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瑤，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銘，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
來源： 《教育發展研究》2018年第01期
摘要：知識生產模式Ⅱ及「大學-產業-政府」三螺旋動力機制模型是國際流行的國家創新戰略和模式。由於合作模式單一，內部利益失衡，角色轉換趨同，耦合能力缺乏，三螺旋產生了自然、社會問題，影響知識生產的正向效應發揮。為此，四螺旋與知識生產模式Ⅲ應運而生，四螺旋在三螺旋基礎上加入了「公民社會」，將「大學」擴展為「學術界」，形成私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新平衡。研究認為，知識生產動力機制演變原因包括知識經濟化向知識社會公益化轉移，知識的彌散由國際化向全球化改變，利益相關群體從多極化向扁平化發展，以及研究共同體的形成與發揮創新作用。
關鍵詞：知識生產模式，動力機制，三螺旋，四螺旋
知識生產動力機制演變歷經了「單/雙螺旋、三螺旋、四螺旋」三個階段，單/雙螺旋對應知識生產模式I（以下簡稱模式I），三螺旋對應知識生產模式Ⅱ（以下簡稱模式Ⅱ），四螺旋對應知識生產模式Ⅲ（以下簡稱模式Ⅲ）。三螺旋（Triple Helixes）是知識生產模式Ⅱ的動力機制模型，組成了「大學-產業-政府」（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簡稱UIG）的關係網。產業和實踐的需求促進了新的知識生產模式——生產模式Ⅱ（以下簡稱模式Ⅱ）出現，隨後「大學-產業-政府」三螺旋上升為國家創新模式，[1]強化知識在經濟效能中的正向作用。[2]三螺旋促進了大學知識轉化辦公室、智慧財產權管理機構、研發公司、創業公司的誕生。一方面，更多的社會資本湧入大學，為知識生產注入活力，為知識、區域經濟、創新添加粘合劑，提高了知識產能；另一方面，帶來學科發展失衡、知識經濟化、社會自然環境等問題，影響知識生產的可持續發展。四螺旋從利益相關者角度提出了解決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等問題的新思路，從新時期的大學多重性角色轉換確立大學的主導性地位，肯定了大學對於文化和經濟的貢獻，剖析了三螺旋的合作困境與四螺旋的存在契機。
一、三螺旋中UIG關係發展困境
UIG組成了三螺旋模式的關係網，三者共同參與滿足知識生產路徑要求。知識生產路徑為兩條：一是按照科學邏輯開拓知識邊界；二是社會進步對於多樣知識的需求。三螺旋從知識經濟化的角度強調通過擴大知識的參與群體，拓展知識的流動領域，實現知識的非線性生長和區域層面創新，但無法彌合參與群體因為利益、角色、自身模式不同而產生的知識雙方面的耦合力，由於三螺旋中合作模式單一，內部利益失衡，角色轉換趨同，耦合能力缺乏，導致自然、社會問題，影響了知識生產的正向效應發揮。
1.合作模式單一
UIG是科學與技術在經濟化、區域化下的結合，是知識生產與社會發展相互適應、相互協調的雙向過程，[3]它使得矩陣科學分類下應用科學、基礎科學、硬科學、軟科學對於知識領域分類的拓展，使實踐性、應用性知識元素和生產路徑得以進入到正統知識領域，知識生產需要更多實踐、應用領域群體的參與。UIG的合作模式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自下而上——以美國為代表的通過不同機構領域的個人和組織的互動；自上而下——以歐洲為代表的通過政策手段的鼓勵。事實上這兩種模式都能在美國和歐洲進行，只是以不同的速率和側重呈現，自上而下的過程通常隱藏在自下而上中。[4]
