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國際勞動節又稱「國際示威遊行日」，是全世界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的節日，它源於美國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罷工。1886年5月1日，芝加哥工人為爭取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而舉行大罷工，經過艱苦的流血鬥爭，終於獲得了勝利。
為紀念這次偉大的工人運動，1889年7月，恩格斯組織召開第二國際成立大會，決定將每年的5月1日定為國際無產階級的共同節日——國際勞動節，這便是「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由來。此後，每逢勞動節，歐美各國的工人階級都會走上街頭，舉行盛大遊行與集會，爭取合法權益。
那麼，上海首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是什麼時候呢？
第一個「五一」國際勞動節
我國的「五一」國際勞動節紀念活動，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1918年3月，中國第一份關注勞工問題的雜誌《勞動》在上海創刊。5月1日當天，一些進步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上海、蘇州等地街頭向群眾散發傳單，介紹「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緣起。但中國工人階級首次集會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則是發生在1920年，這其中又以上海工人的紀念活動最具特色。
五四運動前夕，上海工人總數達513768人，其中產業工人181485人，約佔全國的四分之一。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以上海工人為代表的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躍上歷史舞臺，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越來越多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重視工人運動，陳獨秀就是其中之一。
1920年2月19日，農曆除夕，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從北京趕回上海。與其說「趕」，不如說「逃」，一路上寒冷與驚險相伴，其心情恰似《三國演義》第二十一回脫離曹操掌控後的劉備，「此一行如魚入大海、鳥上青霄，不受籠網之羈絆也」。他是帶著「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之「約」返回上海的。經歷過北京五四學生運動，陳獨秀發現「僅有學界運動，其力實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六三大罷工」讓他看到了上海工人階級的巨大力量。因此，他顧不上大病初癒，一到上海就投身工人運動，推進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
1920年4月2日，在出席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時，陳獨秀發表題為《勞動者的覺悟》的演說：「我以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他的一番慷慨陳詞引得臺下掌聲陣陣。陳獨秀深入淺出、直截了當地將「勞動者的覺悟」分為兩步：第一步「要求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權」。
4月16日，他又應邀出席中華工業協會等工會組織的會議，即席發表演講，分析上海工界現狀，強調注重工人義務教育，自願擔任義務教授。他安排俞秀松到虹口厚生鐵廠親身參加生產勞動，了解情況體驗生活，還撰寫《我的意見》指導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改善待遇的鬥爭，用《答知恥》和《答章積和》等覆信方式就工人的勞動時間、工資待遇和教育問題提出指導性意見。
在陳獨秀等積極推動下，4月18日，上海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電器工界聯合會、中華全國工界協進會、中華工界志成會、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和藥業友誼聯合會七大工會團體召開聯席會議，籌備舉行「五一」國際勞動節紀念大會。根據陳獨秀的建議，大會定名為「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推舉陳獨秀等人為籌備紀念大會顧問，決定5月1日當天，除電車、電燈、自來水、電話、電報等公共事業外，其他各業均須休息一日，工人列隊遊行以示紀念。
4月26日，七團體再次開會，確定5月1日下午在西門體育場（即坐落於方斜路的上海公共體育場，又名滬南體育場）召開「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為發動廣大工人踴躍參加，七團體印製了內容簡明易懂的傳單廣為散發。
