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如同一面照妖鏡，在它映出的魑魅魍魎之中最為人詬病的一個是之前已有人在一篇文章中討論過的「結構性問題」，意指國家體制中受限於其層級結構而暴露出來的諸多問題。那篇文章雖不及所謂「爆款」文章，但是在我所能見的知識分子小圈子裡廣為流傳，「結構性問題」的概念也廣為引述。現在您正閱讀的這篇文章，則要鬥膽地試圖接著討論 「結構性問題」，並且最終得出一個符合當前階段世界與我國現狀的結論——而這個結論可能聽來十分無奈。
控制論：一切問題都是結構性問題
控制論（cybernetics）的相關探討出現於1944年，1947年則第一次被冠以「控制論」這一術語；對其能夠一言以蔽之的概括則出現在其發展30年後：控制論是組織高效率機構的科學（Beer, 1974, p. 13）。當今世界上，幾乎每一個國家政府和絕大多數的企業，在追求提高行政效率的道路上，都採取了同一個組織方式，即官僚體系（bureaucracy）。官僚體系在馬克斯·韋伯的理論中是一個「理想型」（ideal type），是西方理性主義的一種表現。在客觀歷史上，官僚體系也是人們所見識過的最高效的組織形式。在馬克斯·韋伯的描述中，一個官僚體系應當具有這些元素：1）具體的、固定的組織權限，其中規定了職責、規則、就任資格等；2）辦公單位與權威組織的層級關係；3）對書面文件的重視；4）具有專業知識的職員或官員；5）滿負荷工作，以及工作與家庭生活的明確界限；6）依據規則的管理。官僚體系之所以高效，其優勢包括了命令下達後執行力強，成員表現易於計算審核、命令的「輸出」結果易於預測與控制、責任易於追溯等。然而，不論這套體系有多麼高效，在它自身以及它管理之下的人類社會之中仍然產生了諸多問題，譬如社會不公、貧富差距、暴力犯罪、假公濟私、形式主義等等。一些官員、媒體、學者以及民眾通常會認為這些負面現象是官僚體系和人類社會作為實體（entity）的本質特徵，並認為可以通過制定和施行各種各樣的新法規、新政策以彌補和預防問題。
控制論則給這樣的計劃與期待潑了一盆冷水。Beer（筆者註：你沒看錯，我也沒寫錯，這位學者確實姓「啤酒」）在他科普控制論的書籍中舉出了一個例子：江河湖海中的波浪（1974, p. 4-5）。觀察水體的人們通常視一道波浪為一個實體，並對它的本質特點給出各種描述，譬如它的側截面是一個拋物線形，譬如波浪頂端會逐漸出現浪花，譬如浪花呈白色。但這樣的認識在控制論中是錯誤的，Beer指出波浪並不是實體，而是一個動態的、（暫時）存續的系統（「a dynamic and surviving system」），這個系統遵循流體力學的規則不斷變化，並維持著大致的形狀；官僚體系同樣也是一個動態的、存續的系統，它每次遇到挑戰與衝擊都會做出調整，同時保持基本框架和原則不變。白色浪花也不是波浪作為實體的本質特徵，而是波浪潰散（不再存續）的徵兆，是這個流體力學系統運作方式的必然結果；與之相似地，社會問題也就是「白色浪花」，是官僚體系、社會結構的必然結果，預示著社會體系的徹底潰散。換言之，我們幾乎可以斷言一切社會問題都是「結構性問題」，它們已經寫在了官僚系統設計的「基因」裡，必然會發生；同時隨著打亂系統的幹擾（perturbation）在現代社會發生得越來越頻繁，官僚系統的自我修正會逐漸跟不上問題的變化，最終陷入混亂與崩潰。
對於希望徹底根除結構性問題的民眾和學者而言，從控制論中得出的這一結論意味著，一切社會問題都是結構性問題。現有的一切政策法規都僅僅相當於不斷在給一個老舊的機制「打補丁」，要真正消滅社會問題，只有徹底從零開始，推倒一切現有的系統，跳出固有框架從而想像一個樣貌全新的社會，並設計一個完全不同的管理和組織方式作為替代方案，以此重新構建組織人類社會。
社會/共產主義：一切問題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問題
