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的蔣先生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同事、前輩，中國科學院瀋陽自動化所的專家，一個現實生活中難得一遇的「怪才」。
因為他是解放前畢業的最後一批大學生，所以成了舊知識分子的「尾巴」。來到新社會，他對「同志」這個紅色稱謂並不「感冒」，因此多年來我一直喊他蔣先生。
建國初期，東北人民政府組織了招聘團，去南方各地網羅人才，於是出生在湖南的蔣先生便成了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教師。
起初，蔣先生一邊助教，一邊跟隨蘇聯專家攻讀研究生。研究生剛畢業，他就被破格聘任為電工教研室主任，那年26歲，可謂青年才俊。
蔣先生通曉英、俄、德、日四門外語，前兩門已經融會貫通。他的課程深受學生歡迎，他編寫的講義被作為高等院校的教材。那時，他在全國高校系統，已經聲名鵲起。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1958年，全國高教系統忽然颳起一場「拔白旗」的政治旋風，「只專不紅」的蔣先生，被學校內定為「白旗」。
至今都沒人知道，蔣先生那時究竟是靠了哪根敏感的神經？或者靠了哪個臥底的耳目？讓他這面已被「內控」的「白旗」，不等別人來拔，自己就悄悄從校園裡消失得無影無蹤。
轉眼三年多過去了。突然有一天，哈工大領導接待了兩位中國科學院的工作人員。來者稱：貴校有一位蔣姓教員，最近考取了中科院力學研究所錢學森所長的研究生，且總分全國第一。錢所長面試後十分心儀，催促我們儘快辦好調轉手續。和考生本人聯繫後，得知他的工作關係還在貴校。
校方領導聽後，勃然大怒，拍著桌子說：「豈有此理！這傢伙為了逃避運動，不知躲在哪個耗子洞裡？害得我們好幾年都逮不到他！」
領導消氣之後苦笑著說：「還真是個滑頭的夥計！他一定聽說中央發了文件，要為「白旗」甄別，這才鑽出來又去攀上了高枝兒。」
那時，錢學森正在主持研製國家最高機密的戰略武器，他的研究生政審上不能有一丁點兒瑕疵。不用說，蔣先生根本不合格。
錢學森愛惜人才，知道蔣先生若被學校領回去，一定沒有好果子吃，便和科學院領導商量，把他留在了對政審要求不高的中國科學院北京自動化研究所。1965年，科學院內部調整，他被調到中科院瀋陽自動化所。
原來那三年，他躲到蘇州郊區的一所小學去代課，教音樂。我問過他為什麼不教算術、語文？他說，和小孩子們一起唱歌很快活！
蔣先生話雖這樣說，可我想，他正值大好年華又逢春風得意，突然不得不過起隱名埋姓的流亡生活，無論跟誰一起唱歌，他都絕不會快活。
或許就從那時起，心裡「別著勁」的蔣先生，便和政治運動結下了「緣分」，不斷「挑逗」各次運動，幹出不少怪事。
上世紀60年代在批判蘇修的高潮中，剛被安頓在科學院北京自動化所的蔣先生，就闖下一場大禍，因為私奔蘇聯大使館，被公安機關現場抓獲後收審。
審訊中，公安人員問：
「你為什麼要叛國投敵？投靠蘇修的動機是什麼？」
「為了向蘇聯人民揭露修正主義呀。」蔣先生回答的理直氣壯。
「揭露修正主義為什麼要私奔蘇聯大使館？」
「我要給蘇聯的「真理報」、「消息報」投稿，揭露赫魯雪夫。」
「為什麼要給蘇聯報紙投稿？」
「中央批判蘇修的文章，中國人民能看到，蘇聯人民看不到的。我俄文好，我要寫文章，向蘇聯人民揭露修正主義。」
「寫文章投稿，為什麼要去蘇聯大使館？」
「我去問問「真理報」、「消息報」的通訊地址。」
「誰能證明你是去投稿揭露蘇修的？」
「它能！」
蔣先生從兜裡掏出他用俄文寫好的文章。公安機關從外交部請來俄文翻譯，證實這確是一篇批判蘇修的文章。
審訊人員哭笑不得，只好打電話讓所裡把他領回去，好好教育。
前蘇聯駐華大使館
他調到瀋陽自動化所不久，文化大革命也隨之而來。一時間，研究所科研樓的大廳裡掛滿了大字報，其中有一張格外醒目，不是由於題目和內容，而是因為大字報被戳了好些個洞。這張大字報就是蔣先生寫的，那些洞也是他戳的。
不久，政治部主任找到蔣先生，氣急敗壞地訓斥他：「你為什麼破壞革命大字報？」蔣先生反駁道：「錯矣，我是在保護大字報！夏天的大廳裡有穿堂風，別人的大字報很容易被風颳壞，我的刮不壞。不信過幾天你再看看。」
主任一下子愣住了。蔣先生接著調侃他：「看樣子，主任是沒有「流體力學」的概念了。不過，主任懂得辯證法，在否定中還有肯定，肯定了我的大字報也是革命的大字報。」
在大家的鬨笑中，主任漲紅著臉一言不發地走了。
漸漸地，不斷鬧出「怪事」的蔣先生，讓他的政治「底案」越攢越多，終於變成自動化所的「運動健將」。每當政治運動來了，如果不批判他，大家會覺得沒意思，不過癮。
那時，他除了要接受批判，還要參加勞動改造，每天打掃分配給他的兩個廁所。不知道是從什麼時間開始的？他私下和經常來所裡撿破爛的「盲流」達成了協議：「盲流」每天清晨替他打掃這兩個廁所；他每天付給「盲流」兩角錢。
