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來，有多少文人學士留下了萬千文牘來探索教育的即時性和有效性問題，但始終沒有找到一條可以萬古通用的規律性東西。這其中的緣由是什麼呢?難道是由於人性的不可教化抑或是由於社會演變的極端複雜性?事實上，貫穿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教育範式、教育思想、教育文化的慣性是支配上述現象出現的本源性規則。本文將從以下三個角度來探討教育的慣性問題，以期豐富思想政治教育學的邊緣研究和後續進展。「慣性」本來是一個力學概念。自1632年伽利略在《關於託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中首次提出「慣性」概念以來，笛卡爾、牛頓、馬赫、愛因斯坦都曾對慣性原理做過獨到的闡述和合理的補充。從今天物理學的最新進展來說，慣性原理的核心內涵「只要不受外力的作用，任何物體都會保持其原來的靜止狀態或勻速運動狀態」始終沒有改變。值得一提的是，力學上的「慣性」概念第一次被引入到中國社會科學領域是由教育家冰心做到的。冰心在她的文學作品《小橘燈》的首發前言中指出：「只要看見這盞燈，我就慣性的想到以前發生的故事。」[1]雖然冰心在這裡使用「慣性」概念的主要目的是強調一種「行為的習慣」，但令冰心沒有想到的是，自此以後「慣性」概念便頻繁出現在各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術領域。著名馬克思主義教育家楊賢江指出：「與知識的慣性作用相比，道德的慣性力更加強大，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壞，縱然使你有一些學問和本領，也無甚用處。否則，沒有道德的人，學問和本領愈大，就能為非作惡愈大。所以要我們大家『建築人格長城』，建築人格長城的基礎就是道德。」[2]在這裡，楊氏不僅熟練地把「慣性」概念運用到道德教育領域，而且在無意識中提出了令今天的教育工作者無比關注的「教育慣性律」問題。
聯繫古典物理學慣性定律的基本內涵，結合當今教育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我們發現研究教育的慣性問題不僅具有理論價值，而且具有現實意義。本研究認為，所謂「教育慣性」是指在不受任何外在環境的作用下，教育範式、教育思想、教育文化所恆久持有的維持自身現狀和特點的走向和趨勢。其中教育範式慣性是教育思想慣性和教育文化慣性得以滋生的前提和基礎。從宏觀教育學的角度看，正是教育範式的慣性決定了任何理想教育效果的有限性。所謂「教育範式慣性」是指人類已有的教育制度、機制和規範都具有一種維持自身存在的特點和趨勢。教育範式慣性的原理不僅決定了教育制度、機制和規範效用的局限性，而且驗證了這些教育制度、機制和規範的迭代繼承性。下面就介紹一下教育制度、機制和規範影響教育效果的具體步驟和過程。古往今來，歷朝歷代，不僅統治階級自上而下制定了品類繁多的教育制度，而且普通百姓也在潛移默化中自下而上形成了諸多的教育規則和教育方法。與此同時，諸代學者則通過各種出版物衍生出品項繁多的教育程式和教育理念。從人類變異學的角度看，除卻這些制度的潛在規則和運作原理不說，教育變遷的顯性制度可以說是多如牛毛。這麼多的制度究竟是在約束誰呢?是普通的民眾呢，還是官宦子弟?趙樸初說：「在中國古代，教育程式是以教俗化民為價值核心的。歷史演化的殘酷性和世代更迭的爭鬥性已經使得教育制度的連續性受到很大衝擊。這種衝擊幾乎泯滅了人類原初教育目標的最低要求，並由之而使得教育效果的及時性大打折扣。」[3]趙氏在這裡是要說明，由於不同朝代治者和被治者的教育訴求不同，教育制度的世代承繼幾乎都採取了革命的方式，新時代的開拓者往往採取了「前不見古人後不顧來者」的變遷邏輯，就使得新的教育制度幾乎都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旋律中逐漸吸收舊時代精華成分的。當一個新朝代對教育的真正靈魂摸索得差不多的時候，往往朝代更迭的時間又到了，於是新的一輪循環就開始了。試想在急流勇進的時代，對人的任何程式化要求都可能會在慢慢風塵中漸趨式微，而教育的真正效果將很難保證。
