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昆明1月29日電
題：一個共產黨人的一輩子追記雲南省保山市原地委書記楊善洲
新華社記者張嚴平、楊躍萍 人民日報記者姜潔、宣宇才
他走了，就像一個操勞了一生的老農民一樣，走了……身旁留下一頂草帽，一把砍刀，一支菸斗；身後留下一個依然需要刨土取食的家，家裡有風燭殘年的老伴，有每天上山種地、餵牛、打豬草的女兒女婿，有開著農用車跑運輸的孫子們……
他奮鬥一輩子，掏心扒肺讓老百姓的日子富起來，自己卻兩手空空而去，而把價值幾個億的森林送給了大山裡的群眾。
照片上的他，溫暖地笑著，目光慈祥又明亮。
他，就是雲南省保山市原地委書記楊善洲。
一輩子的赤子之心，把生命最後的霞光，化為家鄉大亮山上永恆的春天
1988年3月，楊善洲退休了。一頭牛，卸了架，該休息了。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他選擇了另一種活法。這是一次還債，也是最後的報恩。
地處施甸縣南邊海拔2619米的大亮山，是楊善洲家鄉最高的山。他16歲時父親病逝，和守寡的母親艱難度日，母親常常帶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藥，拿到集市上賣。是大亮山養活了他一家。
在日後風風雨雨的歲月裡，楊善洲親眼看到曾經長滿大樹的大亮山，一點點變禿變荒，亂砍濫伐，曾成為一個時代的隱痛。他不止一次向身邊的人訴說：「都是在我們手上破壞的，一山一山都砍光了，多可惜！我們要還債！要還給下一代人一片森林、一片綠洲！」
他當地委書記期間，曾帶人風餐露宿，徒步24天，詳細了解大亮山的土壤、氣候、地理環境，一個「種樹扶貧」的夢想在他心中萌芽。
從不為家人辦事、不為家鄉辦事的楊善洲，對家鄉的人說：「退休後，我會給家鄉辦一兩件事的！」
現在，他退休了。
楊善洲婉言謝絕了按規定到昆明安家休養的厚意，說服了家人希望他回家團聚的願望，留下一句滾燙的話：「我是一個共產黨員，說過的話就要兌現，我要回大亮山種樹去！」
3月8日，楊善洲退休的第三天，他捲起鋪蓋，當晚就趕到離大亮山最近的黃泥溝。第二天，他帶領著從各方調集的15個人，僱上18匹馬，馱著被褥、鍋碗瓢盆、砍刀钁頭，一鼓作氣上了山。
晚上，他們搭起草棚，挖出爐灶，點起篝火，召開了大山上的第一個火塘會議，做出計劃，第一年種樹1萬棵。是夜，狂風四起，大雨瓢潑，窩棚被掀翻，爐灶泡了湯，一群人只好鑽到馬鞍子底下，躲過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
楊善洲的大亮山植樹造林就這樣開始了。
「好個大亮山，半年雨水半年霜，前面烤著慄炭火，後面積起馬牙霜」。
在惡劣的氣候環境中，住下來，成為第一考驗。最初用樹枝搭的窩棚，不到半年就被風吹爛了。他們又修建起40間油毛氈棚，冬天冷，夏天悶，碰上下雨，被窩常被淋溼。上山幾年，楊善洲患了嚴重的風溼病和支氣管炎，夜深人靜，人們常常聽到他陣陣咳嗽聲從氈棚裡傳出。
1992年，林場建起了磚瓦房，職工們首先想到了楊善洲，可他死活不住，他說：「我一個老頭子住那麼好的房子幹什麼？」最後硬是把房子讓給了新來的技術員，自己仍住在油毛氈棚裡，一住就是9年，直到全部人搬進了磚瓦房。
