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清史」話題的升溫和王岐山的推薦，與「新清史」學派淵源甚深的日本滿蒙史學者岡田英弘走進了國內學界與媒體的視野。不過，相關論述和介紹卻沒有提到，岡田英弘不僅在滿蒙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樹，同時也是一位積極的右翼分子，曾以專業學者的身份支持右翼出版美化日帝歷史的教科書。在右翼言論方面，比起讚美「神國日本」，他似乎更注重攻擊中國，寫作出版了不少「嫌中本」（即所謂「反華出版物」），如《這個麻煩的國家，中國》（『この厄介な國、中國』），《麻煩的鄰居，中國人》（『厄介な隣人、中國人』），《果然很奇怪的中國的常識》（『やはり奇妙な中國の常識』）等，同時他的妻子，「人生與學術伴侶」宮脇淳子也是一位熱烈的右翼分子，發表過不少關於朝鮮半島和偽滿洲國的宣揚右翼歷史觀的著作，還與當紅的天皇製法西斯主義者，右翼「歷史學者」倉山滿合著有關朝鮮史的著作。
岡田英弘不過筆者草此小文的目的並不僅在於揭發岡田的右翼身份。難以否認，儘管有著右翼分子這一「第二職業」，岡田仍是日本首屈一指的蒙古、滿洲史專家，並且他也的確能夠走出自己專攻的狹隘視野，兼及日本史、世界史等諸多領域，提出自己獨具一格的世界史構想，並對歷史研究與寫作本身有其獨到的見解。不過恐怕同樣難以否認的是，歷史學者的身份並不見得就與右翼身份相矛盾，學術與政治從來都緊密關聯，近年日本輿論中右翼勢力的膨脹，不乏一些歷史學人在其中推波助瀾。滿蒙史研究博大精深，非筆者所能了解，不過，作為積極的言論人，岡田還寫下了一些論述其歷史思想的通俗著作。筆者手頭的《歷史是什麼》（『歴史とはなにか』，文藝春秋社，2001年）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冊，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岡田對何謂歷史的見解，他對中國史與世界史的看法與構想，同時或許也可一窺其歷史研究與其政治立場的關聯性。
岡田英弘所著《歷史是什麼》從與E·卡爾的不朽名著相同的標題上可以看到，此書可謂作者的野心之作，不過就內容結構而言，邏輯並不十分嚴密，而顯得頗為雜蕪，類似於一種學術隨筆。不過也能感到作者十分放得開，充分了展示了他的論點。
全書分為三部，第一部「有歷史的文明，沒有歷史的文明」討論了歷史與文明的關係。作者開宗明義地提出了自己的歷史定義，他提出，「歷史是將人們所居住的世界，沿著時間與空間兩根軸，以超過一個人直接體驗的範圍的尺度，把握、解釋、理解、說明、敘述的行為」。（第10頁）作者又指出，人類無法直接認識不斷流動的時間，只能採取將時間置換為空間的方法（如觀察天體，發明鐘錶等）來把握。作者認為，直線前進的時間觀念、管理時間的技術、文字和因果律的觀念是構成歷史的四大要素，缺一不可。由這種歷史概念，作者提出了其獨特的歷史觀念，即近代以前的各大文明中，有歷史觀念的文明是非常少的。比如印度文明就是沒有歷史觀念的文明，因為印度文明的基本觀念是輪迴轉世，時間並非直線前進而是不斷循環的，因果關係也未必在人間事物之間而是在六道輪迴之間。伊斯蘭文明也被作者看做「基本沒有歷史的文明」，因為在穆斯林看來世間一切都是神的意志，相互之間並無前後因果的聯繫，而伊斯蘭世界之所以發展出歷史書寫傳統，主要是為了和基督教文明對抗。美國也被岡田列入沒有歷史的文明，因為美國是在晚近通過美國憲法建立起來的，由移民組成的國家，是通過與過去斷絕建立起來的文明。
