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治」與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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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中國之治」和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是中國共產黨人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大局的戰略安排，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規律和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基本遵循，兩者具有邏輯上的統一性、目標上的一致性、問題域的差異性和貫通性、效能上的協同性。從「家國情懷」到「天下情懷」、從「民族情懷」到「人類情懷」，是一個必然的邏輯展開。面對全球治理困境，「中國之治」對變革全球治理體系的要求日益強烈，積極參與並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推動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落地生根，而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實踐又賦予「中國之治」以全球視野和現代化品質。總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統攝「中國之治」和全球治理，是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促進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中國之治  全球治理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簡介：張三元（1962- ），武漢工程大學管理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武漢  430205）。

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重大命題，到黨的十九大明確21世紀中葉「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再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國之治」以恢宏氣度、磅礴之勢展開。與此同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從願景變為實踐，順利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積極參與並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深刻重塑的「中國方案」。「中國之治」和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是中國共產黨人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戰略安排，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規律和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基本遵循。「中國之治」之於全球治理具有怎樣的意義與作用，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又如何促進「中國之治」？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只有站在「中國之治」的立場上，才能深刻把握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實質；只有在全球治理的世界視閾中，才能深刻洞悉「中國之治」之於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基礎性意義和對人類文明發展的獨特貢獻。

一、「中國之治」與全球治理「中國方案」邏輯的統一性

從「中國之治」到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家國情懷」和「天下情懷」的高度統一，也體現了「民族情懷」和「人類情懷」的高度統一。從「家國情懷」到「天下情懷」，從「民族情懷」到「人類情懷」，是一個必然的邏輯展開。「中國之治」構成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前提和基礎，而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則是「中國之治」的必然要求和邏輯延伸，兩者具有邏輯上的統一性。

其一，從「中國之治」到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人民立場和人類立場的有機統一。「我們從哪裡來、現在在哪裡、將到哪裡去？」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歷史之問、世紀之問，深刻揭示了從「中國之治」到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理論邏輯。

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從人民群眾中來。一方面，歷史是人民群眾開創的，「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也正是「行動著的群眾」決定歷史發展的方向，因而，人民群眾既是歷史的主體，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這是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基本立場。另一方面，無產階級政黨植根於人民群眾之中，是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最忠實和最堅定的維護者，因而，「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餘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

我們現在在哪裡？我們正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期。這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將從根本上改變擁有14億人的中國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從而成為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引擎。二是「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這個時期，儘管和平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但各種挑戰和風險層出不窮，人類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生存和發展危機，經濟全球化已行至必須重新選擇方向的「十字路口」。

我們將到哪裡去？實現人類解放，構建「自由人的聯合體」，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馬克思人類解放和人的全面發展理想不是抽象的、虛幻的，而是具體的、實踐的，其邏輯起點或理論立足點是「現實的人」及其「現實生活」。一個顯見的事實是：「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可能獲得解放」，而「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但馬克思主義的理想是人類解放，只有「徹底的、完全的人類解放」，才能實現每一個人的真正解放。從「原始共同體」到「虛假共同體」，再到「自由人聯合體」，呈現出人類解放的邏輯理路。與之相一致，人的發展呈現出從「人的依賴性」到「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再到「自由個性」的歷史性躍遷。因此，「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從「中國之治」到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正是這一邏輯的具體呈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是實現人類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的必由之路。

其二，從「中國之治」到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為人民幸福和人類解放不懈奮鬥的歷程。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並正在走向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深刻地揭示了從「中國之治」到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歷史邏輯。

近代中國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山河破碎、生靈塗炭、民不聊生，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危機。只有救亡圖存，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才能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局面。為此，中國人民上下求索，但一直沒有找到一條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正確道路。直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才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局面，「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後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鬥，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新中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人民站了起來，也標誌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新紀元的盛大開啟。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人民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1955年，毛澤東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明確提出了「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追求這一目標的過程變得極為曲折。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新時期。改革開放的核心目標是堅持社會主義根本方向，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一部分人先富帶動後富進而實現共同富裕。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各項政策、措施，都是圍繞著國家富強、人民富裕這一根本點來展開的。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已基本步入小康社會，中國人民富了起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科學論斷。新時代的「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簡單地說，就是在站起來、富起來的基礎上強起來。「強起來」是新時代的最強音。為實現「強起來」這個偉大目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謀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為奮鬥目標，明確「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堅定「四個自信」，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強起來」是強國夢，不是霸權夢，中國共產黨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為人類解放不懈奮鬥的具體體現。

