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教育界的朋友對近期河北省涿鹿縣教科局局長郝金倫辭職一事都有所了解。一篇題為《涿鹿縣郝局長激情辭職講話》的文章，日前在網上廣泛傳播和討論。這位因引進和推行「三疑三探」教學模式而廣受爭議的局長，在縣委叫停這種教學模式後，主動辭職。
對於此事，媒體多以「悲情英雄」的角色定義這位局長，特別是他在辭職演講中說到「我可以和官老爺們拍案而起，卻看不得孩子悲傷」，更是觸動大眾心中柔軟的地方，贏得一片叫好聲。媒體紛紛聲援：「這是改革者的悲哀！力挺『課改局長』郝金倫們！」
然而，此事如果僅以媒體和大眾聲援這位局長收尾，不進行深入的追問，不觸及教學模式的理性認識、教育改革推進的方式、教育局長的「權力邊界」等問題，這個事件將會是一陣風，對以後的教育改革起不到任何的參照作用。
基於此，小編特邀部分高校教授、教研人員、學校校長和教師，共同思考這一事件背後的核心問題。其中，一位溫文爾雅的教育界前輩這樣鼓勵小編：「你們組織這樣的討論，是做了一件好事。我一般不寫批評文章，這次是破例！」
小編正是想通過這樣的討論，拋卻情緒的外衣，回到事件本身的邏輯來提供一種思路——這位局長到底是「悲情英雄」，還是「作為失當」？
感謝以下6位教育專家的智慧分享！
劉慶昌 山西大學教授、《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主編
劉良華 華東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劉德華 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餘映潮 全國中語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特級教師
凌宗偉 江蘇省南通市通州區二甲中學原校長、特級教師
常作印 北京市豐臺區第二中學教師、全國中語十佳教改新星
這一事件的意義在於能夠進一步引起人們對教學模式泛濫的警惕與抵制，給那些漠視教育改革、依憑權力用最不動腦筋的方法推行所謂模式的什麼「長」們以警醒，同時也能觸動黨政部門對本地教育教學改革的關注與反思。小 編 提 問：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教育事件，如何客觀地評價這場風波，將影響到以後教育改革和教育創新的推進方式問題。討論這一事件，避不開對「教學模式」的理性認識。請各位教育專家談談您對教學模式現狀的認識。
餘映潮：若干年來，基礎教育界模式泛濫、橫行，特別是「杜郎口」「洋思」等模式被渲染之後，人們趨之若鶩，許多地方強行要求運用這些模式來推進所謂「教改」，不論其危害多麼嚴重，教師與家長不能反對，地方政府也少有幹預。於是，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門習慣於推行「教學模式」，有的教育局甚至高喊「一校一模式」的口號，有的學校換了一種模式又一種模式，可以說，讓正常的、健康的、充分表現學科教學特點和教師智慧的日常教學無地自容。涿鹿縣9門學科用同一種「三疑三探」教學模式進行教學，太可笑了，太不可思議了，太讓教育人悲哀了；即使不是教育界的人，也能直覺地判斷這是愚蠢的大笑話。
這一事件的意義在於能夠進一步引起人們對教學模式泛濫的警惕與抵制，給那些漠視教育改革、依憑權力用最不動腦筋的方法推行所謂模式的什麼「長」們以警醒，同時也能觸動黨政部門對本地教育教學改革的關注與反思。
凌宗偉：可以說，一名局長為了推動教改，特別是在其認定的方向上，拋棄個人名利，以辭職的方式反諷教育，多多少少包含了些堂吉訶德式的悲劇色彩。但一個被許多人忽視了的問題是：當被情緒發洩遮蔽了雙眼的我們，到底還剩下多少理性可以保持清醒？
拋卻情緒的外衣，回到事件本身的邏輯來看，我們或許會發現其嚴重背離了教育常識與規律：教學模式是客觀存在的，但一定是主體性的，它是基於具體的學習內容與具體的人的。模式化的巨大風險性，就在於抹殺了教育價值的多元化表達，令整個生態衰退為單維度的同質化，乃至劣質化趨向。身為教育局局長沒有這樣的認識，反而視家長的意見於不顧，對政府的叫停不理解，以一種「壯士斷腕」的方式宣洩自己的情緒，圍觀者是不是應該有一點理性的審視，而不是簡單地為其鳴不平或對其譴責？
