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黎鳴，哲學家。1981年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畢業後，一直從事社會控制論、信息哲學、文化人類學的研究。
迄今已出版譯著8部，專著有《信息哲學論》、《跨國的危機》、《問人性》、《人類的求索》、《人類的新生》、《人性的外衣》、《千年的三個天才———馬克思、弗洛伊德、愛因斯坦評傳》、《中國人性分析報告》等，其中《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愚蠢」》、《西方哲學死了》兩書出版後，在全國思想界引起轟動，並榮登各大書店暢銷書排行榜。黎鳴也被稱為「思想狂徒」、「新世紀最受關注的哲學家」。
時間：2003年11月20日
地點：廣州市童心路聊齋吧
中國有兩種鳥是最早被民間賦予文化概念和象徵意味的。一是烏鴉，二是喜鵲。
喜鵲是喜鳥，烏鴉是喪鳥。從生物學角度觀察，同屬脊椎動物亞門的鳥綱、鴉科。
烏鴉和喜鵲是在天空中飛翔數量僅次於麻雀的一種留鳥，原因有二，一是雜食，什麼都吃，二是人類賦予它一種文化的符號，鴉科的這兩種鳥才得以保存下來，沒有被民以食為天的中國人早早掃蕩進腸胃。
更多的是這二鳥能讓許多人勾起人世間的歷史片斷和家族情感中的記憶和細節。
人類社會，一個人，一種事物，一旦被喻為烏鴉嘴，等於就和不吉利、不合時宜、不對路、旁門左道、歪理胡說連在一起。
如果你有心去檢索一部中國的歷史，那些真理大多是那個時代的烏鴉最先聒噪出來的。信不信，你可以回頭看。
為什麼說中國人愚蠢？愚蠢的標誌是什麼？
田炳信：您現在做什麼？
黎鳴：打算巡遊全國30多個城市，做60多次演講，演講的對象是全國的大學生。主題是「中國人怎樣變得聰明？」
田炳信：為什麼說中國人愚蠢？愚蠢的標誌是什麼？
黎鳴：從15世紀以來，中國人在許多方面無所發現、無所發明、無所創造。這就是愚蠢。雖然現在我們的很多項目，像羽毛球、排球啊這些在世界上拿到了冠軍，但是科學發現和科學思維卻拿不到世界冠軍。在15世紀之後的500年之中，中國人一直在愚蠢下去，而相反，西方人卻逐漸變得愈來愈聰明起來了。
田炳信：你認為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中國人的愚蠢？
黎鳴：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專制體制，這是使中國人難以變得聰明的歷史根源。
田炳信：封建王朝只需要皇帝一個人聰明就可以了。換句話說，封建王朝裡邊只有一個人是站著的，其他人都是趴著的。
黎鳴：對。真正的哲學就是希望大家都站起來，運用科學的思維去思考，去發現。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經歷了巨大的變遷。但是，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文人，包括文科的學人，依舊繼承了歷史中對邏輯的冷漠態度，甚至依舊滿足於對邏輯知識的無知。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和康德的「不經過（批判）理性審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這樣的邏輯思維革命性的箴言，至今仍未在中國文人、學人的頭腦中留下足夠深刻的印象。這也正是一些人認為，中國人仍然需要有一次大的深刻的啟蒙運動的原因。
中國人聰明的典型諸葛亮是大智慧還是小智慧
田炳信：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1949年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那只是在外部形式上站起來了，而精神上站起來了，還需要時間。
黎鳴：實際上自秦漢以來，中國人根本就沒有哲學，從秦漢到清代是偽神學，而宋明理學也是偽哲學。哲學應該是愛智慧的，而宋明理學不是愛智慧的。
中國人最聰明的典型是諸葛亮，諸葛亮究竟聰明在什麼地方？他聰明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
田炳信：那你認為像諸葛亮的這種聰明算不上大智慧？
黎鳴：在謀略和權術上，諸葛亮有他的智慧。這麼弱小的政權，在四川那個地方，能弄到三分天下，諸葛亮變成了全國人心中的偶像與典型。
