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如此評說：容閎以一人之力帶動一批，以一批影響一代，以一代造福一國的留學教育，為封閉的中國打開了通向世界的大門，開創了百年留學教育的先河，培養了一批批富國強兵的棟梁之才。
本文轉自《南方日報》
容閎（1828.11.17-1912.4.21）原名光照，族名達萌，號純甫，英文名Yung Wing，廣東香山縣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鎮）人，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會活動家。容閎是第一個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是中國留學生事業的先驅，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
容閎
史學家如此評說：容閎以一人之力帶動一批，以一批影響一代，以一代造福一國的留學教育，為封閉的中國打開了通向世界的大門，開創了百年留學教育的先河，培養了一批批富國強兵的棟梁之才。
在耶魯，時常會與中國元素在一些角落不經意相遇，牽扯出它與中國千絲萬縷的聯繫。耶魯斯特林紀念圖書館正門上方，就刻著古漢語的碑文，取自唐朝大書法家顏真卿的書法，讓我感到意外又親切。當然，中文並不是正門上碑文唯一的語言。中文之外，還刻著另外七種古代文明的文字，從左至右分別是克羅馬農人巖畫、古埃及象形文字、亞述楔形文字、古希伯來文、阿拉伯語、古希臘語和瑪雅文字。圖書館的設計師是耶魯1889屆的校友詹姆士•G.羅傑斯，大樓落成之前，他請東亞圖書館的第一任館長、歷史學家朝河貫一取一段代表中國古代文明的文獻，刻在門楣上作為裝飾。朝河貫一精選了一段顏真卿晚年書寫的傳世名作《顏家廟碑》中的文字：「卿兄以人臣大節，獨制橫流，或俘其謀主，或斬其元惡。當以救兵懸絕，身陷賊廷，旁若無人，歷數其罪。手足寄予鋒刃，忠義形於顏色。古所未有，朕甚嘉之。」原來是唐肅宗對顏真卿堂兄顏杲卿平定安祿山叛亂事跡的讚揚之詞。這一段中國歷史隨著顏真卿的書法刻進大學哥特復興式建築的石牆，匯入人類文明的河流而顯得更加遼遠了。
進入圖書館的一層，右側有一個國際圖書閱覽室。這間閱覽室過去叫「紳士室」，小布希總統在耶魯上學時，很喜歡在這裡的長沙發上打盹。想到他同是耶魯畢業的父親喬治•H.W.布希與中國的關係——在他擔任美國中情局局長之前，他是第一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感覺這裡與中國的聯繫又遞進了一層。在通往閱覽室的走廊裡，有一尊中國人的站立銅像，身著中式長衫，捲髮齊耳，目光沉毅，氣宇軒昂，是一個有紳士派頭的英俊形象。這位中國人的名字叫容閎，是耶魯大學的第一位中國畢業生，也是第一位畢業於美國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這座塑像本來放在耶魯的國際事務中心內，近年被移到了圖書館的顯要位置，就像老校園裡那尊在獨立戰爭中犧牲的耶魯畢業生內森•黑爾的雕塑那樣引人注目，其敬意顯而易見。東亞圖書館的圖書管理員告訴我，耶魯與中國的淵源，可以追溯得比哈佛更早一點，它是第一所開辦「中國語言文化講座」的美國大學，這正是容閎積極努力的結果。
容閎雕像（注）
這尊銅像，引起了我對容閎與耶魯的淵源探究一番的興致。2006年，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訪問美國，在耶魯大學的演講中，他說道：「156年前，一位名叫容閎的中國青年走進了耶魯大學校園，4年後他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文學士學位，成為畢業於美國大學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此後，一批又一批中國青年來到耶魯大學求學。」1850年，容閎申請耶魯大學被錄取，這是剛剛被鴉片戰爭捲入近代歷史的東方保守帝國與西方世界在留學這件事上發生的第一次聯繫。