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的任務，不僅要關注如何培養傑出人才，更要關注如何培養真正的「人」。教育必須樹立「育人」重於「育才」的觀念。說到底，培養真正的「人」是為了實現人的現代化
錢穎一：現在到了矯正短期功利主義的時候了
「沒有想到，一個經濟學家對教育問題的分析如此深刻」，在2014年12月中旬舉行的「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首屆年」會上，幾位教育學家在聽完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的演講後，如此感嘆道。
這篇名為《對中國教育問題的三個觀察:「均值」與「方差」》的演講，不但被傳統媒體轉載，而且更是在新媒體上到處流傳。在短短幾天裡，微信上的點擊量就超過了一百萬。
「我也沒有想到有這麼大的影響，」近日，錢穎一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說。一個多月過去了，仍然經常有不同學科的學者同他談起這篇演講，交流對中國教育問題的看法。
多年來，教育問題一直是中國社會的焦點問題，也很早就引起了錢穎一的關注和思考。豐富的求學經歷（清華、哥倫比亞、耶魯、哈佛）和執教經驗（斯坦福、馬裡蘭、伯克利加州、清華），讓這位經濟學家深入了解國內外教育的實際,中國教育的問題所在，並積極在一所學院探索教育改革的實踐。
在錢穎一看來，多年來中國教育被短期功利主義所主導，弊端叢生，「現在到了矯正短期功利主義的時候了。」
但是，「中國教育的首要任務，還不是如何培養傑出人才的問題，而是如何培養真正的『人』的問題。教育必須樹立『育人』重於『育才』的觀念。說到底，培養真正的『人』是為了實現人的現代化。」錢穎一說。
擔任院長八年多來，錢穎一沒有帶過一個研究生和博士生，也沒有申請過一個研究課題，而是集中精力，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推進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比經濟改革更艱難，」錢穎一說，「但是我一直堅信，經濟學家在推動教育改革上可以發揮很大作用。」
「一個簡單的分析框架」
問：你在」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首屆年會「上的演講，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共鳴。教育是近些年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呼籲教育改革的聲音也一直在高漲。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在你看來，經濟改革比和教育改革哪一個更艱難？
錢穎一：顯然，教育改革比經濟改革更艱難。但是我一直堅信，經濟學家在推動教育改革上可以發揮很大作用。
這是因為經濟學家有兩個優勢：第一，經濟學的分析思路對於理解教育問題非常有幫助。經濟學會把複雜問題簡化，然後在約束條件下尋找到共贏的改革路徑，這是其他學科所沒有的。第二，中國經濟學家又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中國經濟改革中的很多行之有效的辦法可以為教育改革提供借鑑。
問：但是大家都覺得，教育問題太多了、太複雜了，只能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去分析，最後又發現，所有問題都是相互關聯的，又扯不清了。就以中小學生負擔重為例，學校有問題，老師有問題，家長有問題，社會有問題，最後是都有問題，似乎無解。
錢穎一：世間的問題都是複雜的。你看經濟問題複雜不複雜？複雜極了！但是經濟學對複雜的經濟現象進行抽象，概括為兩大類問題：一個是資源配置問題，就是讓市場發揮作用，把資源配置給最有效率、最需要的人、企業和機構；另一個是激勵問題，就是把激勵搞對，讓每個人、企業和機構都有提高效率的積極性。
中國經濟改革正是沿著這兩條線逐步推進的：一條線是資源配置問題，一條線是激勵問題，後者的深層次涉及到產權和所有制。
問：那麼，對於教育問題如何進行抽象和概括呢？
錢穎一：教育關係到兩個維度：「人」與「才」。我們可以用統計學的兩個度量概念「均值」和「方差」來分別分析這兩個維度中的問題，概括為四大特點。
中國教育在育「才」的維度，即培養知識和技能上的特點，是「高均值、低方差」，這是兩大特點。均值就是平均水平。中國大規模的基礎知識和技能的傳授很有成效，使得中國學生「均值」較高，包括小學，中學，甚至是大學，與同一年齡段、同一學習階段的學生作跨國比較。這是中國教育的一個重要優勢，是其他的發展中國家，甚至是一些發達國家都望塵莫及的。
問：這個特點在經驗層面很容易得到證實。在許多重複性、規律性的大規模操作中，如超市的收銀員、銀行的櫃檯服務、醫院的掛號收費檢查等，中國的服務人員的速度和精確程度甚至超過發達國家。