這兩種模式在我國得到深入推廣、交互體現。我國UIG關係網主要體現為產學研合作，表現為以產學研合作為方式的人才培養，如校企聯合培養、項目（課題）、企業獎學金，以及以產學研為手段的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如孵化器、技術轉化辦公室、創新平臺。政府通過政策支持，鼓勵大學與企業的聯合，大學作為公共領域代表為政府提供政策建議以及科學、技術支持。但在互動過程中，自上而下的合作佔據主體，自下而上在UIG關係中體現得並不充分。企業會通過成果轉化和科技創新進入到知識生產過程中，但這種知識生產往往是通過企業的研發團隊和部門完成，建立與大學、政府的長期合作並未擴展到較大產業範圍。事實上，知識生產以正線性和反向線性兩種模式交互進行，前者通過知識轉讓、智慧財產權、校友教師創建公司實現，後者通過社會、企業問題促進新研究項目和學科的發展。這種模式在各國都已根植，通過形成獨立的諮詢機構，如新英格委員會來實現，委員會成員由大學、產業、政府組成。UIG關係網的合作模式單一使得三螺旋從知識生產上難以深入到各個領域，導致科學-技術連接目標始終無法從產業經濟上升到技術創新和區域發展。
2.內部利益失衡
利益失衡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基礎知識和應用知識對應的精英學者話語權失衡。教育領域中的諸多改革變化都體現了精英意識形態的霸權地位，導致受壓制群體和知識更趨邊緣化。[5]知識經濟化使得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在學術權力的重新分配中發生變化，應用科學知識佔據了高校學科發展的主導話語權，影響高校中基礎科學的發展和資源配置，也影響對應領域學者資源的分配與合作的開展。
第二，經濟利益引導下的產業和大學內部發展的不平衡。當然不同大學的定位不同，有的認為教授應為企業提供服務，爭取企業家捐贈；有的認為校外工作會影響教授的校園職責觀念。麻省理工在19世紀初期就通過教師諮詢工作是學術使命的一部分。產業的發展通常受到領軍企業或者壟斷企業的影響，它們帶動整個行業並對行業產生影響，通過人才需求、經濟支持等方面對大學學科發展、教育培養產生影響。政府為了維持區域經濟增長，也會在大學的經濟貢獻和科學貢獻中傾向前者，導致產業與大學的利益失衡。
3.角色轉換趨同
知識資本化讓知識獲得變得有償，刺激UIG關係網中各參與群體角色發生轉變（見圖1），角色轉換後的趨同帶來的是各領域發展目標、發展方式和軌跡的趨同。大學與產業之間經歷了分離、緊密、共生的關係轉變，而今隨著產業革命中自然、社會問題突出，二者關係又變得模稜兩可。
第一階段，大學-企業形成資本-人力資本組合，學術科學家從已有的研究領域裡發現可經濟化的知識，推動新興的研究機構，如研究中心、項目組等出現，教授很快成為全職研究領導、企業經理，科研團隊轉變為研究公司，學生轉變為全職職員。當科學家、教授從獨立為企業做諮詢過渡到參與企業，最後到獨立從事經濟活動的角色轉變，讓科學和經濟領域的目標變得日益模糊，大學經濟化目標突出。第二階段，UIG關係建立在大學-企業之上，通過政府的行政職能和大學本身的行政體系使得這種關係正規化，這使得大學與政府的角色趨同成行政化。美國最初大學與軍方的合作促進了科學研究和發展局（OSRD）的出現和發展，大學和OSRD合作的模式成為大學-政府合作的雛形，財政手段成為經費由政府流向學術機構的主要渠道，同時也加重了政府對大學決策的影響，大學行政化突出。
4.耦合能力缺乏
三螺旋中由於耦合力缺乏，難以實現UIG關係網中各部門的利益綁定，無法實現各螺旋的理想「聯結」。耦合力的形成在於形成共同目標，但各部分的主體目標不同，只能通過附加職能實現目標統一。大學致力於未知世界探索和服務社會，[6]產業致力於經濟效益，政府致力於公共服務。UIG關係網中只有大學不具備經濟或者服務經濟的功能，因此，三螺旋中需要緩解大學新舊職能中經濟發展、研究和教育之間的互相影響與衝突。[7]
導師通過獨立諮詢、項目間接與企業合作，或者通過學校轉化部門、孵化器來實現與企業合作，但這種合作難以規避企業對於知識的認可程度。企業對於高校的投入和支持很大程度還是依託企業良心，基礎理論到生產運用仍存在距離，教授也多是給予諮詢服務，難以將知識直接轉化成生產力。從當前而言，政府從知識生產到經濟發展的角色轉換並不順暢。
二、四螺旋動力機制的出現
1.知識生產模式Ⅲ
