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觀察
好的政治家，應該富有遠見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李文
國家將2009年度最高科學技術獎頒發給了數學家谷超豪教授和運載火箭與衛星技術專家孫家棟教授。這樣的消息，令人振奮。在現代社會，如果知識生產得不到政府的倡導、鼓勵和支持，實難成就偉大和持久的事業。給予優秀科學家和藝術家以精神榮譽和物質獎勵，是政府介入知識生產活動的一個重要途徑。
知識創新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源泉，又構成人類生存和幸福的精神寄託；創新是知識分子生存價值的證明，也是他們的使命。日本學者中江兆民就說，知識分子既然「生在古人之後，就要在古人開拓的田地以外，另行播種，另行收穫」。我也認同馮友蘭給出的有關知識人使命的界定：「人類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團真火。這團火要靠無窮無盡的燃料繼續添上去，才能繼續傳下來。我感覺到，歷來的哲學家、詩人、文學家、藝術家和學問家都是用他們的生命作為燃料以傳這團真火。」
作為知識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科學始終以「創新至上」為根本原則。科學史家貝爾納曾將科學觀區分為理想主義的和現實主義的，前者認為科學僅與發現真理和觀照真理有關，後者則認為功利是最主要的東西。在目前我國社會科學界，存在理論研究與對策研究、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孰輕孰重的爭論。其實，社會科學大可參照自然科學，樹立「無論什麼研究，有創新就是好研究」的理念。孫家棟是工程技術方面的專家，但他依舊能夠獲獎，原因就在於他與中國航天史上多個「第一」緊密相連，被業界公認為中國的「衛星之父」。2000年獲獎的袁隆平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2001年獲獎的王選是漢字雷射照排系統創始人。他們的貢獻，改變了世界。中國的現代化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沒有現成模式和經驗可循。因此，在社會科學領域獲得的任何新理論、新觀點，以及能夠使現實問題獲得有效解決的新方法，都具有不容低估的價值。
我認為，政府有必要對創造性的勞動予以扶植和獎勵，系因在人類歷史上，一切發現、發明，以及所有學者和藝術家的傳世之作，無不嘔心瀝血，甚至是用生命完成的。唐朝詩人李賀年輕時刻苦吟詩，他的母親說：「是兒將嘔出心肝來。」陳景潤為證明「1＋2」，草稿裝了幾麻袋。海明威說，他的《戰地春夢》第一章改了五十幾次。王爾德說，他花了整個上午去校對他的一首詩，把一個逗號刪掉了；到了下午，他又把逗號放回去了。這樣的付出，市場不會補償，金錢難以補償；其本身理應獲得的聲望和榮譽，也超出了以商品化、批量化和通俗化為基本取向的市場的能力。
谷超豪說，數學研究「能解決複雜問題是件高興的事情，不會寂寞」。與面向市場的精神產品必須符合籠統化和簡單化不同，細化和複雜化是具有原創性學者的基本態度和立場。複雜工作的價值需要少數專家和同行來評判。我很贊同王志新院士的說法：學者在科學共同體認可的、有影響力的、有嚴格審稿的雜誌上發表論文是宣傳自己、樹立自己學術威信，確立自己學術聲譽的唯一途徑和最佳方式。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學術界和藝術界保持一定的獨立自主性，而具有公立性和公共性的政府成為主要出資方，則是知識階層獨立自主性的最有力的保證。目前我國學界存在的一個不良傾向，就是一些不入流的學者熱衷於宣傳和炒作，媒體曝光的頻率似乎成為衡量學者成就的主要標準。市場化的影響日漸深入，輿論甚至學術研究出現越來越簡單化的趨勢。這也再次應了錢鍾書的名言：「大名氣大影響都是百分之九十的誤會和曲解摻和而成。」
以複雜工作為己任的學者和藝術家，多生不逢時，有些像餘秋雨所說，「越是超越時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於他所處的具體時代。」馬克思在許多學科都作出了巨大貢獻，卻長期生活在貧苦交加之中。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時，家境已十分衰敗，「滿徑蓬蒿」、「舉家食粥」。
近年來，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為制定正確的政策，政府越來越注重科學研究的實用性，出現向市場靠攏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那些能夠提升整個民族的精神氣質，能夠給國家甚至全人類帶來長久福祉的成果和作品，更應得到政府的特別關注。
然而，古往今來，怎麼做學問，做什麼樣的學問，受歡迎的程度卻大相逕庭。比如，鄒衍和孟子雖生活在同一時代，但能夠為諸侯謀取眼前利益的鄒衍最為風光。「他到梁國，梁惠王親自到郊外迎接；去趙國，平原君側著身子伴行，並用自己的衣服把他的座位擦乾淨；上燕國，燕昭王不僅恭迎到國界，而且親自替他清掃道路」。而孟子的學術是講仁義之道，為萬世開太平，卻備受冷落。梁惠王見了孟子，連先生都不願叫，只叫他「叟」：老頭兒，你不遠千裡到我這裡來，不知你有什麼辦法為我國謀利？正如作家王躍文得出的結論：「現世總是勢利的，現實中的人們永遠都是短視的。好在最後發言的是歷史，受到萬世尊崇的並不是鄒衍，而是曾經落寞不堪的孟子。」
我以為，好的政治家，應該富有遠見，不要學梁惠王，目光短淺，厚待鄒衍而冷遇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