岡田認為，在近代以前有自己獨立的「歷史」文化的文明，只有中國文明與地中海文明。這兩大文明的歷史文化，分別由司馬遷和希羅多德創造出來。作者非常重視《史記》的歷史作用，認為「其體裁與內容，決定了後世中國人的歷史意識與中國人意識」（33頁）。他認為，司馬遷創造的歷史意識的核心就是「正統」意識，《史記》從《五帝本紀》起，其敘述的就是歷代天子獲得「天命」，成為正統天子的過程，當天子的「德」（岡田認為「德」不應理解為道德或倫理，而應該理解為能力，energy）衰落時，「天」就會收回天命，是謂「革命」。司馬遷著作的核心就是論證武帝是繼承上古以來天命的正統天子。岡田認為，自此以後中國的歷史觀念一直沒有改變，歷代正史記錄中的天下就是司馬遷所記錄的天下，即使有變化，也不會被「正史」記錄。岡田認為，這可以說明困擾日本東洋史學者多年的「中國社會停滯」問題，蓋中國的歷史書寫就不允許「天下」變化，而根據這種書寫展開的研究自然會產生「停滯」的歷史相。「正統」的歷史觀念隨著中國歷史的演進變得不合實際，但歷代正史作者扔不得不加以堅持以維持王朝正統性，例如三國時期儘管三國均稱帝，陳壽卻只能以魏為正統，而南北史和元朝的遼、金、宋史編纂都出現了各為正統的尷尬局面。而元朝在《元史》中被描繪成中國式的王朝，而作者認為「元朝是純然的遊牧帝國，幾乎沒有中國的要素。」
至於地中海文明的歷史觀念，作者認為是由希羅多德的《歷史》所創造，其特點是描繪兩大勢力（波斯與希臘，亞細亞與歐羅巴）對立鬥爭，最後一方勝利的歷史。其後有加入猶太教、基督教善惡觀念的影響，從而變成正義與邪惡鬥爭，正義戰勝邪惡的歷史。
那麼，岡田對日本文明的歷史意識持什麼觀點呢？他非常強調，日本文明的歷史意識是在與中國文明的對抗中形成的。他認為，白村江之戰以後，倭國面臨被唐徵服的威脅，倭人以及渡來人不得不以倭王為中心集結起來，建立起自己獨自的正統，即「天皇」（岡田認為時在668年）。日本最早的史書《日本書紀》（岡田主張《古事記》是偽書）記載日本最初的天皇神武天皇即為，早在公元前660年，作者認為這就是為了主張日本有著比秦始皇還早的，完全自己獨立的正統。作者更認為，此後一千兩百年間，日本都與外界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遣唐使和足利義滿的「朝貢」都不是天皇與外國君主間的正式關係，不算正式外交），處於鎖國狀態，由此形成了日本的認同，，而其緣起就是「反中國」，所以岡田認為日本的認同就是反中國。或許從中可以一窺岡田一直不知疲倦地發表反華言論的原因吧。
第二部分「日本史怎樣被製作」繼續深入的探討了日本歷史的起源問題，並由此討論了歷史怎樣對待神話的問題。首先，作者強調，歷史是文學，是故事（「物語」），而不是科學，表明了作者歷史物語論的歷史哲學立場。不過，他又認為，並非任何文學作品都可以稱為歷史，在歷史與其他文學之間有一條界限。這一條界限，岡田稱之為「好歷史」與「壞歷史」的界限，其不同在於好的歷史能夠以明確的邏輯無矛盾地說明前人留下的史料。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岡田的歷史物語論的立場非常不徹底，有很大的歷史實在論的尾巴。在右翼的歷史言說中，強調歷史的非科學性質、「國民物語」性質的言說一直流行，以合法化他們塗抹歷史的行徑，並為其編纂右翼歷史教科書的行為提供正當性。但或許與其他右翼言論人不同，岡田如果主張徹底的歷史物語論，恐怕將喪失作為實證史家的資格。然而不僅如此，在第二部分中，他還對日本古代神話問題，提出了看起來與其天皇製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立場不甚相符的見解。
