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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7月，存在40年的「總理衙門」宣告終結，走完了它短暫、卻坎坷的歷程。總理衙門是清廷為了應對日益複雜的洋人事務而專門設置，但是，1901年的中國，剛剛經歷了「庚子國難」、與西方列強籤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在這個緊要時期，作為與洋人交涉的重點單位，總理衙門本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卻為何黯然落幕呢？
一句話——被淘汰了！
誕生的背景總理衙門的全稱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是在鹹豐帝的批准下，於1861年1月設立。1861年的外患，雖然讓清廷倍感壓力，但是，從總理衙門的規模和位置來看，並沒有引起朝廷太高的重視。說白了，就是一處宅子，是前大學士賽尚阿的府邸，而且也只有一半，東半部是最早的外語教學機構——京師同文館，西部才是總理衙門的辦公所在
總理衙門的設立是參考軍機處的整體構造，由一位親王總領，下設大臣、章京兩級職官，人數並不多，有時7、8人，最多的時候也就是10餘人。總理衙門前後只有兩位總理大臣，一個是奕訢，任職28年；另一個是奕劻，在位12年。總理衙門下設南、北洋通商大臣。最初南北洋大臣為專職，由買辦化的官僚薛煥、崇厚任職，後分別由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兼任。但是，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與總理衙門在業務上的關係是平行的，只是在遇到疑難問題時，可與總理衙門諮商，由總理衙門代奏朝廷。
總理衙門的設立，和當時的外部環境緊密相連。自從鴉片戰爭叩開大清國門之後，洋人開始大量湧入中國，由此引發的貿易、稅收、官文等諸多問題並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進行處理。當時經辦這些事務的大多是那些督撫大員，但這些人不願染指洋務問題，常常互相推諉，使很多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西方迫切需要一個專業機構來作為和清廷「溝通」的橋梁。於是，在籤訂了《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後、西方軍隊撤離時，奕訢在「邀功」的奏摺中再次表達了設立專門洋務機構的請求：
外國事務，頭緒紛繁，駐京以後，若不悉心經理，專一其事，必致辦理延緩，未能悉協機宜。
這次得到了鹹豐帝的批准。
總理衙門也曾發揮出一定的作用，比如英法聯軍撤退後的善後處理、外國使團的接見、海防問題的協商、乃至各種條約的修繕等，但這些都是在奕訢時期完成的，在奕訢受到打壓之後，總理衙門的職位和作用就大打折扣，到了奕劻時期，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太出彩的表現
那為什麼總理衙門又會被取締呢？這個原因有點複雜，咱們逐一分析：
其一：洋人的需求在那個主權已經名存實亡的年代，洋人的需求往往可以主導一切，總理衙門既是在洋人的需求下誕生，也是在洋人的需求下滅亡
總理衙門設立之初，參與其中的奕訢和文祥等人都是朝廷的實權人物，雖然沒有決策權，但是所提要求基本上會被朝廷恩準。這一時期，是總理衙門和洋人的「蜜月期」，雙方在各種問題上的分歧都能得到有效解決，可是奕訢被打壓後，總理衙門的影響力也開始急速衰退。英國公使對總理大臣文祥、沈桂芬等人十分不滿，其聲稱：
在中國做了7年駐京大臣，受盡文中堂慪氣，如今文中堂去世，又有沈中堂，辦事一樣路數，處處欺瞞哄騙
這是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中的記載，想來不會有錯。只不過，洋人的這種需求也沒有引起朝廷的重視，直到庚子年之後，洋人將這一要求明確寫入《辛丑條約》中，以條約的形式來要求清廷，迫於無奈，清廷才決定將總理衙門取締
其二：內部的紛亂嚴格來說，總理衙門從建立到取消，「亂」字始終充斥其中，只不過，在奕訢管理時相對規範，之後就逐漸「失控」了。
總理衙門並非專辦外交事務的機構，但是，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卻將一切和「洋」有關的事務全部統轄在它的「業務範圍」之內：
像海關稅務，這本來由戶部掌管，可後來戶部「僅司銷核而已」；
再看禮部，自從有了總理衙門，外國使節來華的一切事宜就不再歸禮部管轄，甚至租界約定等問題，也都歸屬總理衙門；
兵部呢？鴉片戰爭之後，海防成為重心，但是，大到武器、軍艦的採購，小到沿海兵力的調配，都成了總理衙門的事；
製造業本屬於工部，可是後來的船政、鐵政、乃至礦務等，都歸總理衙門管轄；
刑部就好嗎？想得美，刑部本來掌管法律，但是洋人只要牽涉到訴訟，往往會到總理衙門進行交涉，根本無視刑部的存在；