沒有路，他們往山上運苗子和物資都是馬馱人扛，楊善洲常常一邊趕著馬，一邊挑副擔子，在山裡一走就是大半天。
1990年，楊善洲跑到省上要了一筆錢，林場開始修路。有人主張請專業設計部門來做公路規劃，他不同意：「林場現在沒有多少錢，有錢也得用來買樹苗呀，我們自己幹！」他找來一些儀器，每天背上一袋乾糧出去測量，常常天不亮出發，摸黑回來，14公裡的山路，不知跑了多少趟，哪裡有個窩窩，哪裡有塊石頭，一清二楚。最後，全部路修下來，平均每公裡只花了不到1萬元錢。
買樹苗資金不足，楊善洲就經常提個口袋下山到鎮裡和縣城的大街上去撿別人吃果子後隨手扔掉的果核，桃核、梨核、龍眼核、芒果核……有什麼撿什麼，放在家裡用麻袋裝好，積少成多後用馬馱上山。他說：「撿果核不出成本，省一分是一分。」
每年的端陽花節，是保山的傳統節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節，楊善洲就發動全場職工，一起到街上撿果核，成了花市上一道「另類」風景。
有認識他的人說：「你一個地委書記，在大街上撿果核，多不光彩。」他說：「我這麼彎彎腰，林場就有苗育了。等果子成熟了，我就光彩了！」
不過，在大街上看到父親撿果核的女兒老二老三感到不光彩了，勸他不要再撿。他說：「是不是你們覺得丟面子了？不要老想著你們的父親是個地委書記，我就是一個普通人。如果你們感覺我給你們丟面子了，那以後不要說我楊善洲是你們的父親！」兩個女兒流下淚水：「爸爸，我們錯了……」
有一次，撿果核，楊善洲不小心撞到一個小夥子的自行車，小夥子惱了，張口就是粗話，有人趕忙把他拉一邊，告訴他老人是原來的地委書記，撿果核造林呢。他驚得半天沒吭聲，轉過身說了一句：「這樣的官？我服了！」
如今，楊善洲撿回來的果核，已成為大亮山上鬱鬱蔥蔥的果林。
楊善洲還常背個糞箕到村寨路上撿騾馬糞豬糞，給樹苗做底肥；到垃圾箱裡撿紙杯、碗裝方便麵的外殼，當營養袋，培育「百日苗」；坐長途車顛簸幾百裡，從怒江引來紅豆杉，從大理引進梨樹苗。那年，栽樹季節，他牽著馬去昌寧買樹苗，為了能及時把苗子栽上，他趕著馬連夜往回返，足足一天。
為種樹造林，楊善洲傾注了多少心血與艱辛，大亮山知道，每一棵樹知道，每一片綠蔭知道……
1999年，楊善洲在山上用砍刀修理樹杈時，一腳踩到青苔上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很多人都想，老書記可以留在山下好好休息了。可半年後，他拄著拐棍，又走進了大亮山。
有人說，何必自討苦吃？
楊善洲回答：「入黨時我們都向黨宣過誓，幹革命要幹到腳直眼閉，現在任務還沒完成，我怎麼能歇下來？如果說共產黨人有職業病，這個病就是『自討苦吃』！」
22載辛勤耕耘，大亮山重新披上了綠裝： 5.6萬畝人工造林、1.6萬畝雜木林、700多畝茶葉、50畝澳洲堅果、100畝美國山核桃……
一輩子的生命坐標，心永遠貼在群眾的脈搏上
在保山，至今流傳著許多關於楊善洲的「經典段子」。
