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洪成，張美玲
(河北大學教育學院, 河北保定 071002)
摘要：唐代不僅從中央到地方設立了醫學專門教育機構，而且存在豐富多樣的醫學師徒相授和寺觀宗教醫學傳播活動。醫學教育類型多樣，實施分科教學，呈現出多科性與專業性並存的特徵；重視教學測評，與科舉考試相結合，確立國家辦學管理的地位。唐代醫學教材建設取得顯著成就，對醫學教育人才培養發揮重要作用，它與醫學教育制度一道對當代醫學教育有一定的啟示。
關鍵詞：唐代；醫學教育制度；太醫署；醫學教材；專科教育
隋唐時期(581—907)，結束了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割據的局面，國家又歸於統一。唐代(618—907)統治者勵精圖治，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改革封建吏治，調整封建生產關係，有效地促進了封建經濟的上升，史稱「貞觀之治」，從而形成了「漢唐盛世」的輝煌。經濟的繁榮發展，極大程度拉動了科學文化的進步，數學、天文曆法、醫學等專業蓬勃發展。其中醫學更是舉世矚目，取得了重大成果，影響深遠。醫學教育機構陸續設立，醫學教材不斷豐富。醫學教育制度及教材在中國古代專業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 唐代官學醫學教育唐代醫學教育並非突如其來，毫無背景依託，而是基於前代歷史積累而弘揚光大的。戰國時期神醫扁鵲創立了師承相傳的醫事制度，南朝劉宋元嘉二十年(443年)秦承祖上奏請置醫學，並主張設立醫官。沿續至唐代，醫學教育已有漫長曆程。唐代醫學教育在繼承隋代的基礎上又有極大提升，不僅通過寺觀教育、師徒相授方式實施，而且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備的醫療教育系統。太醫署是已知世界建立時間最早、規模最大的醫藥學校管轄機構。在中央官學醫學教育影響作用下，地方醫學教育的推行也有聲有色。
1.1 中央官學醫學教育唐代醫藥教育體系相當健全，國家也採取相應措施進行管控。唐代官方醫學教育體系主要由太醫署和地方醫博士負責。太醫署是唐代重要的醫學教育管理部門，集行政、醫療、教育為一體，由執掌邦國禮樂社稷的太常主管。
唐代專科教育較為興盛，有律學、書學、算學、醫學等專科學校設置，在中央官學中佔據重要地位。醫學分為醫科、針科、按摩、咒禁、藥園五個專業，尤以醫科、針科最為發達。醫科的師生人數多時達164人；針科的教師和學生共計52人，各科皆由博士、助教上課。
唐代官學醫學教育按計劃設置系列課程，並使用統一編寫或選擇的教材實施教學。同時，強調對學生專業程度的考核，醫學生在校學習期間定期參加月考、季考、年考和畢業考等測試，以檢驗相關知識掌握程度。「諸醫、針生讀《本草》者，即令識藥形，而知藥性；讀《明堂》者，即令檢圖識其孔穴；讀《脈訣》者即令遞相診候，使知四時浮沉澀滑之狀；讀《素問》《黃帝內經》《甲乙》《脈經》，皆使精熟」[1]409。其中最著名的醫學教材是《本草》《黃帝內經》。《本草》原書流行於魏晉以後，又稱《神農本草經》。唐代醫學教育使用《新修本草》。該教材在唐代經過兩次修訂。第一次是在永徽年間(650—655年)，由唐高宗命李勣、于志寧等以《本草經集注》為基礎進行修訂，成書後名為《英公唐本草》；第二次是顯慶四年(659年)，高宗又命蘇敬、長孫無忌等22人再做修訂，書成之後名為《新修本草》。高宗將此書頒布於天下，作為醫學的通用教材。《黃帝內經》由唐通直郎、太子文學楊上善奉敕撰注，是《黃帝內經》的最早注本之一，也是由唐朝政府頒布的醫學統一教材。
