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1日，柏楊從綠島獲釋回到臺北，翌年二月和我結婚。
回憶我和柏楊相識之後，我們每一次約會都在談校對。飯後開始校對，品咖啡之後校對，談話之間校對。校對到一半，休息時繼續談校對。
我和他第一次約會吃小館，他動作很快，三兩下就吃完了。他把碗盤推到一邊就開始校對。我當時問他：「這是什麼書？」他答：「《中國人史綱》。」我心裡想：這麼勤快的人如果走不出一條路來，那是上天的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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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史綱》柏楊100年誕辰特別紀念版，果麥文化出品
有一次他問我：「假如我的書又被禁了，一點收入都沒有，那我們怎麼辦？」我答：「我有工作呀！我們學校裡多的是男老師一個人領一份薪水養家餬口，還不是都過來了？」將近五十年前，雖說臺灣經濟已經開始發展，但是大多數人還過著平民生活。總之，柏楊是我見過的人中最勤快的一個。
這些無止境的校對，佔據了柏楊大部分寫作時間。印刷廠曾經告訴我，柏楊的改稿是出了名的——那個年代還用鉛字排版。有一次排字工人生氣地說：「這哪是改稿，簡直是在作文嘛！」柏楊出版了那麼多書，還真要感謝當年這些排版工人。一大摞一大摞塗滿了筆跡的稿紙，可以看出柏楊如何嚴格要求自己，希望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
此外，他也要感謝那些獄中的難友。我在整理書房時發現，有一大堆寫了字的書稿，紙張大小不一，有些寫在筆記本上，有些寫在白報紙上。我詫異地發現，這些字跡往往不同，看得出是不同人的手筆。「這都是不同的難友幫我謄寫的，他們中大致都是高學歷，有學文史甚至學醫的，因為是政治犯、思想犯，很少有販夫走卒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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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與張香華女士
當時我顧慮這些書稿不一定能帶得出來，所以分別託付給不同的人同時分組抄錄，日後只要有人獲釋，能帶出去，就有希望出版。」後來，我陸續見到這些抄寫文稿的難友，心裡對他們升起了無限的敬意。
我讀中學時，歷史課對我來說有兩大沉重的負擔：一個是皇帝的年號,另一個是皇帝的諡號。尤其是皇帝當政若干年，可能還會改年號，我常常被這些年號搞得頭昏腦漲，以致把他們的行事反而記得糊裡糊塗。
在校對《中國人史綱》時，我新奇地發現柏楊用西元紀年來編排歷史事件的順序，年號、諡號一律不見了，而對君王直稱其名，首先解除了我讀歷史時心理上的障礙。雖然初讀的時候，很難記得事件發生的準確年代，但是多少可以記得是哪個世紀。這讓我部分解除了讀歷史的桎梏。
在講究正朔的傳統歷史觀裡，柏楊獨用西元紀年，又直呼皇帝的名字，今天看來是正常不過的事，然而在五十年前卻是石破天驚、令人咋舌的行徑。我拿到這本書的時候，「中國人」這個書名就標明了這是一本平民史觀的歷史書。不同於他自序裡認為歷來的史書「把利益所從出的王朝放在第一位，而把中國放在第二位」，而現在「人」特別被標舉出來，不是「以官員立場、以帝王將相為主」。柏楊的意思顯然是把中國人民擺在歷史舞臺的中央，取代了歷朝的帝王將相。
翻開本書第一章——歷史舞臺，和我以前看歷史書的感覺大異其趣。一開頭的排序是從臨空照視的角度來看大地：空中、馬上、河流、湖泊、山脈，筆者仿佛是一位天外飛來的時空旅者，從天上俯瞰大地，而不是地面上一個普通人，邁著沉重的腳步，緩慢跨越這廣袤的大地。這簡單的運鏡，我很難想像柏楊是在狹窄簡陋、囚犯簇擁的牢房裡勾勒出來的。
牢房裡鏽蝕的鐵閘門嚴實地關上，只留下地上的一個小橫口作為送飯菜之用，房裡只有一扇窗蓋得很高，窗子的面積卻又特別窄小。但這一切完全不能拘束他的心胸。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隨著臺灣日漸開放，柏楊帶領大家去參觀囚禁他的綠島——臺灣東南海面三十三公裡上的一座孤島。因為四面環海，惡滔襲岸，形成一座無人可以逃脫的囚籠。籌建綠島紀念碑時，我步入了所謂的「綠洲山莊」(牢房)去做實地回顧。站在曾經囚禁柏楊漫漫長日的囚室裡，我倚窗而立，感受到一股炙熱、透著腥羶海風的味道，我禁不住流下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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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監獄遺址
一轉頭，我看到柏楊和同伴們一起步入這間囚房。他莊嚴卻面露笑容，向朋友介紹這個簡陋的居處：牆上沾滿了蚊蟲的血漬，沒有裝水龍頭的出水口就安裝在地板上，下面就是他們便溺的出口，同時也是他們取水的出口，我望著他講話的神情，原來要奪眶而出的淚霎時間止住了，只留下澎湃的心潮在胸口鼓動。
「多難興邦」一直是我們中國人遇到挫折危亡，用來鼓舞自己的話。從上古以來，歷經封建、戰爭、饑荒、天災、盜匪，國家屢屢分裂而後統一，由十幾國甚至於幾十國而復歸完好，「中國」始終完好而堅強地屹立在地球上。歷經這些磨難，中國有一種強大的凝聚力，讓我們緊密地結合。
《舊約》中有一處傳說：人類興建了巴別塔與天比高。上帝為了懲罰人類的驕傲，變亂了人類的語言，使人類無法溝通、不能團結。而中國文化卻有一點——用同一種語言。中國五十六個民族有通用的語言和文字，證明我們戰勝了分化人類的能力，這是我們文化的特色。這次的新冠肺炎，中國能夠傾全國之力，在兩個多月的時間內由封城到解禁，使我們有了更強大的信心。從《中國人史綱》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來，中華民族是經得起挫敗、可以一再復興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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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柏楊回河南老家探親，左邊為長女郭素萍
1979年1月，《中國人史綱》首度在臺北出版，立刻受到讀者們的熱情歡迎。文壇、史學界也掀起了熱烈討論。到2020年，四十多年過去了，它的發行遍及整個東南亞的華人地區，甚至還有韓文版。
柏楊從小顛沛流離，倉皇來到臺灣。1951年，他三十二歲徵文獲獎，開始寫作，漸負盛名，十七年後入獄。1979年，柏楊正好六十歲，在獄中九年零二十六天，他靜下心來用功讀「二十四史」，動筆寫《中國人史綱》。柏楊因為寫作《中國人史綱》，踏出了人生另一個拐點。我在一旁觀察柏楊一生的追求，好像看到一個出發比人家晚，卻終於達成追日目標的夸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