岡田主張，被多數研究者認為包含著關於日本民族起源的重要信息的《日本書紀》的神代卷，不過是六世紀的大和朝廷（更具體的說天武天皇時代）為了論證自己權力的正當性，論證自己的王權是與大陸無關的獨自起源的王權，而編造的神話，其內容大多是天武天皇前後時期大和朝廷政治形勢的反映，而不是什麼古老的傳承。至於《古事記》，作者更持偽作說，主張是平安初期的人根據《日本書紀》偽造的（按在日本學界屬於非主流學說），到江戶時代經過大學者、國學家本居宣長的發掘、研究與宣傳，才被說成是由和文體寫成的比漢文的《日本書紀》更能反映古代日本人心聲的聖典。岡田還指出，著名的「天孫降臨」（即天照大神派她的孫子由高天原降臨統治人間）神話，本來是為了說明天皇家與大陸無關，是獨自起源的。然而到了近代以後，受到歐洲理性主義思想的影響，學者們紛紛認為其中包含著關於日本民族起源的重要信息，從「高天原」降臨也就意味著從大陸來，於是展開了形形色色的「尋找高天原」的研究（其中最為著名者如江上波夫的「騎馬民族國家」說，風靡一世，至今仍影響著日本人對蒙古的親近感）。岡田認為，這類學說大多都是捕風捉影，曲為其說，並無充足的根據，是在創造新的神話。除了日本的神話以外，作者還舉了《蒙古秘史》和朝鮮的檀君神話的例子，總之作者的主張是，神話反映的是其創作時期的狀況，甚至完全是神話創作者的想像，從中尋找遠古歷史的蹤跡是徒勞的。這和歷史學界普遍的喜歡從神話中發掘古史的蛛絲馬跡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遑論岡田所涉及的記紀神話，不僅為日本上古史研究者們所重視，在戰前更曾被視作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神話，也是所謂「皇國史觀」的基礎，至今也為右翼論客、保守學者們津津樂道。這一點上岡田倒的確是發揚了津田左右吉以來的疑古傳統，而與其日本主義的右翼立場顯得頗為矛盾。不過從另一個方面說，作者所強調的天武天皇時代創建「日本」的神話與認同，割斷與大陸的聯繫，精神「鎖國」等等，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岡田版的日本神話，而且與對一些願意從記紀中發掘上古日本與大陸聯繫的做法相比（當然其中可能包含的「亞細亞主義」的內涵未必不可以是右翼的），強調割斷與大陸聯繫乃至以「反中」為國是的岡田版神話，或許是更加日本主義的。
第三部分「現代史的把握方法」主要討論了歷史分期問題和民族國家與現代史的問題。首先，岡田大大發揮其右翼學者的面目，猛烈抨擊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認為是「在思考怎樣把握現代史時，最大的障礙」（141頁）。他認為唯物史觀的歷史分期理論完全是非現實的，空想的歷史觀，是進化論影響下的產物，共產主義社會的觀念則是基督教中瑣羅亞斯德教的善惡對立與末世觀念的產物，「與其說是思想不如說是情緒」。岡田認為歷史沒有什麼發展方向可言，只是為了把握歷史，不得不把它說成有一定方向的故事。他認可的時代區分，只有兩分法，即「過去」與「現在」，「古代」與「現代」這樣的區分，至於怎樣劃分古代現代，岡田只說依據史料範圍與歷史敘述的範圍而不同。其實岡田的分期方法頗為曖昧，「與其說是思想不如說是情緒」。同時，岡田還強調，歷史絕對不能加入價值判斷，無論是道德的還是功利的。因為價值判斷只對歷史的當事人有意義，沒有普遍性，歷史學者的任務，只是搞清楚「歷史事實」。這一點倒是一部分保守歷史學者的常套言論，蓋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歷史事實難以否認，於是就乾脆否認歷史中有價值判斷這回事，這樣自然只剩下「歷史事實」，「無所謂善也無所謂惡」了。岡田也非常明確的說，如果說和平是善戰爭是惡，那麼戰爭只有一方是打不起來的，雙方無論侵略還是自衛都應該同罪；如果把戰爭中攻擊一方當作加害者是惡，應戰一方當作被害者是善，就會陷入誰先開第一槍的爭論，「只會搞成法庭辯論和政治宣傳，成不了歷史敘述」（152頁）。這一類議論，真可謂「與其說是思想不如說是情緒」了。
