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歷來是人類文明的重大威脅，在我國與瘟疫抗爭的歷史中，道教扮演著重要角色。漢魏間瘟疫頻發，道教正是伴隨著瘟疫防治的活動而產生、發展，可以說瘟疫是道教產生並發展的一個直接催化因素，因此在道教內部也留下了驅瘟斷疫、濟世度人的宗教傳統。伴隨著道士對社會「時疫」阻截攘除，道教醫學得以蘊育而生。
「瘟疫救療」與早期道教「以醫傳教」
早期的一些道派如東漢順、桓之時張陵所創的五鬥米道，靈帝時張角的太平道，在初創時都是將傳教與治病結合起來，採用了帶有濃厚巫醫色彩的治病方法諸如「符水咒說」「跪拜首過」為下層貧民醫治疾患，並以此作為重要的傳教手段。
關於五鬥米道的創立，《三國志》《後漢書》都記載大致相同，即：張陵客蜀，學道鶴鳴山，造作符書。筆者認為，張陵所學之道乃巴蜀少數民族地區盛行的包括巫術醫學在內的巫鬼道術，張陵學了這種道術後就以此來作為傳教手段。而五鬥米道也因此被人稱之為米巫、鬼道，正是由此而來。
事實上，東漢時代瘟疫流行，也波及巴蜀，死亡枕籍。張陵因此避瘧入山，教人以符水咒說治病。道書中這方面的記載頗多，如《三天內解經》說，其祖師張陵除了用符水為人治病外，還敷行正一章符，領戶化民，用「首過」的方法來「救療久病痼疾」。
這一創教模式，後來為張修、張魯等人所沿襲，並加以進完善。由於張陵、張修等人採用了以醫傳教的創教模式，最大限度地迎合了下層貧民的實際生活和心理需要，獲得了巨大成功。「百姓安然奉事之以為師」「競共事之」，紛紛入道。及至張魯，五鬥米道的勢力已經相當強大。張魯在張陵、張修以醫傳教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以完善，在教團組織制度建沒方面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大約與五鬥米道創立的同一時期，早期道教的另一大派太平道也在民間興起。據史料記載，太平道在創教模式上和五鬥米道極為相似，也是採用符水咒說為人治病，以此來吸引貧民入道。《後漢書》卷七十一載：「初，鉅鹿人張角自稱『大賢良師』，本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咒說以療病，病者頗念，百姓信向之。」
從《後漢書·皇甫嵩傳》《後漢書·靈帝記》等史書記載來分析，張角信奉黃老道，自稱「大賢良師」，技李賢注謂「良」或作「郎」即郎中醫生之意。其弟張梁、張寶自稱大醫，張角三兄弟同在河北一帶以醫傳教。他們利用東漢末期社會政治、經濟、信仰等各方面的空前危機，尤其是抓住當時疾病流行、大為肆虐的時機，廣大下層百姓為貧病所困擾，急需救助這樣一個社會現實，借行醫之便在民間秘密傳教，獲得成功。
其具體「醫療」方式是：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即用九節杖作為符咒治病的法器，讓病人叩頭思過，井用施咒過的水或符灰製成的符水給病人吞服。這種符咒治病術在太平道所尊奉的經典《太平經》中多有描述，稱為「丹書吞字」「神祝」除疾：「天符還精以丹書，書以入腹，當見腹中之文大吉，百邪去矣。」「欲除疾病而大開通者，取決於丹書吞字也。」
經過這番「醫治」後，如果病人病情緩解好轉，就聲稱此人信道而得愈；反之，病情遷延不愈，則歸罪於此人不信道。這一套做法對缺醫少藥、為疾病所困苦的百姓來說無疑是有巨大的吸引力。張角兄弟在疫情特別嚴重的冀州以醫傳教取得成功後，便因勢利導，「角因遣弟子八人使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積極擴大教派勢力。十餘年間徒眾已達數十萬，遍布北方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以醫傳教獲得巨大成功。
道教「攘除時疫」的「醫療手段」