考試是教育測評的重要手段，不僅有衡量教師教學成效優劣的作用，而且是督促或銓選學生學習的調控方式。唐代醫學教育注重教學過程中考試環節的功能，並切實發揮其中管理改進的評價意義。唐代太醫署重視醫學教師的水平和專業素養，定期進行考試來評定等級。博士、助教講授某門學科教材必須從一而終，中途不得擅自更改，並需要計算當年度講課數量多少，以此作為評定等級的依據；而醫師和醫工的考核標準則是治療痊癒病人的數量。可見，唐代醫學推崇教師臨床實踐技能的水平及實際效果。
唐代醫學教學中考試成績優異學生會被錄用到太醫署或地方擔任藥學專業相關的特定職務，如畢業考試連續兩年不及格，則別無他法，只能退學。「博士月一試，太醫令、丞季一試，太常丞年終試。若業術過於現任官者，即聽補替。其在學九年無成者，退從本色」[1]409。
1.2 地方官學醫學教育唐朝政府不僅在中央設立太醫署，在地方也設立醫學官學，力圖將醫學教育從中心城市推及到全國重要地方城鎮。貞觀三年(629年)，政府規定各個府和州統一建立地方醫學，擴大招生名額及範圍，並配備優良教師。史載：「京兆、河南、太原等府設醫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人。大都督府設醫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十五人；中都督府醫學博士一人、學生十五人；下都督府醫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十二人；上州醫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十五人；中州醫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十二人；下州醫學博士一人、學生十人」[2]1915。唐玄宗開元十一年(723年)七月五日詔曰：「遠路僻州，醫學全無，下人疾苦，將何恃賴！」九月己巳，又「頒上撰《廣濟方》於天下，仍令諸州各置醫博士一人」[2]186。
地方醫學教育機構的設立和「醫藥博士」的任用為社會中下層的衛生醫療提供了便利，並且地方醫學學生接近下層民眾，服務對象廣泛，疾病類型和病例變化更多樣化。這既有助於民間醫療水平的提升，更便於普通百姓就醫條件的改善。天寶五年(746年)政府下令大力宣傳醫藥知識，將《廣濟方》內容書寫在牆板上，以便民眾可以隨時學習，進而增強醫療衛生習慣，形成珍視生命養護意識。
地方各州對地方官學醫學生的考核分為季試和年終試，其中季試由博士主持，年終試由長官和本司對試，並且設立試簿。醫學學生如若提早修完學校規定的課程，則承擔巡遼任務，診療情況需記錄在薄；考核成績不合格的醫學生依律受到懲治。
上述可知，唐代政府對地方官學醫學教育的設置做了計劃及安排，類似於中央官學醫學，但在不同發展水平及地域層次的差異性情形下，有關教師及學生的規模人數有所不同。教學的課程及內容要求雖無具體明確規定，但根據上述有關素材和背景，大體可以判斷與中央官學有共同性，只是在程度要求、民間醫學技術的開發以及社會醫療救助服務等方面有所變化，明顯體現出地方性和多樣性的特色。
2 唐代民間醫學教育唐代醫學教育類型及方式多樣，不僅官學醫學教育發達，而且民間醫學教育發展興盛。本文主要探討民間師徒制醫學教育及寺觀教育兩種主要方式。