其三，從「中國之治」到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體現了中國人民在複雜的歷史境遇中開闢一條通向現代化新路的艱難探索。立足國內、放眼全球，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大局，立體地展現了從「中國之治」到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實踐邏輯。

與傳統的西方現代化道路大異其趣，中國道路的成功開闢，用毋庸置疑的事實證明：人類通向現代化的道路並非只有一條。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國已經成功地實現了現代化。按照黨的十九大的戰略部署，到21世紀中葉，把我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時間上，從現在到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30年並不漫長，但過程將極不平凡。

我國現代化是在世界現代化的進程中生成、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形成的，但走的卻是一條獨立自主、和平發展、以人為本的新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現代化，與其說是「外源型」的，倒不如說是「內生型」的，因為這條新路是我們自己「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開闢出來的，而不是由西方輸入的。這就起碼有兩個「意味著」。第一個「意味著」：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大勢所趨、勢之必然、迫在眉睫。現代化過程是一個國家在歷史發展中所經歷和展現出來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全方位的重大變革，其實質是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沒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因此，「中國之治」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第二個「意味著」：中國道路進一步開闢將以駕馭資本為前提條件。迄今為止，西方現代化和經濟全球化是以資本為主導、以資本邏輯為邏輯的。馬克思認為，資本既具有「偉大的文明作用」，又是「現代的災難」的根源。中國現代化的推進離不開資本的作用，必須以資本為助力，但又不能落入資本邏輯的窠臼，被資本所牽制甚至掌控，而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因而，中國道路面臨著資本邏輯的雙重擠壓，或者說，在利用資本時，「中國之治」面臨著雙重任務：一方面，資本邏輯造成的各種災難，不僅威脅著人類的生存發展，也威脅著中華民族的繁榮發展，消除「治理赤字」乃是當務之急；另一方面，「以資為本」和「以人為本」呈現兩種根本不同的價值取向，「主義」之爭、「制度」之爭仍將是中西交鋒的焦點，並在一定條件下有可能進一步激化。以西方道路為「唯一正統」的西方國家，必定對中國道路持非議態度。這是由資本本性所決定的，是其不可改變的「歷史行動」。這樣，如何駕馭資本便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二、「中國之治」與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目標的一致性

「中國之治」和全球治理在具體目標上有著明顯差異，前者立足於國內，而後者立足於全球，但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是基於「中國之治」的現實需要和人類整體發展提出來的，是「中國之治」的邏輯延伸，而「中國之治」又成為全球治理「中國方案」合理性、科學性、實踐性的有力證明及其從願景變為現實的根本保障。因此，「中國之治」與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在根本目標或根本價值取向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這種根本一致性根源於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中國之治」的目標可分為具體目標和總體目標。具體目標是：到2035年，「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體目標是：「持續推動擁有近十四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顯然，具體目標是手段，總體目標才是目的，即通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來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實現這一偉大目標，當然靠全體中國人民的辛勤勞動、誠實勞動、創造性勞動，但一方面，「中國人民的夢想同各國人民的夢想息息相通。實現中國夢離不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另一方面，中國人民「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而「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同時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更加突出，人類面臨許多共同挑戰」。這正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真正緣由。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國際社會先後建立了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試圖從不同層面進行全球治理。但在冷戰結束以後，國際治理體系及其治理格局基本上是以美國為主導構築的，相關理論也是建立在所謂共同利益、共同市場以及共同目標之上的。在國際交往中，美國一直奉行「美國利益至上」和「強權政治」，因而，這種治理體系及其治理格局實質上以美國利益為軸心，是其謀求全球霸權的手段。當今世界，人類面臨越來越嚴重的生存和發展危機，表明由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已深陷困境、步入窮途，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是勢之必然。正是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構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也可分為具體目標和總體目標。具體目標是：推進並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總體目標是：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推動人類整體發展。