四螺旋是知識生產模式Ⅲ的動力機制模型，旨在減少UIG關係網知識經濟化、效益化對科學和社會發展的負面效應。埃利亞斯·G.卡拉雅尼斯（Elias G. Carayannis）在問題情境下提出模式Ⅲ，試圖實現：（1）突破人為設置的基礎科學、應用科學隔閡，打破同質性、等級性知識壟斷，從學科背景中抽取知識元素，根據問題設置解決方案，重新組合成「多層次、多節點、多形態、多主體」的多維聚合型知識群，營造不規則研究、教育和創新生態系統（Fractal Research，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Ecosystem，簡稱FREIE）。（2）應對當下固化學科知識難以解決的、發達經濟體及發展中經濟體所共同面對的，愈加嚴重的資源匱乏和激烈競爭，破解環境生態、醫學健康、高科技發展、衝突與文明、全球化和本土化等重大問題。通過引入公共組織、社會力量參與公共事務，減少等級、族群、文化認同等衝突和裂變，以「多元性」「異質性」「區域性」特點，淡化已有的結構化特徵，逐步尋找權力多極下的平衡，形成創新觸發機制、持續性競爭優勢與社會繁榮的驅動力。[8]
2.四螺旋動力機制模型
模式Ⅲ的動力機制是在三螺旋的非線性網狀模型陰陽雙螺旋結構下的耦合創新延伸（見圖2），形成了「學術界-產業-政府-公民社會」四螺旋創新生態系統模型。[9]「學術界」包括大學、科研院所等學術共同體組織。其中大學實現知識傳播，與產業銜接滿足人才需求，和學術共同體一同保障健康的青年社會化進程，避免知識的市場化對於科學可持續發展的影響。「產業」提供商品和服務，與大學合作進行生產研究和科技轉化。「政府」在三螺旋的角色定位是「服務型」和「指導型」。「公民社會」將第三方組織、社會團體和社會力量引入到重要事項的決定中，平衡各螺旋的目標局限性，從文化角度給予知識和經濟的可持續化導向。在教育層面，四螺旋構造教育和創新生態文化系統，其中核心為「知識民主化」，即較高級經濟社會中知識和創新的異質性與多樣性的平行發展過程，將分離的文化、社會、經濟、技術等相結合，使創新想法、解決方案與欣賞和培育實現其潛力的市場連接。[10]
當前，大學、政府、產業界限分明，研究型、創業型大學對應，根源上是知識類屬之間的不容和排斥。四螺旋不限制知識生產場所和固定載體，它根據多維度多屬性知識的要求選擇場所，由於碎片化知識的存在不局限於研究型大學、創業型大學或工廠，來自不同部分和多樣的世界、人類、社會、經濟、技術和文化背景的觀點，相互交織而產生一個正在形成的新世界觀，嵌入特殊社會技術背景下，專業知識成為混合/公共/私人、有形的/虛擬的知識經濟、社會的重要元素。[11]四螺旋不排斥三螺旋的知識經濟化目標，而是在實現過程中關注知識社會和民主對於過度經濟化的平衡，來從源頭上應對社會生態、社會經濟環境等問題的挑戰。
3.四螺旋建立公私利益新平衡
三螺旋也曾試圖解決利益平衡，首先，學院成立了專門組織來處理大學和企業、政府之間的合同關係，但仍然缺乏處理大量和複雜的管理模式的能力。[12]其次，三螺旋在後期極力引入公共風險資本公司扮演大學與企業、政府合作的中介結構，將大學的知識經濟化問題交給第三方。雖然公共風險資本仍然無法有效解決其本身利益與大學專利管理的利益衝突，但卻為公共力量介入開闢了道路。
大學的獨立性和公共利益時常會受到私人利益或者利益相關群體的威脅。大學自身公共資本維護來源於市場規範化介入給予教育機構特殊地位。四螺旋的優勢在於能夠形成內部利益螺旋的聯結與重組，當經濟利益為先時，公共利益將作為政策、規則的有效推動力；當公共利益突出時，它將促進法律法規作為有效平衡支點，因此，在四螺旋中知識生產模式Ⅰ、Ⅱ和Ⅲ能夠並存，各利益相互聯繫又相互制約。面對亞結構政治環境、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中的泛化演變，四螺旋通過公民社會的意識環境和個人、組織正式非正式的介入來制衡私人利益的過度擴張。
三、從三螺旋到四螺旋的演變動因
1.知識經濟化到知識公益化的轉變