一天，施甸大街上一個趕馬人想釘馬掌，無人幫助，難以操作。見一鄉下模樣的人走來，忙說：「兄弟，幫個忙！」「幹啥？」「幫我端馬腳釘馬掌。」「好！」那人用兩手端起馬腳，雙腿前弓後蹬，用膝蓋撐住，趕馬人又割又釘，一陣忙活，半個小時，馬掌釘好，那人拍拍手和褲上的灰走了。一個過路人問趕馬人：「你可知道幫你釘馬掌的是哪位？」「不知道。」「施甸縣委書記楊善洲。」趕馬人張著嘴，半天說不出話。
施甸縣城邊一段公路上石工們正砌一座涵洞，工地上一片打石聲。一個年輕石工技術不熟，手上有點不聽使喚，忽聞旁邊有人說：「釺子要捏緊，下錘使點勁。」他有點不耐煩，脫口說：「有本事，你打我瞧瞧！」那人拿過工具，叮叮噹噹，一會兒工夫，一塊漂亮的芝麻形花紋石頭打成了。年輕人不好意思地咬咬嘴唇。那人走了，有人告訴他，教你打石的是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
楊善洲從20多歲起擔任縣領導直至地委書記，他始終把自己的根牢牢扎在群眾之中。
他很少呆在地委機關，一年裡大部分時間都在鄉下跑，頂個草帽，穿雙草鞋，隨身帶著鋤頭、鐮刀等各種農具，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收稻就收稻，哪塊地裡的草長高了就鋤兩把。地裡看過了，群眾訪問過了，這才到鄉上縣上。他說：「與群眾一起勞動，了解到的基層情況最真實。」
保山有5個縣，99個鄉，每一個鄉都留下了楊善洲的腳印。龍陵縣木城鄉地處中緬邊境，不通公路，是最遠的一個鄉，很少有領導去。楊善洲上任不久，便徒步4天，進了木城鄉。
在一間破舊的茅舍前，一位農民把他引進屋。一張用竹竿綑紮的床，一張草蓆，火塘旁放著一隻破瓦罐，楊善洲把手伸進瓦罐，抓出一把乾癟的包穀。他走到那位農民面前：「老鄉，對不起，我沒有當好這個地委書記……」
當夜，楊善洲召開鄉幹部會議，他說：「我得先做檢討，你們這裡的山是荒著的，地是閒著的，人的肚子是癟著的，袋子裡是空著的，我沒盡到責任。我們要立即行動起來，幫助父老姐妹剷除貧窮的根子，讓他們都過上幸福的日子！」
第二天，他從木城出發，又徒步3天，跑遍了周圍的幾個鄉，十幾天後，保山地委做出了改變邊境貧困鄉村面貌的實施方案。
楊善洲常對地委一班人說：「我們幹工作不是做給上級看的，是為了人民群眾的幸福，只要還有貧困和落後，我們就應該一天也不安寧！」
不安寧，成為楊善洲燒在心頭的一把火，為了群眾能過上好日子，他一刻也不安寧。
「一人種三畝，三畝不夠吃。」這是早年流傳在保山地區的順口溜。由於保山地區山區面積佔91.79％，土壤貧瘠、種植方式落後、農田水利設施薄弱，農業產量在解放初期很低。
楊善洲看在眼裡，急在心上：「我們是黨的幹部，如果老百姓餓肚子，我們就失職了！」
他專門在保場鄉種了半畝粳稻試驗田，試驗「三岔九壟」插秧法。一畝地可以提高產量三四百斤。為讓群眾熟練掌握這一種植技術，他常年跑田間地頭，親自示範推廣。
1982年的插秧季節，龍陵縣平達鄉河尾村的幾個農民正在地裡忙活。
一個農民打扮的老者走了過來：「你們插秧的方法不對，村幹部沒跟你們講『三岔九壟』插秧法嗎？」
農民們以為他是路過的農民，沒好氣地答：「你會栽你來栽嘛！」
楊善洲二話不說，捲起褲腳就下了田，一邊講一邊示範。插秧是倒著插，越往後插得越快，農民們驚奇地發現，很快他就跑到最後去了。