因此，「中國之治」和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根本目標或根本價值取向都是和平發展。「發展是第一要務，適用於各國。」「中國之治」很好地體現了這種一致性：「中國之治」具有民族性，追求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中國之治」又具有世界性，致力於推進世界的和平發展，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其一，實現人民的美好生活。這裡的人民，既指中國人民，也指世界各國人民。「中國之治」的根本價值取向是實現中國人民的美好生活，全球治理則以實現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為根本價值追求。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這兩個美好生活是不能截然分開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因而，「中國之治」和全球治理是辯證統一的：「中國之治」構成全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有力支撐，全球治理則成為「中國之治」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和外部因素。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人民的美好生活越來越具有全球視野。在馬克思那個時代，世界市場就已經形成。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歷史潮流奔騰向前、不可遏止，「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與世界各國的發展息息相關。發展的全球性決定了人民美好生活的全球性。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在全球性發展中生成的。馬克思曾指出：「個人的全面性不是想像的或設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現實關係和觀念關係的全面性。」

在這個意義上，人的全面發展實際上是人的社會關係的全面發展。人們在物質文化生活基礎上不斷增長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美好生活需要，都是在日益普遍而全面的世界交往中生成的。另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是在全球性發展中實現的。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美好生活的創造者，美好生活的實現是人們「現實關係」發展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美好生活是一個關係範疇，只有在人們的「現實關係」中才能得以實現，而人們的「現實關係和觀念關係」已經是世界性的了。因此，「大家一起發展才是真發展，可持續發展才是好發展」。只有「真發展」和「好發展」，才構成美好生活需要實現的現實前提。只有在一個「真發展」「好發展」的國際環境中，美好生活需要才能變為現實。

其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中國之治」的總任務或總目標。「中國之治」的核心要義在於「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怎樣建設這個國家」。建設這樣一個國家，根本在於獨立自主、艱苦奮鬥，但也需要世界聯動。

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基本特質來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內容或基本實現路徑。因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就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具有強烈的民族性，「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記使命，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用13億人的智慧和力量匯集起不可戰勝的磅礴力量」。同時，對於人類整體進步和人類文明發展而言，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對是一個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具有重大的世界歷史意義。

中國現代化建設成功開闢了一條中國道路，一方面「昭示世人，通向現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條，只要找準正確方向、馳而不息，條條大路通羅馬」；另一方面，中國道路從來沒有偏離人類文明發展大道，而是「讓中華文明同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豐富多彩的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和強大的精神動力」。現代化、經濟全球化是世界潮流、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尊重歷史發展規律的中國共產黨人，一直把積極參與並推動現代化、經濟全球化的正確發展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推動並引領現代化、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中國方案」。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真正把握「中國之治」和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根本一致性。

其三，促進人類整體發展、可持續發展。「中國之治」的目標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以「中國方案」引領的全球治理的目標是建設一個和平、安全、繁榮、開放、美麗的世界，兩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沒有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中國，就沒有和平、安全、繁榮、開放、美麗的世界，反之亦然。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發展也不能沒有中國。

   建設一個和平、安全、繁榮、開放、美麗的世界，不是哪一個國家能夠獨立完成的，而是世界各國共同努力的結果。也就是說，這既是每一個國家的責任，也是所有國家的共同責任。各國的共同責任是通過每一個國家的責任來體現的。在這些共同責任中，和平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沒有和平，安全、繁榮、開放、美麗都將成為泡影。和平發展是中國文化不可移易的基因，也是全人類的共同願望。和平發展是中國的戰略選擇，也是「中國奇蹟」誕生的「密碼」。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其他國家也都要走和平發展道路，只有各國都走和平發展道路，各國才能共同發展，國與國才能和平相處。」在這些共同責任中，美麗具有基礎性和象徵性意義。之所以說具有基礎性，是因為「到目前為止，地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珍惜和呵護地球是人類的唯一選擇」。之所以說具有象徵性，是因為只有在一個和平、安全、繁榮、開放的環境中，才能「不斷開拓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之路」。「天人合一」思想充分彰顯出中國人民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優良傳統。在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實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關係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高度予以確認：「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

三、「中國之治」與全球治理「中國方案」問題域的貫通性

「中國之治」和全球治理「中國方案」要解決的現實問題以及面臨的現實環境是不同的，其實現的具體方法或路徑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但「中國之治」和以「中國方案」引領的全球治理在根本價值取向上卻是相同的。「履不必同，期於適足；治不必同，期於利民。」（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這就決定了兩者在根本原則和根本路徑上具有貫通性。當然，這種貫通性是建立在差異性的基礎之上的。