「單/雙螺旋-三螺旋-四螺旋」分別代表「個人學術興趣-產業經濟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不同需求。三種利益並非遞進關係，將在同一時空內長期並存。三螺旋的動力來源是實現知識的經濟價值，並非知識本身的探索，而是由外在價值驅使，過多的政策和資金使教育遠離其基本主旨，引起對教育績效、效益的過分追逐和產業管理知識的盲目引入。這不僅會造成分支學科泛濫，而且會影響應用科學賴以為生的基礎科學的發展，束縛科學和創新的原始力發揮，使得公共的知識空間被壓縮，影響科學長遠生產力。
四螺旋吸收公民社會作為知識空間的共享載體，將知識動力與公共利益緊密相連，確保知識發展中社會公共利益維護者發揮作用。知識的社會公益化是指發揮知識的作用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避免其對人類產生的不利影響，而不是單純發揮知識的經濟效益或者學術影響。當教育知識的發展與公民利益綁定，教育資源的分配與社會對知識的認知很大程度受到公民社會的影響而顯示出公共性。同時社會公益性將蔓延到各個螺旋領域，突破原有的產業、政策制約，形成公民社會與社會公益的動力循環。
2.從國際化到全球化的知識彌散
國際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科學技術、經濟的滲透，隨後從經濟領域彌散到科技教育等各領域，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教育呈現跳躍性增長，跳過某些階段直接步入最新階段，或者各階段同時進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在享受科學技術、經濟資本的同時，也承受著如汙染等自然環境問題，以及智慧財產權、文化價值觀衝突等社會環境的各層面區域性衝突。
四螺旋在已有的區域化經濟影響基礎上，提出了全球生態環境，包括經濟的可持續化共識：可持續發展已經不能沿用過去單純的經濟模式，創新與創造力的出現並非一蹴而就，除了科學、技術、資金、政策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對於創新發展路徑的認同，營造創新的生長土壤，使社會的公共利益得到自覺維護，並成為可持續發展路徑和政策制定的準繩。四螺旋的參與群體不再受到群體和職業身份的限制，打破了區域、國界、職業、文化的束縛，從全球社會環境受益一體化角度，為知識的生長和創新提供重要基礎。
3.利益相關群體從多極化到扁平化
三螺旋、四螺旋動力機制模型本質上都是從群體需求和利益出發影響知識生產、教育實施、科技創新，最大程度實現自身利益，重塑社會關係和地位，以爭取既定權利中的權利分割。三螺旋集結政府、大學、產業三者精英，形成多極化權力結構。產業投入使教育目的和結果不可避免受到利益至上的裹挾，而作為經濟地位劣勢的大學，很難與政府、大學形成穩態合作，產業、大學在引入科學技術的同時，因為體制、機制、文化的差異將無法規避科學技術的不利面。而政府決策的間接性和滯後性也將影響產業與大學中各部分的平衡發展。
四螺旋創新系統加入公民社會，權力結構由多極化向扁平化過渡。公民社會從權利空間角度出發，在保障私人空間、權力空間的同時，積極發揮公共空間作用。以政府為代表的權力空間佔據比例會根據社會發展各階段伸縮，私人空間由於受到法律和規章的提前約定而固定，公共空間成為緩衝權力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空間，它的存在引領社會健康發展，促進文化、價值等因素融合。「公民社會」將「學術界」、「產業」、「政府」機構中個人職業角色剝離，喚醒青年社會責任的回歸，提升預見和解決全球區域性重大問題的能力並制定科學決策，與民主治理、網際網路和經濟增長共同促進全球化與本土化發展。[13]四螺旋在「中心-四區域」空間中形成多維交集，在各區域之間的合作中完成社會經濟效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直接體現在教育、衛生、環境等方面。政府、企業和學術界在引入和借鑑科學技術方面，應設置制衡機制或社會參與渠道，使環境與經濟並行、可持續發展、構建生態創新環境、民族創新成為主流社會價值。
四、四螺旋動力核心：研究共同體
1.研究共同體初現