學形而下的操作之術，卻不論形而上的價值支撐和哲學觀瞻，可能給一方教育乃至一代人帶來災難。如果從「三疑三探」模式回溯過往，或許可以發現許多年前對「336」的趨之若鶩到今天的夕陽西下，甚至再上推至上世紀50年代凱洛夫的「五步教學法」風行神州到如今的幾乎無人知曉，歷史與現實已經告訴我們，脫離了教育教學的「在地性」，模糊了理性與感性的邊界，盲目崇拜和複製模式，而不願在教育的基礎常識上回歸，只能在迷信的歧途上越走越遠。
劉慶昌：課程改革雖冠有「課程」，實際上是整體的教育改革。當然，無論課程改革的範圍大小，落到實處，焦點一定是教學問題，因而，在改革中大做教學模式的文章也在情理之中。現在的問題是，在許多地方，課改已經簡單化為藉助行政的力量推行某一種教學模式。稍有理性者即可判斷出這種做法的正當性不足。
如果在學校推行單一的教學模式，不僅有損於教育目的的實現，而且這種行為自身也有違於規律和法律。說它有違於規律，是因為每個教師都可以有自己的教學個性甚至風格，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認知類型。推行某一種教學模式，必然會讓一部分教師丟其所長、用其所短，同時也會讓一部分學生被動地以自己不適應的方式參與教學，整體的教育效果通常不會比以往更好。說它有違於法律，則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第七條，明確規定了教師的教育、教學和學術權利，任何帶有強制性的單一教學模式推行行為，都是對教師專業權利不同程度的侵犯。
教育改革，急不得，也簡單不得。急了，很可能會「進一步退兩步」，欲速則不達；簡單了，也許操作便易一些，但被簡化的東西，必將使教育改革陷於更加複雜的境地。
小 編 提 問：
教育是一項春風化雨的事業，是一種慢的藝術，有自己的發展軌道和節奏，最怕「旋風」式的席捲和折騰。教育領域，不該有轟轟烈烈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教育改革，特別是區域教育改革的推進，應該遵循什麼樣的方式和節奏呢？
劉慶昌：教育改革中的「一刀切」，要麼是把問題簡單化的結果，要麼是個性魯莽所致，還有一種可能就是長官意志、主觀臆斷的外在表現。
雖然中央政府近年來主張教育系統的管、辦、評分離，但在執行的層面，教育行政力量對學校教育運行過度作用仍然不可小覷。在這種情況下，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就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擠壓。如果教育行政機構願意為當地的教育發展盡力，並有意願推進地方教育改革，則需要對教育和改革這兩種事件有充分而深刻的認識，最好從這種認識中獲得對教育和改革的敬畏。教育和改革都有自身的規律，正視規律，才能把握好教育改革的節奏，才能選擇出推進改革的適當方式。
節奏的把握，重在發現時機、尋找切入點，在此基礎上，依循群體心理和行為改進的規律，充分考慮地方教育事業生態，決策教育改革的方向、路徑和速度。總的說，教育改革，急不得，也簡單不得。急了，很可能會「進一步退兩步」，欲速則不達；簡單了，也許操作便易一些，但被簡化的東西，必將使教育改革陷於更加複雜的境地。
我真誠地提醒，教育行政機構最好摒棄曾經流行的「跨越式發展」理念，規律是不能跨越的，若是跨越了，還是要返回原地。
常作印：教育改革中過分強調「一刀切」，會使教師的思維變得固化、呆板，其個性也會被磨滅，甚至會影響學生創造性思維的發展。
教學不僅僅是技術，更是一種藝術。教學在任何時候都要在遵循必要技術的同時超越技術。真正的藝術拒絕模仿，真正的藝術呼喚教師的個性。一個事物、一個行動的方略一旦成為了技術和模式，就可能意味著我們思維的停滯。如果一直把教師當作逆來順受的思想奴隸，那麼就別指望我們的教師培養出真正意義上精神健全的人才來。
希望各級教育行政領導對所謂的「先進模式」，也應多一些理性的學習和客觀的推介，而不是盲目地「暴風驟雨」式地全面推廣。
追問三：教育局局長的「權力邊界」應該在哪裡？
什麼時候長官意志退場，權力之手從中觀和微觀的辦學舉措、課堂教學層面中收回，學校恢復理性，教改回歸常識，背道而馳的教育列車才有可能轉回正道。
小 編 提 問：
以教育局局長為代表的行政力量，在教育改革中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角色？他的「權力邊界」應該在哪裡？
