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雖然一般人民在「叛亂」或「革命」發動時都必然參與其中，但充其量不過是搖旗吶喊的角色罷了。
本文摘自《政治是什麼》，蔡東傑 著 ，世紀文景公司出版
作者：蔡東傑，臺灣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博導
在此，我們利用詹森援引過的一個例證來加以說明：1789年7月14日傍晚，當利昂庫爾公爵覲見並秉告法王路易十六，巴士底監獄已遭攻陷時，國王的反應是：「這簡直是造反！」但公爵馬上糾正他說道：「不，陛下，這不是造反，這是革命！」1854年，一位名叫梅多斯（Thomas Meadows）的學者也說了這麼一段話：「中國人是地球上最富於造反精神，但又最缺乏革命性的一個民族。」那麼，「造反」（或稱叛亂）與「革命」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阿倫特對此作了一個蠻不錯的腳註；她說：「這些叛亂之目的並不在挑戰權威或類似的既定秩序架構，而是為了解決替換某個正好處於權威地位者的問題，無論是以合法君主替代篡位者，還是以合法統治者替換濫用權力的暴君。」霍布斯鮑姆也提出過類似的論點：「農民並不是為了他們並不認識的那個真實國王而起義，而是為了理想中的公正國王而起義。」換言之，大多數叛亂活動的目標是羅西瑙（James Rosenau）所謂的人事戰爭或權威戰爭，重點是推翻那些不受歡迎的統治者，然後代之以那些可能比較合理的新統治者。
相對而言，革命顯然意指「結構轉換」，也就是希望能夠徹底改變權力分配的模式。從這個角度來看，革命不但會帶來歷史發展的斷絕，甚至它本身就是種歷史的異常狀態。
這又怎麼說呢？
從事實層面來看（或許這可說是個悲觀的事實），人類不僅在架構整個政治制度時無法避免少數統治的命運，在企圖改變現狀時也是如此。換言之，雖然一般人民在「叛亂」或「革命」發動時都必然參與其中，但充其量不過是搖旗吶喊的角色罷了。在比較單純的農民起義例證裡，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其實若非充滿著很高的可妥協性（例如《水滸傳》中的宋江一天到晚想受到朝廷的招安，甚至在化匪為官後還幫朝廷賣命出徵），便是野心程度不高（只要能佔山為王或者割據一鄉一地就很滿足了），膽敢或希望能「稱孤道寡」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人。
在那些受精英利用而掀起的叛亂或政變例證中，一般人民則幾乎沒有發言權。而且，那些因（分贓不均以致）心生不滿而想推翻既有政府的軍事或政治精英，其實多數都不太反對現有的權力分配「架構」，而只是無法接受目前的權力分配「比例」而已。例如諾德林格（Eric Nordlinger）在研究冷戰初期發生於拉丁美洲的幾十次軍事政變後發現：軍事政變的最常見結局，就是一切都換湯不換藥，除了更換執政團隊的一大堆名字外，其餘一點兒都沒變。正因為這種現象，比較嚴謹的學者才會試圖區隔「造反」與「革命」這兩個目的迥異的類似行動；例如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便將社會革命研究的焦點放在幾個真正發生徹底變革的國家身上，例如展開歐洲首度民主實驗的1789年法國大革命、終結千年帝制的1912年中國革命，以及企圖實踐共產理論的1917年俄國大革命等。
在此，我們也請各位依循著這樣一種區別。
無論如何，我們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回答，那就是：為什麼在歷史上真正的革命並不太多？主要原因可能有兩個：首先，人類到目前為止所設計的制度一直都維持著寡頭統治的特徵，也就是只有少數人能觸及並操控權力核心，這不僅符合政客的利益，正如前面所描述的，也讓多數不滿現狀的軍政精英在使用暴力手段時，心中只懷有改變權力分配比例的有限目標。第二個可能的原因則是，儘管在現實世界中亦不乏懷抱志向的精英，但是對現狀不滿是一回事，能不能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則是另一回事；換言之，在更新的概念邏輯（例如民主政治理論）出現前，理想性精英們一方面既缺乏推翻既存結構的有效思想指引，另一方面除了表示反對外有時也拿不出什麼實際解決辦法來，結果引發一連串「無主張暴動」，目的只在發洩怨氣而已。
《政治是什麼》，蔡東傑 著，世紀文景公司出版
《政治是什麼》圖書簡介
在談到《政治是什麼？》的創作初衷時，蔡東傑說，中國人其實是政治動物，所以才會出現像《三國演義》那樣的經典作品，所以總愛湊在一起調侃當前的政治局勢，甚至還會因此交個朋友或怒目相向，但是，真正懂政治為何物的少之又少。他希望可以通過這本書，輕鬆而簡單地帶領大家進到政治的世界，引導大家進行一場有趣的思辨之旅，多少培養一些理性精神，也期盼能傳授一點政治防身術，讓各位不會隨便被巧言令色所迷惑。為達到這個目的，他在文字、結構甚至目錄上都費了一番心思，以最重要的一些關鍵詞為線索，串起一場政治世界的進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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