4月29日，陳獨秀指導上海七大工會團體共同發表《工界宣言》，做最後的部署。這份宣言的誕生預示著上海首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活動已蓄勢待發。宣言號召：「我們上海工人今年舉行破天荒的五一運動，因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國工人得著八點鐘工制幸福的日子。我們紀念它的意思，第一是感謝各國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喊起中國工人的覺悟。」
1920年5月1日《星期評論》第48期封面
三大進步報刊齊上陣
上海參與宣傳報導首次「五一」國際勞動節紀念活動的，既有邵力子主編主撰的《民國日報》，戴季陶主編主撰的《星期評論》，更有陳獨秀主編主撰的《新青年》。
《民國日報》原為中華革命黨總務部長陳其美在上海創辦，主編為葉楚傖、邵力子，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沈玄廬等，後為國民黨中央機關報。《民國日報》報導過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1919年開闢《覺悟》副刊，積極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支持五四運動，一時名聲大振。此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覺悟》專門在5月1日刊登了一副名為「世風」的反映工人階級鬥爭的版畫。
《星期評論》社原由戴季陶、沈玄廬等1919年6月8日創刊於公共租界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新民裡5號，1920年1月底搬到白爾路三益裡17號(今自忠路163弄17號)三樓三底寬敞的新式石庫門，是五四時期介紹和研究勞工問題的重要雜誌。此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星期評論》步子更大，將5月1日出版的第48期主題確定為「勞動日紀念」，全部16篇文章都與中國勞工問題密切相關，既包括戴季陶的《文化運動與勞動運動》《上海的同盟罷工》等，也包括日本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著、陳望道翻譯的《婦女勞動問題底一瞥》，基本主張是要求從中國國情出發，力圖把社會問題和勞工問題結合起來，從工會建設、工人教育和工人生活的改良等方面入手，逐步推進中國的勞工運動。
但籌備工作最早、宣傳力度最大的，當數《新青年》。在《新青年》上編輯、出版「勞動節紀念號」，是陳獨秀提前策劃、精心組織的推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一項傑作。
雖然「勞動節紀念號」5月1日才出版，但陳獨秀早在3月初就開始籌劃了。3月11日，陳獨秀致信周作人：「《新青年》七卷六號的出版日期是5月1日，正逢May Day佳節，故決計做一本紀念號，請先生或譯或述託爾斯泰泛勞動主義，如何？」陳獨秀已決定並開始籌劃在《新青年》上推出一期「勞動節紀念專號」。這在中國近代報刊史上還是第一次。
3月31日，孫中山在他的上海新寓所法租界莫利愛路29號（今香山路7號）宴請陳獨秀，胡漢民、陳炯明、朱執信等國民黨要員作陪。席間，陳獨秀請孫中山為「勞動節紀念號」題詞，孫中山揮筆寫下「天下為公」。
「勞動節紀念號」刊登了李大釗的《五一運動史》《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勞動法典》和第一次對華宣言全文。同時，也刊登了《上海勞動狀況》《山西勞動狀況》、巴黎華工、香港工人罷工和國內其他城市的工人勞動狀況，以及美、英、日等國的勞動狀況，較全面地反映了當時中國工人階級的現狀。同時，史無前例地將9名普通工人的題詞與孫中山、蔡元培等社會名流的題詞共同展示，刊登了33幅工人勞動狀況的照片，一時博得進步報刊的如潮好評。
《民國日報·覺悟》「世風」版畫，葉天底作畫、陳望道題字
加速了新文化陣營的分裂
「勞動節紀念號」也刊有陳獨秀的《勞動者的覺悟》和《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兩篇文章。陳獨秀針對中國古人所說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指出：「現在我們要將這句話顛倒過來說『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於人』」。在為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改善待遇的要求中，陳獨秀不僅引導工人鬥爭水平從改善待遇的經濟鬥爭上升到要求管理權的政治鬥爭的高度，而且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以通俗的道理三次向工人宣傳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
為籌劃這次慶祝活動，陳獨秀還親自出面或委託朋友以及受到《新青年》影響的青年人，深入到上海、太原、南京、天津、唐山、長沙、蕪湖、北京、香港及巴黎（華工）等地工人群眾中，調查工人階級狀況，調查內容包括工人人數、工作時間、工資、家庭生活、受資本家工頭剝削欺壓程度、工人來源、文化程度、幫會組織等等。這些調查結果也刊登於「勞動節紀念號」上，為先進分子開展工人運動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依據。
為出版「勞動節紀念號」，陳獨秀還不惜得罪老朋友和合作商，從而也加速了新文化運動陣營的最終分裂，結束了與上海群益書社的業務合作。
早在1919年5月，李大釗在陳獨秀支持下將他輪值主編的《新青年》6卷5號作為「馬克思主義專號」，集中宣傳馬克思主義、俄國十月革命和蘇維埃制度，引起了胡適的不滿和恐慌。此次陳獨秀南下上海，不僅帶走了《新青年》雜誌，而且單獨決定出版「勞動節紀念號」，讓胡適等北京同人十分不快。從辦刊方針的意見分歧很快發展到政治分歧，加速了新文化運動陣營的分裂。