隨著啟蒙運動、城市化還有第一次工業革命，人類社會中誕生了新的組織方式、生產關係和社會階層，奠基了所謂的（西方）現代性（modernity）和現代社會，官僚系統在其中也可以說是達到鼎盛時期並將其地位維持至今。而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與體系隨後暴露出的矛盾，也早已為世界上每一個有基本歷史常識的人所知——有產者與無產者的不平等，民族國家對稀缺資源的爭奪，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的衝突，勞動與勞動者的被物化，以及所有問題的最極端表現：世界大戰。此時，一切問題都被視為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問題，而解答結構性問題的替代方案，就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首先進行嘗試的是空想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由於翻譯原因，這一批早期先驅的思想被稱為「空想」（實則是「烏託邦」），實際上他們有過多次刻意規劃的社會實驗，然而這些實驗紛紛以失敗而告終，其中的代表是羅伯特·歐文和諸多歐文主義的新建村落。歐文主義社會實驗的失敗，通常被歸咎於它在經濟和生產上對資產階級的依賴，仰仗著少數富人的覺悟與慈善；在組織方式上，歐文主義社區亦仍然保持著家長式的自上而下的管理。這兩個局限性都來自於歐文主義者們建立一個與19世紀資產階級當政的大環境無爭共生的「世外桃源」的意圖，換言之，這些社會實驗還不夠具有顛覆性，它們對工農表現出了善意，但沒有觸及結構上的改革。於是，在它的基礎上發展出了更為革命的科學社會主義，開創這一思想的就是為我們所熟知的馬克思。
本公眾號有幾位對馬克思主義了解學習更為透徹的其他作者，筆者這裡就不班門弄斧了，僅在此簡單討論一下科學社會主義掌權後所遇到的無奈問題。從重構生產關係以消滅不平等的角度來看，歷史上那些忽視經濟與市場的客觀規律而追求一步到位的公有制政策都並不成功，簡單粗暴的集體所有制打消了個人積極性，限制了創造力，還造成了資源的浪費與濫用；通過實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引入被證明是新社會建成道路上的必經過程。從重構社會組織管理方式上來看，當年奪取政權後的革命者們逐漸意識到，為了維繫社會的運行，他們似乎並非推倒而是接管了封建帝國或者資產階級政府遺留下來的官僚系統。筆者這裡暫時擱置史達林這一人物身上的諸多爭議的而去引用他的話語：革命組織中的官僚體系（及其負面影響）不能僅僅被視為是照章辦事、繁文縟節，而是要作為資本主義對革命的殘餘影響而更為嚴肅地對待；但是取代官僚體系的前提則要求工人群體達到一定的文化水平，並從中產生自下而上掌控國家機器的意願和能力。許多人可能會認為這段話和最近廣受批判的「如果你覺得某某不好，就應該如何如何地去改變它」句式一樣，犯了抬高參政和監管門檻的錯誤；然而歷史證明，同經濟生產建設中「一步到位」思想的謬誤相似，那些跳過民智發展、直接發動民眾去消滅官僚體系的社會運動，最終不是被發起者刻意扭曲（譬如前文暫時擱置的史達林身上的爭議歷史）就是被參與者刻意利用（譬如我國的文化革命之歷史），其結果就是純屬「人禍」的社會倒退和民不聊生。
如果我們接受了民智發展作為消除官僚體系的大前提，那麼教育顯然是一個關鍵。然而，官僚系統本身就有可能阻礙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第一道枷鎖是，教育事業很可能淪為官僚體系中一個被量化的審核指標，從而忽視一些那些難以被評估的素質的培養；第二道枷鎖是，教育者與被教育者都有可能對管理體系中的形式主義和繁文縟節產生極大的反感；第三道枷鎖是，官僚體系可能直接就滲透進入了學校，原本應當發展整體民智的地方變成了官僚文化自我再生、炮製更多未來官僚的地方。這些問題，不止在我國，在意識形態譜系上普遍偏左的全球教育行業都在面對。
