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區的減租減息運動，是在原清河區、冀魯邊區開展減租減息運動的基礎上繼續深入進行的。自1942年夏以來，根據中共中央和山東分局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指示，清河區和冀魯邊區推行了合理負擔政策，在一些比較鞏固的根據地實行了減租減息和僱工增資。但是，由於當時日偽軍對根據地反覆進行「掃蕩」、「蠶食」、封鎖，環境極其艱難，各級領導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反「掃蕩」、反「蠶食」上，因而這項工作開展得比較遲緩，不夠深入，沒有形成普遍的群眾性的運動。
1944年6月，渤海區黨委根據中共山東分局「七、八、九、十月的中心工作是，實行普遍減租減息，老區要消滅空白村，消滅明減暗不減的現象」的指示，發出《關於徹底完成查減工作、組織群眾大多數的指示》，要求各地抓住時機，在各根據地深入地開展減租減息運動，建立基本群眾的優勢，積蓄力量，為反攻打下基礎。此後，各地廣泛深入地開展了減租減息運動。首先，各級黨委組織幹部學習中央和山東分局、區黨委有關減租減息的方針、政策，檢查過去的「雙減」工作，進行調查研究，摸清情況，進一步增強群眾觀念，提高搞好減租減息工作的自覺性。
然後，組織工作隊深入農村，向黨支部、黨員和群眾宣傳黨的減租減息政策，進行「勞動創造世界」、「共產黨領導我們打天下，農救會領導我們鬧翻身」、「群眾當家作主」等思想教育和「誰養活誰」的討論，提高群眾的覺悟，打消群眾的顧慮，使之積極投入到減租減息運動中去。同時向地主講解黨的減租減息政策，歡迎他們主動減租。在此基礎上，發動群眾清算地主以地租、高利貸等手段對農民的殘酷剝削，鬥爭惡霸地主、漢奸。通過清算、鬥爭，廣大農民伸了冤，提高了階級覺悟和當家作主的思想。
各地在減租減息中，認真貫徹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關於具體執行「八、十」訓令的決定》，嚴格執行黨的政策。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息，減輕地主的封建剝削，保證農民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改善農民的生活，提高農民生產和抗日的積極性；一方面實行交租交息，使地主也有一定的經濟地位，保障地主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以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
只是對極少數不改悔的惡霸地主、漢奸，才採取消滅其封建剝削的政策。減租標準，按照抗戰前的租額減少25%，遊擊區酌量少減；中農、貧苦抗屬和孤寡戶因無勞力而出租土地的，少減或不減；減租後主佃雙方訂立3至5年的租約，租期未滿地主不得無故撤租。減息的辦法是規定年利率一般為1分(即1/10)，最高不得超過1分半。取締各種形式的高利貸。僱工增資標準，按抗戰前工價折糧，以戰前工資所能買糧數增加20%，成年男工年工資以折糧300公斤為最低標準，增資後折糧為500公斤；增資均從當年增起，一般不追算往年老帳。
經過半年多深入的工作全區減租減息運動取得了顯著成績，根據地農村發生了很大變化。在經濟上，地主的封建剝削有所削弱，農民得到了經濟實惠，改善了生活。農村階級關係出現了新的變化，地主的戶數、土地減少了，中農的戶數和土地有了較大增加，其中多數是經過減租減息由貧農升上來的，僱農的戶數大大減少。在政治上，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開始動搖，以貧僱農為主體的基本群眾的優勢初步樹立起來。而且結合減租減息，整頓黨的基層組織、村政權和工、農、青、婦、民兵、自衛團等群眾組織，調整領導成員，提高了黨的戰鬥力，密切了黨群關係，推動了生產，鞏固了根據地。
廣大貧苦農民經過減租減息提高了階級覺悟，增強了民主平等觀念和反封建剝削的意識，加深了對共產黨、八路軍的感情。運動中湧現出一批積極分子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領導群眾民主選舉村幹部，實行民主政治，奪回了一些被地主控制的村政權。翻身農民踴躍參加民兵、自衛團和農救會、青救會、婦救會等群眾組織。農村風氣大為好轉，乞討、偷盜、賭博、迷信等現象和道會門的活動大大減少。廣大農村出現了參軍、參戰，武裝保衛家鄉和擁軍優抗熱潮。
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削弱，導致了農村生產力的解放和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為開展大生產運動創造了條件。為了克服渤海區根據地的經濟困難，堅持抗戰又不過於加重人民的負擔，開展大生產運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渤海區黨委借鑑延安大生產運動的經驗，決定在全區開展大生產運動，以增強根據地的經濟實力，堅持長期抗戰。總的方針是：以農業生產為主，以家庭手工業和副業為輔，實行按家計劃，勞動互助，個人與集體結合，幹部與群眾共同生產。要求各級黨組織和抗日民主政府，把大生產運動當成中心工作來抓，領導幹部要走出機關，到生產第一線領導和參加生產。要幫助群眾制訂生產計劃，解決生產資金、種子等實際問題。
