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人類學的誕生，意味著觀念與方法的更新，而這一更新，又有著極其深刻的歷史背景。
我們知道，人類思想最深刻的變革是從近代哲學開始的，「它的最大的功績，就是恢復了辯證法這一最高的思維形式」，從而一舉動搖了「形上學的思維方式」在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事實上，過去幾乎所有成體系的美學理論和藝術學說，差不多都是在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下建構的。它表現了人類的一種理性衝動，即人類無論如何也要追求和把握自身本質的那種精神。而所謂本質，在他們看來，也就是絕對、唯一和水恆的東西。只有這樣的東西，才是真實的；也只有真實地反映出這一真實的理論，才是真理，才是「常道」、「恆道」、「至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上」之「道」較之「形下＂之器＂，總是更為本質，更為深刻，更為永恆。因此，要想真正把握藝術的真諦，就必須找到藝術的「形上之道」，於是他們這才總是處心積慮、不辭辛勞地在藝術之外或藝術之中，去為藝術尋找一種普遍適用而又一成不變的理性規定和理性原則，以便一勞永逸地解決從創作到欣賞的全部問題。這一點，可以說中外無二。只不過在歐洲，從十五世紀下半葉開始，這種世界觀由於自然科學的發展而變本加厲，並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即靜止地、孤立地看待世界：「不是把它們看做運動的東西，而是看做靜止的東西；不是看做本質上變化著的東西，而是看做永恆不變的東西；不是看做活的東西，而是看做死的東西。」這樣一來，在以這種思維方式看待世界的那些人那裡，藝術也就必然被割斷了它與歷史和現實的聯繫，必然被抽去了活潑潑的生命，而變成一個泡在酒精瓶裡失去了鮮明色彩的標本，或者一具可以放在手術臺上任意解削的殭屍。
顯然，「在形上學者看來，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應當逐個地和分別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變的研究對象」。如果說，這種思維方式或多或少地與十五世紀至十九世紀「四百年來在認識自然界方面獲得巨大進展的基本條件」有著某種因果關係的話，那麼，十八世紀以來自然科學的發展也同樣雄辯地證明了、這種思維方式只能造成「使教師和學生、作者和讀者都同樣感到絕望的那種無限混亂的狀態」。因為正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自然界的一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上學地發生的」。「因此，要精確地描繪宇宙、宇宙的發展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辯證的方法，只有經常注意產生和消失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後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
於是，第一位對舊自然哲學進行變革的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一開始他的科學生涯，就把牛頓的穩定的、從有名的第一次推動作出以後便永遠如此的太陽系，變成了一個由旋轉的星雲團產生出來的過程。接著，另一位同樣偉大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則進面第一次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絕對理念的自我運動史。由於絕對理念的自我異化和自我實現，人類的精神生活就呈現為一個由藝術而宗教最後到哲學的正、反、合過程，而藝術自身的發展也如此，即由象徵型術而古典型藝術而浪漫型藝術，最後為宗教與哲學所取代。這樣，黑格爾就不但把藝術從一成不變的概念変成了自我運動的過程，而且第一次試圖揭示出這一過程內在規律與外部表現之間的關係，從而實現了藝術科學的邏輯與歷史的一致。
邏輯與歷史相一致作為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肯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的源頭也許應該追溯到十八世紀義大利的傑出思想家楊巴蒂斯塔維柯。作為近代歷史主義的創始人，維柯提出了將歷史的光引入純學術研究的大膽設想，並由自己的巨著《新科學》作了成功的嘗試。在這部充滿了究本窮源的實證精神的著作中，維柯提出了「人類世界是由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這一蘊含著樸素的歷史唯物主義萌芽的著名論斷，從而實際上把世界看作了人類自我創造的歷史過程。同樣可貴的是，維柯在西方思想界較早地摒棄了僅僅將歷史的源頭焊接在希臘時代的傳統觀念，不但充分地研究了希伯來、迦勒底、西徐亞、腓尼基和埃及文化，而且極其敏感地注意到了當時還只是嶄露頭角的人種學，多次引用美洲印第安人的社會制度作為部落自然法的例證。儘管他在使人類學成為科學方面的貢獻，也許要遜於晚近了一個多世紀的達爾文和摩爾根，一維柯的《新科學》發表在1744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表在1859年，而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完成於1877年。但如果我們知道，維柯用人種學材料充實他的新科學構架時，庫克還至少要再過二十四年オ會發現原始部族的文身，就不會不對維柯肅然起敬了。同樣的，儘管作為義大利人的維何，不大可能具有德國人那種訓練有素的思辦習性，因此他的著作在思想的深刻、邏輯的嚴密和體系的井然方面，都要遠遜於照格爾。但是，維柯所翔有的，正是格爾所缺少的。顯然、在後者高貴的頭腦和體系中，世界一一亦即絕對理念的自我運動史，只該以象徵形式開始於古埃及藝術，最後則必定以思辨形式終結於黑格爾哲學。
於是，黑格爾哲學解體了，這個解體的命令實際上是他自己發布的。1841年，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出版了他的《基督教的本質》一書，「它直截了當地使唯物主義重新登上王座」，雄辯地證明了「在神的本質的觀點中肯定的東西僅僅是人的東西」的。由於這個原因，費爾巴哈又把自己的哲學稱之為「人類學＂。這時，距達爾文出版物種起源》和世界上第一個人類學學會成立只差十八年，一種新世界觀和新方法論可以說已是呼之欲出。遺憾的是，費爾巴哈雖然拒不為那種「變得敵視人了」＂的舊唯物主義負責，卻也同樣未能倖免於從前一切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這就是：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這就使他最終未能跨出至關重要的一步。在這個關鍵時刻，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氣地把任何哲學都撇在了一旁，連費爾巴哈本人也被擠到後臺去了。