2.1 民間師徒制醫學教育在古代醫學專業人才的培養中，拜師學藝是重要的一種途徑，唐代許多名醫都是通過拜師學藝的方式功成名就的。那些醫術高明的醫生希望自己的專業知識積累和技術得以繼承，以造福千秋萬代。醫學生們則希冀通過拜師學藝，在師長的悉心教導下，學富五車，行醫濟世，拯救蒼生，受到眾人的愛戴，最終成為名聲顯赫的名醫。唐代大臣孟詵青年時便愛好醫藥之術，後拜「藥王」孫思邈為師，向孫思邈學習醫藥知識。孫思邈在教授孟詵知識時，將人體內的變化比作大自然的運動，並告誡他，只有熟悉自然節律，才能治病救人。在孫思邈的悉心教導下，孟詵學習醫藥知識的願望大增，終日苦讀醫藥著作，對醫學中的食療深入鑽研。他編撰的《食療本草》匯集古代食療的成果，為中國乃至世界醫學做出貢獻，並因此被譽為食療界的開山鼻祖。唐代文人、官員向醫學大家拜師學藝的例子也不在少數。唐代驍衛郎將宋令文曾在孫思邈門下學習醫學知識，對孫思邈「執師資之禮以事焉」。著名詩人盧照鄰也曾拜師於孫思邈。盧照鄰自幼身體欠佳，仕途失意後身體更是每況愈下。孫思邈與盧照鄰相識時已92歲高齡，任唐高宗侍從御醫。盧照鄰對醫術高深、博學古今的孫思邈崇敬不已，遂拜他為師。孫思邈利用自己掌握的專業醫術知識，精心為盧照鄰診療，並將畢生的醫學知識傳授給他。由於孫思邈的用心診治，再加上盧照鄰對孫思邈醫術的傳承，盧照鄰的生命得到了延續。擅長詩文的盧照鄰專門創作《病梨樹(並序)》，以此來歌頌恩師孫思邈。唐代醫學家王冰師承玄珠先生，玄珠先生將掌握的本草知識以及治病良方傳授給他。因追隨玄珠先生學習到了精深的醫學知識，王冰自號啟玄子，以此來表達對恩師的感恩之情。
家學是指父子或祖孫之間的教育傳承。這既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方式，也成為師徒傳授的特殊途徑，極大促進了醫學的延續、弘揚及創新。唐代家學醫學教育較為常見。唐代之前，醫學坊間流傳，醫學世家不過三世不能用其藥，不能使其看病。唐代出現了許多醫學世家。如吳氏家族中父親吳嗣官至皇朝朝議郎行太醫令，兒子吳立在父親的薰陶教導下從小醉心醫術，終成尚藥奉御。成氏家族成萬善、成磷父子及其子嗣醫學傳承關係，形成家族醫學教育典範。成萬善醫術高超，成磷子承父業，一步步晉升到上陽宮醫博士，成磷的兒子也承襲父親的不凡醫術，同樣擔任醫學博士。《外臺秘要》編撰者王燾亦是受其祖父的薰陶和影響，自幼便對醫學產生興趣。他通過系統整理唐代之前的醫學教育，深入探尋更加合理的醫治方案。由於內容豐富，且極具條理和專業性，《外臺秘要》成為唐代醫學學生所推崇的教材。唐代眼科治療取得很大進展，出現了關於眼科的專著《治目方》，其中詳細記錄「金針一撥日當空」的白內障手術診療過程，各醫學大家紛紛潛心研讀，以便將其中的真知灼見傳授給家族後輩。通過家學方式進行醫學專業教育具有獨特優勢，世家子弟自幼深受環境的薰陶，學習各種醫學專業知識及技術，尤其家傳秘方及實踐技能的普世價值更為突出。師徒傳承以及家學承襲中使用相應的專業醫學教材，如《針灸甲乙經》《脈經》《神農本草經》等。拜師學藝、家學醫學教育方式與官學醫學教育在專業分科及教材運用上具有差異性，同時也有統一性。當然，這也會使醫學弟子的醫藥知識和醫療技能更加紮實。
儘管唐代在中央和地方設立了專門學習醫學的場所，但是受社會制度的局限性，能夠到正規學校系統學習醫學知識的往往只有貴族子弟。醫學教育沒有達到全民普及的程度，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沒有機會接觸到學校式的學習。因此，拜師學藝以及家學的方式成為他們學習醫學的重要方式。這使得他們也能得到醫學大家的真傳。相比於貴族的紈絝子弟，平民出身的醫學生更能體會到民間疾苦，他們深知家人得病無藥可醫、無錢可醫的苦痛，學習醫學的態度更加真切。師徒制是唐代進行專業知識技能傳承的重要類型，為唐代醫學專業人才的培養拓寬了渠道。
2.2 寺觀醫學教育受「重振儒術，兼重佛道」文教政策的影響，唐代政府除了提倡儒學、興辦孔廟、統一經學之外，對宗教採取包容、助力的態度，致使唐代佛教、道教大肆流行。