教育機制是教育制度的具體化表現。教育機制的滋生一方面是由於宏觀教育理論的抽象性特點，另一方面是由於理論只有掌握民眾才能化為現實力量。在教育發展史上，教育制度的慣性往往採取了革命的程式;而教育機制的慣性則往往採取藕斷絲連的形式。就拿明清時期盛行的科舉考試機制來說，它實際上是三代以來推行的大學機制的歷史性繼承形態。儘管各個朝代對這一選拔人才的機制進行了不斷的創新和修改，但任用德才兼備的人才到適合的崗位上這一基本內核訴求卻始終沒有發生改變。我們的問題在於，由治者自上而下採取的各種變革抑或革新在政策層面上能否順利推行下去，治者通過各種考試機制遴選上來的官員能否避開「機制導致腐敗，絕對的機制導致絕對的腐敗」這樣一種循環腐化邏輯。當上述問題不能通過各種傳統的教育機制迎刃而解的話，那麼我們只有把懷疑的重心轉到正在發揮作用的現有教育機制上。換言之，在教育效能學上，一種教育機制(包括教育法律、法規等)無論其形式如何完美，無論其設計者的理念多麼先進，也無論操作者的素質如何優良，它們的實際效果是很難測度的;在極為嚴格的學術意義上，它們會導致教育的效能漸趨式微。所謂教育規範是指規約各級各類教育機構的軟性教育規定和教育範疇。這些教育規範是各種教育制度、教育機制等硬性程式的外化範式，具有軟性特點且形態多變。儘管教育規範具有多變性，甚或有些教育規範具有曇花一現的特點，但由於這些規範的知識性特徵，使得繁花似錦的教育規範的歷史遺留變得一如既往。比如現代中國採取的初等教育教具規定，實際上早在私塾時代就已廣泛使用。不僅如此，各朝各代的教育部門為了順利達致治者的政治要求，都會對貫徹國家教育制度、實施國家教育機制的各級各類學校教師和教育工作者提出了種類繁多的職業道德要求。看似這些職業道德規範都是當下時代的產物，實際上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大行其道了。
古往今來，有多少教育家創造了複雜多樣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學說，並試圖由之而將他們的教育思想滲透到受教者的意識和行為當中，但當他們靜心反思的時候，卻發現這些恢弘的教育思想只不過如曇花現世，稍縱即逝。那麼這其中的緣由是什麼呢?難道是由於這些理論或學說的歷史制約性抑或知識邏輯的先天不足性?或者是由於受教者的生理幼稚性抑或心理變異性?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需要從教育思想的慣性談起。實際上，自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思想的傳遞已經遠遠超出人的意識可控範圍，並以自身特有的慣性定律綿延潛行。下面就具體探討一下作為人類教育思想主要表現樣態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學說的慣性問題。思想是具有慣性的，所謂「思想的慣性」是指人類自誕生以來的所有思想都具有一種試圖保持自身現狀的特點和趨勢。在思想慣性承繼原理的支配下，作為思想之主要表現形態的理論更是具有極強的慣性作用。「理論」不是普通的思想，而是系統化和綜合性的思想經過較長時間的演變而形成的穩態意識。正是理論的系統化造就了理論本身強烈的慣性作用，這種慣性作用不僅不能通過自然災害、戰爭和革命等社會變遷形式得以消失，而且還會在新的環境中發揚光大。本文所指的「教育理論的慣性」是指人類在教育領域所研究出的所有體系化的思想所具有的一種維持自身現狀和特點的發展趨勢和能力。一般來講，科學的教育理論在教育實踐中會催生出正確的教育思維，並引導受教者採取正確的實踐行動;相反愚昧的或落後的教育理論則會把整個社會引向災難甚或毀滅。正如馬克思主義所一貫堅持的：「科學的理論是行動的指南。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4]應該說，人類今天所能經驗到的正向教育理論，大多都是經歷了漫長歲月洗鍊的精華遺留，不僅不能忽視，相反應該加以吸收和利用。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伴隨著正向教育思想不斷傳承的還有反向甚或消極頹廢的教育思想。對於各種墮落意識和頹廢思維，我們不僅不能漠視，相反要高度重視。因為一些封建的、資本主義自由化的反向教育理論會變化各種外觀迷惑眾生，從而延續著教育思想慣性傳遞的一般邏輯。
與教育理論慣性作用密切關聯的是教育學說的慣性。「學說」不同於「理論」，學說一般是指系統化和規範化的理論樣態。一般的理論可以是豐富多彩的，但只有那些經過教育家系統研究和論證的理論才能上升到教育學說的高度。所謂「教育學說的慣性」是指哪些體系性理論和規範化理論所具有的一種試圖維持自身發展趨勢和特點的過程和能力。縱觀人類思想傳承的歷史，我們發現，那些以「學說」為遞進範式的思想往往比以「理論」為探索範式的思想具有更大的持久性和穩定性。比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動說」和西方一直探求的「天體物理說」，都在以無與倫比的慣性作用衝破著人類知識演進的枷鎖，這種慣性的衝擊力是無比強大的。