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讓八十年代中國無以論數的地下詩人,變成中國的第五十七個民族。那年代沒有手機和E-MAIL,通信、寄作品、贈油印刊物,更有串門相訪。一個寫詩的,到異地找另一個陌生詩友,風塵僕僕,但只要說句「暗號」——我也是寫詩的,就能受到對方款待;談詩論作,豪氣和酒味一起澎湃。台州地處偏僻,交往不便,投稿便成了一個交流辦法。女同學吳淑君在《飛天》的「大學生詩苑」上發表了一首短詩,激勵了我屢屢化名往那寄稿,退稿時有編輯的鉛筆批語點評,中肯直接,後來知道他叫張書紳;當我的處女作《隋梅》在那刊發時,通過《飛天》我已經「認識」了于堅、王寅、宋琳、周倫佑、楊爭光、張子選、柯平、童中貴(蘇童)等。那是一首詩記住一個人的年代,比如《想起一部捷克電影想不起片名》讓我記住了王寅,《圭山組曲》讓我記住了于堅,《老漁夫》讓我記住了韓東,《挪威詩人耶可布森》讓我記住了梁曉明,《犀牛走動》讓我記住了南野,《鏡中》讓我記住了張棗,《父親和我》讓我記住了呂德安……
2003年2月,梁曉明、傷水、王寅、南野在大鹿島
接著幾年,我用本名和化名在《詩刊》《星星》《青春》《萌芽》《醜小鴨》《人民文學》《江南》《東海》《青年文學》《南方文學》《青海湖》《詩歌報》等官方刊物發表許多爛詩。發表的好處是可以靠稿費在暑假裡外出週遊,只背著那個黃色的軍用挎包,一路買書直到提攜不動……1986年夏同張宏旅行杭州,順便領取省作協的詩歌大獎賽詩獎,報到後,一個戴草帽、穿灰衣的矍鑠老頭領我去住宿,路上烈日炎炎,老頭沒話找話,問我對獲獎的作品自己怎麼看,我心想作協畢竟作協,連看門或者掃地的工友也關心詩歌,唯諾搪塞著;第二天頒獎儀式,那老頭竟坐在主席臺,面前牌子上書——「冀汸」!(一去經年,冀汸老人現近90歲,去年看到報導稱,浙江作協舉辦紀念老人從事文學創作72周年座談會,這位主角、這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七月派詩人,卻臥病無法出席了。想起冀汸老人在1947年寫下的句子:我們,總要再見的!在這塊呼吸過仇恨、也呼吸過愛情的土地上,擁抱,大聲笑。)
與詩友的交流才使我的寫作不顯孤僻。聞悉參加82年第2屆青春詩會的王自亮就在台州臨海,某個晚上,按探聽來的地址,敲響了他的木板門。那是抽沒有過濾嘴的「上遊」煙年代,許多晚上便煙霧繚繞,漫長的友誼自此開始。小說家黃石當時寫詩,從油印刊物《九峰》上看到我的《祖先們》組詩,先來信,後來訪,這位天才就這樣結識,以後就常能聽他大段背誦莎翁的臺詞,而他公寓內自書「革命」兩字最讓我深刻。1985年上半年,我策劃在臺師召開一次「台州詩會」,將當時台州主要詩人不分男女老幼、立場風格、職業崗位幾乎全部邀請到位。由於畢業降臨,鹿路文學社的第四任社長呂振興、林文鶴等繼續操辦,我幕後配合,終於在85年10月如期舉行,50來位台州的老中青詩人濟濟一堂。那時起,台州內文友交往空前頻繁——
曾經酩酊大醉,把江一郎的一架書櫃從頂到底嘔吐個遍;曾經一見如故,和徐懷生共臥郟家巷木板床通宵達旦地暢談。(87年和徐懷生一起參加台州散文詩學會成立會,聽柯藍的布道後,在其留言本裡不約而同地寫上提倡純粹藝術意思的文字,惹急了柯老頭,事後竟把我們的留言紙頁撕下,分別寄回我們)。曾經考慮買書號出詩集,畫家郭修琳專門設計了封面相贈。常被張宏獨特的笑聲傳染而裂開大嘴,常被爾東漂亮的鋼筆書法吸引嘆而忘意。記得詹小林煮的薑湯面、王柳江燴的大雜麵、夏雨清送的橙橘,記得王彪做的木船模型、林海蓓給我看的她老公收藏的各國貨幣,記得盧俊的口吃、李定鈞的寡言,記得去歆菊的老家不見歆菊、謝淑芳每次來信說如晤如晤卻始終未晤,記得和老槍、光頭、王竹介在松門看電影起衝突夜困派出所,記得通信十多年才相見的胡明剛,記得相訪過邇後杳無音信的黑隸、藜果、阿德……我畢業後在玉環海島教書三年,來過我處的台州詩友就有王彪、舟子、詹小林、老槍、丁竹、彭一田、歐巴、王自亮、巴東、木龍、夏雨清等。