田炳信：實際上中國人對智慧的理解分為幾個層面。會打算盤的人是有智慧的，技術工匠是有智慧的，「下九流」樣樣都懂也是有智慧的。無論是技術性、技巧性，還是對命、天、人，中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東西。
黎鳴：我寫這本《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愚蠢」》，我首先就定義什麼叫愚蠢，什麼叫聰明？聰明就是指能夠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而不能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叫愚蠢。從這點上說，中國人比較愚蠢。現代的物理學、化學都跟中國人沒關係，中國人的思想上和學術上的東西大都是借來的、舶來的、拿來的。中國人缺乏發現、發明與創造的傳統。
而哲學，是幫助人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
我認為現在年輕人必須要有活的哲學。哲學應該是最貼近的東西，是生動的東西，是我們能夠真正把他應用在思考中的一種方法，而不是放到高塔裡面的玄妙的東西，不是離我們很遠的、神秘的東西。
我就把我認為最偉大的一個西方哲學家的幾句話告訴大家。這就是活的哲學。康德說，所有的哲學，無非就是每個人對自己提出如下的三個問題。說的多明白啊！第一，我是什麼？第二，我能做什麼？第三，我應該希望什麼？康德認為對自己提出的這三個問題，必須由自己來回答，不要藉助任何權威，不要藉助任何領袖，也不要藉助任何老師，全部應該用自己的頭腦，用自己的嘴，用自己的語言，自言自語，給自己一個真切的回答。康德的功績是偉大的，一直到20世紀，整整一百多年，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心理科學……所有重要的理論都是德國人創立的，為什麼？就是因為有了德國的哲學。
法國大哲學家笛卡爾，是「西方近代哲學之父」。近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一個是法國的笛卡爾，第二個是英國的修謨，第三個是德國的康德。他們每個人都為自己本民族人的智慧作出了很多貢獻。
中國人是不聰明，還是聰明過了頭？
田炳信：法國產了拿破崙，德國出了希特勒，英國怎麼說呢？
黎鳴：英國出了威靈頓。但是在某種意義上，英國才真正徵服了全世界。拿破崙以失敗告終，希特勒也是以失敗告終。所以，英國以及繼承它的美國，才真正徵服了全世界。
田炳信：地球上真正統治過全球的只有三個國家。一個是大元帝國，成吉思汗用馬蹄踏遍了歐亞大陸。第二個是英國，它用軍艦，從海洋上徵服了全球。還有一個是現在的美國，它用飛機，航天。最大的空戰是美國，最大的海戰是英國，最大的陸地戰爭是元朝。實際上最大的戰爭到現在只有三場，其他的都是小玩意兒。
從這個角度講，中國出哲學家。只不過中國的哲學家的表述太像一杯白開水。像老子的思想，你認為它不是哲學嗎？我認為是大哲學。你說，孔子的思想，莊子的思想，墨子的思想不是哲學嗎？我認為是。東方人用的是形象思維，而西方人用的是邏輯思維。只不過由於近代史上歐洲的崛起，包括現在美國的崛起，相應地把它的文化———文化的核心是哲學———推向全球。我認為這裡邊也會有一種歷史的誤差。
所以，你說中國人不聰明，我認為中國人是聰明過頭。
黎鳴：這又回到什麼是智慧的問題了。對於智慧的理解，我認為有三種。一種是希伯來人所認為的智慧，就是信仰上帝的智慧。一種就是古希臘人求知的智慧，求得廣泛的、物質的、心靈的全面的智慧。一種就是中國人從孔子以後的追求仁愛的智慧。只有將這三種統一起來才行。對所有智慧來說，這三種智慧都是不能缺少的。德國人強調求知的智慧，邏輯的智慧，而喪失了仁愛，甚至也喪失了信仰，希特勒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在希特勒之前，尼採就說：「上帝死了。」別人問：「上帝是怎麼死的？」「上帝是大家殺死的。」失去了信仰。尼採在他的著作裡已經預言了世界大戰，果不其然，後來兩次世界大戰，德國都是策源地。
先秦時代是創造時代秦漢之後是注經時代
田炳信：中國的智慧這個詞從文字本身來挖掘它，很有意思。智慧的「智」我認為是看風向，觀地表；「慧」就是能掐會算，能看農時，能預知未來。廣東有句話說「早知三日事，富貴千萬裡」。
黎鳴：中國有哲學，我不否認。中國人的哲學不在秦漢以後，而在秦漢以前。這三個人是最偉大的人：孔子、老子、墨子。