我們的追問是：各種各樣教育學說的慣性能否提升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水平?事實上，就今天各種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表現來看，傳統文化中的正向教育學說對提升現代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但對於各種反向的教育學說，我們不可等閒視之，因為「凡物莫不有對」，各種邪教學說不僅不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行將就木，相反還會變幻各種樣式來危害群眾。當正能量稍微鬆懈的時候，也就是反能量猖獗反撲的時機。如果一個社會瀰漫著消極頹廢的反向教育學說，那麼政治的穩定就只能是「牆頭蘆葦」了。在這樣的境遇裡，我們所能做的就是以積極的心態迎接和宣傳積極的教育學說，擯除各種錯誤的和消極的教育學說。所謂「教育文化的慣性」是指任何教育文化所具有的一種維持自身現狀和特點的趨勢和過程。在所有的教育文化中，「教育性」和「教育精神」突出代表了教育文化的精髓和本質，所以本文繼續探討教育理性和教育精神在教育過程中的價值和作用。
理性主義思想源遠流長。就西方思想史的演進來說，理性主義思潮早在荷馬的史詩中就已肇始。《荷馬史詩》的記載表明，「天下大事以和為貴」的理性主義思想已經深深紮根於古希臘人民的心靈深處。理性並不是萬能的，但僅憑感性行事的社會更是不可思議的。中國社會的理性主義思想主要產生於秩序和政治統治的需要，也就是說當治者感覺需要維持現行治理秩序的時候，就會在整個社會大力提倡政治理性、法治理性和生活理性;當統治者感覺維護現行統治秩序的行政成本過高，而自己又無機會享受政治穩定福祉的時候，政客們便會通過各種傳媒路徑宣講戰爭合理主義。事實上，戰爭合理主義就是藉助於軍事力量為少數人謀取感官享受的末世主義，換句話說，戰爭合理主義就是藉助於感性主義而使社會倒退的軍事狂熱主義。除去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辨識不說，畢竟普通民眾才是戰爭成本的最終負擔者。本文認為，所謂「教育理性的慣性」是指任何時代的教育理性都具有一種保持自身存在特點和發展趨勢的傾向和能力。理性的教育是文明社會逐漸走向文化自覺的必要條件。但我們在推行理性教育的時候，千萬要警惕以下兩個方面的極端：一是借理性主義教育推行感官享樂主義的傾向;二是借理性主義意識傳播反向文化的傾向。在上述兩個方面，理性主義實際上就是霍布斯所講的「狼對狼的狀態」思想的外溢，也就是爾虞我詐、勾心鬥角、投機取巧、享樂腐化的社會樣態的表現形式。事實上，一種所謂的理性教育，如果不能最終落腳到知識的汲取和傳承上，那麼它就失去了任何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我們的問題是：中西方教育精神的差異性能否在交流和融合的基礎上實現創造性的突破?也就是說如果價值導向的教育精神和功利導向的教育精神能夠互相學習、取長補短的話，人類教育發展的未來將會是什麼樣子?這也就引發了學術界關於教育效用的爭論。所謂「教育效用」是指教育方式和教育思想所具有的實際教育效果。在這一領域，有人認為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境遇裡實施各種教育的主要路徑應該是以價值為導向的，如果只是強調市場導向，就會把我們的未來引向功利主義的泥潭，進而會導致社會的「達爾文式」混亂和「利維坦式」戰爭，也會使各種奇形怪狀的信仰形式拋露街頭;而有些中國學者和部分國外學者則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指出，中國至少在100年內會採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發展模式，既然是以經濟發展為核心，那麼追求合理的利潤、強調市場競爭、維護市場秩序就成為中國政府和人民不可逾越的重要訴求。所以，提倡合理的功利主義是有利於中華民族未來的。事實上，無論是價值導向的教育精神抑或是功利主義導向的教育精神，只要不損害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只要不危害社會的政治穩定和長治久安，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們所做的就是密切關注、合理引導、儘量疏通、因勢而為，相信在上述教育精神的融合和變化中，中國社會的人才教育戰略將會實現歷史性的突破，中華民族教育振興的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