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北大老校長,人們往往會想起嚴復、蔡元培、胡適、馬寅初、傅斯年等學術巨匠。但你也許不知道,曾經這樣有一位校長,在「五四」運動和抗日戰爭初期兩度臨危受命執掌北京大學。也就是在他的手中,北大兩度從衰落走向復興。 這個人就是蔣夢麟。然而這樣一位功不可沒的偉大校長,卻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鮮為人知。甚至在他前後耕耘了二十多年的北大,蔣夢麟也一度成了一個被淡化的名字。
這樣一位功勳卓著的校長,他的名字為什麼會一度被人淡忘?這一方面這與蔣夢麟不爭不搶的儒雅性格有關;另一方面則與他1945年之後一直擔任國民黨官員並遷居臺灣有關。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隨著兩岸的關係不斷改善,有關蔣夢麟的研究越來越多。蔣夢麟的著作,特別是其自傳的大量印行也使人們逐漸對他有了新的認識。
1886年,蔣夢麟出生在餘姚蔣村的一個小康之家。蔣夢麟的幼年時代,現代學校教育還沒有在農村普及,私塾仍舊是學子啟蒙的主要途徑。
他五歲被送到家塾啟蒙,學習中國傳統儒家所規範的知識。但是,蔣家並非一般的封建守舊家庭,他的父親蔣懷清思想頗為開明。在蔣夢麟十一歲時,父親把他送到離村約四十裡的紹興中西學堂學習,這成為了蔣夢麟最初接觸西方學問的地方。也就是在這裡,蔣夢麟遇到了蔡元培。
蔣夢麟進入中西學堂的第二年秋天,蔡元培辭去翰林院編修的官職,回到故鄉紹興,應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學堂監督。在少年蔣夢麟的眼中,蔡元培不僅是一位科舉道路上的成功者,還是一位有理想的知識分子,令他景仰和崇拜。此時的蔣夢麟也許不曾想到,自己此後的生活將不再平靜,他的一生都會與蔡元培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蔣夢麟從紹興中西學堂畢業後,中國已經進入二十世紀初年,西學東漸已不再是過去的涓涓細流,而是化作洶湧澎湃的波濤衝入了中華大地。這時,蔣夢麟輾轉進入了浙江高等學堂學習。這裡不僅是浙江最高學府,也是全省文化運動的中心。處在這種動蕩時局中的蔣夢麟自然無法置身事外。此時的他雖然也對革命書籍感興趣,但總是適可而止,而且為求萬全仍然準備參加科舉考試。
1903年秋天,十八歲的蔣夢麟被錄取為餘姚縣學附生,也就是秀才。但考取秀才後的蔣夢麟,沒有成功的喜悅,反而有點兒迷惘。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兩個矛盾的勢力正在拉著。一個把我往舊世界拖,一個把我往新世界拖。我不知道怎麼辦。」
蔣夢麟考取秀才兩年後,有著1300餘年歷史的科舉制度被廢除。晚清中國在西潮的衝擊下,也變成了一個瘋狂的世界。當時孫中山號召的重建中華的口號已經深入人心,青年學生投身革命的越來越多。清朝的滅亡,似乎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蔣夢麟逐漸認識到:不論立憲、維新或者革命,西化的潮流已經無法抗拒。中國只有在這條道路上繼續行進,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
於是在父親的資助下,蔣夢麟自費留學美國。上船前,他找到一家理髮店剪去了辮子,上船後便把辮子扔進了大海。
初到美國時,蔣夢麟憑著以農立國的願望,選擇了農學。不過,祖國災難深重的現狀,很快就迫使蔣夢麟轉向了對社會政治問題的關注。而作為實用性的農業科技,根本無法解決救國救民的重大問題。於是,跟魯迅棄醫從文的行為相似,蔣夢麟毅然決定轉入教育學。而這一決定,也使他開始了另一段獨特的人生。學成回國後的蔣夢麟進入到江蘇省教育會工作,主持《新教育》雜誌。這份雜誌給蔣夢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施展自己所學教育理論的平臺。
