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國務院頒布《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要求組織編寫一部旨在推廣普通話、促進漢語規範化的中型語文工具書，《現代漢語詞典》（以下簡稱《現漢》）應運而生，被很多人稱為「老師的老師，詞典的詞典」。正因如此，《現漢》的每一次修訂都引來公眾關注。看似一部中型字典的編制修訂，其背後是時代變換的身影。
100多萬張卡片孕育「試印本」
1956年，國務院提出《現代漢語詞典》的編纂要求。當年7月，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新華辭書室、文字改革委下屬的中國大辭典編輯處共同組成了《現漢》編輯室。編輯室遇到的最大難題是，沒有任何同類詞典可以參考，一切從零開始。
正式編寫之前，編輯室從1958年到1959年間進行了資料收集工作，從能夠取得的國內外現代漢語書籍、報刊、雜誌等資料中勾建詞彙，每個詞都單獨記錄在卡片上，最終收集到70多萬張卡片，加上新華辭書室編寫《新華字典》時的30多萬張卡片，《現漢》的編寫便建立在100多萬張卡片的基礎上。
由於《現漢》任務緊急，1960年的試印本採取了定稿一部分、印刷一部分的方式，印製了1000本，分送各大中學校、研究所修改審定。從1961年開始，各地的審定意見陸續反饋回來，編輯室經過兩年多的修訂，1964年試用本定稿，1965年，試用本出版。但接下去的10年卻成為《現漢》的噩夢。
1966年，《現漢》繼續進行修改，修訂的書稿送到了商務印書館，可是在出版社審稿過程中，「文化大革命」開始，有關工作被迫停止。1970年，詞典編輯室人員隨語言研究所下放河南省息縣「五七幹校」，1972年才回到北京。
一度成為批判典型
在《現漢》正式推出之前，命運可謂坎坷，甚至一度面臨夭折。1973年，《現漢》試用本內部發行。可誰知，試用本的推出卻在一年之後招來大禍。
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陝西韓城縣燎原煤礦的7名工人貼出一張名為《客觀主義對誰有利》的大字報，消息很快傳到北京，姚文元批示：值得注意，問題很突出。
這輪針對《現漢》的批判十分猛烈，詞典被稱為「封、資、修的大雜燴」，「它的出版同我國當前深入發展的大好革命形勢十分不協調，甚至可以說，在同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批林批孔』運動唱反調。」
以「虞斌」的《評<現代漢語詞典>重印本》一文為例，在該文章中，《現漢》可謂「劣跡斑斑」：「《現漢》首先吹捧孔老二是『聖人』，一提起『經典』， 第一個抬出來的就是『儒家經典』，然後講到宗教經典，就是不講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是經典。」最後，該文對《現漢》蓋棺定論道：「聯繫到全書中沒有見到一個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例句，我們完全可以認為，收詞上的這種表現是一種反動的政治傾向。」
在猛烈的批判下，《現漢》被要求銷毀，在商務印書館陳原的周旋下，詞典才躲過灰飛煙滅的劫難。
工人和軍代表進了修訂組
1975年5月，國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在召開的一次會議中決定，由語言研究所成立「三結合修訂組」修訂《現漢》。
8月，《現漢》修訂工作開始。10月底，陝西韓城燎原煤礦9名工人來到語言所，12月，北京無線電聯合廠的10名工人加入，1976年2月，修訂組又增加了北京軍區政治部3名人員。
50多人的「三結合修訂組」基本無法工作，代表提出了很多讓研究員們哭笑不得的意見，比如，建議「山盟海誓」的例句為：「我們跟毛主席山盟海誓」。無線電廠的工人師傅要求增加這樣的例句：學毛選、抓實踐、早起點、晚睡點、茶餘飯後多學點，因為「這是我們經常說的」。
「三結合」讓《現漢》的修訂受到極大幹擾，1976年「四人幫」垮臺，1977年春，「三結合修訂組」的工人、解放軍人員撤離語言所，詞典編輯室不得不花了近一年時間重新修改整理書稿，努力消除極左帶來的影響。1978年12月，《現漢》終於正式出版。
然而《現漢》發行不久，編輯室便發現，詞典仍有一些「文革」遺留問題，有必要儘快進行修訂。1983年，《現漢》推出第二版，也被稱為「重排本」。
告別錯亂的年代，從1993年開始，《現漢》進入第二次修訂工作，此後19年間歷經4次修訂。社會在飛速發展，《現漢》也開始同時代賽跑。
（《北京青年報》8.24 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