道門普遍重視符籙治病之術，視其為濟世度人的一個主要內容即所謂行符治病，濟物救人。在這一宗教動機的強有力推動之下，道教醫用符籙的品種、功用不斷得到豐富和完善，最終形成了醫用符籙系統。具體而言，早期道教醫用符比較原始、粗糙，品種單一、籠統，沒有針對某一疾病證候的專科專項符文，通常是一符治百病，其構造也較為簡略，易於破析。
燒胎靈符法（西南常見的驅邪治病法術，人不舒服中邪請道士用雞蛋作法）
隨著道教醫學的長足發展，及至南北部隋唐時期，道教醫用符文的數量、品種大大增加，出現了許多適用於不同臨床症狀的專用符，醫用治病符已開始分科。如題為「陸先生（陸修靜）受」的《太上洞玄靈寶素靈真符》上、中二卷就不僅記載了百病符，而且詳細記述了治療各種不同疾病的專用符，計有理瘟疫符八十八道，理傷寒符八道、理寒熱符三十二道，理頭疼符十三道；治腹痛符二十九道，治心腹痛符四十八道，治卒中惡【非/屍】符八十一道，治腹脹符十二道，治心腹煩懣符十八道，治腰痛符十二道，治背痛符七道。
而在同一書題為「杜先生《杜光庭》受」的卷下中則記錄了治胸痛符十五道，治下痢符四十五道，治霍亂符四道，治大小便不通符十七道，治淋病符五道，治陰熱及煩熱符二十八道，解迷惑符七道．開心強記符二十八道，安魂魄符七道，解悲思符十四道，治瘧疾符五十五道。這些充分表明道教醫學符咒治病術興盛之況。
林正英飾演的道長
值得注意的是，道士在運用符咒治病時，已能根據病情狀況，有的放「符」，不僅僅是「辨病施符」，而且根據各種疾病病程發展的階段、臨床證候的差異進行「辨證施符」。所以同是治療某一疾病的符籙又分若干道，分別適用於不同的臨床治療階段和目的。
如理瘋病符就分「欲入瘟病人家吞之」「瘟病大煩熱吞之」。瘟病將欲發汗吞之」及瘟病第一日至第十二日相次服用的不同種類，且根據瘟病病程發展情況增減服符數量。理寒熱符分「中寒吞之」「遇穢吞之」「主腸冷鼻中水出服之、重者三日、輕者二日」「小兒寒熱大出汗吞之」「冬日闢寒吞之」「大寒吞之」「甚寒吞之」「不寒吞之」「寒心吞之」等種；治腹痛則又分「女子腹痛吞之」「小兒腹痛吞之」「卒腹痛吞之」等；治下痢符分「白痢吞之」「赤白痢吞之」「小兒下痢吞之」等等，不一而足。
此外，在施治過程中，用符的方式也根據施治的病情、對象有所不同。醫用符最常見的人符方式是口服「吞之」，例如治卒中惡【非/屍】二道符，「治人卒惡刺痛大煩欲死，先服上符，須臾不差，次服下符。若其人已死，心尚溫，吞搖符下，即愈。以墨紙書，吞，病人不開口，啄一齒，折納符著病人喉中，以水次搖，送之今下，立效。」這種將書寫好的符文和水吞服，或焚燒後的符灰溶於水製成符水口服，是最普遍的用符形式。
但也有許多是佩帶在身上，或將符懸掛於門窗、床、牆上，或貼於患處的外用醫符。如理瘟病特中就一種「百瘟黃中符」，「病者佩之立愈」。此外還有朱書門上的「老君闢瘟符」，書於衣領中、背下、臂上的「闢瘟疫」符，書於足下、心下、手心、背上的各種「治陰熱及煩熱符」，「治小兒大便不通書臍下立驗」等，以及用於止血、止痛的外用符等等。
宋代出現的《太上祝由科》是道教祝由術的集大成者，本書凡六卷，詳載治病諸符，洋洋大觀，且按臨床分科，相當系統。全書分為大方脈科、風科（諸風科）、產科（胎產科）、眼科（眼目科）、幼科（小兒科）、口齒科、外科（《祝由醫學十三科》作痘疹科）、傷折科、耳鼻科、瘡療科（瘡腫科）、金簇科、砭石科、書禁科等十三科，每科皆有數十種專治符咒，每病一符一咒。
這些按病症分科專用符，都配有形狀各異的符字或符圖，且每符都有五言、六言或七言乃至九言、十言的咒語，並附有用符療病方式和宜忌。其主要特徵就是符、咒、藥物三者的結合。例如大方脈科的治痢疾符，咒語為：「奪赤那【口發】兜吒攝，烏部光明真攝」。用符方法為：「赤痢甘草場（下），白痢乾薑湯（下），赤白烏梅湯（下），禁口痢石榴皮煎湯（下）。
道教醫用符咒中還有一類用途比較特殊的召請天醫符咒。道教符咒治病術的理論認為，符咒的神秘功能就在於它能交感人神，是人與神進行交通、感應的媒介和中樞。
符者，天地之真信。人皆假之以朱墨紙筆，吾獨謂一點靈光，通天徹地，精神所寓。因此，道門認為，用符過程實乃「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精精相附，神神相依，所以假尺寸之紙召鬼神，鬼神不得不對」。
咒語也有類似的神秘功能：