錢穎一：這種教育優勢對推動中國經濟在低收入發展階段的增長非常重要，因為它適合「模仿和改進」的經濟發展方式，有利於流水線式的重複性工作，這在製造業非常明顯，即使是服務業也一樣。所以，我們不能完全的否定中國教育的成績。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經濟高速增長，如果教育是完全失敗的話，這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學生在知識和技能上的「方差」太小。在統計學上，方差是衡量一個隨機變量偏離平均數的累加程度。「方差」小就是兩端的人少，出眾的人少，傑出人才少，拔尖創新人才少。傑出人才的出現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說天賦的分布在不同人種之間沒有太大差別的話，那麼出現傑出天賦的概率就應與人口數量正相關。中國有13億多人口，和中國人口差不多但經濟發展水平不如中國的印度出眾的人反而比中國多，說明了一些問題。
問：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的「錢學森之問」，追問的正是這個問題：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錢穎一：我認為，這個問題本身可能就有問題。傑出人才是「培養」出來的嗎?也許不是。傑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種有利的環境中「冒」出來的。所以，創造環境，或者說「培育」人才，遠比「培養」人才更重要。
當前絕大多數中國學生缺乏好奇心、想像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好奇心和想像力部分來自天生，但是我們後天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像力給磨滅了，這樣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就減少了。再加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得不到培養，學生怎麼可能有創造性呢?因此，我們培養出的人才「方差」小，並不是因為中國人先天的「方差」小，而是後天被人為壓縮小的。
問：和「均值」高比起來，「方差」小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似乎不大。
錢穎一：這取決於經濟發展階段。一個國家在低收入階段，經濟發展主要靠模仿和改進，人才「方差」小無關大局，甚至還是長處，只要「均值」不低。但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後，當需要以創新驅動發展時，「方差」小的後果就會變得嚴重，因為這影響創新，特別是阻礙顛覆性創新的產生。
中國教育在育「才」維度上的這種「高均值、低方差」，既能解釋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發展的成就，又能預示在未來經濟發展「新常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方差太小，傑出人物太少，導致了創新不足，對未來中國經濟以創新驅動發展非常不利。
另一方面，在育「人」維度上，即在培育人的素養、價值等方面，中國教育問題的特點正好是反過來，是「低均值、高方差」，這是另兩大特點。低「均值」，是指人們經常批評的人的素養平均水平低，而高「方差」，則是指太低素養、太低人格的人不少。
問：從國人在海外旅遊中的不文明現象，到眾多貪官驚人的荒淫無恥，糜爛的私生活跡近禽獸，許多事實證明國人的素養低「均值」、高「方差」。
錢穎一：這種情況不僅對經濟發展不利，而且還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人的素養是一個真正的「人」所應具備的基本做人準則，是人格底線。教育除了具有服務經濟發展的作用，對人的素養培養和人的價值塑造以及對文明社會建設也非常重要，而人的素養的低「均值」、高「方差」，是中國實現人的現代化的重要掣肘。
問：用「均值」和「方差」兩個度量來分析中國教育中「人」與「才」的兩個維度，構成了一個簡單而清晰的分析框架：在知識和技能上是「高均值、低方差」，在人的素養和價值方面是「低均值、高方差」。兩個維度，兩個度量，四大特點，非常對稱，幾乎囊括了所有突出的教育問題，因此得到了許多人的贊同。
錢穎一：教育問題大家都看到了，我只是建立了一個簡單的分析框架而已。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聚焦問題，進而尋求解決問題之道。
「現在到了矯正短期功利主義的時候了」
問：教育問題聚訟紛紜，你的分析框架令人耳目一新。作為一位經濟學家，你對教育問題的關注和分析，是否與自己的經歷有關？
錢穎一：是的。我接受過多所國內外著名大學的教育，也在多所國內外著名大學執教。多年的求學和執教經歷、不同教育背景的對比，讓我對中國教育現狀有一些不同的思考。
問：2002年，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從海外大學華人教授中招聘了28位特聘教授，開設國際接軌的課程，你也是其中之一。當年此事轟動一時。
錢穎一：這其中包括我有15位是經濟學特聘教授，當時我聯繫了其他14位。這些人才的引進，雖然只是兼職授課，但是對提高清華的經濟學教學水平起了很大推動作用。他們中多數是為碩士生、博士生上課，而我從2002年秋季學期開始，在清華為本科一年級上《經濟學原理》。