按照區黨委的部署，各地適時召開幹部、群眾大會，廣泛宣傳發動，制訂計劃，落實措施，掀起了大生產運動高潮。在大生產運動中，各地認真抓好「組織起來」這個農村發展生產的中心環節，按照自願互利的原則，組織互助組、變工隊、合作社，把一切勞動力、半勞動力，特別是婦女都組織起來，充分利用耕畜、農具、變工互助，提高勞動效率，發展生產。廣北縣政府召開縣、區幹部會議，傳達學習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並成立生產委員會指導開展大生產運動。後又成立「廣興布店」(紡織合作社)，組織廣大群眾進行紡織生產。截止1944年月底，全渤海區組織起來的勞動力達70%。僅合作社就建立了75個，入社人數2.4萬，入社資金1301萬元(此為北海銀行「渤海」幣。北海銀行鈔票，當時由山東省各戰略區發行，上面印有各區名稱。因市場流通比價不同，流通範圍一般不超越本戰略區，或按比價流通使用。下同)。
到1945年，互助合作有了更大的發展。群眾性的互助合作組織，對發展生產起了重大作用，它彌補了小生產者勞力、技術、耕畜和生產工具的不足，培養了農民的集體精神，依靠集體力量克服困難，發展生產，而且騰出一些人力從事於工業和副業生產。有些地方還組織代耕隊，幫助抗屬和無生產力的貧困戶耕種。不少機關工作人員組成生產隊，幫助群眾生產。如長山縣委、各救會、郵局組成1個生產隊，幫助3個村的抗屬和18個貧困戶及時把肥料運到地裡。通過開展大生產運動，渤海區的糧食、棉花、油料有了較大增產，家庭副業增長幅度也較大，廣大群眾開辦了榨油、葦編、條編、捲菸、織布、掃硝等副業生產項目，生活水平明顯提高，且能大量輸出棉花、油料、紡織品等。
為了減輕群眾負擔，改善部隊生活，渤海軍區部隊也開展了大生產運動。1944年2月，軍區召開生產節約動員大會，號召各部隊努力生產，處處節約。還制訂了生產節約計劃，力爭全年生產節約的價值達到總經費的1/60全區部隊開荒7000畝，擴建兵工廠、被服廠等，使部分日用品達到基本自給。並規定軍區直屬單位和四分區每人開荒3至4畝，後勤和教導營種地600畝，直屬團和四分區各種地2000至2500畝，五分區種地2000畝。完成糧食產量17.5萬公斤，蔬菜20萬公斤，豬2000頭，羊400隻，貿易營利100萬元。
為鼓勵生產，制訂了「公私兼顧」、「二八分紅」的獎勵政策。各級首長，如軍區司令員楊國夫、政委景曉村、參謀長袁也烈、政治部主任周貫五等除親自動員、領導生產外，還帶頭開荒種地，直接參加生產。經過全體指戰員的努力，大生產運動取得了很大成績，圓滿完成了生產計劃。三分區和直屬隊生產獲利400萬元，直屬隊開荒墾地600畝，種熟地70畝，收穫大豆7560公斤、南瓜675公斤、豆角500公斤，養雞93隻，養豬6頭。
同時，渤海軍區的軍需生產也得到迅速發展。渤海軍區的後勤工廠、醫院大多駐在墾區根據地。在大生產運動的推動下，兵工廠(駐楊家村)從改造子彈、修理軍械發展到製造子彈、炮彈、步槍、機槍、迫擊炮；被服廠(駐八裡莊)、酒廠(駐二十一戶)、造紙廠(駐朱家屋子)、印鈔廠都得到較快發展，設備和生產條件不斷改善。軍區後方醫院(駐小口子一帶)的醫療技術不斷提高。到抗戰勝利前夕，渤海軍區及各軍分區共建被服廠、鞋廠、毛巾廠等軍需工廠15個，擁有職工1860名，縫機210臺，主要生產被服、鞋襪、毛巾等產品。各廠以老工人和技術人員為骨幹，持續開展勞動競賽，努力提高產量和質量，保障了部隊的供給。1944年7月下旬，王道部隊反正後急需換裝參加歡迎大會，軍區被服廠突擊生產，在大會前及時將2600多套軍裝送到該部，使該部官兵脫下破舊的偽軍軍衣，換上嶄新的八路軍軍裝，興高採烈地參加歡迎大會。
正當全區軍民熱火朝天地開展大生產運動，各種農作物豐收在望之時，1945年夏初，渤海區發生了空前的蝗蟲災害，受災面積約430萬畝。霑化、博興、廣饒、壽光、昌邑、濰縣等縣受災最重。蝗群飛似狂風，集結如雲，遮天蔽日，日月元光，所到之處，大片農作物傾刻一掃而光。面對嚴重的蝗災，全區黨政軍民緊急動員，掀起了一場滅蝗大戰。行署成立了撲蝗指揮部，下設6個指揮區，發動黨政軍群機關幹部、學校師生和群眾36萬人一齊上陣，奮戰50多天，挖撲蝗斷溝1000餘公裡，消滅蝗蝻57萬公斤。在墾利一帶，一周內挖撲蝗斷溝500多公裡，撲蝗面積20多萬畝，消滅蝗蝻30多萬公斤。經過全區軍民的奮戰，終於戰勝了這場百年不遇的特大蝗災，奪得了農業豐收。
1945年4月，中共羊角溝市委和羊角溝市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丁採文任市委書記，李伯衡任市長。羊角溝市是渤海區解放並建立的第一座城市，直屬渤海區黨委、渤海區行署領導。羊角溝市位於小清河入海口處，有著發展工商貿易得天獨厚的條件。建市初期，市委、市政府對當地工商業者實行了關門和沒收其全部財產的錯誤政策，致使工商業者紛紛外逃，生產下降，市場蕭條，市民生活受到影響。區黨委及時發現這一情況後，改組了羊角溝市委、市府，由楊少心任市委書記兼市長，積極糾正前段工作中的錯誤政策，對過去被錯誤處理的工商業者逐個登門拜訪道歉，送還財產，請回開業。為儘快恢復當地的鹽業、漁業生產，市政府大力進行貸款扶持，調動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羊角溝市的工商貿易得到較快發展。
渤海區的大生產運動是根據地軍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一曲凱歌。它保證了全區軍民的物質生活需要，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為奪取抗戰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積累了一些經濟建設的經驗，培養了一批經濟工作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