（不過我倒覺得刑部更樂於看到這個局面，畢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總理衙門的設立，本應以「外交」為主，可實際上，它幾乎快奪了「六部」的權，「外交」反而成了「兼職」，只屬於「業餘愛好」，這樣一來，精力過度分散，很難有所作為；同時，總理衙門的存在又破壞了正常的行政體系，使其在權力分配上和六部出現重疊和衝突，對朝廷政策的順利實施也構成了影響
其三：效率低下總理衙門設立之初雖然也大張旗鼓，但是，從人員配備上看，更像是一個過渡性、或者臨時性機構，因為很多大臣都是兼職。就像1898年刑部郎中沈端林在奏摺中所說：
上至總理大臣、下至章京，皆為兼職，以一人而任數事，一日之中，恆苦應接不暇
就像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都在總理衙門擔任要職一樣。他們本身就有很多事務要處理，如今再涉足總理衙門，分身乏力，所以，辦事拖沓、敷衍了事的作風也就不難理解；
另外一點，總理衙門是參照軍機處而設，所以，官僚色彩濃厚，名字再超前也改變不了封建官僚體制的本質。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回國後，在諷刺總理衙門官僚作風時說：
凡各國使臣到總理衙門，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一若以飲食為交涉要務也
而那些負責外交事務的大臣，遇事推諉的人比比皆是。當和外國使臣討論時「新臣望老臣、老臣望親王」，親王只要不發話，沒人敢發言，所以，雙方的討論會經常陷入眾人啞口無言的「斷帶」境地，為了緩解這種尷尬，「今日天氣不錯」就成為一句流行語，只要有人說出這句話，其他大臣會及時附和，將討論的主題又轉移到天氣上去。我甚至懷疑如今娛樂作品中「今天天氣不錯」這種打趣就是取材於總理衙門
其實，在當時不敢說話的官員又豈止總理衙門？封建體制的腐朽在總理衙門表露無遺，簡直成為西方人眼中的笑柄
其四：權利的分流從總理衙門的結構中我們可以看到，出於地域上的考慮，其下設南洋和北洋通商大臣處理各自區域的洋務，整體上說，他們應該是平等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北洋因為李鴻章的得勢異軍突起，北洋成為處理洋務的核心所在。
英國一位外交官在回憶中聲稱：「北洋大臣李鴻章，甚至不想掩蓋他實際上是中國的外交大臣這一事實」！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樣管理下的總理衙門，只不過是李鴻章天津衙門的一個分支而已！
由地方大員掌控國家的外交權，最容易出現的局面就是當列強進一步索取利益時，往往會以其他地區為「犧牲品」，從而保全自己的勢力範圍。看看後來的「東南互保」，就是最好的例證。這種形勢，雖然有時會有利於某個西方國家的利益，但是，卻不利於西方國家的整體外交，「拆東牆補西牆」的做法始終不會長久。
另外，總理衙門的權力從北京轉到李鴻章的北洋所在地天津，這也成為西方外交順利進行的一個障礙，畢竟駐華公使大多數還是聚攏在京城的。1897年，李鴻章在甲午戰敗後出訪歐美五國時，國內的洋務處理幾近停滯，英國公使因此大發牢騷：堂堂首都，掌外交者竟在數百裡之外！
總理衙門的設立就是為了「以收外省之權」，可40年後回頭看的時候才發現，饒了一圈，又回來了，朝廷聚攏起來的外交權力再次分散到了地方。在這樣的情況下，西方各國強烈要求朝廷改變這一現狀，「安處於京師，不再奔問於外省」。
由此可見，總理衙門從設立之後就爭議不斷，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沒有達到外交家們期望的效果，這也是它被取締的必然。
尾話在封建制度這個大前提下，任何機構、部門的設立，首先是要成為封建制度的「服務者」，「外交」是其次的考慮。總理衙門一方面要適應西方列強入侵後帶來的各種變化，另一方面還要力圖維持舊制、維護大清朝的尊嚴，因此，在職能、性質、以及具體操作中都會出現很強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很難做到「魚與熊掌」的兼得，甚至會出現「顧此失彼」的被動局面。久而久之，就成了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所以，它的取締，也成為一種必然
總理衙門的設立，有一定的前瞻性，但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西方資本主義在中國的一種推廣和蔓延。清政府如果過於推崇總理衙門，就必須對固有的政治體系和制度進行整改。可惜，後滿清時代的統治者依然堅守著脆弱的「大國」思想，斷不會做出「有違祖訓」的事來，從而錯過了與資本主義的並軌，但不能否認，他們也曾經為此做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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