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頂一萬句》和《我不是潘金蓮》營銷是「打包」的。兩個故事也有些相通之處。如果用營銷語言講，一個說的是綠帽子，一個講的是潘金蓮。——可不就是一回事兒麼？
一）
《一句頂一萬句》和《我不是潘金蓮》這兩本小說我當年（7、8年前）是一起看的。「一句」說實話是比較難看下去，小說的地域性太強，人物駁雜，結構又散漫，語言倒是平實洗鍊的，但你乍看之下要喜歡上這種風格也並不容易，劉震雲有些用這本小說做文學實驗的意思。
與之相比，「潘金蓮」可讀性是擺在那兒的，黑色喜劇和荒誕也是題中應有之義，這種一望即知的內核很適合馮小剛來演繹。
如此看來，「一句」找新導演尤其是自己的女兒劉雨霖來拍挺好，新導演敢想，犯了錯也不太要緊。何況，「一句」本來就是難啃的骨頭。
專業人士評價《一句頂一萬句》是劉震雲最好的小說，這種好需要你耐心才能感受。如果說「潘金蓮」是劉震雲的「不平之鳴」，「一句」就是他的善意和慈悲，這慈悲不是悲憫，悲憫是高高在上的，而慈悲是平視的，甚至有一點點仰視。
「一句」裡面的人物，可憐、糾結，但也有清晰的自我認知，這一點就和同類平民題材不同。
想想看，《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當然是好的小說，可是，人物這樣的蒙昧，生命都是順水推舟，這樣所謂道家的「自然」狀態，如果不是主動的選擇，那對於個體的存在意義在何處？
最多，只能供他人稱賞罷了。「一句」的不同之處，是劉震雲筆下人物，是在「活著」之外對自我、對生命的認知和追求。這種認知和追求再樸素，也依然存在，用書中的概括，便是「說得著」。
二）
劉雨霖的改編只是借取了《一句頂一萬句》中後一段故事。電影和小說有相當大的不同。鑑於看小說和看電影的重合的並不會很多，這裡不做比較，只討論電影本身。
簡言之，電影講述一個不得志的底層男人（牛愛國）戴了綠帽，由憤怒、報復到平和寬恕，最終原諒了老婆龐麗娜的故事。
「綠帽子」是中國男人的十字架，正如「潘金蓮」對於中國女人一樣，《我不是潘金蓮》裡範冰冰不斷上訪，便是為了證明自己不是（潘金蓮），但誰能給她證明？她向誰要證明？是政府還是男人？這是所有荒誕的起點。
然而在對於為何戴上「綠帽子」這個問題上，（男）人們始終不知就裡，其共識大約是：男人窮，女人漂亮必虛榮愛財，必不安於室，必然出軌，簡言之，這是一個道德問題和經濟問題。
電影版也是這個邏輯。電影一開始便展現出「貧賤夫妻百事哀」的景象，10年間，牛愛國從青春洋溢的軍人，變成了個擺攤修鞋的底層。女兒學校出遊，食物只能帶姑姑做的「火燒」（燒餅），難得去買次「高級麵包」。女兒想要輛「小寶也有的小汽車玩具」，牛愛國總以「要比學習」來搪塞。
參加親戚宴會，在高檔生態園酒店，牛愛國一個菜也不認識，插不上一句話，妻子覺得沒面子，與他吵架致臉上抓破。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為接下來的妻子出軌情節做「合理化」鋪墊。
這是導演劉雨霖沒有讀懂她父親的地方，劉震雲的不凡之處，是能勘破綠帽子邏輯的虛假性，指證出人與人的關係遠近（不論親情愛情還是友情），只在於「說得著」。但27歲的女兒（儘管留洋，有西方知識背景）卻縮回到了一個世俗的、安全的邏輯。
但假設你沒看過小說，沒有這種比較，電影版還是可信的，比起《驢得水》那種拗造型的所謂深刻，「一句」這種平凡人的苦悶，更能擊中人心。畢竟，牛愛國的「綠帽」夢魘，本來也是我們共同背負的十字架。這樣的邏輯設定，仍然有著集體的文化心理基礎。
比如我自己，曾經聽到某個認識的男人出軌的八卦，第一時間的反應是：怎麼會？他長得那麼醜！也沒什麼錢哪！
對此，閨蜜說我的問題在於，沒有真正深入生活。——好吧，大約劉雨霖也是。
三）
世情題材的難點，在於世上之事，本來如同亂麻，無有了結。但作為一部兩小時的、講故事的電影又必須要了結。《一句頂一萬句》也要了結，它的任務是讓牛愛國把戴了七八年的綠帽自己摘下來，要完成自我的救贖。
在一個沒有宗教情結的文化中，想要救贖是多麼難？！更何況，從《處女泉》到韓片《密陽》，影像作品始終在懷疑宗教救贖的可行性。
如何能夠原諒出軌的妻子，如何走出綠帽夢魘？在電影裡，導演有很多機會，比如牛愛國的姐姐反思說，她人到中年嫁給老宋嫁的不好，因為嫁老宋本來是為說話，但現在兩人「說不著」。
姐姐的婚姻是他的鏡像，牛愛國本來可以藉此認清自己結婚十年中，有七八年夫妻二人也「說不著」。但是，迫於慣性，他強調：老宋人挺好的。對老宋的苦悶，他也勸：我姐人挺好的。
這樣磨嘰到最後，只能靠「強情節」來推動了。牛愛國出門找再次私奔的「狗男女」時，遇上了自己的中學女同學，兩人很是說得著，女同學聽了他的故事，勸他：日子是過以後，不是過以前。
——那效果強大到一語驚醒夢中人。緊接著，是女兒突發腦炎，彼時他正藏了水果刀要衝向「狗男女」，但女兒的一個電話「爸爸你怎麼還不回來」，把牛愛國從惡魔變成了天使，霎那間他完成了救贖，卸下了沉重的十字架，反而勸慰出軌的妻子，「日子是過以後，不是過以前，我們都讓別（第一聲）著心了」。
在電影中，女同學和女兒毫無疑問充當了天使，解決了牛愛國的所有困惑，承擔了敘事完整性的重要功能。但這兩個設置並不具有情感和邏輯的合理性，簡單來說就是生硬的、迫不得已的植入。
樣貌愁苦、離異、過得並不順心的女同學，憑什麼能用一句TVB臺詞式的雞湯話語就說服了牛愛國？小孩生急病這個梗，難道編劇和導演用起來不尷尬嗎？作為原著黨，我得強調：小說裡，這兩個梗都沒有。
可是這個設置，卻又有一種文化與道德的合理性，這似乎是一種世俗宗教：一方面，為了孩子其他都好商量，孩子，既是籌碼，也是新生的力量；另一方面，來自女人的傷害得由另一個女人來拯救，來填空彌補。
所以，劉雨霖的電影版《一句頂一萬句》只是一個老套的、文化規範裡的故事的另一種講法。
這個「善良」的故事好像在說，假如潘金蓮和武大郎有一個孩子，她便可能不會死。
這和小說差別很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