不過岡田的特色，倒不在這類議論。他指出，不使用發展階段論這類的方法，也可以作出歷史時代區分。比如他舉出了自己在《世界史的誕生》一書中所提出的世界史的起源的理論。岡田主張，世界史起源於蒙古帝國，其理由有四：第一，蒙古帝國連接了中國文明和地中海文明這兩大素來沒有聯繫的「歷史文明」；第二，蒙古帝國統一了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後來整個亞洲、東歐乃至北非的各個民族國家，都可以看作是蒙古帝國的後繼政權；第三，元帝國繼承、傳播了金朝產生的，岡田認為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蓋金元帝國建立了世界最早的不兌換紙幣制度，並取得了成功，由是產生了資本主義的基礎——信用，並隨著蒙古帝國的擴張傳播開來，影響了歐洲；第四，蒙古帝國獨佔了亞歐大陸的貿易權，促使亞歐大陸邊緣的歐洲人和日本人尋找新的貿易路線，走向海洋擴張，從而開始了歷史主角由大陸帝國到海洋帝國的世界史大轉變。這一番議論，不得不說是來自岡田精深研究的獨得之見。
岡田認為，自蒙古帝國起的時代，可以算作世界史的古代。而世界史的現代，則要從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兩大革命，發明民族國家這一現代世界的基本構成單位開始。岡田指出，自從民族國家出現起，世界發生了根本改變。在此之前，世界上只存在各個君主各自的領地和自治都市。君主的領地往往不相連貫，也無所謂國家。而到民族國家創建以後，產生了領土連貫的國家，產生了民主政治，「人民」奪取了君主的財產，形成了統一的民族文字和語言。最為重要的是，民族國家產生國民軍制度，與傳統君主的僱傭軍相比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從而造成了不成為民族國家就無法在世上立足的局面。作者認為，立憲君主制就是君主國想變成民族國家的產物。在這裡，岡田自然不忘給天皇制唱一曲忠誠的讚歌。他指出，君主制所傳承的，是君主的人格，君主的人格相續，代表著民族國家，具有共和制所不具有的持續性，「今上陛下的御體中，有著從神話的神武天皇算起一百二十四代，從第一代真正的天皇天智天皇算起也有到昭和天皇為止的八十七代天皇的人格」，「如果天皇陛下展現他的形象，那就是日本歷史本身」（182頁）。
岡田又說，日本從明治維新以後，順利走上了民族國家化的道路。這是因為日本有著諸多有利的條件，如日本四面環海，邊界清晰；日本國民的範圍也很清楚，並且一直堅持鎖國。至於中國，岡田則認為不同歷史時期其內涵完全不同，成為民族國家是十分晚近的事，並且完全是甲午戰爭戰敗以後努力學習日本的結果。這裡，岡田終於發揮起了其得意的，影響深遠的「滿清非中國論」，他說「清朝不是中國，是滿洲人的帝國」，「清朝皇帝以一人身兼滿洲人的部族會議議長、蒙古人的大汗、漢人的皇帝、西藏佛教的最高施主和東突厥斯坦伊斯蘭教徒的保護者五種角色，是一種共主聯合」（191頁），由此對中國的民族國家建構大發議論，說滿洲（中國東北）、新疆、西藏均非中國領土，現代中國在強迫西藏人成為漢人云雲（岡田不知道現代中國有「少數民族」這一說，其「不勉強」程度未免令人驚訝）。並說中國一直在模仿日本想成為民族國家，但因為歷史原因永遠成為不了。近來關於新清史的政治性問題的討論十分繁榮，從新清史的老師岡田的思想這裡，或許能為討論提供一點旁證吧。
最後，岡田說，民族國家並非歷史的終點，而有著種種局限，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民族國家需要被超越也正在被超越。由民族國家立場敘述的歷史，只能是「壞歷史」，沒有普遍性的歷史，而寫作「好歷史」的立場，應該是超越民族國家的，普遍的個人的立場，這樣的歷史，才有說服力。這倒是一個非常通達的結論，至於從岡田的政治立場和學術思想來看，他本人多大程度符合這種理想，恐怕就不能不令人感到疑問了。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