佛教主張普度眾生，慈悲為懷。佛教高僧不僅深諳佛理，而且也精通醫學。大部分佛教寺院中設有悲田院。悲田院是用來救濟貧苦百姓的場所，佛僧們在此幫助患病者養病療傷。悲田院的作用類似於今天的福利院，與之不同的是，悲田院中的高僧除了精心照料養護病人，還將基本的醫學知識傳授給他們，向他們普及養護生命的醫理。唐玄宗時期政府介入悲田院的管理，不僅加大對悲田院的經費投入，而且擴大它的規模，把更多無家可歸者收入其中，以此來穩定民心。這一舉措令悲田院的更多僧侶加入到照料診治病人當中，民眾的醫學知識也在僧侶的傳播下日漸增長。這不失為普及醫學常識的良好方法。僧醫通過多種方式學習醫學知識，僧侶之間相互交流。有的僧醫也將自己掌握的醫學技術傳授給世俗醫者。在這種相互交流與學習中，佛教的醫學理論也有了新發展。僧醫認為飲食習慣應隨季節的變化而有所不同，疾病之所以產生，與飲食不無關聯。因此，僧醫教導民眾用變換飲食的方法來預防疾病的產生。吐藩醫師老玉脫雲丹貢布為了學習醫術，曾率高業弟子跋山涉水，跨越千難萬險來到佛教聖地山西五臺山。那裡的僧侶把大量醫書，如《配藥》《體腔內部洞察法》等介紹給他們。同時，佛經中的醫藥經典作為教材把醫學知識技能傳播給信徒。
唐太宗十分信奉道教，並將其封為國教，以示尊崇。道觀的教育也包含醫學教育。道觀中的道士不僅研究道家經典，而且學習醫藥理論與知識。道教醫學教材頗豐，道教醫學家將《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等醫學教材運用於講學授徒，又根據自己的行醫經驗及醫理認識加以開發和改編。許多慕名而來的學生向醫術高明的道士虛心求教，以求學習到精深的醫學知識和技術。唐朝道士李清自幼學道，因承襲了仙人的藥方，而成為治療小兒疾病的專家。唐高宗永徽元年(605年)青州病疫嚴重，凡是經李清診治的小兒均康復痊癒。因治療有效且及時，青州的生產生活很快得到恢復。李清也被齊魯大地的更多人知曉，千餘人追隨他學習道術及醫學知識。唐代姜撫先生，在道觀修道，嫻熟度世之術。玄宗皇帝一心想要得道升仙，於是姜撫在各州採藥修煉，受到極大關注。慕名前來的學道者門庭若市，其中不乏一些醫術高明的道士。這些道士虛心向姜撫請教修道及採藥之法，在姜撫的引導之下，潛心學習道教醫學。
道教所奉行的行醫準則是治病救人高於獲取錢財。道士要想成仙就必須要有醫德，只單單有醫術是不夠的。許多道士為人治病不收或少收財物。道教名醫孫思邈認為，為人看病不應該使用價格昂貴的藥，低廉且藥效好的藥才是最佳之選。孫思邈的學生在行醫過程中均秉持這一原則，甚至親自到山林間採集藥材。由此可見，道教學生很好地傳承了道教醫學的精髓。
道觀中的重要場所之一即為藏書閣，唐代許多道觀紛紛修建藏書閣。天柱觀建於道教名山天柱山，觀內藏書閣規模宏大，各類醫藥經典、古籍皆藏於此。葉法善、朱法滿、吳筠等道士均在此觀學習醫學知識。道教名士暨齊物師從朱法滿法師，後在道教名山大滌山創辦垂象樓，用於儲藏千餘本醫學書籍。這些藏書閣的修建，不僅保存了珍貴醫學經典圖書，而且為道士學習醫學知識提供了極大便利。擁有大量醫學典籍的藏書閣吸引了許多道士前去訪師求學，他們捧經讀典，深入鑽研醫學理論。
唐代醫學教育體系以官學醫學教育為主，但這遠遠不能滿足廣大百姓的醫療需求。寺觀醫學教育有效彌補了官方醫學的不足，成為民眾接受醫療救助、學習醫學技藝的重要途徑。寺觀醫學教育利用獨特的宗教模式培養了大批名醫，這些名醫皆以治病救人為宗旨，使更多民眾擺脫疾病的痛苦。寺觀醫學教育使宗教與世俗社會的聯繫與交流更為密切，有效地滿足了百姓求醫問藥的需求，促進了民間醫學教育的進步。
3 唐代官學醫學教育的課程及教材唐代醫學教育雖有不同的類型、層次及方式，但主要以中央官學專門醫學教育為主，而中央官學醫學教育的核心就在太醫署主管的醫學，因此探討中央官學專門醫學的學科專業課程及教材意義更為突出。需要說明的是，課程與教材是現代教學論中帶有共生交叉乃至相當程度互用的概念，無非前者重在資源內容，後者表現為實態文本或媒介。這種情形在唐代學校教材中非常明顯。