容閎的命運軌跡能與太平洋彼岸的耶魯發生交集，與19世紀中葉耶魯畢業生在中國傳教和興辦教育有很大關係。1839年，1832屆耶魯畢業生塞繆爾•魯賓•布朗在澳門參與創辦了馬禮遜學校，這是中國第一所正式的西方學校。出生在廣東的容閎，7歲時被父親送到澳門一所教會學校就讀，鴉片戰爭爆發後，教會學校的創辦人將容閎介紹到馬禮遜學校繼續接受教育。在那個「天朝上國」舊夢尚未完全驚醒的時代，在西式學校就讀，並不令人羨慕，無助於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只不過有可能謀個洋務差事而已。
布朗先生很欣賞勤奮好學的容閎。1846年，布朗夫婦因健康原因需返回美國，願意帶幾個中國學生到美國繼續學業，容閎就是隨同前往的三個學生中的一個。那時的美國，還很難見到中國人的蹤影。有記載的資料中，僅1800年美國商人帶一名中國人回美國學習英文;1819年有一位中國人在波士頓僑居兩三年;1834年美國商人從中國帶來一位有著三寸金蓮的婦女到各地展覽;1845年一名中國廣東人在波士頓居住8年後加入美國籍。留學對中國人來說，是極其昂貴的事情。在《容閎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一書中，他記錄道：「如果只是靠我們自籌經費，我們是永遠不可能去美國完成學業的，因為我們都很窮。……通過布朗先生的努力，我們在美國的時候，不單經費不用愁，兩年之內我們的父母每個月還可以領到一筆費用。到現在我依然可以記得他們之中一些人的名字：安德魯•蕭德銳是香港《中國日報》的編輯，他是英格蘭人，一個老單身漢，高貴而英俊;A.A.裡奇是美國商人，還有A.A.坎貝爾，也是蘇格蘭人，還有一些我們不認識的人。奧利芬特公司是大衛、塔爾博特、羅伯特三兄弟設立的，他們是紐約商界的領袖，給我們在他們的帆船『女獵人號』於香港和紐約之間的自由通行權，『女獵人號』是專門到中國運輸茶葉的。」
容閎的這段描述，從側面反映出美國在中國傳教和商貿活動的活躍。在閱讀耶魯歷史時，常有一些意外的發現，印證著19世紀中葉美國在中國的活動，並將耶魯與中國的歷史聯繫在一起。1833年，耶魯學生威廉•H.盧塞爾創辦了耶魯最古老的秘密社團「骷髏會」。盧塞爾出身於19世紀美國的特權富裕家庭，他是旗昌洋行(Russell & Company)創始人薩繆爾•盧塞爾的後代，也是耶魯學院的創始人和最早的理事成員阿迪亞•盧塞爾的後代。沿著這條線索，我查閱了旗昌洋行的資料。它於1824年成立於廣東，主要販賣絲綢、茶葉和鴉片，到1842年，它已成為清朝最大和最重要的美國貿易公司，直至1891年洋行關閉，建立起一個鴉片帝國。旗昌洋行的高級合伙人沃倫•德蘭諾(Warren Delano)也和英國人一樣，意識到自給自足的中國經濟會製造貿易順差。當英國人打開了鴉片貿易的大門後，美國公司立即步英國後塵，將土耳其或印度的鴉片運入中國。在德蘭諾寫回美國的信中，他曾承認，他不能假裝鴉片貿易是有道德基礎的，「但作為商人，我堅持認為它是公平的、榮譽的和合法的」，並不比進口到美國的葡萄酒和烈酒更該遭到反對。然而，當鴉片癮如傳染病一樣蔓延開後，美國的一些媒體開始譴責鴉片貿易的無恥，薩繆爾•盧塞爾和德蘭諾都先後帶著巨大的財富回到了美國，並終止了鴉片貿易。如果說盧塞爾家族成為耶魯的「藍血」世家(「骷髏會」註冊的實體名字仍叫「盧塞爾信託協會」)，那麼德蘭諾則與哈佛有些許關係。德蘭諾的女兒嫁給了鄰居詹姆士•羅斯福，他們生下了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哈佛畢業生富蘭克林•羅斯福。這幾位旗昌洋行的創始人和合伙人都對在舊中國的鴉片貿易緘口不言。
