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翻譯與傳播:問題與挑戰

 

　　北京大學碩士，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曾任教北大和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現任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及考古學院現在唯一健在華裔外籍院士、歐洲科學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及韋斯理大學傑出學人講座教授。

 

　　首屆國際漢學翻譯家大會在北京大學閉幕。兩天的會程，來自17個國家和地區的漢學翻譯家與會。「自19世紀和20世紀以來，海外漢學和中國研究對在歐美傳播中國文學和文化，作出了許多貢獻，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漢學和中國研究畢竟不是歐美學術的主流，自身難免有其局限性。近三十多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在經濟上取得極大發展，在國際政治方面也逐漸發揮更大作用，使得歐美和全世界都越來越注重中國，也相應注重中國的文化傳統。」香港城市大學的著名學者張隆溪以《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翻譯與傳播：問題與挑戰》為題作了演講。

　　自19世紀和20世紀以來，海外漢學和中國研究對於在歐美傳播中國文學和文化，作出了許多貢獻，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漢學和中國研究畢竟不是歐美學術的主流，自身也難免其局限性。近三十餘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在經濟上取得極大發展，在國際政治方面也逐漸發揮更大作用，使得歐美和全世界都越來越注重中國，也相應注重中國的文化傳統。一方面，國外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了解中國，包括中國的歷史、哲學、文學和文化，學習中文的人也越來越多，另一方面，中國國內也希望把自己的文學和文化介紹給外部世界，把中國文學作品和人文研究的成果翻譯成外文，傳播到海外。然而由於中外文化、社會和思想意識各方面都存在差異，要成功翻譯和傳播中國文化，並非易事，而且會面臨不少問題和挑戰。如何了解和應對這些問題和挑戰，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漢學與中國學術

　　讓我們首先考察漢學和海外的中國研究。所謂漢學，是從外部尤其是西方的立場和觀點看中國，而不是從中國內部看中國。這很容易使人想起「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這句老話，或蘇東坡《題西林壁》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那有名的詩句。這樣看來，作為國際學術一部分的漢學，因為是「旁觀」，有一定客觀和批評的距離，往往可以對中國和中國傳統有獨到的看法，對中國人理解自己和自己的思想和文化傳統，都有啟發借鑑的意義。西方漢學是西方學術的一部分，不僅其立場觀點不同於中國學者，而且其研究方法也不同。漢學家往往有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的訓練，把這類社會科學方法應用於中國研究。這當然會形成漢學研究不同於中國本土學術的特點，但同時也可能產生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的「傲慢與偏見」，即以為中國和中國人只能提供研究的材料和對象，只有西方才可能提供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這其實是一種西方理論的傲慢，也因此產生其狹隘的局限。

　　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只說到問題的一面，還有另一面，也可以用兩句老話來概括，那就是「隔霧看花」、「隔靴搔癢」。從外部觀察固然可以有一定客觀距離，但也未嘗不會失之粗疏，沒有直接經驗的真切體會。其實廬山之大，無論站在山中還是走到山外，都不可能窮盡其貌，這正是東坡要告訴我們的。東坡這首詩雖然結尾兩句很有名，但開頭兩句才真是說出了觀察理解任何問題的複雜多變，因為他說得很明白：「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廬山面目是變化的，依據我們所處位置不同而呈現不同的面貌。把這個道理用來理解中國，我們就可以明白，要真正了解中國，就必須從不同角度看，把看到的不同面貌綜合起來，才可能接近於真情實貌。換言之，漢學和中國本土的學術應該互為補充，漢學家不能忽略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國學者也不能不了解漢學家的著述。中國和海外學術的互動交往已經越來越頻繁，所以我曾撰文說：「我們早已經該打破『內』與『外』的隔閡，拋棄『社會科學模式』自以為是的優越感，也拋棄西方『理論複雜性』的自傲，整合中西學術最優秀的成果。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奠定理解中國及中國文化堅實可靠的基礎，在獲得準確的認識方面，更接近『廬山真面目』。」

　　西方漢學本身發展的歷史，對我們了解漢學與中國學術的關係不無幫助。最早從歐洲到中國並在文化的互動交流方面產生影響的是基督教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教士。利瑪竇從義大利來到明朝末年的中國，在北京建立起基督教教會，與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多有交往，用中文撰寫了《天主實義》等多部著作，其影響不可低估。利瑪竇和其他傳教士又把中國的古代典籍用西文介紹到歐洲，以書信和著述陳述中國歷史文化和社會狀況，在啟蒙時代的歐洲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使歐洲一些重要思想家對中國形成良好的印象。但利瑪竇死後，教會內部產生了所謂「中國禮儀之爭」，中國和西方的差異成為爭論焦點，不斷得到強調，而爭論的結果，利瑪竇和耶穌的「適應」策略被梵蒂岡教廷否定。在中國方面，康熙皇帝則禁止了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鴉片戰爭後，中西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更多新教的傳教士來到中國，對中國的看法與耶穌會教士相比，也很不一樣。無論如何，在文化方面最先了解中國的西方人是傳教士，西方大學裡最早聘請的漢學教授，也大多是傳教士。傳教士在中國社會，尤其在醫療和教育方面作出的貢獻，近年來已引起很多學者的研究興趣，得到肯定和嘉許。但「禮儀之爭」中堅持原教旨和教義純正的一派，批評利瑪竇和耶穌會「適應」策略對異教的中國文化讓步過多，於是轉而強調中西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在中西之間設立起互不相通的對立。這些純粹派的思想觀念對中西跨文化理解和溝通的努力，到現在仍然還有一定影響。