從創刊號開始,他就高舉「養成健全人生、創造進化之社會」的旗幟,宣傳他的導師——美國進步主義教育家約翰·杜威的教育思想,並廣泛介紹歐美教育制度、提倡平民主義,主張以歐美教育為樣板來改造中國的舊式教育。《新教育》創刊後,深受教育界、知識界同仁的好評,每期發行量都超過6000冊,成為全國倡導教育革新的重要理論陣地,並與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南北呼應,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主要刊物之一。
通過《新教育》雜誌的創辦,年輕的蔣夢麟大受歷練,他腦海中教育救國的理念也愈加成熟起來。此時聲名鵲起的蔣夢麟還不知道,一個能讓他實現理想的機會已悄然來臨。
在巴黎和會上,列強不顧中國代表的反對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到中國後,北京學生群情激憤。1919年5月4號下午,北大和北京的九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學生在齊聚天安門,提出「廢除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還我山東」等口號,並火燒趙家樓。
面對洶湧的學生運動,當政的北洋軍閥政府自然不會善罷甘休。5月7日,北京政府提出解散北京大學、撤免校長蔡元培的動議。5月8日,為了保全北大,也為了不讓無辜學生受難,蔡元培決定自行辭職,並連夜離京。
與此同時,北京的局勢在蔡元培辭職離開後又有了新的變化。北京的學生們已經不再將焦點投向巴黎和會,也不再為遊行學生的善後處理奔走呼號,而是關切他們能否挽留蔡元培。
蔡元培經過多日考慮曾有所動搖,認為可以收回辭職的初衷,但由於身體狀況欠佳不能立即返回北京處理繁重的校務。在此情形之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北京大學醫學部前身)校長湯爾和替蔡元培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讓蔡元培先答應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但不必馬上回京,而採用委派的方式讓其弟子蔣夢麟代理校長事務。
在得到代理北大校長的消息後,蔣夢麟幾乎沒有猶豫便答應了。多年來夢寐以求的教育實踐機會終於來臨。
1919年7月20日,蔣夢麟赴京任職,北大全體學生齊集理科樓歡迎。不過,與其說他們是在歡迎蔣夢麟,不如說是歡迎蔡元培。因為此時在北大毫無根基的蔣夢麟,還只是蔡元培的影子。
初來乍到的蔣夢麟很低調,也很謙虛。在一次出席教職員會議時,他說:「我只是蔡先生派來蓋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這樣的低姿態、真誠與謙虛,使反對他的人都不好意思再反對了,所以只能在評議會上通過了聘請蔣夢麟做教授,並擔任總務長。
然而,就是這個自稱來「蓋印子」的蔣夢麟,卻為北大做了許多實際工作,成為蔡元培的得力助手。首先他發現五四之後的北大,學生情緒依舊高漲,於是蔣夢麟把他們從示威運動中拉回課堂,恢復正常的教學秩序。在學校管理方面,他秉持民主治校的原則,在北大初步建立起比較完整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統,使北大走上了教授治校之路。為了發展學術事業,他四處奔走籌集款項,用於辦學條件的改善。
蔣夢麟的辛勤努力終究沒有白費。20世紀20年代,在其它高校幾乎無米下炊的情形下,北大卻能夠軟硬體設施不斷更新、學生質量也日漸提高,呈現一派蒸蒸日上的氣象。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正當蔣夢麟在北大幹得風風火火的時候。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大風波卻不期而至。