這個觀點也不是我的，是一位老哲學家馮友蘭先生的。他是中國少有的有思想的哲學家。他認為中國在先秦時候是諸子時代，秦漢以後呢變成注經時代。先秦時候是諸子寫自己的經，是創造時代，他們創造了那些經典。秦漢以後，是注經，注老子，注孔子。一直到清代，西方的歐幾裡德幾何學來了以後，人們發現，這個東西我們古代也有啊。這已經晚了兩千年。
孔子的偉大在於他為整個人類，當然首先是為中國人，奠定了終極的追求：仁者愛人。
而老子呢，為整個人類，「我從何處來，往何處去？」這樣奠定了最偉大的、最永恆的本體。他最重要的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句話可以讓人研究一輩子。直達今天，無論是物理學、化學……全都證明他的話是對的。
第三個偉大的人是墨子，墨子一點不亞於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亞里斯多德號稱「形式邏輯之父」，其實在墨子的《墨經》裡，已經有亞里斯多德的形式邏輯，我們中國人是不肖子孫，沒有把墨子的東西繼承下來。
打成反革命受了刺激整整十年在家思考問題
田炳信：你覺得是什麼事情刺激你，讓你覺得中國人這麼愚蠢。我覺得你首先是有個人感受，然後促使你去把它作為學問，不是作為口號，或者說詛咒去看世界，把它上升到學理的東西來研究。
黎鳴：你一直在說，人不受大刺激，不會產生大學問。我的確受到打擊，1966年「文革」之初就被打成反革命。
我當時學理論物理。那年快畢業，我對學校的黨委書記提了些意見。結果第二天，學校有800份大字報說我是反黨的大右派。把我禁閉起來。
但是這種打擊不到幾個月。因為毛主席在中央發布了《十六條》，《十六條》一下來，我就自由了，基本上跟同學們一樣可以在校園活動了。我認為是毛澤東救了我。我發自內心參加了當時1966年的全國的大串連，接受毛主席的檢閱。叫「毛主席萬歲」，我的嗓門都叫啞了，這是第一刺激的地方。
第二個刺激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間，我在工廠很平靜。做過工廠的技術員、工程師、車間主任，一直到1978年研究生重新可以招了，我就考研究生。考到中國科學院自動控制專業，就是人造衛星方面的控制。在讀研究生期間，我對社會問題一直關心。以後我就整整十年在家裡思考問題。
圖：尼克森會的中國話不多，但是他會「危機」這個詞。他覺得「危機」這個詞特別好，第一是「危險」，第二是「機會」，他說能把這兩個詞組合在一起，是中國話裡最有智慧的。
尼克森會的中國話不多但他會「危機」這個詞
田炳信：真正成為哲學家了，一個寂寞的思考者。
黎鳴：1989年我寫了《中國的危機與思考》，過了十年，再次撰寫了新的文章《中國的危機》。而到了現在，我覺得僅僅寫危機已經不夠了，我覺得應該做切切實實的對我們中華民族有益的工作。為什麼呢？因為大家都在說危機，重要的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我認為現在中國人的的確確面臨著巨大的危機，又同時是偉大的機會。
田炳信：尼克森會的中國話不多，但是他會「危機」這個詞。他覺得「危機」這個詞特別好，第一是「危險」，第二是「機會」，他說能把這兩個詞組合在一起，是中國話裡最有智慧的。西方的理解和我們不同，我們把危機看成一個貶義詞。
黎鳴：我現在不想單純地說危機，想說機會。如果我們中國人不能把握現在這麼巨大的機會，以後的路就很難走了。
在15世紀之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無人能及。但15世紀後，西方文明的發展速度尤為迅速，他們在短短的幾百年時間所創造的文明成果，比中華民族在整個五千年裡所創造的文明成果還大數萬倍。現在放眼一看有多少東西是我們自己發明的？沒有！你一定會驚訝吧？但這就是事實！
田炳信：你的意思是中國人先聰明，後來變愚蠢了？
黎鳴：中國人聰明嗎？從歷史、現實、目前所處的狀態來看，我們中國人並不聰明，在新的機器方面無所發明；在觀念方面也無所創造。我們的嘴在說人家的理論，我們的手在用人家的技術，我們的大腦在想人家已經想過的問題。
20世紀初，有三個人是值得我們懷念的。孫中山提出在中國實行憲政的偉大目標，憲法一方面保護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另一方面限制和控制政府的權利。第二個人就是陳獨秀，他提出「德先生」與「賽先生」即民主和科學。第三個值得我們懷念的就是魯迅，他的兩篇著作《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是值得我們中華民族永遠學習的。這兩篇著作都是魯迅先生用自己的心血和眼淚寫出來的。《狂人日記》對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做了最簡單的論斷———吃人。「吃人」就是把每一個人的發明、創造的「能力」給淹沒了。