問：2006年你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後，對本科教育一直非常重視。你們本科教育改革的目標是什麼？
錢穎一：人們通常都會說教育的目標是「人才培養「，而我們講「人才」，又通常容易忽視「人」而只重「才」。所以，幾乎所有的教育改革重點都放在怎樣培養「才」的方面。其實，「人」與「才」不是一回事，「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human being。
中華文化和中國教育的傳統，從來都是重視「做人」的傳統。為什麼後來重「才」壓倒了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落後於西方了。落後就挨打，因為西方有槍炮，西方有科學技術。所以我們要科學救國，技術救國、實業救國。因此教育就轉向科學知識、技術知識，專業知識的傳授，轉向對「才」的培養。不僅在中國，在所有落後國家實現追趕中，都是一樣的。
不過這種由「人」向「才」的轉向在中國近年來走向極端。過去30多年，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改革和開放，經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經濟迅速崛起的同時，經濟增長似乎變成了唯一的價值和目標。即使當下討論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創新驅動，也仍然是把經濟發展作為目的。在這種思維中，人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人才就成為加速經濟發展的動力。「育才」也隨之變成了教育的唯一目的。
問：中國經濟改革確實是由功利主義主導的。
錢穎一：這種功利主義有進步意義。功利主義平衡成本收益，講求實效，注重結果，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特別是在突破舊思想的枷鎖的時候，功利主義的正面作用很大。但是，功利主義也有局限：一是如果過於注重短期利益就會失去長遠利益，二是結果並非一切，原則底線有獨立價值。
問：你是一個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不是功利主義嗎？
錢穎一：是的，經濟學的哲學基礎確實是功利主義。但是我們目前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我稱之為的「短期功利主義」：極為短視，只看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現在到了矯正短期功利主義的時候了。
在經濟學裡，人有雙重作用：一方面，人是投入品，是工具，目的是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另一方面，人還是消費者，所有的投資最終都是為了消費，所以人也是目的。
如果把人看成是目的，那麼除了消費，人還有其它價值：人的尊嚴，人的自由等，都很重要，這就超出了經濟學的範疇。
中國教育的任務，不僅要關注如何培養傑出人才，更要關注如何培養真正的「人」。教育必須樹立「育人」重於「育才」的觀念。說到底，培養真正的「人」是為了實現人的現代化。如果說「四個現代化」是器物層面的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制度層面的現代化，那麼「人的現代化」就應該是最高層面—價值層面的現代化。
問：教育要打破功利主義並不容易，這首先需要突破舊有思想的束縛，真正樹立「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
錢穎一：所以教育改革需要思想引領。我非常認同鄧小平的「三個面向」教育思想。1983年鄧小平給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我的解讀是：教育要有現代眼光、世界眼光、長遠眼光。
清華經管學院本科教育的改革目標是逐漸清晰和明確起來的。2008-2009學年，清華大學召開全校範圍內、為期一年的第23次教育研討會，分三個研究組，由我負責本科教育組。根據調研和討論，研討會形成了一個初步研究報告。這種研討會和研究報告，通常是在研討之後就束之高閣，再也沒有一點動靜了。但是我們學院就是根據這些研究來探索改革實踐，我們付諸於行動。從2009年秋季學期開始，我們實施了新的本科生培養方案。
通識教育與個性發展相結合
問：清華經管學院的本科教育改革主要有哪些內容？
錢穎一：我們設立的本科教育改革目標有兩個：首先，「培養每一位學生成為有良好素養的現代文明人」；其次，「創造一種環境使得傑出人才能夠脫穎而出」。實現這兩個目標的途徑是「通識教育與個性發展性結合」。
其實，這正是對我在前面所概括的中國教育問題的四大特點的對症下藥。第一條，就是在育「人」的維度上，要「提高均值，減少方差」，方法是關注每一個學生，實行通識教育，恪守底線。守住底線，方差就小了。第二條，就是在育「才」的維度上，要「保持均值，擴大方差」，方法是創造環境，促進個性發展。鼓勵差異，方差就可以擴大。
問：1952年大學院系調整之後，大學變成了專科院校，學生從一進校就分專業，很少通識教育課程。直到近些年，情況才有所改觀。在你看來，為什麼要對學生進行通識教育？