總而言之，社會主義者們徹底更新社會面貌的努力，作為現代社會誕生以來的第一波改革，即使在重建生產關係、消除不平等上取得了一定程度但不完整的進展，但在社會管理方式上仍然在官僚系統上原地踏步。更糟糕的是，在這兩個維度上的冒進嘗試不僅屢嘗敗績，而且反而製造了更多的問題。
後現代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一切問題都是現代社會的結構性問題
兩次世界大戰平息之後，全球地緣政治格局進入一個兩極化、平衡對峙期。此時期的學者和公眾文化製造者們，有一部分投入了選邊站隊、互相攻訐的對抗，而另一部分則開始對所有現代社會的「主義」表現出一視同仁的失望——資本主義製造的世界大戰仍然歷歷在目；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如前文所述，進展有限；中國在此時還是蘇聯陣營中一個稚嫩的政權，遠遠沒到沒有走出自己的道路的時候。於是，60年代起興起了（或復興了）跨意識形態的後現代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後現代主義概念廣泛並且難以把握，筆者不敢妄言充分理解，只在此描述一個大概的主觀的理解。後現代主義邀請人們解構、思考、批判那些已經被現代社會默認為事實與真理的抽象概念與具象實體。這樣一來，從「資」到「社」，從「國家」到「人民」，從「官僚」到「公民」，許多現代社會的概念都被置於後現代的顯微鏡下重新解讀。此時，一切社會問題都被視為是現代社會的結構性問題，解答這些結構性問題的替代方案則是後現代主義。
近日備受爭議的一個事件是，湖北長江日報的一名作者在其文章中引用了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文藝批評家阿多諾（Adorno）的一句話：「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barbaric，長江日報作者引用時引作『殘忍的』）。」筆者認為，不論是社交平臺上的眾多用戶批評日報作者時，還是日報作者引用這句話時，他們對這句名言的理解都是片面的。阿多諾想要表達的原意，既不是讓文藝工作者們在災害之後閉嘴消聲，也不是在指責詩人們在試圖跨越文字描述與殘酷歷史、能指與所指之間無法彌合的鴻溝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技術理性之追求。這位哲學家想要表達的是：奧斯維辛的發生，在他看來已經標誌著自啟蒙運動開始的現代社會徹底失敗，淪為野蠻；如果人們繼續泰然地在這個社會中沿著「老路」走下去，那麼任何人類行為都沒有文明可言，高雅如創作詩歌的活動都是野蠻的，甚至連呼吸都是罪。從文藝工作者到文藝批評者，從工農階級到統治階級，從戰後新一代到戰爭親歷者，乃至奧斯維辛事件本身之中的倖存者，每一個個人都應該反思整個現代社會。
如果進一步細化到對官僚系統在種族滅絕行為中所扮演角色的反思，那麼最具代表性的無疑是米爾格拉姆（Milgram）的電擊實驗。這一實驗正好發生在前文提到的60年代的最初期（1961年，相關著作發表於1963年），並在之後多年中一再重複，成為一類心理實驗。這類實驗的大概過程如下：一名演員負責扮演「實驗對象」，與實驗專家和真正的實驗對象分處兩室，但互相可以聽見聲音；真正的實驗對象並不知道自己正在被實驗，而是認為自己是被招募來做實驗專家的助手，TA被要求念出專家給出的簡單問題，並在「實驗對象」答錯時按下手邊的一個按鈕來給予「實驗對象」一次「電擊」；按下按鈕後，另一房間的「實驗對象」會假裝自己受到電擊，發出痛苦的喊叫聲並請求暫停或退出實驗。每次「實驗對象」答錯問題，實驗專家都會「調高電擊電壓」，隨後命令「助手」繼續提問，有時還會向TA強調實驗的重要意義，以及「這都是為了科學」；隨著「電壓」的增加（上限為450伏特），「實驗對象」的表現也會愈加痛苦，乃至敲打牆壁，最終徹底陷入沉默。這一實驗的目的在於測試人們對權威命令的服從程度，而米爾格拉姆初次進行該實驗的結果則十分驚人：62.5%的被實驗者從頭至尾都聽從了命令，最終執行了最高的450伏「電擊」；所有被實驗者都在實驗期間的某一時刻停下手來向實驗專家提出質疑，但是沒有人在「電壓」低於300伏時堅持停手退出。換句話說，如果放到官僚系統中，有接近三分之二的人會服從上級權威的命令，即便他們心中對該命令有道德與正義上的疑慮；因此，奧斯維辛無疑是官僚建制所造成的結構性問題。
