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大學是怎樣被政治接管批判並拆分的

1942年4月輔仁大學老校長陳垣在返校節運動會上的演講。資料圖片

輔仁大學舊址。圖／郭逢晨水粉畫作品

輔仁的消逝

1952年，新建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按照蘇聯模式教育體系，對全國舊有高等學校的院系進行全盤調整，清華從此由一所綜合性大學變為單純的工科大學，北大自此脫胎換骨，秉承了民間辦學的私立大學自此成為絕響，在近現代教育史上曾經名盛一時的教會大學自此也銷聲匿跡。

這場教育體制改革，涉及全國四分之三的高校，史稱「院系調整」。20世紀後半葉中國高等教育系統的基本格局正是由此發端。

在這場對中國當代教育影響深遠的「院系調整」運動中，由天主教人士創辦的北京輔仁大學被併入北京師範大學，原校名撤銷，迄今已整整一個甲子。

這一年與輔仁一同消失於這一年的「教會大學」，還有著名的燕京大學、聖約翰大學、金陵大學等十餘所學校。在20世紀前半葉，這些讓人如雷貫耳的校名，曾經代表了中國高等教育的頂尖水平。

無解的問題

1948年秋，北平學生石椿年報考了輔仁大學經濟系，他記得，面試環節中，經濟系主任趙錫禹先考了他一道英文題，然後特別問起了他對校園中學生遊行活動的態度。

國共戰事正酣，政治鬥爭的痕跡亦出現在輔仁大學的校園裡，這令每個人都不得不加以留意。次年6月30日，羅馬天主教廷駐輔仁大學代表芮歌尼來到了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拜訪了其主要負責人周揚。此時大半個中國已經解放，芮歌尼試圖從周揚口中探聽一下，即將建立的新政權對於輔仁這所教會大學的態度，從當時留下的文字記錄看，這位美國人的口吻可謂客氣而謹慎。

他的第一個問題是，「政府對私立大學的處理是否已有新的法令？」周揚答：「一般地說，外國人在中國開辦學校，這件事實本身就損害了中國的教育主權。」

在這段具有「定調」色彩的答覆中，周揚提出了一個所有教會學校都面臨的敏感問題。

輔仁大學發端於1912年，當年9月，中國天主教兩大領袖--馬相伯、英斂之聯袂上書羅馬教皇，請求教廷派人來華，創辦一所大學。1921 年12 月， 教皇正式發出在華舉辦大學的諭令， 並且全權委託美國「本篤會」負責。依教廷和「本篤會」的本意，他們自然希望這所學校能成為傳播天主教的陣地。但事與願違，「五四」之後的1920年代，隨著民族主義高漲，不論北洋政府頒布的《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還是後來國民政府頒布的《私立學校規程》，都特別強調，教會學校須由中國人管理，並不得以宣傳宗教為目的。

對於這些政策，很多新教人士都表示了反感和牴觸，殊堪玩味的是，在教階、習俗、儀式方面都更加嚴格的天主教會，此時卻展現出了十分圓融的姿態。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創辦初期，輔仁講授的課程包括中國文學、歷史、哲學、英文、數學等，宗教內容僅在哲學系課程中有所涉及。石椿年告訴《中國周刊》記者，當年學生與神父之間可謂「井水不犯河水」，很多同學幾年下來，連那些穿黑袍的外國人是誰都不認得。

因此，不論是北洋時代，還是國民政府時期，輔仁大學都憑藉著其積極的「本土化」，與執政者保持了較為良好的互動。

不過，當新時代來臨，過去的經驗已無法提供現成的答案。

6月30日，芮歌尼對周揚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宗教學說作為學術研究能否視為選修課程？」

周揚的答覆是：「宗教學說作為學術研究當作選課是可以開的，但必須保證學生真正自願選修，不得加以任何勉強。」

芮歌尼追問：「關於唯物史觀一類的學說是否也當作選課？」

周揚說：「社會科學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應當列為大學必修課。」

政治的影子

在相當久的一段時間裡，輔仁大學是以一副「閉門讀書」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的。一句流行於京城的順口溜是：「輔仁是個和尚廟，六根不靜莫報名。」暗指其學風之嚴謹。

1930年4月，輔仁大學教務長劉半農對學生講話時，曾提到一個有趣的故事：去年秋天，有個考生來投考他主講的國文系一年級，因為該生「程度太差」，劉半農便把他降到高中二年級去了。這位學生很不服氣，走了。幾天後，當劉半農經過某大學門前，看見校門上的榜單，這位學生竟然列本科國文系第一名。可見，「本校以前招生程度，並不算很低。」

「嚴進嚴出」是輔仁大學的一大特色。過去，各大學沒有統考試題，都是自主招生，輔仁大學除了基本的筆試之外，還要舉行面試，確定考生的確具備一定的學力。在很多考生的印象中，他們進入輔大的過程都如履薄冰。

根據輔大教務處規定，一年有四次嚴格的考試，隨堂小考更是不計其數。課堂風紀也抓得極嚴，石椿年上高中時，來輔大旁聽課程，曾親眼見到一個高個子的中國人「查堂」，沒來聽課的學生均被記錄在案。他認為，「這裡是個讀書的地方」。

儘管教學管理近乎苛刻，但也的確可以提供真正的學問。輔大自建校以來，始終竭力設法聘請海內外知名學者前來任教。沈兼士、劉半農、薩本鐵、范文瀾、啟功等聲譽卓著的學者都曾在這所學校留下蹤影。

在這種環境下走出的學生，日後大都成為了在社會各領域有突出貢獻的人。他們當中包括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著名指揮家李德倫，文物大師朱家溍等一些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

然而，在1950年6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新中國首任教育部長馬敘倫專門對「閉門讀書」的教育予以批判：「決不能重蹈過去所謂『為學術而學術』的覆轍，忽視人民和國家的需要。」

人民和國家的需要是什麼？「新中國的教育應該是反映新中國的政治經濟， 作為鞏固與發展人民民主專政的一種鬥爭工具的新教育。」

也就在這次會議上，教育部明確提出了要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統一地進行院系調整。馬敘倫強調：「我們要在統一的方針下， 按照必要和可能， 初步地調整全國公私立高等學校和某些系科， 以便更好地配合國家建設的需要。」

為此，北平解放之後，學校已經開始對專業和課程設置進行局部調整。《新民主主義論》、《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等政治思想課首當其衝，成為各系必修課程。而原先的「家政系」等課程，則被視為「培養太太的科目」予以取消。1950年春，學校又規定，當年的畢業生「凡未修《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政治經濟學》者，或修而不及格者，均應根據實際情況補修補考。」

1949年秋季的「私立北平輔仁大學入學試題」，還特別增加了「政治常識試題」部分。一共二十道簡答，題目包括「中國革命的對象是什麼？」「什麼階級可以革命？哪個階級領導革命？」等等。

石椿年覺得，這個時候「輔仁讀書的精神已經沒有了，師生也不注重研究學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