風波的導火索是發生於1926年3月18日的「三·一八」慘案。當日,北京各界2萬餘人,為抗議日本帝國主義製造大沽口事件,舉行集會示威活動。當人群行至段祺瑞的北京臨時執政府所在地時,遭到軍警的武力鎮壓,北大學生張仲超、黃可仁、李家珍三人不幸罹難。面對這一令人髮指的罪行,連一向脾氣溫和、主張以和為貴的蔣夢麟也無法忍受了,在3月24日舉行的追悼大會上,蔣夢麟公開譴責了段祺瑞政府的暴行,也因此招致了軍閥頭目的嫉恨,將他列入了逮捕處決的黑名單中,卻被迫離開這片充滿希望的地方。
蔣夢麟是不舍的,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從天津輾轉到南方後,蔣夢麟受到了國民革命軍領導人的重用,被任命為浙江省政府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並因為浙江教育事業做出的矚目的成績,於1928年10月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教育部長。然而正當蔣夢麟躊躇滿志欲圖實現自己教育救國夢想的時候,卻遭到國民黨內部分元老的非難,被迫辭去了剛滿兩年的教育部長一職。而這也成為了蔣夢麟再次入主北京大學的契機。
由於1930年起國民政府規定大學校長不許遙控指揮,蔡元培也就無法繼續再當他的掛名校長了。於是幾經權衡,蔡元培決定讓他的弟子蔣夢麟再次出山。
北大就在蔣夢麟這次重回北大之前,北大的人才流失非常嚴重。老師沒心思上課,科學研究也上不去,大家都忙著掙錢以維持最基本的生存。面對這樣的情形,重掌北大的蔣夢麟一改往昔的低姿態與溫和,大膽改革、勇於擔當,對北大原有的體製做出了調整,讓北大的學術氛圍為之一新。
隨著盧溝橋一聲槍響,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決定聯合南下,於雲南昆明組建了後來聞名於世的西南聯合大學。由於是三校合併,西南聯大內部人事關係錯綜複雜,利益衝突在所難免。蔣夢麟深知若是自己插手過問太多校務,勢必會招致其他兩校師生的猜測與反感。於是,蔣夢麟乾脆採取了無為而治的策略。他將繁重的校務交給清華校長梅貽琦去處理,自己僅利用社會名望負責外務。蔣夢麟的這種處事方式大體上維持了聯大內部各集團的利益,大家相安無事、能夠在大局上保持一致,創造了戰時高等教育的一大奇蹟。
轉折發生在1945年6月,蔣夢麟接受新任行政院長宋子文的邀請,出任行政院秘書長一職。就任行政院秘書長之後,蔣夢麟並沒有辭去北大校長和西南聯大常委職務的念頭。
在他看來,他只是暫時換個崗位為國家服務,一旦形勢穩定還會回到教育界來。然而在北大教授們眼中,蔣夢麟的舉動無疑是官迷心竅。更令蔣夢麟意外的是,他昔日的摯友傅斯年、周炳琳、朱家驊等人還發起了一場「倒蔣舉胡」的風潮,希望請尚在美國的胡適回來當校長。
眼見眾人已向自己攤開底牌,蔣夢麟沒有再作挽回的努力,也沒有多替自己的言行辯解,而是不失風度地在8月的昆明北大教師茶會上完成了權力交接,並勉勵各位同仁為北大的未來再接再厲。
就這樣,蔣夢麟結束了執掌北大二十年來的謝幕演出。也許當時的蔣夢麟也沒有想到,昆明一別竟是自己在教育事業上的絕唱。從此他再也無緣進入教育圈,他的教育救國夢想到此也便戛然而止。想來晚年的蔣夢麟思及此事時,心中應是充滿著酸楚與嘆息的。
蔣夢麟生在一個左右中都不是的年代,但他卻慎重地選擇了自己的路,向時代提出了他的貢獻,對後代獻出了他的寶貴經驗。今天我們仍是舊的忘不了,新的學不會,也許我們需要多一些這樣的人,眼望星星腳踏草根地,以實踐代替爭辯,才能做出更多的實事。
人物
《先生 蔣夢麟》
播出時間:12月8日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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