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標是法條標題的簡稱，也被稱為「條旨」「條名」「條文標題」等。它被放置在法條的前部位置，用簡短的語言，集中體現法條所涵蓋的全部內容，具有提綱挈領的功能。條標不僅屬於法典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突出表現為：有利於法律的制定與實施、法學的教育與研究、法制的宣傳與傳播等。中國古代的立法者深諳條標的這些作用，往往在制定法典時，就設置了條標。條標也隨著法典頒行而被官吏、學者等廣泛使用，在法律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
中國古代的立法歷史悠久，制定的法律也不少。早在夏朝時有「禹刑」，商朝時有「湯刑」，西周時有「九刑」「呂刑」等。進入封建社會以後，制定的法律就更多了。可以說，歷朝歷代都有自己的立法史，都制定過本朝的法律。可是，由於各種原因，目前完整保存下來的第一部法典則是唐朝時制定的刑法典《唐律疏議》（又稱為《唐律》）。之後，宋朝的《宋刑統》、明朝的《大明律》和清朝的《大清律例》也都完整地保存下來。今天，可以看到這些法典的全貌。中國古代的這些法典有個共同點，即都設有條標。而且，條標的設置還與時俱進，沒有故步自封，停滯不前。
《唐律疏議》在中國古代立法史上第一次設置了條標
現有資料表明，在中國立法史上，《唐律疏議》開天闢地，第一次設置了條標。現存的《唐律疏議》於永徽四年（653年）頒行，共有502條律條（律條即是法條），每條律條都設有一個條標，共有502個條標。
《唐律疏議》的條標字數最少僅兩個字。比如，「十惡」「強盜」「竊盜」「違令」「疑罪」等等。字數最多的有13個字，是「祖父母為人毆擊子孫即毆擊之」。字數為6個字的條標數量最多，佔了條標總數的25.50%。比如，「老小及疾有犯」「犯罪未發自首」「宮殿作罷不出」「知情藏匿罪人」「官司出入人罪」「斷罪應斬而絞」等。
以《唐律疏議》條標所含的內容來分類，主要可以分為以下五大類：
第一類是刑罰類。《唐律疏議》是部刑法典，刑罰是其中的重要要素，條標反映了這一要素。比如，「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行三」「死刑二」等。
第二類是特權類。唐朝也是一個特權社會。這種特權在《唐律疏議》中也有顯現。一些特權者犯罪以後，可以享受減、免刑罰的優待，這在條標中也有體現。比如，「八議」「官當」等。
第三類是一般原則。任何刑法典都不會沒有關於一般原則的規定，它是適用於整部刑法的一種規則，通常規定在總則裡。《唐律疏議》也是如此。它的條標把這些原則一一標識在總則名例律裡。比如，「犯流應配」「老小及疾有犯」「犯罪未發自首」「同職犯公坐」「同居相為隱」「化外人相犯」等。
第四類是罪名。刑法有罪名的內容。它是犯罪名稱，也是對具體犯罪本質、特徵的概括。《唐律疏議》的條標中，有一些是罪名，比如，「私入道」「劫囚」「乏軍興」「謀反大逆」「謀殺人」等。
第五類是罪狀。它是對犯罪具體狀況的描述，也是一種適用該罪與刑規範的條件。刑法分則的法條往往由罪狀與法定刑兩部分組成，罪狀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唐律疏議》的有些條標把罪狀作為自己的條標，並加以顯示。比如，「闌入宮殿門及上閤」「刺史縣令等私出界」「指斥乘輿及對捍制使」「不言及妄言部內旱澇霜出」「斷罪不具引律令格式」等。
《唐律疏議》的條標雖主要可分為五大類，但它們都能概括、清晰地反映各自律條的內容，讓人一目了然。這也是設置條標所要達到的目的之一。
《唐律疏議》的條標對以後封建朝代立法產生過深遠影響。以後制定的《宋刑統》《大明律》《大清律例》不同程度地沿用了它的部分條標。比如，《唐律疏議》中的「八議」「十惡」「越訴」等一些條標，被《宋刑統》《大明律》《大清律例》原封不動地使用。
《宋刑統》《大明律》與《大清律例》借鑑了《唐律疏議》設置條標的做法
《宋刑統》《大明律》《大清律例》分別是宋、明、清三朝的重要法典。隨著時代的變遷，它們也與時俱進，在體例與內容上都有改變，與《唐律疏議》不完全相同。但是，它們都借鑑了《唐律疏議》中設置條標的做法，設置了自己的條標。
《宋刑統》頒行於建隆三年（762年）。在體例與內容上，它與《唐律疏議》有所區別。《宋刑統》改變了《唐律疏議》的律、條體例，增設了213個門，變成了律、門、條組成的體例。但是，《宋刑統》仍然保留了條標。除了繼續沿用《唐律疏議》中的一些條標外，還變通制定了自己的條標。其中，有些條標為新設而《唐律疏議》中所沒有。比如，「貢舉考課」「御膳」「強率斂」「諸蕃人及波斯附」等。
另外，有些條標則是對《唐律疏議》條標作了少量字的修改，在內容上並無本質的差異。比如，把《唐律疏議》中的條標「調發供給軍事違法」，改為「調發雜物供軍」就是如此。而它們所含律條的內容則完全相同。
這裡還需提及的是，《宋刑統》中有些門的門標也是從《唐律疏議》的條標轉化而來。即《唐律疏議》的條標變成了《宋刑統》的門標。比如，「決罰不如法」在《唐律疏議》中是條標，在《宋刑統》裡則是門標。《宋刑統》這個門標取自於《唐律疏議》的條標，而且字面上完全一樣。