每天兩角錢，對於「盲流」來說，這份額外的收入不菲。 每天兩角錢，對於工資70多元的蔣先生來說，這個交易的價格不貴。
也許是大家看慣了每天都來收破爛的「盲流」，也許是「盲流」每日早早就把廁所打掃完畢，躲過了大家的視線，總之，他們的這種僱傭關係竟然持續了一年多才被發現。由於他負責的廁所總被打掃得最乾淨，蔣先生竟成了「牛鬼蛇神」裡的勞動模範，研究所革委會還宣傳過他的「立功表現」。
事情敗露後，全所譁然。革委會更是惱羞成怒，在批判會上怎麼給他「上綱上線」都不解氣。而蔣先生只承認自己逃避勞動改造，不承認有剝削行為。他辯解道，「盲流」的確是他僱用的，可「盲流」打掃廁所絕不會產生「剩餘價值」。按照馬克思的定義，沒有「剩餘價值」，剝削又從何談起呢？
雖然每次運動，蔣先生都「狡猾」地躲過「綱」繞過「線」，總能按照人民矛盾「內部處理」，可無休止的批判和勞動改造，到底還是讓他學「乖」了。由於政審原因，他長期不能參加科研工作，於是便把腦筋和知識用在生活細節上了。
有一年，所裡考慮他畢竟還算老知識分子，就改善了他的住房。新分配的房子，不必在走廊裡做飯了，因為配有一個兩家共用的大廚房。
未來的鄰居是位很隨和的處長，可處座的夫人卻是位事事咬尖的悍婦。兩家今後怎麼共用這個廚房呢？有人替他擔心，有人等著看笑話。
蔣先生動起腦筋，又查閱了文獻，找到一種被稱為「捷克挑選法」的方案。
「一個蘋果，兩個人分，怎麼才能讓倆人都滿意呢？」他手裡拿著筆和紙，繪聲繪色地對處長夫婦說。
「最好的辦法就是：一個人切蘋果，另一個人先挑。現在我們兩家的廚房，就是這個蘋果，要麼你們去劃分，我先挑；要麼我去劃分，你們先挑。」蔣先生耐心地向這對夫婦解釋道。
蔣先生使出的「捷克挑選法」，讓兩家後來成為和睦相處的好鄰居。
我在所裡工作的時候，大家的住房都很擁擠。每天下班，自行車放在外面怕丟，放在屋裡礙事。
蔣先生從市場買來滑輪、鉤子、粗線繩，又請人把滑輪固定在天花板上。每天下班回到家，用鉤子把自行車吊起來，再把繩子的另一端系在暖氣管子上。
有一次，我去他家串門，一眼就望見高高懸掛在牆上的自行車。因為那時誰家也沒有電視，自行車就懸在我們現在通常擺放電視的位置上方，看上去很像一件抽象派的藝術品。
這一招，很快就有人模仿，於是原本撂在屋裡礙事的自行車，變成了牆上的裝飾品。
蔣先生知識淵博，風趣幽默，還樂意助人。有件小事，讓我至今難忘。
記得我女兒出生的時候，他雙手抱拳向我祝賀，接著告訴我：「《德國大醫典》裡說，產後母子的房間應該保持通風，但一定要2級風。這風呀，大了不可，小亦不可！」
我謝過他的好意，反問：「誰在家裡還能測出風速？」
第二天上班，他倒背著雙手，慢步踱到我面前，忽然舉起一支小孩玩的紙風車：「你把它插在夫人的房間，它轉起來，你還能分辨出花瓣，這就是2級風。轉得太快，分不清花瓣，風速就超過了2級，要把窗戶開小一點。」
雖然我沒敢照他說的做，但還是從內心裡感激他！
改革開放後，知識分子終於迎來了自己的春天，蔣先生的聰明才智也可以發揮在科學研究上了，他開始研究漢字的計算機存儲與識別，成為最早進入這個領域的學者之一。
他利用「四角號碼」的檢索原理，建立了一套計算機存儲漢字的數學模型，用來破解中文信息處理的核心技術難題，可惜因故未能實施。
蔣先生78歲那年，因病不幸去世了。許多老同志都為他惋惜：「老蔣可憐！一輩子都讓政治運動給耽誤了，白瞎了滿肚子的才華。」
打那以後，我心中始終懷念著他，至今他的形象還清晰地印在腦海中。
蔣先生中等身材偏上，體型稍顯肥胖，平時總是肥肥大大的一身衣褲。他圓臉，棕黑色皮膚，一雙細小的眼睛，好象總是在笑。確實，蔣先生是我見過最會笑的人。他衝你笑的時候，腮邊會自動旋起一對酒窩，眼睛眯成一道縫，縫裡射出的狡黠目光，仿佛說：「小子，我知道你的底細。」
他講話總是輕言輕語，語速很快。但他善於用長短不一的停頓來調節，就象給語音敘述加上了不同的標點符號，讓你聽著清晰，準確，舒服。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和他同在一間辦公室上班，發現他還有另一個習慣。無論是誰，只要有人接近他的辦公桌，他的第一反應總是迅速用雙手蓋住桌面，不管桌上有沒有東西。這大概也是他被運動整怕了以後，留下的後遺症。
我離開自動化所已經25年了，每當想起蔣先生就心生懊悔：自己沒能給過他任何幫助。可我一直同情他，尊重他，敬佩他。也許在那個年代，他最需要的正是別人的尊重與認同，所以我和這位比我年長20多歲的蔣先生，成了工作中心領神會的忘年交。
作者簡介：陳大海，男，研究員，1949年出生。瀋陽二中68屆畢業生，當過知青、工人。後在中國科學院瀋陽自動化研究所等單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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