「中國之治」和以「中國方案」引領的全球治理肯定是有差異的，而正是因為差異性的存在，才有了相互貫通的必要與可能。現實境遇的不同是這種差異性的主要表現，具體又體現為兩個「顯著差別」。

其一，國內問題和全球問題的顯著區別。治理必須要有明確的治理對象即要解決的問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和「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這兩種表達意味著「中國之治」和全球治理要解決的時代課題是不同的，即兩者所處的問題域有著顯著差異。

「中國之治」的問題域是圍繞著實現中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這一奮鬥目標來展開的。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即是「中國之治」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圍繞著這一主要問題，我們面臨著兩個方面的挑戰。

一是在新時代，我們不斷推進改革開放，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顯著成效，主要領域基礎性制度體系基本形成，但還有許多硬骨頭要啃，還有許多難關要攻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這些挑戰涉及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既有經濟的，也有生態的；既有文化的，也有社會的；既有治黨的，也有治軍的。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14條基本方略，實際上就是「中國之治」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其基本方略。這些問題不是純粹由國內原因引起的，很多是國際因素造成的；同時，這些問題也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隨著形勢的發展而變化，具有複雜性和系統性，因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付出極其艱苦的努力。

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形勢複雜多變，我們面臨的國際風險挑戰空前嚴峻。國際風險挑戰包括兩類不同性質的問題。一類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專門針對中國設置的障礙。中國道路的成功開闢和「中國奇蹟」的不斷創造，西方道路的「正統性」和「唯一性」遭到質疑，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感到前所未有的焦慮甚至恐懼，害怕西方道路面臨著「歷史的終結」，從而把「遏制中國」作為他們的「基本國策」和「戰略目標」。儘管這些「小動作」不會阻止我國的和平發展，但也確實給我國發展造成了不小的麻煩和阻力。另一類是全球問題。全球問題不是哪一個國家存在的個別問題，也不是一般的問題，而是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關係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重大問題、根本問題。顯然，全球問題既是全球治理的問題，也是「中國之治」要面對的問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全球問題不斷湧現和凸顯，「人類正處在一個挑戰層出不窮、風險日益增多的時代。世界經濟增長乏力，金融危機陰雲不散，發展鴻溝日益突出，兵戎相見時有發生，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陰魂不散，恐怖主義、難民危機、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治理赤字」有增無減，人類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生存和發展危機。這些全球問題，既給全球治理帶來了巨大挑戰，也給「中國之治」帶來了巨大的負面效應。

其二，制度優勢與制度困境的顯著差別。無論是國家治理還是全球治理，都以一定的制度為支撐。制度是協調多元、合作有序的根本保證。在現代社會，秩序主要是由制度來保障的，而「治理就是秩序加意向性」。在1995年發布的《天涯成比鄰——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報告》中，全球治理被界定為「規則體系」或「規則系統」。因而，制度在治理過程中具有基礎性和根本性，甚至可以認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主要是全球治理制度的變革或創新。

「中國之治」以制度為根本動力和根本保障。《決定》合乎時宜地出臺，既表明我們黨對制度建設的認識越來越深入，也表明制度在「中國之治」過程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實際上，「中國之治」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機統一。我國國家治理體系以我國國家制度為支撐，國家制度構成國家治理體系的主要內容，而國家治理能力則是國家制度或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效運行。我國國家制度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近十四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決定》概括的13個「顯著優勢」，既是我國國家制度的「顯著優勢」，也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因而構成「中國之治」的顯著制度優勢。這是我們不斷推進「中國之治」、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依據和最大底氣。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這「兩大奇蹟」雄辯地證明，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中國之治」的制度優勢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堅定而明確的戰略導向。這緣於黨的統一領導。黨的統一領導是「中國之治」最大、最核心的優勢，它既是「中國之治」的根本力量保證，也是「中國之治」的正確方向保證。二是堅定而明確的價值取向。以人民為中心，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是「中國之治」的根本目標。在這一目標的指引下，人民當家作主，既是推進國家發展的主體，也是「中國之治」的主體，因而，「中國之治」擁有最廣泛的群眾基礎和最強大的力量支撐。三是科學而系統的戰略謀劃。以「總任務」為統領，以「四個自信」為強大支撐，堅持「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相統一，科學謀劃、整體布局，全國一盤棋，一張藍圖幹到底，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效能優勢。當然，制度優勢還表現在它與時俱進、不斷變革創新。制度是為社會發展服務的，制度自身的發展是一個常新的課題，一切好的制度都是在堅持和完善中不斷形成的。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也是一個堅持和發展的過程，在堅持中發展，在發展中堅持。

