭、滿清、日本和中華民國的殖民順序。在這一基礎之上，認為日本的殖民給臺灣帶來了現代化，把被帝國主義入侵的中國看作是傳統而愚昧的，塑造出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優越感。
在這種背景之下，臺獨派也拿《悲情城市》大作文章。梁朝偉飾演的啞巴受驚嚇而突然說出的「我，臺灣人！」被臺獨派刻意渲染。在1989年選舉時，臺北某位市議員候選人甚至宣布，「《悲情城市》的祖國，也就是我們要追求的臺灣獨立國。」藍博洲稱，這是斷章取義。「侯孝賢的電影如果只到這裡，那他是臺獨派，但他還有後面（目睹同房難友為信仰赴死以及奔赴社會主義者流亡的山上基地等情節）反映客觀事實的情節，從這裡可以看到侯孝賢的身份認同。」
正如《幌馬車之歌》和《悲情城市》想要展現的，藍博洲認為真正的臺灣歷史是：經過了「二·二八」，臺灣年輕人的認同從「白色祖國」到「紅色祖國」，還參與了共產黨領導的全中國的革命。只是，在國共內戰和國際冷戰的「雙戰構造」之下，這段歷史被湮沒了。
他說，不僅如此，即使到了今天冷戰早已結束，可是很多臺灣人還是抱著冷戰思維，沒有「去『反共 』」，他們不能夠現實地看待問題，還認為中國大陸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對大陸不僅不了解，而且還抱有敵意，甚至想要故意欺負大陸人。他還舉了個例子說，「你們在大陸接待余光中的老婆，帶她吃喝玩樂，她說好，我送你們一雙絲襪，反正你們也穿不起。」
除了這種極端案例，即使是臺灣的「左派」，在今天也成為了臺獨意識形態的一部分。臺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剛在為《幌馬車之歌》作序時指出，如今一些習得「新左派」理論和政治話語的年輕人，歷史意識單薄，卻認為自己是在一個後革命年代裡，以社運為方式，對社會進行「改良」。這樣的「左派」不僅無視了整個近現當代中國和整個區域的歷史，也無視了左翼自身的歷史。日據時期臺灣左翼抗日誌士的反抗、大陸和臺灣的左翼或進步知識分子的合作、「白色恐怖」、保釣運動、鄉土文學運動……這些歷史，統統被人們勾銷或者遺忘了。
在藍博洲看來，臺灣年輕人其實很有熱情，他們會在身上掛一個布條說「我是人，我反核」，也有不少年輕人為人類和平發起了擁抱活動，不過這種運動其實無法解決實際問題。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年輕人對歷史的基本知識不熟悉，「臺灣的年輕人在『太陽花』上面用的很多工具是很厲害，他們真的認為自己做的是理想的事業，他們的主觀上認定是這樣，但客觀的認知有問題。」他看到，這些年輕人從小就活在一個反共社會，祖父母與父母都「反共」，所以「他們不經過批判性的思考就『反共』，根本沒有中國心、中國情」。
「現在的年輕人根本連常識都沒有。我們寫作的人要讓更多的人認識歷史，尤其讓臺灣人認識真正的臺灣歷史，從歷史中看到臺灣的命運和前途在哪裡。」可在實際採訪的過程中，他發現，在今天，即使是一些烈士的家屬也不了解甚至反對烈士的理想，這個時候，藍博洲心中就生出了最大的悲哀，他曾坦言：「我不指望我的書能影響一代大眾，但最起碼要影響這些烈士的家屬；如果這個都做不到，那我就不曉得我們要怎麼解決臺灣問題、怎麼談統一了。」
注釋：
*「白色恐怖」：自1949年國民政府自大陸撤到臺灣頒布戒嚴令至1991年臺灣當局廢除懲治叛亂條例為止，臺灣當局實施特務高壓統治期間所發生的政治整肅案件。
* 保釣運動：指針對日本在「美日安保條約」框架下侵佔釣魚列島，海峽兩岸三地及海外華人等民間力量自主發起的一系列愛國護島運動。1971年4月12日，臺大的香港德明校友會率先貼出第一張保釣運動大字報，標題是「釣魚臺是我們的」。第二天，校門口農經系館屋頂上垂下一對寫著「中國的土地可以徵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的大布條，臺灣保釣運動就此展開。
*「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7日，臺北菸草專賣局緝私警察毆打販賣私菸的女煙販、開槍誤傷群眾激起民憤，臺北市民罷市、遊行請願要求交出罪犯，又遭國民黨當局的鎮壓，激起了民眾的憤怒，爆發了大規模武裝暴動。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未能妥善處理，致騷亂蔓延全島。後來，陳儀急電南京求援，國民政府調駐守上海的21軍在基隆登陸，進駐臺北，對群眾進行大規模鎮壓，運動最終失敗
本文寫作參考了《不忘初心，陳映真的山路》（藍博洲）；《革命醫師郭琇琮（1918-1950）》（藍博洲）；《孤獨發掘一段隱秘的臺灣史》（黃昉苨） ；《汪暉對話藍博洲：反駁「臺獨」史觀，讓臺灣民眾多了解中共》（澎湃新聞）；《尋找祖國三千裡》（藍博洲，新星出版社 2018-05）；《幌馬車之歌》（藍博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03）；《臺共黨人的悲歌》（藍博洲，中信出版社 2014-08）以及2018年5月26日藍博洲在北京三聯韜奮書店三裡屯分店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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