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歲時，蔣夢麟迎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挑戰。
那是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大批學生被捕。北大校長蔡元培多方奔走，將學生保釋後，出人意料地宣布辭職，次日即離開北京，並留下一句話：「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
一向被視為北大絕對靈魂的蔡元培，發出自己猶如匹馬，被路邊看客不斷喝彩，導致騎者不停加鞭使自己力竭而亡的感嘆，事出有因。
當時的北大派系林立，內鬥頻仍。教授分為四大派別，學生領袖也政見不同，多有齟齬。學校外部，浙江人佔主導的北京教育界和影響輻射全國的江蘇省教育會兩大勢力鬥得不可開交，政界勢力更對學生力量各有算盤。在全國文化輿論界舉足輕重的北大，一時成為各方角力的戰場，暗流湧動。
身心俱疲的蔡元培選擇暫避風頭，同時「欽點」蔣夢麟，讓他以自己代理人的身份，空降北大，主持校務。
臨危受命的蔣夢麟，不僅要面臨派系鬥爭的難題，更有許多現實問題亟待解決。他曾自述：「半年的欠款，六百飢餓教職員，三千惹禍的學生，交到我手裡，叫我怎麼辦？」
然而蔣夢麟並無推脫。在教授評議會的亮相上，面對大教授們懷疑的目光，才33歲的蔣夢麟不卑不亢，他溫和且低調地陳述，他此次來，只代表蔡元培個人，而非代表北大校長；且只是代蔡來捺捺印子，一切最終還是要請各位主持。身為杜威弟子、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的蔣夢麟的第一次出場，居然如此謙和低調，使各位教授暗暗吃驚。
三天後的北大學生歡迎蔣夢麟的全體集會上，蔣夢麟深知必須要給學生運動予以定性，方能贏得學生信任。他和蔡元培一樣，對學生參與政治運動始終抱以懷疑態度。既要順從學生心理，又要表明自己主張，蔣夢麟把兩者中間的平衡拿捏的恰到好處。他先是大大讚揚一番，不惜說出「世界各國，亦莫不對諸君而起敬意」這樣的話，然後話鋒一轉，又表明「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之基礎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功夫為立腳點」，力促學生回歸課堂，回歸本分。
短短一周內，蔣夢麟擺平各方關係，在北大這個大染缸裡遊刃有餘，表露出與年齡不相匹配的辦事能力，使北大迅速平靜下來。這一次突如其來的大考，蔣夢麟幾乎交出滿分答卷。數月後，蔡元培回歸北大，蔣夢麟被委任為總務長。此後十年間，蔡元培屢次「辭職」，均由蔣夢麟頂上。
1930年，蔣介石一紙任命，蔣夢麟正式接任北大校長。當時，北大教授生活困頓，教授在外兼職蔚然成風，導致本校的本科教育一塌糊塗。蔣夢麟多方聯繫，帶著中華教育基金會的一大筆錢入主北大，很快穩住人心。此後直到抗戰勝利，15年間，他始終是北大的行政負責人，是北大歷史上掌校時間最長的一位校長。在此期間，針對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這兩種著名「精神特點」所產生的「紀律弛，群治弛」兩個缺點，他致力於「整飭紀律，發展群治，以補本校之不足」。這一新思路，使得北大的教學和科研在風雨飄搖的戰亂年代也有穩步上升。蔣夢麟自己說：「從民國19年到民國26年的7年內，我一直把握著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動和學生運動漩渦的北大，已經逐漸變為學術中心了。」「雖然政治上狂風暴雨迭起，北大卻引滿帆篷，安穩前進。圖書館的藏書大量增加，實驗設備也大見改善。國際知名學者如杜威和羅素，相繼應邀擔任客座教授。」
蔣夢麟說自己平生做事全憑「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世，以鬼子辦事。所謂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學務實的精神辦事。胡適說蔣夢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擔當」的校長。魄力、擔當何在？論個人魅力，他不及蔡元培，論才情，他不及胡適之，但論起辦事能力，蔡、胡都要愧讓蔣三分。
蔣夢麟自稱是蔡（元培）先生的一條狗，因為蔡是北大的「功人」，所以自己便是北大的「功狗」。這便是蔣夢麟的獨到之處。他未必有大的胸懷和很遠的眼光，但是他在實踐當中完成了一件又一件事，為教育事業立下了一些功勞。不管時局如何變化，這樣的功勞和精神，都應該被後人記住。（高毅哲）
(責編：洪芳芳(實習生)、林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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