餘映潮：網上有文章批評涿鹿縣委的做法，說這是「當地政府的保守」，「一遇到反對就叫停」；也批評家長們的反對，說家長們的反對是因為「當前升學體系仍難以擺脫『唯分數』論」。這種「批評」主觀臆斷：難道那麼多的家長的看法以及一個縣委班子的認識都笨到不及一個搞「模式」的局長？
於「辭職」而言，這應當是當地學校一件可喜的事。
郝局長辭職時慷慨陳詞，說「我可以和官老爺們拍案而起，卻看不得孩子悲傷」，說「自認為受害的成了叫囂者，受益者大多沉默」。前一句話說得虛假，後一句話說得無理。「三疑三探」模式並不是涿鹿縣的「發明」，更不是他或者當地教科局主管教學改革的幹部們與校長、教師們一起，結合涿鹿縣本地的教學現狀，遵照國家教育部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中提出的指導性意見，進行一步一步的苦苦探索與提煉中形成的本地教學改革的經驗與特色。這種教學模式是從別人那裡借來的、引來的、拿來的、請來的，然後不顧「孩子的悲傷」強力推行。這樣一種不下深水的走捷徑的最省心的急功近利的做法，當然不服水土，一定危害一方。這還有膽量向「官老爺們」叫板？這還有底氣辱罵家長們為「叫囂者」？
凌宗偉：「悲情局長」辭職演講帶來的輿論發酵，再一次提醒我們：什麼時候長官意志退場，權力之手從中觀和微觀的辦學舉措、課堂教學中收回，學校恢復理性，教改回歸常識，背道而馳的教育列車才有可能轉回正道。教改的持續行走，需要尊重自在的規律，恪守內在的運行秩序，釐清各方面、各部門職能的定位和「權力邊界」。
從教育行政學的視角來審視，教育局局長的行政定位本應在教育管理和服務上，包括統籌、規劃、監管、評鑑等。行政的設立，是對常態秩序的維護和保障、基本倫理和規則的尊重和執行，而不是幹預甚至凌霸於學校主體之上。局長要做的是校長的遴選、推薦與任免，學校的布局的規劃與調整，教育資源的整合與配置，教育政策與法規的實施與監管等，至於中觀微觀的辦學舉措與教學管理，那是學校校長和老師的事。局長將權力之手伸向了本不屬於他的職責範圍的領域中，難道不應當自省與反思嗎？
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的「去行政化」，讓「教育家治校」已經成了一個緊迫的課題。
劉良華：教育是一門專業。教育如何改革，需要由專業者做出決策。一個不懂教育的人並非完全不能做主管教育的領導，外行領導內行也不是不可以；問題是，外行管理內行時，他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為內行提供服務而不可幹涉內行的專業行為。遺憾的是，一旦外行做了管理者，他就覺得自己有權幹涉內行的專業行為。更嚴重的問題是，不少人總覺得教育並非什麼專業，任何人都可對教育指手畫腳。
如果某個不懂教育的人做了教育管理者，如果他願意學習，願意通過教育考察等方式去學習他人的辦學經驗，這種積極上進的學習態度也是值得肯定的。問題是，如果他通過簡單的考察就認定某個教育模式是有效的，並強行將這種貌似有效的教育模式任意推廣，這既是對教育規律的不尊重，也是對當地教師、校長的專業地位的不尊重，甚至是對學生的學習權利的侵犯。究竟應該採用何種教育模式，這是校長和教師的專業權限。而且，即便是校長或教師，也沒有權利強迫學習的當事人接受和執行某種外來的學習方式。
如果說，某個教育局局長選擇某種教育模式並任意推行這種教育模式是對教育專業的僭越，那麼，家長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反抗教師的教育決策，也同樣是對教育專業的僭越。
真正有權決定「學習方式」的人，首先是學生本人，然後是受過教育學專業訓練的教師和校長。而且，即便教師或校長想發動學生採用某種新的學習方式，也需要經過教師與學生相互協商。最終權利，仍然在當事人那裡。學習的當事人既非教師或校長，也不是家長，更不是教育局局長。學習的當事人是學生。
劉德華：我想站在教育改革主體的立場來審視教師、校長和局長之間的關係。
就教育改革的內在主體而言，大體可以說，教師是教育改革的主體力量，校長是教育改革的主導力量，局長是教育改革的服務力量。
以教學模式的選擇為例，教師需要在學習和研究多種教學模式之後，結合自身的條件，以學校為單位，通過交流和研討達成基本的共識。這個共識不是指僅僅認同某一教學模式，而是對某些教學模式各自的核心理論觀點、運用條件、結果的利弊有清醒的認識。教師的共識在教育變革中非常重要，從根本上決定了教育變革的成敗。校長等領導則應根據自己的教育理念、教師的共識與學校的實際選擇某一或某些教學模式。教育局局長則需要做好教育變革的服務工作。服務工作包括國家的教育法律與政策解讀和落實、教育理論研究動態和教育實踐變革的信息推介、教育資源的公平配置、教師與校長培訓與發展、校園安全管理、多層面多序列的制度建設與執行等。