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民得之，召為神祝也。……祝是天上神本文傳經辭也。其祝有可使神玄為除疾，皆聚十十中者，用之所向無不念者也。
正是從這一理論出發，道門認定，如同地界存在太醫院一樣天界上也存在「天醫院」。《上清靈寶大法》卷五十八《齋法宗旨門·天醫院》云：
夫產魂監生解胞既畢，當請天醫神吏救度成全。又有亡人生存受疾而殂，隨魂有病……當請天醫拯治
而召天醫必須「焚召天醫符，次念召咒」。所以，道教醫用符咒中專門有一大類召請天醫院天醫下降祛邪縛魅去疾的請天醫符。《太上祝由十三科》卷二：就載有「召請天醫信香符」「召大脈天醫符」「召產科天醫符」「召外科天醫符」「召小兒科天醫符」「召耳鼻科天醫符」「召口齒科天醫符」「召傷折科天醫符」「召金簇科天醫符」「召砭針科天醫符」「召瘡腫科天醫符」「召書禁科天醫符」。每符皆有相應咒語。如「請天醫信香符」咒語為「唵靈唵靈喃叱喃急急攝，唵宗喇喃宗唎叱急急攝」並已在召請天醫下降時還要請頌：
太極筆判，二炁交並，日月光照，五星降臨，三官下降，眾神鹹臻。
天華天醫，疾速應靈，思神煉液，舌神正倫，氣神引津，心神丹元。
道門認為通過這類召天醫符咒就可以感應天界醫神降臨，祛邪縛魅，「療治世間男婦小兒諸般內外疾病」。
道教醫用符從外形結構上大體可分為三大類型，一類是完全由文字組合而成的文字符。這類醫用文字符由三個基本字體構成，即「以尚字為將，食字為兵，各字為先鋒」。這—道教醫用符文構造法的基本原則是運用了漢字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這漢字六義規律，道書中稱其為「六文」，與八體、六書合稱為「八體六書六文」道門認為以尚字為將，食字為兵，各字為先鋒，根據漢字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的規律所書構出的符字，具有無比的神力，能斬除病魔，「施之百病，無不應手立愈」。文字病符在《太上祝由科》和《祝由醫學十三科》諸書中佔了相當大的比例。
道教醫用符的第二大類是由各種曲折的線條構成的圖案病符，在《祝由醫學十三科》中，這類病符也有不少。《道藏》中也有許多這樣的治病符圖。
道教醫用符的第三大類是上述兩類的混合型，即由文字和曲線圖案組合構成的，這類醫用符籙在道書文獻中為數額多。採用「符水」「咒說」「祝文」等。歷史上，每當社會上流行時疫時，道教醫用符咒就成為道士醫家截斷時疫的一種手段，為民眾所喜聞樂用。主要說來應該還是一種宗教信仰治療和心理療法。
大家是不是跟小七一樣有個問題：心理療法和心理暗示就那麼牛，那麼管用嗎？喝符水安全嗎？
聽一位道長講：正經畫符的話……用的朱墨是用泡了白芷的白酒與藥用硃砂混合煉製出來的，還要念敕硃砂咒。
與硃砂白芷相關的藥方有出自《傷寒雜病論》的辰砂白芷散，主治傷寒盜汗，陰虛火動。白芷有鎮痛祛風燥溼的效果。（看來還真是能治些病的）
而硃砂有1g的安全內服量……內用鎮靜安神，可用地西泮之類的便宜藥物替代，外用殺菌和體表寄生蟲等，可用多種消字、藥字產品替代……
關於安全問題，道長說：燒成灰的符籙除了大量的碳，還會有殘留的少量硫化汞、汞的氧化物，還有白芷有效成分因為燃燒而分解產生的物質……少量服用問題不大……
當然，早期道教在採用「符水」「咒說」「祝文」等宗教精神和心理療法來治病的同時，還大量地應用了各種湯藥、民間驗方及針刺、熨烙等療法。這恐怕也是五鬥米道、太平道在東漢末瘟疫等傳染病大規模流行時能廣治百病，使「百姓信向」，紛紛入道「競共事之」的一個重要內在因素。《太平經》諸多這方面的記載，如「灸刺訣」就詳細記錄並討論了當時民間醫術中常用的「灸刺療法」：
灸刺者，所以調安三百六十脈，通陰陽之氣而除害者也……日一脈持事，應四時五行而動……有疚則不應，度數往來失常，或結或傷，或順或逆，故當治之。灸者，大陽之精，公正之明也，所以察奸除惡害也。針者，少陰之精也，太白之光，所以用羲斬伐也。治百中百，治十中十……治十中九失一，與陰脈相應，精為其驅使，治十中八，人道書也，人意為其使；過此而下，不可以治疾也，反惑傷神。