在美國人的慷慨幫助下，容閎乘上了奧利芬特公司的船，來到了紐約。那時的紐約，還只有25萬至30萬左右的居民。然後他們繼續從紐約乘船到紐哈芬，在那裡，容閎見到了耶魯大學的時任校長西奧多•杜懷特•伍爾西。那時，美國還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高級中學，容閎與另兩位中國學生被送到了麻薩諸塞州的孟松學校(Monson Academy)，那是當時新英格蘭最好的公立預備學校。值得一提的是，孟松學校當時的校長查爾斯•哈蒙德也是耶魯畢業的校友。容閎描述他是有「純粹品格和經驗豐富的人」，「在各方面都有自制力」，「嗜好古典名著，也是英國文藝的追隨者;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同時也有著廣泛的同情心;是新英格蘭著名的教育家、禁欲主義者和新英格蘭美德的擁護者」，「他對中國充滿著興趣，希望我們能學有所成，有所貢獻」。從孟松預備學校開始，容閎就已體會到耶魯教育的精神，「目標是建立學生獨立的人格，而不是把他們變成可以活動的百科全書或者智能的鸚鵡」。他所邁出的第一步，就翻開了中國教育新的篇章。
1850年，容閎申請了耶魯大學。他謝絕了耶魯校董會資助他的附加條件——畢業後必須從事傳教工作，而選擇學習更加實用和先進的近代西方科學技術知識，以便能為造福中國的事業所用。他在自傳《西學東漸記》中寫道：「予雖貧，自由所固有。他日競學，無論何業，將擇其最有益於中國者為之。縱政府不錄用，不必遂大有為，要亦不難造一新時勢，以競吾素志。若限於一業，則範圍甚狹，有用之身，必致無用。且傳道固佳，未必即為造福中國獨一無二之事業……況志願書一經籤字，即動受拘束，將來雖有良好機會，可為中國謀福利者，亦必形格勢禁，坐視失之呼?」容閎的立場，得到了他的耶魯朋友布朗和哈蒙德的支持，布朗為他尋找了別的財務支持來源。在耶魯的大學四年中，容閎一直非常刻苦，也從不輕鬆。大學一年級，他每晚苦學到深夜12點，由於很少運動，健康狀況下降，體力不支，只得請假休息了一個星期。「大二」時，雖然在數學上很差，他因為英語上的卓越成績而「無比風光」，還在一個寄宿俱樂部做炊事工作，「晨則為之購辦疏餚，飯則為之供應左右」，賺取了大學後半段的所有食宿費用，同時在「兄弟會」的圖書館擔任助理管理員。1854年，容閎從耶魯畢業，成為第一個美國一流大學的畢業生。他謙虛地回憶道：「作為大學生，我在耶魯中已經獲得了一些虛名，而這些在畢業後都只不過是過眼雲煙。」1854屆耶魯大學畢業生為容閎題所寫的贈言裡，有他的同學寫道：「你的處境很特別，而且還有些困難，但是你自己在這裡頑強地支撐過來了。我深信你回故土以後，將有力量為真理和上帝去做大量的工作。」還有人寫道：「雖然一個中國人從校內『美國土著』那裡拿走不止一起獎項，但我認為，你找不到任何一個不樂意看見你這樣聰明的傢伙取得成功。如果你將來一如既往那樣風光的雄心勃勃，便不會有失敗的危險。」
回到中國，容閎脫下西裝，換上長袍，甚至為自己安上了假辮子，以便更好地實現自己為國效力的宏圖。他曾進入南京與太平天國的洪仁玕會面，提出以西方文明引入中國的「治國七策」，洪秀全則授予他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最後容閎拒絕賜封離開。他來到上海，迅速加入了由曾國藩等人領導的洋務運動。容閎很快受到曾國藩的賞識，赴美採購西洋先進武器。1894年，在歐洲遊歷了一圈後，他再次在紐約登陸。這離他從耶魯大學畢業已經整整10年，現在有時間去看望他的耶魯朋友們了。1894年正是美國南北內戰的最後一年。幾乎美國所有的機械工廠，特別是新英格蘭的工廠，都已經被下滿了政府的訂單。容閎成功找到了麻薩諸塞州菲奇堡的帕特南機械公司接納了訂單，然後便利用空隙前往紐哈芬，參加10周年聚會。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回美辦的事情相當低調，當時幾乎或者說沒有引起公眾的注意，因為整個國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後一年的南北內戰上，而我個人也將這次派遣作為最終實現我教育計劃必然和預備的階段。但在班級聚會上，沒有提及我的這個人生計劃。我們享受著這段最愉快的時光，分別時兄弟般的感情與當初畢業分別時幾乎一樣。」在包括容閎在內的洋務運動參與者的悉心籌備下，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家大型武器機械製造廠「江南製造總局」在上海建立。之後，容閎又參與了組建華商輪船公司等工作，並先後在廣州美國公使館、香港高等審判庭、上海海關等處任職。這個時候，他的「教育計劃」也成形了。
