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多年前， 被譽為中西會通第一人的徐光啟，博採西學，身體力行，為上海培植了善於吸納和融合外國文明成果的文化基因，奠定了延綿數百年積極翻譯出版世界各國優秀圖書的文化根脈。因此，當晚清和「五四」以來的中西文化在此風雲際會，上海以博大的胸襟吐故納新，引領時代，成為我國西學東傳的主要中心。
英國文學是我國翻譯時間早且數量眾多的對象之一，其作品深受中國譯者的重視和讀者的喜愛。英國文學為影響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開拓中國讀者的文學視野，增進中英兩國之間知識與文化的共享，提供了豐盛的資源。上海圖書館所藏文獻中，也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為了讓中國的讀者更加了解英國文化及其在上海的傳播及影響，2018年3月15日至4月15日，作為中英兩國政府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中的一個重要項目，「文苑英華——來自大英圖書館的珍寶」英國作家手稿展將在上海圖書館舉行。屆時將展出夏洛特·勃朗特、D.H. 勞倫斯、珀西·比西·雪萊、T.S.艾略特和查爾斯·狄更斯五位大師的手稿，以及反映英國作家作品在中國譯介過程的相關文獻。為此，本報特約請中方主策展人、上海圖書館黃顯功先生講述有關展品背後的故事。
——編 者
兩件中方展品的珍貴記憶
19世紀中葉以來，上海是我國西學人才的集聚之地，湧現了眾多著名的翻譯家，其中不少人身兼作家、學者和編輯，在推動外國文學傳播方面具有綜合優勢。他們的翻譯成果見證了上海的西學傳播從由傳教士和外國人親自翻譯，或「口授筆錄」的中外合作，到由中國人用中文翻譯的轉折。從那些傳世百年的文學譯作中，我們可以看到文本的呈現形式經歷了譯述、歸化、文言到白話文的升華，從中展現了文學譯介在社會環境和文化語境影響下的變遷。外國文學的譯介為促進中國文學的創作手法、敘事方式和藝術表現發揮了重要作用，助推了文學觀念的變革和文學思潮的興起，為中國20世紀的文學發展提供了典範文本，極大地拓展了中國讀者的文學欣賞與閱讀視野。英國文學作品是這一過程中的重要媒介和內容。
在此次上海圖書館的展覽中，有兩件值得紀念的展品令我特別感慨。一是朱生豪先生翻譯莎士比亞戲劇時所用的詞典。我在3月3日下午特地赴嘉興朱生豪故居，在朱尚剛先生的引導下上樓參觀了朱生豪的臥室和他翻譯莎士比亞作品時的寫字檯，聽朱尚剛為我講解其父的往事。朱生豪先生是我國首位系統翻譯莎士比亞戲劇作品的譯者，32歲時因肺結核病而英年早逝，共翻譯完成了 31 部莎劇作品，由上海世界書局在1947年出版。我捧著這本被主人翻閱了無數次的《牛津當代英語簡明詞典》，心情格外激動，它是英國文學翻譯史上的一個重要見證。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的三輯《莎士比亞戲劇全集》，後經過校訂、補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莎士比亞全集》，成為我國流傳最廣的通行經典版本。
第二件是屠岸先生翻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時所用的底本。這本1904年版的《Shakespeare’s sonnets》英文本，承載了一段中國譯壇佳話。在2012年去拜訪屠岸先生時，我曾手持此書聽他講述了一個動人的故事。上世紀40年代他在滬讀書時，經常去現名復興西路的古今書店，在架上見到此書時愛不釋手，因價高而未能買下，於是向店主商借了一個星期。當他歸還時，想不到店主竟慷慨地籤名相贈。屠岸據此投入了莎士比亞詩歌翻譯，1950年在上海出版了我國第一部完整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60多年來，他不斷修訂，精益求精，出版了多個版本。2016年，正值莎士比亞逝世400周年，在上海圖書館的支持下，再次在上海出版了世界第一部線裝本《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我3月4日特地從屠岸女兒的手中借來了此書參展。
中英作家的歷史情緣
在此次展覽上，也有一份上海圖書館收藏的英國作家手稿亮相，這是劇作家蕭伯納題贈上海戲劇家黃佐臨的一件珍貴手跡。1937年7月10日，黃佐臨回國前在倫敦向蕭伯納辭行。那天正是「七七事變」後的第三天，蕭伯納對日本的侵略表示了萬分憤慨，對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滿懷信心。他在題詞中對中國表達了熱情的期望，「起來，中國!東方世界的未來是你們的」。
而許多英國作家在上海的訪問與互動，也譜寫了一首首動人的篇章。1920年1月，上海的禮查飯店入住了毛姆，他的中國之行，誕生了《在中國的屏風上》；劇作家蕭伯納既有與上海戲劇家黃佐臨贈物題詞的深情厚誼，也有1931年乘坐「皇后」號輪船到滬訪問8小時的盛況；在1938年抗日烽火中來到上海的著名詩人奧登，激發了上海詩人邵洵美抗戰詩歌的創作與翻譯，演繹了一段詩壇佳話。還有世界三大科幻作家之一的克拉克與上海作家葉永烈之間的嚶鳴求友，在上海寫作計劃和上海書展中頻頻亮相的英國作家們……
另外，英國文學的名家名作在上海的出版也呈現出首譯、首印多，一書重譯多的現象。如以深受中國讀者喜愛的作家狄更斯為例，他的小說在1907年至1909年連續出版了5部，《匹克威克外傳》的首譯本《旅行笑史》1918年由中華書局出版；1916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我國第一部多卷本《福爾摩斯偵探全集》；彌爾頓的名詩《失樂園》1934年由上海第一出版社推出；上海翻譯家黃杲炘首次翻譯出版了我國第一部詩體的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笛福的《魯濱孫漂流記》在上海被重譯出版了10多個版本。此番景象正是上海翻譯實力的寫照，其例不勝枚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