然而，在涿鹿縣的教育改革中，三者的角色出現了混亂。在局長的位置來思考教師面臨的教育教學問題，來思考校長面臨的辦學問題，或者用行政的權力來削弱或剝奪教師與校長的權利，是權力過度集中的表現。教育改革需要釐清改革主體之間的關係，把教師的權利歸教師，把校長的權利歸校長，讓局長把握好自己的「權力邊界」。
真正智慧的局長應該做好宏觀服務，想盡辦法開啟「師智」，多些「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也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帶來課改的精彩與高效。
小 編 提 問：
我們相信，包括涿鹿縣教科局局長在內的地方教育行政官員，其改革的本意和目的都是好的，其改革的熱情和勇氣是值得肯定的，只是，改革的路徑和方式出了問題。我們本次討論的目的，並不是打擊教育局局長推進教育改革的積極性，而是理性分析區域教育改革推進的著力點、改革的方向和推進的方式。如果您是教育局局長，您會從哪些方面重點著力，將一方的教育營造出良好的生態環境？
劉慶昌：教育局局長及其掌握的行政力量有意投身教育改革，最有意義的作為，應是正確把握國家教育發展的總體思路，到位地理解國家整體教育改革的核心價值，以此為前提，有效控制區域內學校教育改革的大方向，激發區域內教育專業人員（校長、教師、教科研人員）的創造力，通過政策創新，為區域內的學校教育改革排憂解難。
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以教育局局長為代表的教育行政力量，應該發揮其位置的優勢，調動地方教育系統以及教育系統之外的建設性力量，挖掘學校和教師群體無能為力獲取的教育資源，並對各種建設性的力量和教育資源進行宏觀的整合。這樣做的效果至少有兩個方面：一是為區域內的學校教育創造了優質的教育生態環境；二是增強了教育行政工作的教育內涵，充分發揮了自身的職能優勢。
其實，改革成為教育運行的常態是值得反思的。在歷史的視野中看教育的變化，會發現近似單擺的現象。作為旁觀者，我們可以視之為教育的歷史辯證運動；而在其中的學生，一旦承受了具體改革的局限，將無法更改。因此，我們應該意識到教育改革並不具有天然的正當性。然而，教育改革又不可能不發生，那麼，教育行政機構及一切有權力推行改革的人們，必須敬畏教育，一定要首先遵循謹慎的原則。
常作印：其實，我挺敬佩這位局長「真」改革的勇氣，但不贊同他的做法。我與這個縣的一些老師曾有所接觸，他們對這種改革抱怨聲甚多。在改革當中，是否認真傾聽一線教師的聲音，這非常值得追問。
作為局長，為學校和師生做好服務是關鍵。
首先應該開啟「師智」，讓教師智慧起來。這就需要努力提升教師的專業素養，開闊教師的視野，把更多的教育思想和更多的教育方法、技術、模式送到教師面前，為教師的成長搭建更多的平臺，同時把更多的教育教學選擇權還給教師。有些領導太急功近利，太急於出政績，忽視「教育是慢的藝術」，感覺一步步培養教師太慢了，於是等不及，總想走捷徑，引進某「大法」強制推廣，折騰得雞飛狗跳。但不要忘了，教育改革不是政治運動，絕大部分教師也是會「演戲」的，最後往往上下糊弄和欺騙，表面卻一派祥和。我一直認為，智慧的局長和校長應該讓老師多接觸幾種教育思想和流派。真正智慧的局長應該做好宏觀服務，想盡辦法開啟「師智」，多些「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也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帶來課改的精彩與高效。
其次，管、辦、評要分離。幾十年來，我們教育系統的積弊之一就是管、辦、評不分。作為局長，應該積極響應中央政策，從實際出發，實行教育的管、辦、評分離，把辦學的自主權還給學校，把教育教學的自主權還給教師，匯聚教育者的創造力和智慧，這才是明智之舉。只有學校的辦學權力充分了，教師的教育教學權力充分了，教育改革才可能會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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