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輔仁大學:天主教大學的「精神性抗日」

2020-12-16 中國社會科學網

輔仁大學舊址。

  抗戰期間,日本人的侵略也是文化上的侵略,他們希望中國人和韓國人多用日本語、日本文字和日本人編寫的教材。因此,當日本人佔領北京後,本地的學校能保持自己的(中文)教材,不受日本文化侵略影響談何容易。

  北京聯合大學民族與宗教研究所副所長楊靖筠這樣描述抗日戰爭時期的情況:「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北京淪陷,中國形勢發生劇烈的動蕩。許多名校紛紛遷址。同年,有著天主教背景的北京輔仁大學由德國聖言會接管,雷冕任校務長。由於雷冕是德國人,德、意、日在二戰中是軸心國,因而輔仁大學得以在北京繼續開辦,並且爭取到文史各科仍用原有的課本。當然,這也與校長陳垣的努力密不可分。北京淪陷期間,陳垣曾語重心長地對他的學生、也是輔仁大學的教師啟功說:『一個民族的消亡,從民族文化開始。沒聽說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保住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把它繼承下去。你我要堅守教書陣地,只管備好課,教書也是抗戰!』當時,被日偽接管的北京其他高校都被強迫實行奴化教育,把日語作為必修課,改用日文課本,校門懸掛日本國旗。唯有輔仁大學,由校長陳垣及雷冕出面,與日偽政府周旋,提出不掛日本國旗,不用日文課本,日語不作為必修課。輔仁大學可以在抗戰八年的時間裡一直堅持這『三不』原則,是與當時陳垣校長的努力分不開的。也正因為輔仁大學在抗戰期間對『三不』原則的堅持,才使得抗戰後,輔仁大學成為國民政府承認的唯一一所大學。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鑑於輔仁大學在抗戰期間的艱苦奮鬥,予以肯定和嘉獎。北京媒體讚譽輔仁大學為古都的『抗日大本營』。」

  1937年夏天,日本軍隊佔領北京,許多學校被迫關閉。北京師範大學遭到解散,其他的國立大學在新學期開始時也無法開課。北京15所大學中,只有3所能在1937年9月開課,即燕京大學、法屬的中法大學和輔仁大學。

  1937和1938年,日軍逐漸佔領華北和中原地區,而北京當局卻要求或強迫各中學參與親日遊行等活動。1937年9月25日,日軍慶祝保定府被佔據,但輔仁中學那天讓學生全部回家,避免參與這個活動。11月8日,因為太原府落入日本人手裡,又有類似的慶祝活動,輔仁中學又拒絕參與。1937年12月11日,輔仁大學被通知舉辦一場佔領南京的慶祝會,但輔仁大學能迴避這種事。其中起很大作用的人是德國聖言會會士豐浮露,他曾在日本留學,是日本文學專家,也是漢學專家。他在輔仁大學教授日文,經常與日本當局溝通談判,成為校方與日軍之間的周旋者。

  因為輔仁中學的校長伏開鵬神父和校務長宋德剛神父沒有讓學生參與1938年春天慶祝徐州被佔領的活動,他們遭到教育當局的訊問,而學校也因公然違反命令,遭到教育當局下令關閉。通過商榷,半年後,輔仁中學得以繼續開課。為了說明輔仁大學在北京的地位,雷冕和豐浮露於1938年8月專們去日本,與當局商談相關事宜。結果,輔仁大學也可以繼續開課。

  1938年以來,無論是輔仁大學或輔仁中學,都被要求抵制任何贊成共產主義或反日本人和臨時政府的活動,又被要求接受日本學生和教授。日本人的統治使部分中國人開始積極地反對他們,伏開鵬神父便是其中之一:「伏神父之愛國精神,日趨堅強,對赴後方參戰之青年予以接濟,對從事地下工作之人員予以掩護。」 這些活動被日本人發現後,伏開鵬神父於1939年8月2日被逮捕,扣押在憲賓隊。「每日從晨七時至晚間七時,用長達十二小時之疲勞偵訊,並施以酷刑。受打十二次,其間曾死而復甦者三次。雖經十三次之審訊,伏神父忍受痛苦,堅不吐實,日冠無奈遂為釋放,仍予嚴密監視……釋出後,輔大當局為緩和情勢,避免伏神父再受迫害,遂解除其兼附中主任之職務,專任輔大訓導主任。」

  輔仁大學秘書長英千裡和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沈兼士、教育學院院長張懷等則「發起知識分子抗日之秘密團體,取名『炎武學社』。成立後,聯絡華北各大學師生,以思想及行動反抗日偽政權,並與我中央政府時通聲氣,深蒙政府嘉許,予以支持。[英]先生爰將炎武學社擴大,改組為華北教育協會,自任總幹事,主持全局,對於團結愛國青年,刺探日偽消息及協助華北大專及高中畢業青年前往大後方就業升學,頗著成織……而日人對輔大之監視日嚴,且對[英]先生和沈兼士先生所領導的地下組織已經注意,但[英]先生處此險惡時期,不為所懼,更一面加強華北文教協會之活動,一面輔佐輔大當局維持校務,故輔大在強敵統治下之北京,巍然屹立,使四千學子安心攻讀,仍能接受祖國教育,人才輩出,且畢業後多赴後方參加抗戰。」由於英千裡的種種反日活動,他於1942年12月被捕,3個多月後獲釋。1943年2月20日再次被逮捕,1945年夏天才被釋放。1943年2月,有300多名參與抗日活動的知識分子入獄,包括輔仁大學文學院代理院長董洗凡和張懷。

  輔仁大學在抗戰時期的貢獻可謂「精神性的抗日」,不僅保持了自己的教育方式和內容,還特別強調中國文化的價值,這是一種精神的力量。

  (本文是作者在「宗教在戰時的人道主義救助」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本報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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