直到現在，保山當地群眾插秧還用這個「三岔九壟」。他還種了「坡地改梯田」、「改條田」、改秈稻為粳稻等各種試驗田。1978年至1981年，保山的水稻單產在全省一直排第一，1980年，全國農業會議在保山召開，保山獲得「滇西糧倉」的美譽，楊善洲則被人們稱作「糧書記」。
毋庸迴避，楊善洲也不是事事都看得準。他也承認自己在某些問題的認識上落後於農村改革的實踐。但當他一旦了解到群眾的意願，便會義無返顧地為之奮鬥。
一輩子的精神品格，用手中權力老老實實為人民辦事
1985年，保山地委建辦公大樓，第一層已經建起，這時，昌寧金華鄉發生水災。楊善洲立即趕往災區，看到老百姓受災嚴重，十分難過，回到保山，命令辦公大樓在建項目馬上停工，把資金拿來救災。有人想不通，認為可以從其他地方調動資金。楊善洲激動地說：「如果眼看著人民群眾在受苦，我們卻安逸地坐在這麼富麗堂皇的大樓裡，悠閒地辦公，你不覺得有愧嗎？」
在楊善洲的心裡，對人民群眾永遠懷著一種謙卑與敬重，他們真正是主人，他是公僕。
公僕如牛。楊善洲說：「我就要俯首甘為孺子牛！」
他下鄉，總像一個三人戰鬥小組，司機、秘書，一輛212吉普，其他隨員一個不要。上路，直奔田頭。
碰上飯點，老百姓吃什麼，他吃什麼，吃完結帳，絕無例外。
有一次，在龍陵縣調研，結束時，三人在縣委食堂吃了一頓飯，一碗白菜，一碗蒜苗，一碗酸菜炒肉，外加一碗蘿蔔湯，一共6．5元。秘書去結帳，縣委書記推辭：「菜很簡單，我用我的夥食費去衝抵就行了。」
回保山路上，楊善洲突然問起吃飯是否結帳，秘書如實相告。
「停車，你立刻搭班車回去結帳！」他的口氣不容商量。
秘書只好下車，攔了一輛公共汽車，回去結了那6．5元的夥食費，可他在路上來回的車票、住宿卻花了33.5元。他一路都在想，這就好像用一隻雞去換一隻雞蛋。
回到保山，一連幾天，他想著最後全部由老書記掏錢結的這筆花費，忍不住脫口而出：「為了6塊多，你又花上33塊多，值不值？」
楊善洲接口道：「帳不能這麼算。領導機關的人不能佔基層便宜！」
他豈止是不佔便宜。
當時，機關的同志下鄉每天有4毛錢補貼，20多年裡，楊善洲一大半時間都在鄉下跑，卻從沒拿過一天的補貼。他說：「和群眾比，我有一份工資，已經很好了。」
有一個給他當了兩年半秘書的同志堅持每次下鄉後都把書記的補貼辦好，開了存摺存起來。楊善洲知道了，沒吱聲。1978年，他在大官市果林基地聽說當地群眾搞林業多種經濟想養蜜蜂，但沒錢買蜂箱蜂種，一下子想到了秘書幫他存的出差費，一問，竟有400多元，他高興得很：「這下解決大問題了，把它全部給他們買板子打蜂箱，把蜜蜂養起來！」
楊善洲用錢「散」是出了名的。走到哪裡，看到困難的人家缺衣少被，遇上哪個群眾買種子、買牲口少錢，他就從自己兜裡往外掏。有人勸他不必，他說：「我是這裡的書記，老百姓有困難，我能看著不管嗎？」
用錢「散」的楊善洲，自己的生活卻「摳」得很。
他常年住在辦公室旁一間十多平方米的小屋裡，一張木桌，一張木板床，床上一個草墊子和草蓆；穿的總是一身發了白的灰色中山裝，夏天草鞋，冬天膠鞋；喜歡抽菸，還捨不得抽紙菸，天天一包菸葉子一支菸斗帶在身邊。他走到哪裡，誰也看不出他是個大幹部，曾經鬧出幾次去賓館開會被服務員擋在門外的笑話。
楊善洲更「摳」的是，他絕不允許自己佔公家一丁點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