錢穎一：通識教育不是為了學生眼前的就業，而是為了學生一生的獲益；通識教育既不是為專業教育打基礎，也不是為專業教育做補充；通識教育本身是培養學生成為真正的「人」這個目的服務的。
問：也就是說，通識教育的根本是為了人格養成，而人格養成是「成為有良好素養的現代文明人」的條件。
錢穎一：是的。通識教育在目前中國尤其重要。我們的中小學教育存在巨大的扭曲，高考選拔制度下的應試教育已經發展到了極端嚴重的程度，而且形成了「文科靠死記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題」的中國特色的中小學應試學習方式，導致學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想像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特別是不敢於、也不善於提出問題。
為此，我們特別開設了一門課程「批判性思維和道德推理」，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我非常高興的是，「對這個問題你CTMR了嗎？」已經成了清華經管學院同學的口頭禪。CTMR就是「批判性思維和道德推理」英語名稱（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的縮寫。
問：我注意到，你們學院的通識教育課程，納入了中文、英語、數學三類基礎技能課程，和中國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藝術與審美、社會科學、中國與世界、物質科學、生命科學等八個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組，涵蓋了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三類基礎性學科。這是其他高校所罕見的。
錢穎一：通識教育課程往往是「開闊眼界」、容易得學分的公共選修課。我們的「通識教育」不是選修課，是必修課。每一個學生必須在每一個課組中選一門，其中有不少課是專為經管學院開設的。
我們還有天馬行空的「任選課」，佔了總學分要求140學分中的20學分。只要是清華大學開設的課程，不分院系、不分年級，甚至碩士、博士研究生的課，都可以選，都承認學分。學生在層次、內容乃至老師上都有很大的自主選擇權。
問：在「才」的維度上，怎樣做到「保持均值，擴大方差」？
錢穎一：「保持均值」，就是要保持我們過去的強項。在課程設計上，我們保留了四門數學必修課，這比哈佛、斯坦福等美國名校對本科經濟學專業的數學要求要多得多。
怎樣「擴大方差」呢？就是讓個性得到充分發展。每一個人都不一樣。中國之所以缺乏傑出人才，與缺乏學生個性發展有關。因此，如何為學生的個性發展創造條件，就直接影響到如何為傑出人才脫穎而出創造環境。
我們過去有一個習慣性思路「因材施教」，通常的做法是讓一些好學生「學多一點、學深—點、學早一點」。這無非就是讓知識傳授超前一點。表面上看，好學生比其他學生超前了，但這只是在知識程度上而言，並不是這些學生更有興趣、更有想像力、更有能力了。
問：這種方法並沒有調動學生自身的創造力，也沒有擴大學生自己的想像空間。
錢穎一：是的。因此我認為，個性發展的有效方式主要不是靠這種形式的「因材施教」，而是要依賴於寬鬆的環境和自由的空間。也就是要給學生們，特別是給突出的學生們，以更多的可支配時間、更寬容的環境，讓他們根據自己的個性特點去成長。
為此，我們在一、二年級實行「通識教育」的基礎上，為大學三、四年級學生提供個性化教育，設立了學術、創業和領導力三個方向的「優秀人才培養計劃」。
問：從2007年算起，清華經管學院的本科教育改革已經走過了八年曆程，在您看來，改革成效如何？
錢穎一：這個問題本身就是短期功利主義的（笑）。教育改革的成效很難在短期看清楚。但是對清華經管學院教育改革的認可已經開始顯現。2014年教師節，我和學院其他四位教授共同主持的「通識教育與個性發展相結合——經濟管理本科教育改革的理念與實踐」項目，獲得2014年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這是我國教育領域中唯一的一項國家級獎勵，每四年評一次，代表了中國當前教育教學工作的最高水平。我們能夠榮獲這個獎，說明我們的改革獲得了比較廣泛的認可。
教育的改革效果只能在一、二十年後，甚至更長時間後才能看清楚，這跟搞經濟改革可不一樣。在教育改革上我們要力戒急功近利的短期功利主義。我對教育改革結果的期望是，從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走出去的學生都是現代文明人，其中有一些成為能為中國、為人類做大事且是有益事的人。再過十幾年，中國經濟規模將可能成為世界第一，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中國需要一批具有世界眼光、良好素養、胸懷遠大、並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領導者。我希望這其中就有從清華經管學院走出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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