後現代主義的大「雨傘」之下，站出來嘗試替代官僚系統的是無政府主義。乍一聽這個詞彙，許多人（也包括學習到這一概念之前的筆者自己）腦海裡映出的第一個畫面就是混亂的打砸搶燒，但這種形式往往只是「無政府」，而不足以形成「主義」，或者打著該主義的旗號而製造混亂的犬儒主義行為（甚至不能稱之為運動）。無政府主義設想的是一個去中心化、去層級化的社會組織方式，它甚至不排斥政府的存在，而是期許政府或議會能成為一個經驗的集中地和存檔處。筆者認為無政府主義的典型代表是佔領式運動。佔領華爾街的核心並不是製造混亂與破壞，或者過分地阻礙非參與者的正常生活，而是通過佔據一個空間來在這個空間內踐行無政府主義所設想的理想社會組織，人人皆可發言，人人皆可公開地自由地表達對他人發言的認同與反對，並且人人自願受一套全體參與制定和達成共識的基本規範的約束，以及他人依據該規範的監督等等。簡而言之，參與佔領的人們的核心活動是在所佔區域內實踐一個小型社會，這個小社會是他們理想中全社會新貌的一個投影。
持無政府主義立場的教育哲學家們也有著相似的觀點，他們認為與其將眼界限於制定和評估一個又一個補丁般的教育政策、將一個又一個根本上源自於社會整體結構的問題視為這些政策的標靶，不如問問自己「我們希望有一個怎樣的社會」，並根據自己的理想回答來設計徹底全新的學校形式和教學方法。沿著這條路線，一些教育家和校長逐漸建立起了在學生管理和課堂師生互動上扁平化、自由化的另類學校。
後現代主義的內外交困
從上述描述裡看來，人類社會似乎又開啟了一次百花齊放的時代，出現了如阿多諾與其法蘭克福學派、福柯、德希達等人的哲學反思，米爾格拉姆等人的社會心理學反思，《平庸之惡》作者阿倫特等人的嚴肅文學反思，大衛·鮑伊、滾石樂隊、皇后樂隊等搖滾樂手/樂團的流行文化反思，還有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以及社會運動家在實際行動中對其反思成果的實踐、對可能的取代方式的實驗等等。根除結構性問題的前途看似一片光明。然而後現代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奮鬥六十年至今，進展依然相對有限，還不斷遭到外部與內部的反噬和阻礙。筆者認為，外部反噬主要來自於冷戰的歷史環境與冷戰後的新自由主義，而內部阻礙則可能更為理論化，更為根本，也更為致命。
陷入兩極世界中的各國政府顯然無暇響應理論與文化的反思呼聲：四十四年冷戰如何勾心鬥角尚且不提，在越南和中東的局部熱戰，從代理人戰爭打到親自下場，還耐心地打了足足二十年，反戰文化對於政治家們而言基本上是左耳進右耳出；藝術文化上，西方陣營計劃著將現代藝術作為冷戰中的意識形態「武器」，自然而然地就冷落了後現代主義；至於初期稍顯暴力傾向的無政府主義更是被兩邊任意一方當作「洪水猛獸」，很可能反手就扣上一個敵對滲透的帽子。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意識形態紛爭總算逐漸冷卻直到告一段落，各國政府也不得不開始加入對「老路」的反思——畢竟「末日時鐘」距離午夜曾經只有那麼點距離，而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真的爆發，那就遠遠不是奧斯維辛的問題了，而是「世界核平」的終極滅絕了。終於，當權者們給出了他們的反思答案：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這個答案令人滿意嗎？如果筆者引用一句我校教授在課上的非正式發言的話，那就是「這個詞在我們這兒簡直成了髒話」。