太醫署所轄中央官學醫學專門機構由醫學部和藥學部組成。醫學部分為醫科、針科、按摩科、咒禁科。所有醫科學生首先要學習《神農本草經》《針灸甲乙經》《脈經》等基礎課程。在具備一定基礎理論之後，再分體療(相當於內科)、瘡腫(相當於外科)、少小(相當於兒科)、耳目口齒(相當於五官科)、角法(相當於理療中的拔罐療法)等五個專業分別選拔學生。然後，按專業安排各有差異的年限及分科課程，依序修學進業。史稱：「醫博士掌以醫術教授諸生習《本草》《甲乙》《脈經》，分而為業。諸醫生既讀諸經，乃分業教習，率二十人。以十一人學體療，三人學瘡腫，三人學少小，二人學耳目口齒，一人學角法，各專其業」[1]410。其中體療學習七年，少小及瘡腫學習五年，耳目口齒及角法修業兩年。根據其分科培養人才的辦學模式分析，醫科中內、外、兒、五官等科也應有專業教學教材，可惜文獻缺乏記載。
針科學生除了學習中醫專業理論外，主要訓練針法技能。具體課程設計及教材規定為：先學習《明堂》《脈訣》，識記人體脈絡；然後學習《黃帝內經》《素問》《赤烏神針》以及人體在不同狀態和姿勢下的經絡孔穴圖譜等針灸學知識技能，以便進行實際診療。除此之外，還學習鑱、圓、鍉、鋒、鈹、圓利、毫、長、大等九種針的適用病症和實際操作技術，從而使學生在掌握「靜脈孔穴」「識浮沉澀滑之候」的基礎上，熟練地運用「九針」進行治療。《唐六典》對「九針」的使用方法及原理有具體說明，有極強的可操作性。「一曰鑱針，取法於巾針，長一寸六分，大其頭，銳其末，令不得深入，主熱在皮膚者。二曰圓針，取法於絮針，長一寸六分，主療分間氣。三曰鍉針，取法於黍粟之銳，長二寸半，主邪氣出入。四曰鋒針，取法於絮針，長一寸六分，刃三隅，主決癰出血。五曰劍(鈹)針，取法於劍，令其末如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決大癰腫。六曰圓利針，取法於犛，直圓銳，長一寸六分，主取四肢癰、暴痺。七曰毫針，取法於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痺在絡者。八曰長針，取法於綦針，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痺。九曰火(大)針，取法於鋒，長四寸，主取火(大)氣不出關節。凡此九針，以法九州九野之分，九針之形及所主疾病畢矣」[1]410。教學活動中識記人體脈絡的教材主要採用素有「藥王」之稱道教醫學家孫思邈《備急千金藥方》彩色的「明堂三人圖」，其色彩與相應經脈五行屬性相對應，為針科學生的學習提供了直觀的便利。針科各有博士、助教領其教職，學生均有定額：「針博士一人，從八品上；助教一人，針師十人，並從九品下；掌教針生以經脈、孔穴，教如醫生。針工二十人，針生二十人」[1]410。
按摩科，主要由按摩博士負責對學生進行教學。按摩科有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師四人。按摩博士應具備足夠的臨床知識和治療經驗才得以進行診療活動，他們教授學生「消息導引之法」「治損傷折跌之法」的醫療技術，以治療跌打損傷病患。
咒禁科設有咒禁博士一人，咒禁師兩人。名醫孫思邈指出咒禁「斯之一法，體是神秘，詳其詞採，不近人情，故不可得推而曉也。但按法實行，功效出於意表，不由所輯，將恐令落，今編為兩卷，凡二十二篇，名曰禁經」[3]。唐代咒禁生主要學習《禁經》。《禁經》的講授工作由咒禁博士和咒禁師負責，使學生在「齋戒」條件下學習「祓除」厲鬼為患的「咒禁」術，通過咒禁的渠道消除鬼魅，達到治病的效果。