中國人有為官的尊嚴，但絕對沒有為文的尊嚴？
田炳信：你怎麼看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文人？
黎鳴：中國自古以來即匱乏為知識而知識的（即只為追求真理本身而存在的）知識分子，中國有的是大量的文人。他們從不曾有自己群體的立場。而沒有群體立場的文人，是無所謂尊嚴和體面可言的。中國人有為官的尊嚴，但絕對沒有為文的尊嚴。
西方文人的傳統是由兩位烈士奠定的。一位是宗教先知耶穌，另一位是哲學智者蘇格拉底。耶穌死在十字架上，蘇格拉底則死在法庭判給的毒酒之下。兩個人都死得非常壯烈，沒有乞求、沒有悔過，更沒有自辱，甚至也不想到逃走。兩個人都表現出了強烈的個人主體性的人格。由於有這樣的傳統，西方歷史上的文人多數的社會成分是教士或自由職業者。
一般人都認為中國文人的傳統是由孔、孟、老、莊等聖人奠定的。認真考察中國的歷史，這只不過是一種假象，真正中國文人的直接的祖先，其實是商鞅、韓非、李斯這三個枉死鬼。
商鞅為秦滅六國奠定了最早的國力基礎，但他也是中國歷史上首創人人相互攻訐、向上告密有功的始作俑者，最後他死於自己為之賣命的極權之下，且被五馬分屍。
韓非為大一統極權專制體制奠定了完整的理論基礎，他是兩千多年來中國官場化社會的歷史傳統的最早的設計師，最後他死於秦始皇和李斯的共同的陷害之中。
李斯是直接幫助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大功臣，也是兩千多年來為中國文人設計了社會成分的設計師，最後同樣死於他為之賣命的極權之下。他的「以吏為師」一語界定了此後中國歷代文人的社會成分———官吏、準官吏、想做官而不可得的潛官吏。中國文人自古以來基本上就是這樣一群終生圍繞官場為之奔走、效勞的官迷，到了近現代甚至更甚，文人們都只能靠官府發給的薪水過活，而且還更論資排輩。
與西方文人的社會成分———教士、自由職業者相比，中國文人的卑鄙的社會劣根性的根源一目了然。官吏和官迷的社會成分一下子使之變得真相大白：官場中官吏們對上曲意奉承、對下耀武揚威的缺德品性使人喪失人格的主體性，這也正是中國文人的卑鄙的劣根性的根源。
喪失關心人類命運的能力新神學和新哲學已經死去
田炳信：今天你說中國這個社會裡還需要哲學嗎？
黎鳴：需要，需要活的哲學，不需要死的哲學，假的哲學。
田炳信：如果要你給「活的哲學」下個定義，您怎麼下？
黎鳴：「活的哲學」是真正能幫助每個人拿來運用的思維的方法，有用的方法，就像工匠手裡拿的工具一樣。
田炳信：你到這個歲數還有夢想嗎？
黎鳴：有。我的夢想是，在21世紀，為全人類造福的新人學將興起於東方的中國。在兩千年前，中國本來就是古老人學的故鄉，但這種人學後來逐漸被偽神學的漢代儒學———兩漢經學和偽哲學的宋明儒學所取代，從而使中國陷入了停滯不前的惡性的歷史循環之中。
世界上，人類古代神學的故鄉在巴勒斯坦，其創造者是希伯來人中的先知；古代哲學的故鄉在希臘，其創造者是古希臘的哲人；古代人學的故鄉在中國，其創造者是古代中國的聖人。中世紀（公元6—16世紀）是新神學的時代，近代（公元16—20世紀）是新哲學的時代。新神學是經古代哲學改造後的神學，新神學產生了經院哲學，助產了絕對的二元論。新哲學是經實證經驗改造後的哲學，新哲學產生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新神學和新哲學分別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末死去，它們喪失了繼續關心人類命運的能力。21世紀人類籲求新人學的誕生。我夢想新的人學將仍舊在東方的中國人中興起，我認為，這是可能的。
和黎鳴聊天，像面對一股風。
有點睜不開眼，有點冷。一個近耳順之年的人，如此有激情，有活力，在花甲之人中應說是不多的。
看著眼前的黎鳴，我又想到了同姓同音的另一個歌王黎明，他咧著大嘴，有點跑調，有點熱鬧；眼前黎鳴談起哲學，多點激昂，多點寂寞。他柔中帶剛的話語，更透露出一種「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勇氣。
卡萊爾說過一句話：哲學除了是對習俗的一種持續對抗外，還能是什麼？中國人太需要一點刺激了，中國人太需要一種批判，一種精神的批判。黎鳴就是這樣一個走著、思著、跑著、想著的「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