在容閎和丁日昌等人的多次建言下，曾國藩同意就容閎提出的幼童留洋計劃上書朝廷。1872年，他奉命率第一期的30位幼童赴美留學，他任學生監督，兼任駐美副使長期駐美，史稱「中國幼童留美運動」。赴美留學的幼童年齡均在10歲至16歲之間，留美幼童計劃開始時，清政府準備讓他們在美國學習15年，待到學成歸來之際，正值30歲，是報效國家的黃金時期。容閎將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投入到留美幼童班中。在他帶出去的所有幼童中，有120多名幼童被安排到耶魯所在的康乃狄克州的高中上學，後來他們中的很多人都順利進入到耶魯等新英格蘭地區的知名大學學習工程技術等專業。這個運動持續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學生為止。
第一批赴美幼童
耶魯大學助理校務卿王芳著有一本《耶魯中國緣：跨越三個世紀的耶魯大學與中國關係史》。在書中，她寫道，與容閎的教育興國觀念不同，說服政府實行留美幼童計劃的清廷大員曾國藩和李鴻章更多是出於學習西方軍事技術的考慮。當時以「師夷廠技以自強」為口號的洋務運動急需懂得西方軍事技術的人才。「在清政府與美國政府籤訂的協議裡可以看出，當時曾國藩迫切希望這些留美幼童能進入西點軍校和美國海軍學院等軍事院校，而不是像耶魯這樣的綜合性大學。」清政府在美國設立了出洋肄業局，設兩名委員，容閎是其中之一，另一名是翰林出身的陳蘭彬。「陳蘭彬雖然不懂英語，但讓他來主持肄業局，是考慮到他的科舉出身可以減少保守士大夫對留學計劃的非議和阻撓，因為這些士大夫認為，留美幼童計劃與中國的民族教育理論是相違背的。」
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終於在容閎與陳蘭彬二人的帶領下，到達了新英格蘭地區。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進入美國的大學學習，其中有22人進入耶魯大學。這22名幼童中，有很多參與和影響了中國近代歷史的人物，其中包括畢生爭取美國華人權利、抵制美國排華運動的李富恩，主持了京張鐵路、川漢、粵漢等鐵路工程的「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回國後出任北洋大學(今天的天津大學)督辦的蔡紹基，在張之洞門下負責中國電報事業建立，後任過清廷外交部大臣、袁世凱政府交通總長的郭敦彥。1876年，耶魯大學鑑於容閎對中美兩國文化教育交流做出的貢獻，校董事會研究決定授予容閎名譽法學博士學位。當年，授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者有中英美三國各一人，而容閎能與美國南北戰爭一代名將沙曼將軍、英國伯爵琳列先生同臺接受這一榮譽，對當時的中國人而言，是極大的榮譽與鼓舞。容閎在給當時耶魯大學莊史特校長的信中說：「我個人視為是一項對中國的鼓勵，視為是一種國家榮譽，是由世界上最年輕而進步的國家，頒贈給最古老而保守的人民，它鼓勵中國去面向世界，並學習西方的文化、科學及宗教。」容閎獲得名譽博士，當年直隸總督李鴻章的信函中曾有記載，這位精明的洋務大員深知容閎獲此榮譽，以後辦理中美交涉事項會更順手。
遺憾的是，留美幼童班並沒有按照最初預定的計劃執行15年，就提前被清政府強制終止了。這是清政府內部頑固派對洋務派挑戰和阻撓的結果，也反映了清朝統治者對於西方文明和生活方式在接納時的恐慌。然而，留美幼童運動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是深遠的。史學家如此評說：容閎以一人之力帶動一批，以一批影響一代，以一代造福一國的留學教育，為封閉的中國打開了通向世界的大門，開創了百年留學教育的先河，培養了一批批富國強兵的棟梁之才。1954年，在中美兩國的關係艱難甚至對抗的時間，耶魯大學與「雅禮協會」聯合舉辦了容閎畢業百年紀念會和容閎與留美幼童的展覽，紀念這樣一個耶魯人和中國人。直至1972年，毛澤東與尼克森握手，中美兩國的教育文化交流終於回到容閎所開創的歷史原點。1978年，耶魯大學中文圖書館創建100周年，中國派出50多名優秀學者，赴美訪問留學。