新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一樣主要依賴於市場的力量，但相對於自由主義又增加了由官方設定的規範和解釋權，這些規範一般較為基礎和原則化，類似於「白名單」，以此劃出了一大塊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這相對於「大政府」、「黑名單」而言的確是一種讓步與收手，但在本質上仍然是市場/政府二分法下的一次重組，沒有跳脫出現代性的框架。但實際上，新自由主義成功地安撫、拉攏了中間派民眾，順便壓制了仍在堅持中的後現代主義學者和文藝工作者，原因就在於它的誘人表象：新自由主義將一切能市場化的事物都市場化了，炮製了品種花式豐富多樣的有形與無形的商品，並賦予人們在市場中自由選擇商品、自由開發商品的權力；但這種自由其實是隱蔽地受限的，也是不平等的，實質上是一種話語性的（discursive）假性自由。但是，剛剛心驚膽戰地熬過冷戰的大多數普通民眾抵擋不了這種誘惑，他們只想放鬆一下，喘口氣，然後吃吃喝喝買買買；理想主義者們的領地也因此被「用腳投票」的市場侵蝕，直到如今已經遍地都是快餐式消費品，或者昂貴的奢侈品。在筆者看來，音樂市場中新一代的流行「口水歌」逐漸將前述的那一類搖滾樂擠到邊緣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甚至有一些歌曲在歌詞中就毫不掩飾地填滿了消費主義的銅臭味（比如Ariana Grande那首套用了經典音樂劇《音樂之聲》中「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urite Things」旋律的「7 Rings」，筆者不幸在電臺裡聽過幾回，實在是臭不可聞）。
同時，由於政府官僚機構仍然掌握著規則的解釋權，許多無政府主義的社會實踐其實都脆弱無比。從實用角度來講，無政府主義如果想謀求更多生存空間、博取更多公眾同情，它就要從身上剝除其暴力成分；從理論角度來講，法蘭克福學派也認為隨著中產與工人階級的生活質量差距逐漸縮小、模糊，武力革命的歷史時機已經過去，因此才需要不斷強調個人對歷史現實的反思。但是從「動手」轉進「動口」和「動腦」的思想革命空間後的無政府主義，其現狀仿佛又輪迴到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尷尬地位，需要仰仗著官僚體系的網開一面。無政府主義教育哲學家們所津津樂道的薩福克郡夏山學校（Summerhill School），明年就將迎來建校百年的紀念。然而這準百年名校差點連千禧年都沒有邁過去：90年代期間，英國政府的教育標準辦公室（Ofsted, Office of Standards in Education）對這所學校進行惡意視察多達9次；在1999年的視察之後，時任英國教育大臣向該校下達通牒，要求六個月內整改，不然就得關門。被要求整改的原因在於，夏山學校的教育哲學希望給予學生完全的自由，包括其選課的自由，因此學校課程中沒有任何一門學科被列為必修課；而新自由主義政策給教育 「自由」打上的圍欄裡，就包括一套由政府決定的必修科目。夏山學校決定不服整改命令，將教育部門告上法庭，最終政府讓步，撤回整改令並提供了尊重該校的解決方案；提出解決方案當日，出席法庭的學校學生們當即將現場變成了學校會議室，最終一致投票通過接受這套方案。對於夏山學校而言，這一道坎也許已經成為了過去式，但是對於其他的眾多另類學校，政府官僚實際上可以隨時通過設定統一課綱、標準量化考試等方式，間接地引導師生行為、排擠實驗性學校的生存空間。