《大明律》頒行於洪武三十年（1397年），它在體例和內容上也與《唐律疏議》有所區別，這引發了條標上的變化。在律例上，《大明律》僅有460條律條，條標也隨之減少到460個，條標數量因此而少於《唐律疏議》42個。
在內容上，《大明律》繼承了超過《唐律疏議》60%的內容，有近40%的內容為新制定。這就決定了《大明律》有大量的條標為新增，即為《唐律疏議》所沒有。新增的條標主要體現在一般原則、罪名、罪狀各領域，以下舉例證之。
新增一般原則的條標有：「以理去官」「無官犯罪」「除名當差」「處決叛軍」「在京犯罪暴民」「徒流遷徙地方」等。
新增罪名的條標有：「奸黨」「信牌」「漏用鈔印」「私茶」「匿稅」「失儀」「越城」「幹名犯義」等。
新增罪狀的條標有：「交結近侍官員」「上言大臣德政」「檢踏災傷田糧」「蒙古色目人婚姻」「私充牙行埠頭」「拆毀申明亭」「織造違禁龍鳳紋緞匹」等。
可見，《大明律》在條標的數量與內容上，都與《唐律疏議》有所不同。
《大清律例》頒行於乾隆五年（1740年）。它雖在《大明律》的基礎上發展而來，但在體例與內容上也不完全與《大明律》一致。這導致了條標的變化。在體例上，《大清律例》的律條為436條，比《大明律》少24條，其條標也因此而減少了24個。減少的條標中包括了「增減官文書」「漏用鈔印」「蒙古色目人婚姻」「鈔法」「懸帶關防牌面」「偽造寶鈔」等等。另外，《大清律例》是一種律例體例，律條後附以例條。例條的數量還超過律條。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例條已達1456條，之後還有增加。
《大清律例》體例上的這種變化引起了內容上的變化，主要是例條加入以後，其內容大增，以致每個條標中所含的內容也大增，不過，《大清律例》的制定者妥善地解決了設置條標中遇到的問題，條標仍然十分規範，而且絕大多數條標與《大明律》中條標一致，連條標的字數都一樣。
《宋刑統》《大明律》《大清律例》的條標雖與時俱進，有所發展，但都源於《唐律疏議》的條標，借鑑了《唐律疏議》設置條標的做法。從中亦可見，《唐律疏議》條標影響之深遠。
《大清律例》的條標在古代、近代、當代均被使用
設置條標是為了使用條標。從現有資料來看，《大清律例》條標使用的範圍比較廣泛，時間跨度也大，涵蓋了中國的古代、近代與當代。
首先，《大清律例》條標在古代被廣泛使用。
《大清律例》條標在古代被廣泛使用，使用的群體與範圍主要是司法官的判詞、刑幕的辦案經驗總結、學者的律學著作等等。
清朝的司法官在判詞中，使用過條標。李之芳就在判詞中使用過《大清律例》的條標。他歷任金華府推官、刑部主事、廣西與湖廣兩道的御史、浙江總督、兵部尚書等職。他在審判吳華與其親侄吳之信之妾王氏姦情案中，判定：「（吳）華與王氏密情不虛。即坐以『親屬相奸』」之條。其中的「『親屬相奸』之條」就是指《大清律例》中的「親屬相奸」條標中所含的規定，條標被李之芳的判詞恰當地使用了。
清朝的刑幕即是刑名師爺，司法官的幕僚。他們在自己的辦案經驗總結中，使用過《大清律例》的條標。在乾隆年間（1736—1795年）曾任刑幕的王又槐，總結了自己參與辦案的經驗，撰成了《辦案要略》一書。在書中，他引用《大清律例》中的條標「官吏受財」與「事後受財」，並解釋它們所含內容的差異。「律中『官吏受財』一條，專指官與吏已經得受有事人財，事已斷訖之罪也」；「受意於臨事，過後而始迎合，財為『事後受財』」。經過這樣的解釋，就把兩個條標中所含律條的原意解讀得清清楚楚。
清朝的學者在自己的律學著作中，也使用過《大清律例》的條標。吳壇在所著的《大清律例通考》一書中，就大量使用《大清律例》的條標。比如，在「五刑」條標之下，他用「謹按」的形式，發表了對「五刑」條所含律之內容的學理看法，以便讀者對「五刑」的內涵有個全面、正確的認識。
其次，《大清律例》的條標在近代被廣泛使用。
《大清律例》條標在近代被廣泛使用，使用的群體與範圍主要是官吏的奏摺、學者撰寫的史籍與學術研究成果等。
在清末的法制改革中，晚清的有些官吏通過奏摺，上陳改革的必要性與應改革的內容，推進法制改革。在有的奏摺中，就使用了《大清律例》的條標。沈家本的奏摺就是如此。他在一份奏摺中，主張變革死刑制度，即保留絞刑，少用斬刑。「擬死刑僅用絞刑一種，仍於特定至行刑場所密行之。如謀反大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等條，俱屬罪大惡極，仍用斬刑，則別輯專例通行。」其中的「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都是《大清律例》中的條標。
近代的中國學者在撰寫史籍時曾使用過《大清律例》的條標。民國時期的學者在編撰《清史稿》時就使用過《大清律例》的條標。特別是其中的《刑法志》部分。它在記載《大清律例》的制定時，提及曾經增加過兩個律條，並用條標來顯示增加的兩個律條。「其增入者：名例之天文生有犯、充軍地方二條。」其中的「天文生有犯」與「充軍地方」都是《大清律例》中的條標。