人有小有大，尺寸不同，度數同等，常以窞大分理乃應也。道書古今積眾，所言各異，名為亂脈也，陰脈不調，反治陰脈，使人被咎，賊傷良民，使人不壽。脈乃與天地萬物相應，隨氣而起，周者反始。故得其數者，因以養性。
古者聖賢，坐居清淨處。自相持脈，視其往來度數，至不便以知四時五行得失。因反知其身衰盛，此所以安國養身全形者也，可不慎乎哉！」
以上三段經文首先闡明了「灸刺」可以調脈通氣，是一種很重要的療法；強調脈與天地萬物相應，隨氣而起．但有病則不應，故需用灸刺調安人體三百六十脈來治病；還進一步分析了人有大小、尺寸不同，因而「灸刺」取穴，不能默守陳規，必須因人、因時而異，頗符傳統脈學「子午流注」等思想；最後，明確指出「灸刺」的關健在於正確診脈，把握病因，準確取穴。這樣方能「察奸除惡」，做到「養身全形」。
《太平經》中還有運用動、植物藥物、方劑來治療疾病的記載：
草木有德有道有官位者，乃能驅使也，名之為草木方，此謂神草木也。治事立愈者，天上神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
生物行精，謂飛步禽各跂行之屬，能立治病。禽者，天上神藥在其身中……十十治癒者，天神方在其身中；十九治癒者，地精方在其身中；十八治癒者，人精中和神藥在其身中。此三者，為天地中和陰陽行方，名為治疾使者。……得而十十百百而治癒者，帝王上皇神方也；十九治癒者，王侯之神方也；十八治癒者，大臣白衣至德處士之神方也；各有所為出，以此侯之，萬不失一也。
李雪健飾演的道長
早期道教在以醫傳教、濟世活人過程中，已經普遍使用草木和禽獸等動、植物藥物為人治病，而且也意識到各種藥物包括單味藥和配伍方劑的藥效有高有低，並分別冠以帝王、大臣、人民或天神、地精、人精和立愈方、一日方、二日方、三日方或帝王帝、王侯方、大臣方來區分，標明這兩類藥物或方劑療效高低。此外，《太平經》許多經文中都反覆強調治病用藥「是乃救死生之術，不可不審詳」 ，說明早期道教在借醫弘道過程中處方用藥十分審慎，表現出對病家生命健康高度負責的精神，首開廠道教醫學注重醫德醫風之先河。
早期道教採取以醫傳教、借醫弘道的立宗創教模式，在宗教實踐活動中獲得巨大成功。這種創教模式的成功，不但說明了道教與中國傳統醫學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而龍也從一個側面襯託出中國民眾宗教信仰的實用主義價值傾向，這種實用主義的宗教信仰特色在道教中表現的尤為突出。這也是道教方術發達，所內蘊的醫藥及天文、地理等科技合量一直高居其它宗教之上的一個重要因素。
此外，早期五鬥米道、太平道以醫教的特點在魏晉時期流傳的幾個小道派如李家道、杜子恭道、清水道中也有所反映。
葛洪作為—名道醫，其對傳統醫學的融攝與創穫不僅體現在他的醫學思想方面，而且還體現在其具體的醫學成就上。尤其是在對疾病的認識方面，葛洪取得了許多堪稱世界一流的成果。在《肘後備急方》中，葛洪對傷寒、痢疾、時行、時氣（流行性傳染病）、瘟疫、疫癘（急性傳染病）、以及狂犬咬人（狂犬病）、骨蒸屍注（結核病）、丹毒病、沙蝨病、馬鼻疽、食物中毒等疾病都有相當深刻的認識和醫學創見。
葛洪對天花的流行及發病症狀的認識，是世界醫學史亡公認的對天花這種急性傳染病的症狀及治療方法的最早記載，它比阿拉伯醫生雷撤斯對天花的描述早了五百年，在醫學史上彌足珍貴。關於結核性傳染病肺結核，葛洪已認識到這類病有極強的傳染性，並稱為「屍注」或「鬼注」。他明確指出患肺癆病的人「死後復傳之旁人，乃至滅門」，因此告誡人們一旦患上此疾，應當及時隔離治療。後世道教醫家普遍重視對這類「屍注」「鬼注」病的治療，由此也創製了不少療治屍注鬼注方。
葛洪關於沙蝨病（此病也叫「蓋蟲病」，是遠東地區特有的一種地方性傳染病）的認識也比日本的同類記載早了一千多年，在世界醫學史上處於迢迢領先的地位。1930年，日本學者經過深入研究證實，正是葛洪所描述的這種沙蝨的幼蟲——紅志蝴將寄生體內的病原體——東方立克次氏注入人體，從而引起了這種急性傳染病。