全球治理也需要以制度為根本動力和根本保障。但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的背景下，全球治理日益陷入一種制度困境：全球治理沒有一個統一的制度作為保障，即使有制度，也存在是不是一個好制度以及能否得到有效落實的問題。治理的制度化是由政府決定的。羅西瑙提出「沒有政府的全球治理」，認為全球治理是一種強調協作、參與和互動的模式，不一定需要依靠強制力量使人服從。葉險明教授用「非政府的全球治理」來替代羅西瑙「沒有政府的全球治理」，認為至少在可以預料的將來，在全球不可能出現一個「世界政府」，故也不可能出現「政府的全球治理」。的確，全球治理既不能依靠權威的統治，也不能寄希望於一個「世界政府」的出現，但它主要還是一種政府行為，或者準確地說，是政府之間的協調、合作行為。儘管非政府組織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但只要民族國家存在，它就不可能取代「政府之間的關係」這個主要因素。實際上，聯合國、世貿組織等非政府組織都是通過協調「政府之間的關係」來實現全球治理的。離開了政府的推動和主導，全球治理不可能實現，只是與國家治理相比，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竊以為，「有限的政府全球治理」這一概念或許更能反映當前全球治理的實際，且在邏輯上更為自洽。

之所以會出現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不是沒有政府的參與，也不是沒有制度，而是缺少好的制度以及好的制度不能得到落實。一方面，缺少好的制度。冷戰結束以後，由於擁有超強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力量，美國成為全球治理的主導，而美國全球治理的策略與方法是以自由主義及其變種新自由主義為構建原則的，甚至可以認為，自由主義及其變種新自由主義即是美國全球治理的制度安排。如果說自由主義在歷史上曾起過重要進步作用的話，那麼，新自由主義則是徹頭徹尾的理論譫妄和實踐陷阱。新自由主義使自由主義的內核——個人主義或純粹的利己主義發揮到極致。現在，美國奉行的對外政策實質上就是一種法西斯主義。由此必然導致另一方面的問題，即制度形同虛設。當今世界的一大熱點問題是「逆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本質是極端個人主義或利己主義，表現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逐漸形成並得到廣泛認可的制度的隨意拋棄與踐踏。美國隨意「退群」就是典型。連自己制定的遊戲規則都可以隨意撕毀，表明西方一直奉行的「契約精神」已蕩然無存。這正是全球問題不斷產生的根源，也越來越成為給世界帶來不確定性的主要因素。

四、「中國之治」與全球治理「中國方案」效能的協同性

事物是相互聯繫的，世界因此而成為一個整體，任何事物都是這個整體的一部分。治理具有整體性。不論是「一國之治」還是全球治理，實質上都是一種整體性治理。「在全球化時代，國內治理與國際治理愈來愈表現出高度的依存性、滲透性和互動性。在尊重國內治理與國際治理的相對獨立性的同時，更需要人們自覺打破兩者的界限，從整體性上審視和駕馭國內治理與國際治理，否則現存治理認識的碎片化、區隔化，只能導致治理實踐的困境。」這是把握「中國之治」與全球治理「中國方案」辯證關係的另一個重要視角。「中國之治」和以「中國方案」引導的全球治理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其效能具有聯動性、協同性。

   其一，「中國之治」催生全球治理體系創新變革的時代訴求。在20世紀60年代，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快速推進以及全球問題頻發，全球治理便成為全人類的共同呼聲。雖然直到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才明確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代命題，但「中國之治」的偉大實踐卻在新中國成立的禮炮聲中開啟，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氣勢恢宏地展開，並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而漸入佳境。正是因為「中國之治」，才可能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中國方案」。