在民國時期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中，也使用過《大清律例》的條標。楊鴻烈在《中國法律發達史》一書裡，為了證明《大清律例》與《大明律》內容的異同，使用大量條標，來對它們的內容作比較。比如，他使用了「五刑」「流囚家屬」「徒流遷徙」「充軍地方」「斷罪依新頒律」「徒流人又犯罪」「共犯罪分首從」「應議者犯罪」等許多《大清律例》中的條標。
最後，《大清律例》的條標在當代被廣泛使用。
《大清律例》的條標不僅在古代、近代被使用，還在當代被廣泛使用。使用的群體與範圍主要是學者及其學術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了論文與著作。
當代的有些學者在學術論文中，使用《大清律例》的條標。李擁軍在《法律與倫理的「分」與「合」——關於清末「禮法之爭」背後的思考》一文中，大量使用《大清律例》的條標，說明其中的禮法問題。引用的條標包括：「幹名犯義」「存留養親」「親屬相毆」「親屬相為容隱」「故殺子孫」「殺有服卑幼」「妻毆夫夫毆妻」等。
當代的有些學者在學術著作裡，也使用《大清律例》的條標。李顯東在其著作《從〈大清律例〉到〈民國民法典〉的轉型》內，使用了一些《大清律例》的條標，以其來反映《大清律例》中的相關內容。使用的條標包括了：「市司評物價」「把持行市」「器用布絹不如法」「盜賣田宅」「得遺失物」等。
《大清律例》條標的使用是中國古代法典條標使用的一個縮影。它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國古代法典條標不僅被制定，而且還被使用，其意義非凡。
中國古代法典條標設置與使用的啟示
中國古代法典條標的設置與使用告訴人們，法典中條標的設置與使用是中國古代傳統法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一種常態性做法。它們都具有獨特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條標的設置為條標的使用奠定了基礎，條標的使用又為法律的制定與實施，法學的教育與研究等提供了方便。總之，十分有利於促進法制建設與法學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逐漸走上法治的軌道，法治日益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發展的強勁動力與重要保障。中國當代的條標設置與使用也提到了議事日程，開始運作。有些地方人大的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的政府規章、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中，都曾設置過條標。
江蘇、浙江等省的人大通過的地方性法規中，設置過條標。1980年6月由江蘇省第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江蘇省城市衛生管理暫行規定》中，設置了條標。比如「加強領導，搞好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加強環境衛生管理，保持市容整治」等等。1982年3月由浙江省第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的《浙江省城市衛生管理暫時規定》中，也設置了條標，比如「加強領導」「環境衛生」等。它們是地方人大在自己通過的地方性法規中設置條標的先行者。
有的地方政府在自己制定的政府規章中，也設置了條標。1994年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頒行了《上海市人民政府規章制定程序規定》並設置了條標。從那以後，凡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的政府規章都設置了條標。
最高人民法院不僅在司法解釋中設置條標，還在判決書中使用條標。我國1997年頒布的刑法沒設條標。但是，為了便於適用這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利用司法解釋的方法，為其每個法條都設置了條標，共有452個條標。比如，「立法目的」「任務」「背叛國家罪」「虐待俘虜罪」等。以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書也使用了條標。在「矯立軍搶劫、非法買賣槍枝、尋釁滋事，矯立祥與安明力搶劫案」的判決書裡，就使用了「搶劫罪」「非法買賣槍枝罪」和「尋釁滋事罪」三個條標。
可以說，改革開放以後，我國在設置與運用條標方面，已經作過嘗試與實踐。如何充分認識、評價前人的經驗與做法，在立法工作中加以借鑑吸收值得認真研究。筆者認為，法律中設置條標或許將更有利於法律的制定、學習、研究與實施，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是一件好事。（華東政法大學功勳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