如果說這些外力的軟磨硬泡還能夠被抵抗住的話，後現代主義內部理論基礎的先天不足更應當引起追隨者的憂慮。既然後現代主義主張解構一切概念，筆者在這裡就嘗試解構一下「後現代主義」本身。本文論述到現在，從控制論的「一切問題皆為結構性問題」，到社會主義的「一切問題皆為資本主義結構性問題」，再到後現代主義的「一切問題皆為現代社會結構性問題」，這一條理論發展的邏輯與歷史路線是清晰的、連貫的、可理解的。但是，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為什麼它不叫「後資本主義」？因為社會主義從名字上就可以反映其基本綱領，即主張資源資料的全社會公有。無政府主義作為官僚主義的替代方案，為什麼它不叫「後官僚主義」？因為無政府主義即便其綱領顯得過於烏託邦，至少它有一個去中心化、去層級的綱領。一旦我們把「後現代主義」這個詞彙解構，它的局限性就暴露無遺：它主張了「破」，卻沒有告訴你接著怎樣「立」；它主張在現代性之外找答案，可它自身就無法脫離現代主義而存在，遑論替代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者們無數次強調新自由主義只不過是政府/市場二分法下的又一次簡單重組，它「是一種替代（an alternative），但不是『那種』替代（thealternative）」；但是跳出政府/市場二分法去想像和尋找「那種」替代，時間上要回溯的就遠遠不止啟蒙運動了——市場可能從人類具有高於其他物種一等的智力開始就伴隨著我們；國家機器相比市場來得或許稍微晚一些，但也顯然早於啟蒙運動。如果以前的革命與反思類似於在太陽系外尋找其他太陽，那麼後現代主義仿佛是在思考「宇宙之外還有什麼」。每當投入這樣的思考，筆者最終都只能感覺到迷茫、悲觀與無奈。
結構性問題的無奈之解
無奈歸無奈，問題仍然亟待解決。如果上述的所有嘗試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替代方案都不夠完整與有效，那麼我們到底應該怎麼做？既然引發對所謂「結構性問題」的討論的是我國近期的疫情，那麼筆者就回到我國的環境下去總結這篇文章所討論過的一切，並想像我們的社會將如何摸索前進的方向。
短期內，繼續「打補丁」的進程，不論再怎樣聽來無奈，仍然不可避免、不可鬆懈。在我國，「打補丁」意味著繼續推進法律法規的建立、普及和使用。自上而下地，國家正在重視規則和政策的完善，以解決不斷出現的結構性問題，並制衡古老而龐大的官僚系統。與此同時，在自下而上的方向，人民對法律渠道和法律工具的了解程度、使用意識與契約精神也有上升空間。人們不應仍舊做著鄉土社會的預設，總是放棄訴諸法律的權力、逃避法律規定的義務、或者試圖借人情或共情逾越法律之上。不論是百姓還是官僚，抑或是形而上的法律在社會中的「化身使者」與解讀者，都應該將法律視為頭上三尺的那個「神明」，將它來作為最終極的交流中介、行動準則和鬥爭工具。
長期內，發展民智仍然是一個重要而漫長的任務。一方面，筆者認為，社會主義對通過提升民智而消滅官僚系統的希望，與阿多諾要求所有個人反思，還有無政府主義的去中心化，三者應當有機地結合：如果對人道悲劇的反思得以普及至每一個個人，此時民智也自然可以被視為得到了提升，去中心化的社會組織與統治也由此具有了大規模實現的基礎。另一方面，普通百姓們與知識分子群體也要避免冒進，不能跳過任何一個環節，因為沒有哲學反思的民智發展項目，容易流於技術理性的膚淺理解；沒有民智整體提升作為基礎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容易流於相對主義的混亂低效，和民粹主義的愚昧甚至暴力。
作為結語，筆者想要坦誠自身對社會溫和改良的傾向。這不完全是一種政治立場，更多的是一種理論信念：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乃至整個人類文明，當前已經走到了下一個未知階段的大門前，自此起每一個新的決定都是一次小心的試探，是更長遠道路上的一小步。即便事物的發展路徑的確是螺旋上升的，未來的前進試探與改良實驗也不可能永不犯錯，我們也不應該因為焦慮或者憤怒而去撿起那些已經被證偽的老提法、老路線，譬如大規模的內部鬥爭，或者冷戰式的國際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