上海群益書社是《新青年》雜誌創辦以來的合作夥伴，承擔出版、印刷、發行等職責，售價一直是每本5角。由於「勞動節紀念號」篇幅浩大，超過原有篇幅一倍，群益書社根據成本提出提高售價的意見。陳獨秀考慮到購買「勞動節紀念號」的多為貧苦工人，堅決反對提價。雙方互不相讓，最後對簿公堂解除了合作關係。陳獨秀只得自辦新青年社，可經費一時無著落，便連續致信北京同人籌款，又加深了內部矛盾，導致了新文化運動陣營的破裂。
國際勞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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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孫中山、蔡元培等為《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的題詞
（右圖）1920年5月1日《新青年》7卷6號「勞動節紀念號」封面與目錄
「五一」紀念大會一波三折
由於集會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誠為上海工界徹底覺悟之第一次」，消息一出，立刻引發申城各界的廣泛關注，也使得北洋政府驚恐萬狀。淞滬護軍使署與淞滬警察廳於4月底相繼發出布告，嚴禁工人集會遊行。與此同時，淞滬護軍使王賓還將西門體育場所在的地區劃為戒嚴區域，白天也不準通行。
5月1日當天，天剛蒙蒙亮，軍警就強佔了上海西門體育場。只見體育場大門緊閉，荷槍實彈的士兵站在門口，如臨大敵。駐紮於場內的步兵、騎兵和機關槍炮隊不下五六百人。體育場周圍還有不少手執藤條的士兵，但見人行道過，便揮鞭驅逐。但工人們並沒有為軍閥的武力威脅所嚇倒。中午剛過，就有許多工友從四面八方趕到西門體育場。下午1點，體育場周邊已聚集了四五千名工人。
鑑於體育場裡布滿軍警，大家只好退至體育場對面的顧家花園中。因軍警阻撓，大會組織者先是決定前往位於提籃橋的精武會體育場，後又轉去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青年會體育場。在屢遭軍警和租界巡捕的禁阻之後，紀念大會只得選在青年會體育場旁邊的廣場上進行。軍警起初答應給5分鐘的活動時間。孰料，正當演講即將開始之時，軍警再度前來幹涉，勒令場內的工人退出。
無奈之下，紀念大會轉場到老靶子路（今武進路）的一片荒地中舉行。即便如此，當局仍不依不饒。滬軍第39團第2營一路尾隨而至，「見工界人士並無何種特異舉動，遂整隊而去」。由於會場數次變動，實際到會的人數減至幾百人，可這並不妨礙與會者高漲的熱情。大家高聲歌唱，揮舞旗幟。一個名為「知學會」的學生團體還專程送來了兩車麵包，犒勞參會的工人們。
下午3時，紀念大會正式開始。荒地上的一輛小推車被充當臨時講壇，工人代表李恆林及學生和商界代表依次發表演講。會上還通過了要求每日工作8小時、「各工業組織純潔之工會」、各業工人應聯合起來等三項決議。大會最後在「勞動神聖萬歲」的口號聲中落下帷幕。
上海「五一」國際勞動節紀念大會原定聚會的上海西門體育場
催生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雖然閉幕，但上海工人的紀念活動並未就此終止。軍閥當局的彈壓反而進一步促進了工界的覺醒。當晚，七團體代表召開緊急會議，參會者情緒激昂，你一言，我一語，很快就形成了《上海工人宣言》和《致俄國勞農政府對我國通牒之答書》兩份文件，並於會後發表。在《上海工人宣言》中，工人代表們理直氣壯地寫道：「多謝今天軍警的強橫行動……從今天起，我們中國工人覺悟的團結的精神，已經足以使壓迫我們的人膽戰心驚。」而《致俄國勞農政府對我國通牒之答書》，則對蘇俄政府宣告放棄沙俄時代在華特權表示感謝，並對蘇俄工人表達敬意。
儘管陳獨秀沒能親臨老靶子路「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的現場，但在5月1日這天，陳獨秀仍然與施存統、陳望道一起參加了在澄衷中學舉行的慶祝大會。他編輯的《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也於是日同讀者見面了。
上海工人階級召開「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的當天，北京、廣州等地的工人和先進知識分子也紛紛舉辦紀念活動。全國各地一系列的「五一」國際勞動節紀念活動，使中國在「黑暗裡突然的透出一線兒紅」，不僅有力地宣傳了俄國十月革命，傳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一次成功嘗試，更重要是催生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1920年5月，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成員就是在這次「五一」國際勞動節紀念活動中湧現的進步分子陳獨秀、戴季陶、沈玄廬、邵力子、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雁冰、張東蓀等。6月，陳獨秀在自己的寓所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召集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開會，決定成立「社會共產黨」（也稱「社會黨」）。8月，在得悉李大釗的意見後正式改名中國共產黨，從而標誌著中國第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成立。
END
原標題：《上海首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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