我最記得當時和老槍信步談詩的經歷,多少個黃昏,漫步在靈江畔,江中漁火、岸上楊柳、老槍背誦的詩行,它們雨煙般飄搖在一起!那寬厚如老父親的城洞、那起伏如美少女的浮橋,是我的大學生活——詩歌生活的兩大重要物證。當我和歐巴(陳景飛)在溫嶺某鎮公路上深夜踏步,遠處的燈光在四周槍洞一樣圍著我們,我說,總有一天在生存的扳機前我們會背叛詩歌。他說,不會。八十年代遠去,屬於我們的詩歌年代遠去。青春不在。舟子出事了,歐巴你好好地當縣長吧,現在。
說過不會背叛的歐巴,20年後在我的書房
……1985年1月1日,自以為對新詩有了「新」認識的6位同人,成立了「野孩子」詩社,編印的詩輯寄往各地交流,在那《野孩子》扉頁上,印著我們的「結社宗旨」:我們是一群藝術的野孩子/我們是詩人不論過去現在或將來/我們的詩歌是創造未來的詩歌/野孩子沒有父母也沒有後代。為顯示整體性,在第一輯《野孩子》上,把6位同人名字印在封面,裡面作品不分別署名;後來發現還是有許多差異,第二輯開始各自對自己作品署名。86年《星星》《綠風》兩個詩刊上各對野孩子詩社進行了介紹和作品刊登。多年後我用口語記錄當時的《野孩子》詩社: 五男一女/女的叫男童/1985年1月1日/在某小酒館密謀/起草宣言/確定起事時間/聯絡暗號/並正式命名了老槍/絕對感性的生命/詩和下流話/一齊點射/當時那城市還稱縣/縣城沒有妓女/能熟練談論女性者/令人無限崇拜/那是革命年代/巴東告訴我許多/職業革命家/我忙於從圖書館/了解他們的業績/踏著他們的血跡/共產黨員舟子/用口語寫詩/他是大家心目中的頭/戰戰兢兢/痛痛快快/那是戰爭年代/三人已畢業持槍上崗/三人尚在師專後方/通訊聯繫/分行的密碼互遞/木龍的字最草/巴東的情報最長/落難年代充分民主/輪流執政/分頭活動/《野孩子》一至六輯/沒有未來沒有後代/無數天空/滾過濃煙/堅守了二年/根據地銷聲匿跡/舟子做官/木龍調動/巴東教書/阿黎經商/男童不知去向/尚在寫詩的/可能唯有老槍。
《野孩子》第2輯的扉頁
結社「野孩子」,內在原因是對哺育我們的「朦朧詩」的超越願望,更是對當時官方刊物所提倡的強烈不滿,顯示對純粹詩歌藝術的探求姿態。85年前後吳淑君與蘭大的封新成有書信交流,封新成寄來的工整抄錄的作品,有韓東的《有關大雁塔》《我的好朋友》、王寅的詩歌和封新成《趕海的人們》等;在丁竹家看到王小龍的作品;在溫州「文學青年」編輯部看到某雲南民刊上于堅的《尚義街6號》;在老槍那看到楊黎的《撒哈拉沙漠的三張紙牌》;——發現更廣闊的穹宇下有更多進行寫作試驗的漢語詩人,更堅定了我們開闢詩歌寫作新空間的信念。《野孩子》作品還相對幼稚,但也遭到很多太「野」或不夠「野」的種種說法;上海有位叫桂興華的詩人還寫長信批駁,並威脅「要跌跟頭」的,當然遭到我們的駁斥;于堅、陳鳴華等回信表示對其中的一些作品很是看好。《野孩子》成立後我開始與韓東、于堅、西川、海子、南野、張子選、伊甸、海上、雨田等通信,或長或短,有一搭沒一搭的;86年為編輯一個叫《荒島》的民刊,韓東、海子等還寄來過作品。當年只聽說「他們」沒見到《他們》刊物,沒聽說「非非」卻收到了遠寄而來的一期《非非》。1989年後由於生存壓力、精神困頓和對自己寫作的失望,我開始旋轉於商業活動,寫作基本停滯,書信交往漸而中斷。整個九十年代,我偶爾的出於慣性的寫作僅僅是我個人私事。2000年後又由於詩歌,才遇到南野、梁曉明、王寅、何小竹等人。新朋友會更多,但八十年代永遠不在。
2014夏,杭州人可畫廊,和呂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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