　　中西對立的觀念從「禮儀之爭」時已初見端倪，只是在近代更具學術形式，往往上升到思想和哲理的層面。法國社會科學家和人類學家列維·布魯爾區分原始部落人與歐洲人的思維方式，認為原始思維是審美和形象而非理性和邏輯的，只有歐洲人具有邏輯思維能力；與他交往甚密的漢學家葛蘭言就曾以此模式，著有《中國人之思維》一書。稍後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討論基督教傳教在中國之所以不成功，也歸結為中國人思維方式與歐洲人根本不同，並斷定中國語言缺乏明確的語法，中國人的思維沒有抽象能力，中國人缺乏對超越、精神和抽象觀念的理解能力。這類看法一直到今天仍然在西方學界有一定影響，如法國學者於連就連篇累牘地著書立說，把古代中國與古代希臘描述為截然不同的兩種思維和兩種文化形態，中國乃是西方絕對的「他者」。這類看法在法國固然有一個連續幾代學人的傳統，但又不僅止於法國學者。美國學者尼斯貝特2003年出版了一部闡述文化差異的書，標題就把大意說得很清楚：《思想的地理學：亞洲人和歐洲人思維如何不同及其原因》。曾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任教多年、專門研究古代中國的漢學家古德煒，按理說對中國古代典籍應該不會太生疏，但他在一篇文章裡為了強調中國與希臘截然不同，就以古希臘神話中詭計多端而巧言善詐的奧德修斯為例，說古代希臘人認為表面現象都是虛假不可信的，有所謂「認識論悲觀主義」；而與此相反，古代中國人則大多相信表面現象是可靠的，抱著所謂「認識論樂觀主義」的態度。可是《老子》七十章不是就抱怨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麼？《孟子》離婁章句上不也說「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麼？無論道家或儒家，老子和孟子都在抱怨說，人們往往連淺顯明白的道理都不懂，理解和行動都有問題。這哪裡有什麼中國人「認識論樂觀主義」的影子呢？中西思想、文化、傳統當然有這樣那樣的差異，但把兩者說得截然不同，互相對立，就根本否定了文化交往的可能。我們要跨越文化差異，溝通中西思想和傳統，就必須批判這種絕對式的文化相對主義，真正站在平等的立場來理解對方，在比較之中既見出中西文化各自的特點，又避免把差異簡單化、絕對化，形成文化之間的隔閡。

　　翻譯與文化理解

　　造成隔閡的原因很多，首先有一個語言差異的問題，但複雜文本的翻譯又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語言問題。中文的確是很複雜的語言，有時候即使著名的漢學家和翻譯家，也難免出錯。亞瑟·韋利大概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和日本文學最重要也最著名的翻譯家，他譯的《詩經》和《源氏物語》堪稱經典，他節譯《西遊記》中描寫孫悟空的精彩章節，題為《猴王》，也十分成功。但就是這樣一位大翻譯家，也居然把「赤腳大仙」誤解為「紅腳大仙」，誤解很難完全避免。著名翻譯家華茲生曾譯《莊子》《韓非子》《史記》等中國重要著作，很有成就。但仔細查看之下，偶爾的錯誤也在所難免。《莊子·外物》結尾有這樣一段有名的話：「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華茲生的譯文讀來很流暢，但卻未必妥當，因為問題不在譯文的文字本身，而在原文意義的理解和把握。莊子原文前面幾個排比句，重點都在說明語言只是一種不得已而用之的工具，就像捕魚的竹籠、捉兔的羅風，一旦抓獲了魚兔，就可以丟棄在一旁。接下來莊子發問道：「我怎麼才找得到一位忘言之人，可以和他說話呢？」言下之意，世人大多只記得言，而不能得所言之意，所以莊子有此一嘆。華茲生的譯文固然是「忘言之人」，可是英語裡的完成時態表示此人已經忘了言，然而莊子尚未「與之言」，那麼他忘記的就並非莊子之言，也就不是莊子要找的人。莊子希望找到的是能夠忘記他的言之人，因為這個人才會得到他所言之意。這聽起來有點奇怪，但莊子的話往往都出人意料，超乎常理，要表達莊子這句話的原意就需把譯文稍作改動，把完成時態改為將來時態：這看起來只是動詞時態一個小小的區分，但在意義上卻有根本的差別，關乎莊子哲理的準確表達。這裡舉出兩位翻譯名家的白璧微瑕，絕無意貶低他們的成就和貢獻，而只是想要說明翻譯，尤其文學、哲學之類複雜文本的翻譯，絕不是懂兩種語言就可以勝任，卻要求對原文的思想文化背景有相當深入的了解。許許多多翻譯成中文的作品，當中誤解和誤譯的地方也很不和，道理也一樣。

