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成年人不同，嬰兒和低齡兒童幾乎沒有選擇自己穿什麼的能力和權利，而對嬰幼兒衣著的選擇常常讓許多為人父母者傷透腦筋。五六歲以前小孩的穿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成年人的意志。父母選擇給女兒買粉色的衣服，這只是父母幫她做的諸多選擇之一，本質上和鼓勵她玩什麼玩具、做何種運動、練不練習樂器沒有差別。然而，正是在這一年齡階段裡，女孩們開始學習承擔與男孩不同的性別角色，適應文化規則交予她們的性別身份。
被各種粉紅色衣物和玩具環繞的女孩。父母在這個過程中更多隻扮演一個沒有太多選擇權的消費者角色。也就是說，是其它一些驅動力促使他們必須給女兒買粉色服裝。一方面，嬰幼兒用品被專門的工廠生產，放到專門的商店或專櫃出售，作為消費者的父母只能根據已有商品的營銷指南判斷買什麼、不買什麼。已有商品在被設計出來之前就已經帶有性別與色彩的刻板偏見了，依顏色給性別分類帶來商品的同一化，因此父母的選擇很少。另一方面，大多數中產父母希望依照主流價值觀念撫養子女，尤其擔心自己任何破壞規矩的舉動影響到正處於關鍵成長期的子女的未來發展或引來異樣的眼光。
許多文化史學家認為，將性別和色彩關聯起來的是很晚近的現象，並非古已有之。喬·寶萊蒂（Jo Paoletti）在其研究《粉與藍：從美國的女孩中辨認男孩》（Pink and Blue：Telling the Boys from the Girls in America）中認為，十八世紀的美國人只用穿著標記孩童的年齡而非性別。他們衣著的色彩會隨季節而變，但父母不會因為你是女孩就給你穿某些特別顏色的衣服。直到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的那幾年，顏色和性別的關聯性仍未出現，那時的父母通常會給男孩和女孩都穿上白裙子，直到六七歲之後才稍作區分，給男孩換上褲裝，但這更多是基於生理而非商業因素。
二十世紀初年美國兒童服飾。來源：網絡（未知具體來源）
用顏色確認性別的做法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它有賴於許多因素，例如大眾媒體的發展、服裝產業的細化、市場營銷的專業化等等。研究消費主義的歷史學家丹尼爾·庫克（Daniel Cook）認為，商業報告勸告百貨公司，如果想提高銷售額，就要在「嬰兒」和「大齡兒童」中間生產出第三個發育階段。同時在兩歲以前，就應將男孩服裝和女孩服裝區分開，並用不同的顏色標籤去迎合兩性差異，生成闡釋男孩和女孩差異的營銷話語。結果表明，將未成年人按年齡和性別隔斷、再分類的策略在消費社會很吃香，父母也願意為商家的利潤買單。
上世紀前二十年是性別與顏色關聯的第一個階段，但當時人們對顏色的看法和現在正好相反。例如，一份寫於1918年6月的嬰兒用品店流行趨勢報告指出，粉色通常是男孩的顏色，藍色是女孩的顏色，因為粉色看上去更有決心、更堅定，而藍色更柔和、更嬌小可愛。這一觀念一直延續到二十年代末，但局面已經開始扭轉。1927年《時代》（Times）雜誌刊載的一份市場報告顯示了當年美國各大城市嬰兒用品商店的銷售狀況，女孩和男孩對粉色商品的喜好已經持平。
這一啟蒙主義、城市化和消費主義的混合體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粉色作為「保育」的顏色被挑選了出來。儘管自然中的大部分哺乳動物在其襁褓期都依賴著雌性動物過活，但這裡貼上「粉色」標籤的「保育」顯然不再指純粹的自然行為，而是一種被發明出來的話語形式。隨著中產階級的勃興，工業化代替手工業，中產家庭的收入來源從家庭轉移到家庭外。家庭的盈餘空間增加，夫妻的社會角色也隨之分化。一方面父母需要表達價值觀和期待的機會，另一方面成人世界渴望散播道德律與責任。
和「粉色－女性－保育」的三角結構互為補充的是玩具的商業話語。女性從嬰幼兒時期起就被洋娃娃包繞，父母試圖以此喚起女嬰所謂的母親的天性，並將它作為一種確定的責任來對待。這一刻板偏見在迪士尼引領的文化風尚流行後甚至有加強的趨勢，洋娃娃和毛絨玩具被分開來賣。毛絨玩具可以被視為中性的，但洋娃娃卻一直是女性的。這樣的分類法一直延續到當下這個時代。如果讀者看過《玩具總動員3》（Toy Story 3）的話，一定對當中的反派角色「草莓熊」（Lotso）印象深刻，而它之所以被設計成紫粉色，和它的主人的女孩角色分不開。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女孩和洋娃娃是同義的、相互投射的，於是不難理解芭比娃娃的換裝遊戲對女童裝市場的滲透性影響。
《玩具總動員3》中的「草莓熊」。
近半個世紀以來，顏色和性別的關聯性受到學界越來越多的挑戰，但暫時還無法動搖其強大的商業話語根基。相反，隨著美國式消費文化的全球性擴散，越來越多的全球化消費者開始接受這一「先天設定」。神經學家萊斯·艾略特（Lise Eliot）的研究為反對者提供了新知識領域的支持，其研究成果《粉色大腦，藍色大腦》（
Pink Brain，Blue Brain）包含了對一千多名男性和女性的大腦與行為的分析結果，結果表明男性和女性間大腦的大部分結構沒有差異，兩性在出生時的行為也幾無不同。一歲時，男嬰和女嬰對洋娃娃的興趣是相當的；三歲時，他們對真正的嬰兒仍保有相似的興趣。性激素、基因和染色體似乎沒有我們想得那麼可靠，艾略特的「神經可塑性」（「neuroplasticity」）研究側證了性別身份、認知與行為的社會建構學說，這也是當今大部分反對性別本質主義、解構性別成見的女性主義者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