在邏輯上，全球治理根源於國內治理，是以國內治理為立足點和推動力的。沒有國內治理，全球治理便沒有存在的合理性。全球治理這一人類共同命題的提出，正是世界各國在國內治理過程中面對一些共性或普遍性的問題即全球問題而發出的呼聲。全球治理變革的要求也是基於這一邏輯而產生的。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之治」無疑具有典型性。「中國之治」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強烈的人類情懷，是對人類文明發展新路的探索。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之治」實際上是在全球問題的問題域中展開的。同時，中國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國內問題，很多不是純粹的國內問題，而是由全球問題引起的，或者說是全球問題的具體表現，因此，「中國之治」的效能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受全球問題的治理效能所影響和制約。

由於制度的「顯著優勢」，「中國之治」前景光明、前途廣闊，中國夢一定會實現。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全球治理困境以及由此帶來的日益嚴峻的全球問題，卻可以造成嚴重阻力，甚至延緩這一進程。事實上，由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的「西方框架」，已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拋棄，經濟全球化陷入嚴重的制度困境及其帶來的治理困境之中，也給「中國之治」帶來了嚴重挑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繁榮穩定是中國的機遇，中國發展也是世界的機遇。和平發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們能不能把世界的機遇轉變為中國的機遇，把中國的機遇轉變為世界的機遇，在中國與世界各國良性互動、互利共贏中開拓前進。」這是我們積極參與並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現實邏輯。

其二，「中國之治」推動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落地生根。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正在由「被動參與」向「主動參與」「積極推動」轉變，由「配角」向「主角」轉變，這既是我國國家整體實力不斷提升的體現，也標誌著我國治理理念的歷史性提升。「主動參與」「積極推動」的一個重要表徵是確立全球治理的話語權。推動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落地生根，必須以「中國之治」的順利推進贏得話語權。

在全球交往過程中，一個國家話語權的強弱是由這個國家的整體實力決定的。同理，全球治理「中國方案」能否得到世界各國的認同，從而轉化為實踐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之治」的實際效果決定的。因此，積極推進全球治理「中國方案」落地生根，最根本的是搞好「中國之治」。一方面，搞好「中國之治」，解決好「中國問題」，是確立全球治理話語權的根本保證，也是全球治理「中國方案」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的有力證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無論外部風雲如何變幻，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就不可能得到世界各國的認同，也就不可能轉化為一種全球性的實踐。因而，「中國之治」目標的實現直接關係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目標的實現，從而直接關係全球治理體系的成功轉型。另一方面，「中國之治」的成功經驗將不斷豐富和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從而為世界各國國家治理提供一種可供借鑑的理念、思路和方法。國家治理具有自主性，每一個國家的國家治理都是「自主的政府治理」，都有自己的一套治理國家的價值體系和方法體系，因而，他國的成功經驗只能是一種參考或借鑑，而不是簡單的「輸入」或「植入」。在全球交往過程中，中國一直秉承平等相待、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的原則，從不搞「模式輸出」，但「中國之治」獨特的成功經驗裡蘊含著普遍性經驗，即對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遵循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創造性地解決問題的有機結合，對各國走好自己的道路具有重要借鑑意義，從而推動全球治理目標的實現。當然，「中國之治」沒有也不可能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模式，而是隨勢而動、因時而變、因事而異，是一個不斷創新發展的過程。

其三，全球治理賦予「中國之治」以全球視野和現代化品質。全球治理和國家治理是一個雙向互動過程，全球治理以國家治理為起點和基礎，反過來又具有塑造國家治理的功能。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落地生根、有效實踐，在價值、理念、機制、結構、主體等方面不斷創新「中國之治」。

   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不斷拓展「中國之治」的全球視野。全球治理「中國方案」本來是「中國之治」全球視野的體現與證明，現在又成為「中國之治」全球視野的拓展者。立足國內、面向全球是「中國之治」的基本姿態。而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成功實踐，又把「中國之治」帶入更廣闊、更深邃的歷史境域中。一方面，深化改革，「內強素質」。全球治理「中國方案」是基於中國綜合實力不斷提升而提出來的，而其成功實踐又成為「中國之治」的價值引導。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是以全球性價值或人類共同價值為導向的，這也是「中國之治」的必然方向。事實上，全球治理「中國方案」得到日益廣泛的世界認同，正在成為我們深化改革的方向和動力，其成功實踐，也正在將體現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的世界經驗源源不斷地轉化為我們自身的內在素質。另一方面，推進開放，「外塑形象」。開放發展是一種面向全球的發展，實質上也是「中國之治」的目標與方向。「中國之治」只有在全球性格局中展開才能獲得成功，而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世界性認同，也必將成為中國進一步開放發展的先導。