值得一提的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國集中了以中醫為主的研究人員意圖攻克瘧疾，這是一項有戰略意義並且造福全人類的科研項目。他們從古代醫學文獻中篩選了大量治瘧方，也包括葛洪《肘後備急方》所傳治瘧方；但是，研究人員按常規加熱法提取藥物成分，發現臨床療效均不理想。
後來，研究人員從葛洪著述中得到啟發，《肘後備急方》卷三「治寒熱諸瘧方」所載：「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一升漬，絞取汁，盡服之。」他們從「絞取汁」一句話中發現了，古人用鮮藥治病的玄機；因而，採用了提取藥物成分的新方法，即運用低溫方法而提取青蒿素成功，終於研製出比傳統治瘧良藥奎寧更為有效的抗瘧藥物青蒿素。時隔四十多年，當年功臣之一中國中醫研究院屠呦呦研究員於2011年獲得拉斯克醫學獎臨床醫學研究獎，獲獎理由是「因為發現青蒿素——一種用於治療瘧疾的藥物，挽救了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數百萬人的生命，成為中國首位獲得該獎的大陸科學家。
「即身以治世寧」的道教「醫世」說
翻檢史冊，每當社會瘟疫爆發，道教人士都積極參與救治，或是畫符施咒、或是祈福禳災，安撫人心，更是以醫學的方式來防治瘟疫，留下了豐富的瘟疫防治文獻，總結了較為合理的瘟疫認識，形成了較獨到的瘟疫防治方法體系，為我國歷史上的瘟疫防治作出了貢獻 。
道教醫學作為傳統醫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以治療未病為特色，並且從其獨特的生命觀、疾病觀出發，發展出富有實踐意義的理論與技術手段，並傳承至今。因此，繼承和發揚道教醫學的精華，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當然，限於歷史和認知、科技發展水平，道教醫學的內容也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研究道教醫學，應該以科學的態度、理性分析的眼光，摒棄其糟粕，吸收其中有現代價值和意義的部分，古為今用，為人類的健康事業做出積極貢獻。
葛洪
道教之教義，本不限於出世，而是以一種超越世俗的精神，和光同塵，隨方設教，濟世利人、服務社會人群歷來是道教中人的優良傳統。聳立在道教名山武當山的「治世玄嶽」牌坊，是歷史上道教助力社會治理的一個典型寫照。「治世玄嶽」為明朝嘉靖皇帝御筆所題，為古代武當山山門「玄嶽門」石坊的俗稱。嘉靖皇帝以「治世玄嶽」昭示統治者以崇奉玄武的武當道教精神來治理天下。從早期漢代的《太平經》到清代閔一得所輯《古書隱樓藏書》，道教治世思想從早期救世說演進為「即身以治世」的醫世說，並明確打出「醫世為宗」的旗號，其所內含的糾治與調諧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及人之身心內外關係的理身治世「道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頗具特色。
醫世說系統闡發於清代閔一得所輯《古書隱樓藏書》中，其實質是明清之際三教合一思潮影響下的產物。醫世說的旨要在於「即身以治世寧」，即通過內煉外養，培養真元，先治其身，次治其心，「內則用以治身，外則用以治世。」達到「天都泰安」之人與自然的和諧，「四夷安靖」之社會有序穩定，「閭閻富庶」之民富國強的目標。
道法自然的行為原則，天人和諧的生態智慧，虛靜恬淡、抱樸守真的精神境界，崇儉抑奢的生活信條，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的倫理精神，重人貴生、性命雙修的養生思想，淨化社會風氣，促進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和諧有序和可持續發展，在今天，道教醫世思想中所透射出的人文關懷、社會政治和生態倫理精神，仍有現代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