藥學科主要由兩名藥園師和八名藥園生組成。藥園師的主要任務是種植、移栽、採集各種應季中草藥，並且將方法傳授給藥園生。藥園生主要學習種植、採集和甄別中草藥的知識與技能，考核成績優異者便會晉升為藥園師。他們還會負責教授醫科、針科、按摩科、咒禁科學生的《神農本草經》學習。
以上可知，唐代中央官學醫學教育實行分科教學，教學內容各有側重，醫學教材也具有明顯針對性、經典性和科學性。除研習專業學科教材之外，一些醫學生還積極抄錄所選專業醫書重要藥方進行記誦，以此來提升自己的醫學素養。
唐代地方官學醫學教育除了沿用中央官學醫學教育的教材之外，也採納醫學博士和助教掌握的特色療病方法。唐代地方官學醫學教育與中央官學醫學教育一脈相承、緊密結合，二者相互支撐。所有這些，不僅對中國醫藥學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而且對其他專門學校學科教學有積極的影響。
唐代地方官學醫學教育所用教材與中央官學教材基本一致。「諸州博士教授醫方及生徒課業年限，並準太醫署教習法。其餘雜療，行用有效者，亦兼習之。」[4]醫學博士講授《神農本草經》《經方小品》《小品方》《千金方》《黃帝內經》《百一集驗方》等教材的醫藥理論，以便醫學生能掌握專業醫學知識與技能。除此之外，醫學生還學習具有民間特色的診療方法，以此來豐富自身醫學專業素養。
唐代醫學教育發達，對醫學教學內容做出了一定規範要求，專科醫學必須使用統一教材實施有序教學，說明唐朝政府對醫學教育中教學內容設計及編選給予重視。從上述唐代多種醫學教育類型所採用醫學教材的狀況分析，中央官學醫學教材系統全面；師徒制與地方官學醫學教材具有自身特色，但又有與中央官學醫學專業教材共同性的一面。唐代醫學教材數量龐大，不僅在當時有極其重要的價值，而且對後世醫藥學發展意義重大。唐代重要醫學教材有《神農本草經》《針灸甲乙經》《脈經》《千金方》《新修本草》《黃帝內經》《外臺秘要》等。鑑於本文選題以醫學教育制度分析為主，且又由於篇幅所限，故對此不擬詳述。
4 歷史的評價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發達的醫學教育培養了大批醫藥人才，為社會的發展和民生的改善做出了貢獻。唐代重視醫學教育，設立中央和地方醫學教育機構，注重醫學分科教學；同時在佛、道宗教活動、民間及家學教育中不同程度結合進行醫學教育以及醫學專業人才的培養。醫學教育制度為醫學教材的編寫及使用提供了保障依託以及前提條件；而優質、充足的醫學教材又促進了醫學教育的有效推行以及醫學專業人才質量目標的達成。
唐代初步確立醫學專業的學科地位。唐代關於醫師、醫官的選任方式與科舉制關聯並溝通，促使醫學教育及教材與科舉選材的科目、內容緊密結合。這種方式為宋、元、明、清等歷代所沿襲。換言之，唐代科舉制推行的人才選拔制度也運用到醫學教育中。中央及地方選拔醫學人才主要選用生徒、貢舉、制舉、待詔等四種方法。生徒主要是太醫署和地方醫學校中表現優異的學生；貢舉是那些沒有入專門醫學，而是通過家學或師承等方式學成者；制舉是由帝王親自選拔的優秀行醫者；待詔主要指那些在醫學專門領域有造詣而等候皇帝召見的醫者。前兩類是常科，主要通過政府定期組織考試完成醫官的選拔。後兩者為特科，帶有專門或特殊的醫學技術特徵，並表現出靈活性與開放性。
唐代中央與地方官學醫學的課程結構主要分為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兩部分。基礎課、專業課的教材有的繼承、創新前代的醫學成果，並根據醫學專業人才的目標要求以及醫學學科的特點，加以改編而成，但更多的則是由唐代醫藥學家自行撰著完成。唐代發達的醫學教育，為大批醫學家提供了施展才華的機會。許多人潛心鑽研，將畢生心血總結編撰成醫學典冊，以便之後的學生參考學習。所有這些都深深影響以後的醫學教育歷史。宋元明清時期《黃帝內經》《難經》《諸病源候論》《神農本草經》《補註本草》《脈訣》《傷寒論》《金匱要略》《本草綱目》等書中的素材內容源於唐代部分幾乎佔半數以上。它們作為封建社會後期官學及其它形式醫學專業教材十分盛行，醫學生紛紛選擇研讀。