在耶魯大學圖書館中，曾保存著一本晚清同治年間的石印本字典《小學纂注》，是容閎向母校捐贈的1237卷古代典籍中的一本。2006年，這本書被耶魯校方作為禮物，贈予了到訪的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這本書的背後，有一個故事。19世紀中期，繼歐洲英法等國相繼開辦中國語言文學專業課之後，美國朝野有識之士積極奔走呼籲，為開拓東方市場，美國不能落在歐洲人之後，要求美國各大學開辦「中國語言文化講座」。容閎當時正率領幼童在美國留學，擔任大清駐美國公使館副公使兼出洋肄業局副委員。1877年2月26日，容閎給耶魯大學圖書館範南館長的信中首倡此事：「一旦耶魯大學決心設立『中國語言文化講座』成為事實，我願意隨時將我個人的中國圖書捐贈給貴館，我深望耶魯切莫拖延此事，而讓哈佛大學預著先鞭。」僅隔一個星期，容閎又給範南先生寫了一封信：「茲寄上目錄一份，含40種書，共1237卷，一俟由貴館接到『中國語言文化講座』設立的公函後，此全部書籍將分四箱寄上。本人僅留少數做參考。《二十四史》一部屬出洋肄業局所有，如我自有一部，定當捐贈母校。對此目錄，衛三畏博士將會向你提供解說，希望『中國語言文化講座』速成為要。」
耶魯斯特林圖書館東亞館的圖書館員告訴我，衛三畏是一個特別應該重視的人物，他是一位在中美關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傳教士，也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一位漢學講座教授。最終這個漢學講座先於哈佛首先在耶魯開辦，也承襲了耶魯與中國「緣」遠流長的歷史情結。耶魯最早與中國的結緣人，是彼得•帕克。早在清道光十五年(1835)，畢業於耶魯神學院和醫學院的帕克在廣州創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家西式醫院——廣州眼科醫院。他的強項是白內障手術，不僅給當時的中國引進了先進的眼科治療技術，還帶來了截肢、麻醉、腫瘤摘除、再造手術等當時最先進的西方醫術。在耶魯大學的醫學圖書館裡，珍藏著當年帕克要求畫家蘭姆繪製的外科病理圖共83幅，以及他在中國期間記錄中國社會風貌和習俗的大量日記、書信和繪畫。然而，直至1845年為止，美國並沒有真正的外交官派駐中國。美國對中國的了解遠說不上全面，更談不上深入，廣州領事向美國國務院的報告，42年間也只有寥寥一本手寫的短冊子，內容基本上限於商務。鴉片戰爭在相當程度上讓美國加深了對中國的了解。1844年，美國與清政府籤訂了中美之間的第一個條約《望廈條約》。《望廈條約》的籤訂，使得中美之間由原先較為單純的商務關係，變得複雜起來，急需加強對中國的了解。由於美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時間較長，對中國最為了解，語言最通，美國的對華政策及其有關事宜，就實際上由傳教士來負責了。《望廈條約》的談判中，傳教士衛三畏對美國派出的專使顧盛就施加了極大的影響。
傳教士衛三畏
1833年，衛三畏來到中國傳教，一面工作，一面努力學習漢語。他的中文水平進步很快。1843年，他在《中國叢報》第2卷第10期上發表了《論中國的度量衡》和《論廣州的進出口貿易》兩篇文章，標誌著他在漢學研究上的正式開始。他後來出版的《中國地誌》一書，也曾大部分發表在《中國叢報》上。當時，他創建了著名的「布魯因印刷所」，既任美國公使館秘書，又兼任翻譯。1858年，中國和美國籤訂了《天津條約》，衛三畏給時任美國公使館頭等參贊兼做翻譯，在談判時，他主張把傳教寬容的內容加了進去，從此以後，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就完全合法化了。1874年，他陪同美國駐華公使到北京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向同治皇帝遞交國書。1876年，他由於身體等方面的原因，辭去外交上的職位，回到美國。那時，漢學在歐洲大學已進入了學科性的研究。