19世紀末，伴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以科學信仰為依託的學術共同體衰弱，世俗州立大學出現，大學除了教學職能外，研究職能出現，各種自然和人文學科相繼作為單獨的研究領域出現，智力的破碎使得原有課程之間的聯繫減弱。[14]隨著二戰後政治和社會民主化，公共部門的增長需要更多大學畢業生；不斷發展的產業經濟僱用了更多高技能的、受過教育的工人；社會越來越相信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依賴於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力，特別是科學家和工程師；傳統科學發展式微，學術共同體名存實亡。[15]傳統的學術共同體已經難以涵蓋當前的多種知識態勢，多元知識和價值觀的出現使得原有的學術共同體難以表現出巨大的包容力，進而阻礙了知識的進步（見圖3）。四螺旋形成的「研究共同體」更好地彌補三螺旋中各類群體由於不同價值觀所帶來的合作衝突，更多考慮社會公共利益的相關者，包容不同文化、價值等意識形態，減少知識生產的價值觀束縛，擴大知識範圍，解決全球化下的區域不均衡等意識衝突，共同應對當前世界、區域的重要問題。
2.研究共同體的概念與構成
研究共同體的存在是為了在意識層面形成社會公共利益維護的統一，剝離各群體中參與個體本身的職業屬性和階級利益傾向，按照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領域，進行學科知識邊界的突破與重組，按照學科聚合性和聚散性的特徵安排人員，組織成對應問題的解決小組，解決實際面臨的重大問題。
研究共同體是參與群體以現實問題為研究對象，拋棄學科立場、職業利益，建立社會公共利益最大維護意識，通過學術群體、應用技術群體、政策群體的融合互動，引領四螺旋形成社會公共利益、企業個體利益、國家利益的平衡。知識在擴散聯繫的各專家群體研究活動中變得更有凝聚力和完整性，在研究共同體中各領域人員的背景並不單一，具有多重教育背景和學科知識（見圖4）。研究共同體由四螺旋中「學術界-產業-政府-公民社會」的交集部分構成。研究共同體由學術共同體延伸而來，包含學術共同體特徵，並力圖在權力制衡和權利維護上發揮作用。研究共同體以社會福祉為目的，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在可持續發展共識中促進知識良性增長和良性功能發揮。
3.研究共同體的實現路徑
（1）學科發展：平衡學科建設，促進超學科發展
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文化傳承創新與社會服務是學校的辦學宗旨，而學科建設作為知識的載體和主要形式。在「全國第四輪學科評估指標體系」中，一級指標中科學研究水平中包含專著專利情況，即已轉化或應用專利；其一級指標下的「科研項目」、「創作設計」，肯定了應用科學對於整體學科建設的貢獻。一級指標中「社會服務與學科聲譽」中「社會服務特色與貢獻」被作為學科評估的重要指標。
第一，從學科建設的角度看，學科發展不再是經濟目標或者學科目標，社會公益目標得到重視。大學發展需要考量多重利益，重新發揮大學的公共服務作用，平衡基礎科學、應用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尤其是當前「雙一流」學科建設，學科的經濟效益、學術效益、社會公共效益都將成為衡量學科發展的指標。第二，大力發展超學科，對於涉及重大問題和社會利益的學科、研究方向應給予支持和保障，對於多學科的合作應相應提供政策支持和建設平臺，從人員、物資配置上予以配套完善。如礦區土地復墾領域，涉及採礦學、地質學、土壤學、植物學、生態學學科，[16]而復墾和環境、地區發展、人口活動又有著密切聯繫。目前礦區土地復墾方向研究團隊包含大學、科研院所、礦區、政府以及行業、企業協會成員。
（2）團隊發展：多元能力教師