幸虧，「從黑格爾學派的解體過程中還產生了另一個派別，唯一的產生真實結果的派別。這個派別主要是同馬克思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站在新世界觀的歷史高度，馬克思恩格斯宣布：「德國哲學從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這裡我們是從地上升到天上」，一「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也就是說，「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於是，黑格爾的邏輯學被揚棄了，但不是被簡單地放在一邊恰恰相反，「他的革命方面，即辯證方法，是被當做出發點的」、把世界看作一個過程的「偉大的基本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但卻是唯物主義的肯定和弘揚；同樣的，歷史也再一次被引進了哲學，但「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礎上＂。邏輯與歷史再一次而且是真正科學地相一致了。它熔為這樣一個命題：「整個所謂世界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它也熔為這樣一門科學，即「按歷史順序和現在的結果來研究人的生活條件、社會關係、法律形式和國家形式以及它們的哲學宗教、藝術等等這些觀念的上層建築的歷史科學＂。
毫無疑問，這樣一門科學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稱它為自己僅僅知道的一門唯一的科學，是決不會無視於人類學的誕生及其成果的。恰恰相反，人類學的科學方法和研究成果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辯證方法的唯物史觀，可以提供大量的實證材料並起到支持的作用。事實上，馬克思本人無論是其早期或是其晚年，都對人類學以及有關人的本質的一切問題，表示了極大的關注和熱情。早在184年，年僅十六歲的青年馬克思，就在其著名的《巴黎手稿》中深刻地分析和闡述了有關人的本質的若干重大間題；而在他近世的前幾年，又把注意力從政治經濟學轉向了社會學和人類學，大量閱讀了歐美人類學家的著作，並作了詳細的質量很高的筆記。這就是新近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的馬柯瓦列夫斯基く公社土地佔有制，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一書摘要》、《路易斯亨摩爾根く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享利·薩姆納梅恩（古代法制史講演錄〉一書摘要《約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狀態〉一書摘要）以及未收入全集的（《即度和錫蘭的雅利安人村社書摘要》，其中拉伯克著作的摘要，是他在逝世前幾個月完成的，是他真正的最後手稿。這些筆記證明，正如恩格斯追述的，馬克思的確一直打算聯繫他們的唯物史觀來闡述人類學家們的研究成果，「並且只是這樣來闡述這些成果的全部意義」。這個工作後來由思格斯完成了，這就是1873年至1883年間和1885年至1886年間寫作的《自然辯證法》中《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節，以及完成於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前者用唯物史觀闡述了達爾文的自然科學人類學的成果，後者則將摩爾根的文化人類學成果真正上升到唯物史觀的高度。直到現在，這兩部著作還仍然是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經典著作和綱領性文件。
的確，人類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自身、尤其是研究人類起源和人類文化起源及其原始狀態的科學，是天然地接近歷史唯物主義的。所以摩爾根竟在大洋彼岸「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四十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並且以此為指導，在把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加以對比的時候，在主要點上得出了與馬克思相同的結果」。這當然無非更雄辯地證明了唯物史觀的科學性而已，同時也告訴我們，文化人類學如果自覺地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就會對人類認識自身的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甚至會引起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重大變革。在藝術科學領域內，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革命成果。如果說，格羅塞作為第一個從藝術領域收集證據來支持唯物史觀的人，他的劃時代著作竟使一門新的邊緣學科一一藝術人類學得以誕生的話，那麼，當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自覺地站在唯物史觀的立場上，運用他當時所能掌握的幾乎全部人種學文獻來駁斥關於藝術起源和審美發生的種種唯心主義理論時，其意義就不僅僅是美學和藝術學一個分支學科的建立，而是美學方法論的革命和新藝術觀的確立了。總之，無論是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格羅塞的《藝術的起源》，還是普列漢諾夫的《沒有地址的信》，都無可置疑地證明了：唯物史觀的發現是整個世界史觀的根本變革，舍此就不會有真正科學的文化人類學的建立，不會有真正科學的藝術人類學的建立，也不會有真正科學的美學和藝術學理論體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