最早是在法國，巴黎的法蘭西學院於1814年創立了漢學講座;其後，俄國的喀山大學、荷蘭的萊頓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等先後設立了漢學講座。比起歐洲，美國的漢學研究起步較晚。衛三畏最終選擇定居紐哈芬，並受聘耶魯大學，來開辦漢學講座，也是一波三折，加州大學和哈佛大學都是耶魯的競爭者。1886年，耶魯終於得到了一筆基金，決定了講座的建立，衛三畏終於被聘為中國語言與文學教授。這筆錢的提供者威廉•麥希既是衛三畏的老朋友，也是他在中國任職時的同事。耶魯大學最後決定建立漢學講座，與容閎也不無關係，他給耶魯校方的那兩封信就是他積極推薦和運作的見證。衛三畏和容閎一直保持著密切關係，他們時常通信，探討與教學相關的問題。衛三畏的巨著《中國總論》，是他在美國的漢學研究奠基之作，被稱為「一門區域研究課程的教學大綱」和「成為數代美國人認識中國的英文模板」。
1878年，容閎在肄業局駐地哈得福市用鐵路託運，將四大箱1000多卷中文古代典籍，連同四把鑰匙寄給範南館長。容閎的贈書裡有很多是善本書，其中包括清康熙十五年內府刻制的《康熙字典》。他在信中說：「我希望這些書籍平安到達貴館，它們將是一個偉大的中文圖書館的核心部分。」今天，耶魯大學圖書館已成為當今世界漢學研究資料最豐富的圖書館之一，在全美僅次於哈佛大學。我們來到圖書館二樓的東亞館，入門處的門楣上掛著一幅張充和所題的「東亞圖書館」書法，小楷娟秀沉熟，她為寫好這幅字，練習了半年。東亞圖書館的管理員告訴我，耶魯的財力非常雄厚，每年有1億美元的資源用於購買圖書和資料，這保證了它的藏書質量非常高，甚至，它買中文書比中國的圖書館還要快。「有一次，北大的教授過來，看到上架的一套新書，感嘆那套書很貴，在國內大學還沒有這麼快速地看到。」
在耶魯設立中國講座的那個年代，美國的經濟正在迅猛發展。到了1900年，它的工業產值大約已佔世界的30%，超過了英國所佔的20%和德國所佔的17%。19世紀末的美國的院校裡，充溢著一種開拓和走向世界的意識，美國作為一個後起的帝國主義已不滿足於偏於一隅了。在中國，美國提出了「門戶開放」和「利益均沾」的口號，積極對外拓張。那個時候，很多耶魯人都來到了中國，經商、教學或傳教。其中，就包括後來成為美國媒體巨頭的亨利•盧斯的父親——到山東傳教的亨利•溫斯特•盧斯。父子倆都是耶魯畢業生。在今天的耶魯大學藝術館東亞藝術展廳內，陳列著耶魯1972屆畢業生克裡斯託夫•盧斯捐贈的唐三彩，他去年還捐贈了佛經的手抄捲軸。克裡斯託夫是亨利•盧斯的兒子。這些藝術品，敘述著一段與中國有淵源的故事，這些故事既屬於盧斯家族，又屬於耶魯，也屬於美國。
從圖書館出來，正門前方有一個標誌性的建築，像一口因不斷盛滿了水而覆蓋著一層流動著的薄水幕的花崗巖圓形水池，叫「女人桌」。細看，「女人桌」的上部是一大片橢圓形的黑色花崗巖剖面，中間有一個圓形孔，從這個孔裡不斷有水湧出，一波一波向整個桌面均勻地散開。以泉眼為中心繞出一圈一圈的數字，每個數字旁邊還標有一個年份，表示該年耶魯在校女生的數目。靠近泉眼中心的數字是一長串的0，因為耶魯建校之初沒有招收女生。數字從1873年開始變化，1969年耶魯本科學院也招收女生後，耶魯的女生數量快速增加，到1993年女人桌落成，數字的序列終止。這個校園雕塑的設計者叫林櫻，她的祖父是曾任段祺瑞內閣司法總長的林長民，她的姑媽是林徽因。因為林櫻出生在美國，她說自己在「30歲以前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華裔這一身份」，30多歲以後，她開始對自己的中國背景感興趣並深入學習，後來，她設計了紐約的華裔美國人博物館。其實，近百年前，林徽因也曾在耶魯留駐。她從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畢業後，進入耶魯戲劇學院，師從喬治•帕克教授，學習舞臺美術設計，此後回到中國。而她的丈夫梁思成，在1946至1947年間也曾在耶魯擔任客座教授，講授中國藝術和建築。這些物件，就像容閎的雕塑和盧斯所贈的藝術品一樣，默默低語著耶魯與中國在百年歷史時空中發生過的交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