能力發展與知識背景和經驗相關。四螺旋參與群體具有多重屬性和角色，既可以是產業人員，也可以是兼顧學校專業教育的教師；既可以是政府人員，也可以有產業背景或者教育行業的從業背景；既可以是教師，還可以是產業的兼職人員或者創業者。這從知識背景上說明知識的邊界正在逐步打破，職業或教育的多方面背景可以有效促進跨學科研究和交叉研究的發展。四螺旋中除了角色變換之外，還需要所有參與群體都具有社會公益維護者角色，或者意識到維護社會公益的重要意義。教師除了從事科學研究、專利發明，還應通過橫向課題、研發中心、創新平臺、團隊合作等形式積極介入產業發展，同時積極參加行業、產業協會等社會組織。如各工程教育認證組織ASSIN、ABET、ECUK積極吸收高校學者、學生、社會組織加入，促進學科、產業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從能力構成上滿足學科、產業和社會對於教師的要求。多元能力教師的自我提升還需要通過參與第三方組織（行業、社會組織、政府諮詢團隊）來實現。如致力於創新轉化的新英格蘭理事會建立了「新產品」委員會（「New Products」Committee），該委員會從企業界、金融街、公共設施、公司的研究部門和大學的企業合作部門等吸收成員，8名代表中3人來自學術界，[17]組織成員的多元性能為教師多元能力構建提供支持。
（3）創新驅動：建立創新的規則體系
「研究共同體」試圖通過領域內部的合作去打破行政管理的框架，確保研究與問題解決的銜接與平衡，這種專業化能力的設計框架不僅需要參與群體、部門協調，更需要研究知識背景支撐問題結構及解決步驟的規則體系建構。從動力螺旋機制發展的繼承來看，參與群體經歷了「研究者獨立發展-群體被動參與-群體主動參與-協同創新」四個階段，所謂「規則上的創新」實則是研究環境的搭建。當前，我們完成了前面兩個階段，要完成後兩個階段就需要營造合作環境，即創新環境。創新環境應符合產業、文化特徵，即從管理模式上符合各方面要求。在人才培養過程中，首先，引入產業的生產、管理、研發模式，從科研初期就建立科學研究與產業結合的接軌；其次，考量政府、社會組織的標準體系，將文化和產業自律引入培養過程；最後，對於「不完全」競爭的科學領域予以管理上的支持與保護，如引入如ARD（美國研究與發展公司the American Research of Development Corporation，ARD）的風險投資資本，充分利用校友資源，提高研究的科學性和可持續性。
（4）實現平臺：建立研究中心
目前，針對重大社會問題的研究，許多高校建立了研究中心，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造福社會信息技術研究中心（CITRIS），聚焦能源、交通、地震安全、教育、醫療、農業和環境等問題的研究；[18]密西根大學社會研究所聚焦政治、人口、調查研究、群體動力中心、大學間政治與社會研究等問題，重點研究組織管理模式、美國選舉、青少年毒品使用、青少年暴力問題、退休與健康等眾多研究影響美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19]史丹福大學建立多個研究中心，面向環境、人類生存及健康等領域的重大問題展開研究；[20]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研究新加坡區域特點和面臨問題，建設校級卓越研究中心，致力於解決可持續發展、亞洲事務、健康、未來教育等重大問題。這些研究中心都表現出以下特點：第一，聚焦重大複雜社會問題；第二，研究問題需要多學科領域專家和人才支持；第三，研究中心直接下設孵化器、種子基金、成本轉化部門或者依託學校或者社會的專門研發公司、基金會、企業、政府，促進社會公益化知識轉移；第四，採取項目管理方式，內部人員根據項目中子項目安排實行人員流動，來自企業、政府、社會組織等外部人員可根據項目進展隨時參與項目，研究過程中實現資源共享，由基金公司管理資金支持與分配，接受來自政府、企業、基金等多渠道資金支持，設置項目參與人員工資上限，按照項目貢獻給予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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