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不斷塑造「中國之治」的現代化品質。「中國之治」以社會主義現代化為目標並成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礎條件。「中國之治」雖然是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生成的，但它有著5000多年中華文化的浸潤，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國家治理理念及經驗。這些理念和經驗並不當然地構成「中國之治」的理論基礎和經驗性前提，而必須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賦予其現代化品質，才能成為「中國之治」的力量源泉。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開拓是以西方現代化為其歷史背景的，西方現代化的成功經驗是理所當然的「它山之石」。借鑑和吸收西方現代化過程中國家治理的成功經驗，是「中國之治」走向未來的必要條件。同時，在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實踐過程中，由世界多樣性文化交流、碰撞而凝聚成的現代化品質必將「回饋」給「中國之治」，賦予「中國之治」以更廣闊的全球視野。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能力並不等於品質，但品質必須以能力為核心內容和關鍵支撐。沒有能力支撐的品質是空洞的。「中國之治」的現代化品質，必須以治理能力現代化為重要支撐與證明。治理能力是一個綜合性因素，包括很多內容，但制度建設無疑是其中的核心因素或關鍵因素，國家治理實質上是一個制度建設的過程。必須明確的是，制度並不等於治理能力，制度的生命在於執行。只有忠實而有效地執行制度，才能由「制」轉「治」。因此，「中國之治」的關鍵在於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效能優勢。

其四，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統攝「中國之治」和全球治理。「中國之治」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根本目標，為人民謀幸福，推動人類文明進步，而作為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質上是「中國之治」的全球向度。因此，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統攝「中國之治」和全球治理，是推動中國現代化建設、促進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選擇。

「中國之治」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必然向度。這有兩個意思：一是只有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中國之治」的制度優勢才能充分彰顯出來。「中國之治」的制度優勢，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與「西方之治」制度困境相比較而彰顯出來的。以自由主義為內核的西方全球治理制度，個人利益至上，以犧牲他人利益甚至人類的根本利益為代價，而「中國之治」的制度框架則把人民利益和人類根本利益統一起來，追求人類的整體發展。《決定》列出的「顯著優勢」中有一條：「堅持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相統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斷作出貢獻的顯著優勢。」只有轉化為「中國之治」的效能優勢，這個制度優勢才能真正彰顯出來。二是只有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中國之治」的世界性才能獲得進一步拓展。中國道路的世界性實際上是通過「中國之治」的世界性展現出來的。「中國之治」，於內，在於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於外，在於承擔更多的歷史責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人類整體發展。因此，只有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視閾，「中國之治」才能成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關鍵力量，從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

造成全球治理制度困境的原因很多，但有兩個主要因素：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多邊機制缺乏適應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的能力，二是以極端個人主義或利己主義為核心的西方制度的根本性缺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建立的多邊機制，儘管是一種有效的全球治理機制，但隨著美國不斷「退群」，其脆弱性和隨意性充分暴露出來。羅伯特·基歐漢認為，全球治理真正缺失的是被賦予全球化方式的權力機構。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曾長期充當這個「全球化權力機構」的角色，美國更有「世界警察」之稱，但由於他們缺乏人類共同體意識，不能守護人類的共同價值，從根本上造成全球治理制度困境。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大價值，正在於為破解這一困境提供了「中國方案」：構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促進人類的整體進步。

總之，「中國之治」和全球治理「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兩個方面，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缺一不可。一方面，「中國之治」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堅實基礎和強大動力。作為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中國之治」的需要，也是「中國之治」的邏輯延展，因而，它必須以「中國之治」為基礎。「中國之治」的成效直接影響到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境遇。另一方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全球治理為基本內容和基本路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這正是全球治理、也是「中國之治」面臨的5大問題域。因此，從「中國之治」到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既以民族國家為立足之基，又超越了民族和國家的界限，以人類整體發展為指向，強調以平等和包容為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家關係，在尊重、維護並實現各國合理利益的基礎上，主張通過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實現真正的人類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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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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