唐代醫學教育制度對海外醫學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日本效仿唐朝制度，設置典藥寮，分設針灸、按摩、咒禁、藥園、女醫等科，《脈經》《本草》《素問》《新修本草》等教學中使用的教材也引自唐代。唐代的朝鮮稱為新羅半島，中國與新羅的文化交流始於魏晉南北朝，唐代交流更為頻繁。許多新羅使節和留學生前往唐朝，把中國科學技術文化帶回新羅，其中包括醫學、天文、歷算等。新羅神文王曾設醫學博士講授《本草經》《甲乙經》《素問》《針經》《脈經》《明堂經》《難經》等醫學教材。唐代醫學教育思想在朝鮮半島廣為流傳，並且醫學教材成為朝鮮半島王朝進行醫學教育的主要典籍。
唐代醫學教育體系完整，從中央到地方均有嚴格的考評制度，教學內容豐富，課程結構合理，醫學教育具有專門性和定向性。值得一提的是，醫學教育課程計劃分年設計的教材均由政府統一選定，相關內容進入國家法令，從中充分顯示出救死扶傷、拯救生命的神聖與責任。於是，不論是中央及地方官學，還是家學的醫學教學，都注重對醫學教材的仔細研讀。醫學生在學習醫藥教材的基礎上，繼承老中醫的經驗，專業技能得到保障。現今中國中醫學發展情況不容樂觀，面臨著西醫的巨大衝擊，非但難以抗衡，甚至處境可危。弘揚民族文化，挖掘祖先遺產的寶貴資源，自然應該充分發揮中醫學優勢，並進一步將其發揚光大。當代醫學包容了中西醫學，既有分科，也有融合，都有各自的優勢及特色。借鑑唐代的醫學教育的寶貴經驗，當代醫學高等教育應深化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改革，組織編纂一批品質優良的醫學教材，供師生共同學習。醫學教材的編寫應做到古為今用，吸收經典醫學教材的長處，並且推陳出新，更好地結合當代醫學的發展趨勢及前沿成果，做到與時俱進。同時，還應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將醫學教育建設成具有民族特色、世界水平的強勢學科專業人才培養基地，為中國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生命健康提供切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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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吳洪成,張美玲.唐代醫學教育制度及教材[J].醫學研究與教育,2020,37(6):67-74.DOI:10.3969/j.issn.1674-490X.2020.06.011.
基金項目：河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培育重點項目(2019HPY034)
第一作者：吳洪成(1963—)，男，浙江金華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教育史、教育原理專業研究。E-mail: whc@hb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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