　　翻譯不是簡單的語言表達問題，因為在一般語言表達能力之上，要有文體、風格的意識，要熟悉並且把握學術語言規範等其他許多方面。學習外語達到能夠基本表達意思，並不是很難，但能夠做到像使用自己母語那樣使用外語，尤其寫作能達到正式發表出版的水平，不是不可能，卻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漢學家很少人直接用中文著書立說，中國人自己翻譯中文成外文，往往吃力不討好，都可以說明這一點。近年來我因為編輯這一套叢書，專門把中文學術著作譯為英文出版，常常審讀譯稿，在這方面頗有些感受。翻譯不是自己寫作，而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在大環境裡往往不算自己的研究成果，於是教授學者們很少人願意做這樣的工作。能夠用英文寫作的中國人很少做翻譯，而且做也不見得就做得好，是翻譯中文著作成英文，大多還是依靠母語是英語的譯者。英國漢學家葛瑞漢有一本評價頗高的《晚唐詩選》，他在序言一開頭就說：「翻譯中國詩的藝術是意象派運動的一個副產物」，又說「中國詩最好的譯者多半是詩人或愛好寫詩的人，依靠修改別人譯的初稿來翻譯。」這當然是說，中國詩最好的譯者是以英語為母語而又會寫詩的人，哪怕他們的中文水平不見得很高，但他們對詩的韻律有特別的敏感，依靠修改別人在傳達意義上也許更準確的初稿，就可以把中國詩翻譯成英美讀者更能接受，也更能領會其妙處的英語詩來。其實當年林紓翻譯西方小說，就正是這樣的情形。由於意象派以來英美現代詩首先注重意象，如何傳達意象就成為翻譯中國詩最重要的任務，而為了意象，往往不得不捨棄原詩的格律形式和音韻。葛瑞漢把現代詩的感覺與西方讀者的期待講得很清楚，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麼他認為，翻譯中國詩最好由英美人來做。這話雖不能說百分之百正確，但也的確有一定道理。前不久北京大學許淵衝教授獲得國際翻譯家聯盟頒發「北極光」文學翻譯獎，但許教授的翻譯在國內就曾引起不少爭議，在國外本來幾乎沒有人注意，獲獎之後則有從事文學翻譯的人批評。當然，批評並不是壞事，但如果翻譯成外文的作品外國讀者大多不接受、不欣賞，翻譯就沒有達到本來的目的，失去了意義。

　　出版信譽與合作的問題

　　翻譯作品在海外的接受，取決於好幾個因素，譯文質量當然重要，但也不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應該承認，由於政治和制度的原因，英美和歐洲許多讀者對中國出版的書往往還抱著一種懷疑態度，總是不大信任。這是中國文學和文化在海外翻譯與傳播面臨的問題，也是中國自己出版外文書刊必須面對的挑戰。從目前看來，最好的辦法是與國外在學界和讀者中享有良好聲譽的出版社合作，共同出版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翻譯作品。我為歐洲布裡爾出版社主編兩套叢書，在此就想以個人經驗為例，談談相關的問題。布裡爾在歐洲是一個有三百多年歷史的老牌出版社，1683年在荷蘭萊頓創立，出版各種學術著作、期刊、書目和參考書，內容廣泛，包括學、法學和人文學科各個領域。自19世紀末的1890年以來，布裡爾就一直出版一份專門研究傳統中國的學術刊物《通報》，在國際漢學界享有很高聲譽。布裡爾近年來又出版一套專門把中文學術著作翻譯成英文的叢書，題為「布裡爾中國人文學術叢書」，由我和德國哥廷根大學施耐德教授共同主編。2007年以來，我們已經出版了六部中文學術著作英譯本，包括洪子誠、陳平原、陳來、駱玉明、榮新江和葛兆光等人很有影響、能夠代表中國當代學術研究成果的著作。不久還會有朱維錚、羅志田、何懷宏、蔣寅等學者的著作陸續翻譯出版。我為這套叢書寫了一篇總序，印在每部書前面，其中我提到中國在「文革」後經過改革開放，經濟飛速發展，整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在國際上也越來越引人注目。隨著整個中國的改變，中國的學術研究也相應有很大變化，所以我說，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西方學界幾乎完全忽略中國本土的學術，現在已經沒有理由再繼續這樣無視中國學術，「現在時機已到，西方學者和其他感興趣的讀者應當接觸來自中國的觀點看法，而把重要的中文學術著作翻譯成英文出版，就是在這樣接觸中走出的重要一步。」由於布裡爾是歐洲有名望的老牌出版社，出版的書基本上歐美大學圖書館都會收藏，所以我們這套中國人文研究叢書使中國學者優秀的著作進入了歐美大學的圖書館，也就進入了西方學術研究參考的範圍。這套叢書印製精美，在歐美學界已經產生一定影響，只要保持質量，長期堅持，對於在海外傳播中國文化和學術成果，就必定能作出不小的貢獻。保持質量一是選擇好書，再就是選擇好的譯者，這兩件事都不易，而尋找合格合適的譯者，尤其困難。在這方面，由於布裡爾有自己人脈聯繫的網絡，可以找到願意從事中譯英工作的譯者，所以相對而言也比較順暢。

