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夏天，直隸總督曾國藩派人押送兩名犯人來到北京，送到刑部聽候審訊。可是，在刑部尚書鄭敦謹的授意下，刑部直隸司郎中拒絕接收這兩名犯人。
這是唱的哪出戲呢？
原因是，這兩名犯人不簡單。他們一個是天津府知府張光藻，一個是天津縣知縣劉傑。曾國藩為什麼要將他們押送到刑部呢？他們犯了什麼法？
這事還得從頭說起。
就在這一年的初夏，天津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教案。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在與天津民眾發生衝突之際，首先開槍打傷了天津縣知縣的遠房侄子劉七，引發了眾怒。憤怒的天津民眾打死了豐大業和他的秘書西門，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又放火焚燒瞭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和法國領事館。
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發生後，直隸總督曾國藩奉命前往天津辦理此案。7月23日，法國駐華公使羅叔亞來見曾國藩，提出處決天津道員、知府、知縣3名地方官員，為豐大業抵命，並以戰爭相威脅。曾國藩義正辭嚴地拒絕了羅叔亞的無理要求。
曾國藩隨即奏報朝廷，稱：「本案兇犯已拿獲九名，惟羅叔亞意欲三員議抵，斷難允求。府、縣本無大過，送交刑部已屬情輕法重。」
當然，曾國藩也知道，不處理一兩個地方官員，顯然無法在法國方面作一個交代。於是，他不得不免除了天津道周家勳的職務，將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送到刑部，聽候發落。
對曾國藩而言，這是無奈之舉。對於張光藻、劉傑兩人來說，他們也很冤枉。
一方面，他們兩人在任期間，兢兢業業，非常稱職，官聲很好；另一方面，他們在天津教案裡，並沒有犯錯，反而敢于堅決維護津民利益，據理力爭，秉公辦事。
曾國藩將張光藻、劉傑撤去職務，解交刑部治罪，受到朝廷內外的一致指責。如果刑部真的將他們兩人治罪，豈不是正好將自己變成靶子，引得清議攻擊？刑部尚書鄭敦謹是一個歷經道光、鹹豐、同治3朝的元老，做了幾十年官，怎麼不知道這件事情的利害呢？所以，在鄭敦謹的授意下，刑部直隸司郎中直接拒絕接收張光藻、劉傑。
緊接著，軍機承旨發了一道上諭：「羅叔亞無理要挾，所請府縣抵償一節，萬無允準之理。傳諭錢鼎銘將張光藻等解赴天津，並令曾國藩等，取具該府縣等親供，以期迅速了結。」張光藻、劉傑又被送回了天津。
這樣是不是很尷尬？
曾國藩當然很清楚，這是刑部在推卸責任。可是，他不但沒有什麼不快，反而覺得很欣慰——因為他一直對處理張光藻、劉傑兩人心懷愧疚，認為「二人俱無大過，張守（張光藻）尤洽民望」。張光藻、劉傑也是聰明人，他們見朝廷和曾國藩都無嚴懲自己的意思，便提出請病假。曾國藩自然照準。
於是，張光藻、劉傑離開了天津，到外縣「避風頭」去了。
不過，法國駐華公使羅叔亞對張光藻、劉傑的「失蹤」很生氣，一定要找曾國藩的麻煩。在各方壓力下，曾國藩不得不將張光藻、劉傑召回來。經刑部審理，雙雙流放黑龍江。兩年後，他們才被放回來。
其實，天津教案對曾國藩的打擊最大。他陷入深深的自責中：「吾此舉內負疚於神明，外得罪於清議，遠近皆將唾罵，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日內當再有波瀾。」「餘才衰思枯，心力不勁，心膽俱裂，不料老年竟無善策，惟臨難不苟免，此則雖耄不改耳。」
一年多後，曾國藩黯然辭世。
【參考資料：《曾國藩全集》《清史稿》《玉座珠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