　　由於人文研究叢書的成功，布裡爾出版社又在去年設立「東亞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由我和波士頓大學的魏樸和教授共同主編。雖然這套書出版直接用英文寫的書稿，但叢書性質是文學和文化的比較研究，而在這方面，我認為錢鍾書先生的《七綴集》最具代表性，可以作為研究典範，所以決定把《七綴集》的英譯本作為這套叢書開頭的第一部出版。恰好一位紐西蘭漢學家鄧肯已把此書譯完，他的譯稿經過進一步仔細修改，由我寫了一篇序，又得到楊絳先生同意，2014年初由布裡爾出版了《七綴集》英譯本，並由此推出布東亞粊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編輯這兩套叢書，尤其把在中文學術著作譯成英文出版的第一套叢書，使我體會到翻譯之重要，也認識到翻譯之困難。自古以來，翻譯就幫助人們跨越語言和文化的隔閡和障礙，使不同民族可以互相了解、和睦共處。隨著了解的深入，對翻譯的需要、要求及標準也隨之提高，在我們這個時代，翻譯變得更為重要。提高外語教學質量，培養更多更好的翻譯人才，加強國際合作交流，這是解決文化傳播最根本的辦法。（張隆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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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行霈（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主任）

　　自16世紀以來各國的傳教士、漢學家翻譯、介紹中國文化典籍的歷程，經過幾代翻譯家的努力，許多中國的典籍和傳統文化的研究著作，已經翻譯成外文，有的產生了廣泛影響。但是跟浩如煙海的中國典籍相比，這還只是一小部分，有些重要典籍還沒有外譯本。對已經翻譯過的典籍進行重譯，空間仍然很大。隨著出土文獻的陸續問世，以及一些罕見善本的公開，大量古籍新校注本的出版，為典籍的翻譯提供了許多新的參考，古代典籍的翻譯有必要跟上學術的發展，以呈現新的面貌。此外，中國當代的一些研究傳統文化的重要著作，也需要譯成外文，以幫助外國了解中國學術的現狀。中國典籍的外譯工作是十分艱巨的，不僅要精通中外雙方的語言，還要諳熟中外的文化。翻譯的過程就是研究的過程，翻譯出來的文本就是研究成果，而研究的過程中也包含著翻譯工作。

　　李慶（日本金澤大學教授）

　　譯著和翻譯家應該受到重視，應該提高譯著的學術地位，採取措施加強漢學譯著的翻譯工作。在目前的中國學術評價體系中，譯著是不被承認的，或所處的地位較低。這個問題的存在，一是由於現實譯著的水平存在問題，也由於體制中，評價者依靠自身的外語和學術水平無法評判譯著的良莠。二是由於評價的指導思想中缺乏更廣闊的學術視野和理念。這需要加以重視，逐步改善。

　　閻純德（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翻譯是人類溝通與和諧相處的必經之路。在人類文化交流史上，如果沒有翻譯，「西學東漸」便無法「漸」，「中學西傳」也無法「傳」。但是，漢學家的選譯對象是有「功利主義」原則的，無論是學術的，還是文學的，其根據不僅要在中國有巨大的價值和廣泛的影響，也一定得於漢學家自己國家具有同樣的借鑑價值、社會價值和認識價值。這是中國典籍四書五經，以及中國文化史上重要的著作和文學作品如唐詩等為一代漢學家垂青的原因，因為這些典籍承載了中國的精神，代表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無論於中國，還是於西方，都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金秀燕（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教授）

　　學術界對翻譯工作的評價不是很高，在韓國一項有192名韓國人文學者參與的調查中，90%的人認為譯著在目前的評價體系中沒有受到重視，他們認為應該將優秀的譯著作為研究成果來進行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