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音
——青年學者王晴飛
文 · 李 音
（《南方文壇》2017年第6期）
周作人有一篇文章叫《偉大的捕風》。「捕風」（vexation of spirit）一說源於《舊約》裡的《傳道書》，傳道士云：「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我見日光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我又專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這也是捕風，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就加增憂傷。」周作人很喜歡這些文字，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此人生之所以為「虛空的虛空」。但他又說，「話雖如此，對於虛空的唯一的辦法其實還只有虛空之追跡，面對於狂妄與愚昧之察明乃是這虛無的世間第一有趣味的事。」「察明同類之狂妄和愚昧，與思索個人的老死病苦，一樣是偉大的事業，積極的人可以當一種重大的工作，在消極的也不失為一種有趣的消遣。虛空盡由它虛空，知道它是虛空，而又偏去追跡，去察明，那麼這是很有意義的，這實在可以當得起說是偉大的捕風。」反思傳統、改良社會、對知識分子自身進行批判，或積極，或消極，五四新文化運動一代知識分子可以說都是啟蒙運動捕風者。捕風之偉大之必要，直到1980年代還構成知識界的議題。然而，進入1990年代，隨著思想界的遽然轉向和分化，後現代、後革命時代的到來，這個話題真正變成了「虛空的虛空」，只能飄散在風中了。
後現代意味著現代的結束，或者準確地說，主要是意味著那些關於真理、理性、科學、進步、普遍解放的宏大敘事，這些被認為是從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思想的特徵的消解。如果說中國經濟文化的不均衡發展使得後現代的社會描述顯得缺乏充分的說服力的話，至少1990年代中國知識界對「後現代主義」進行了從文學、文化理論到「消費社會」等一系列理論移譯，對「現代性」（一整套文化/知識建構）的反思和對知識分子（作為現代性的發出者與建構者）的質疑成為知識生產新潮——啟蒙等觀念並非天然地不證自明，人文精神或許是最後的神話。與此同時，堅硬的現實是：一方面199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在國家層面政治實踐功能弱化；一方面大眾文化、消費性文化興起，傳統的文化等級制度崩潰，這使得知識分子啟蒙地位快速喪失。1990年代末作家王小波猝然離世促成了一場時代症候性的文化事件，這並不偶然。作為世紀末「文化英雄」的他在文學中所塑造的恰恰是放棄啟蒙、祛除道德優越感、背對甚至逃離大眾的專業知識分子形象。在小說《紅拂夜奔》中，知識分子李靖在朝廷和民眾兩面夾擊下，不得不混跡於集市做街頭流氓討生活，數學研究反而成為偷偷摸摸、行為可疑心思叵測的地下工作。這正是20世紀末知識分子開始與大眾混戰的圖景。
「當代學人常常被五四時代的虛幻所暈眩，以為五四時代知識分子如何風光，而近年來的精英文化失落又如何唏噓不已」，痛定思痛，人文學界開始呼籲「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知識分子「回歸崗位意識」，甚至「恢復做平常人，擺平心態才談得上履行知識分子的使命與責任」，而以社會的良心、大眾的代言人自居的讀書人，近乎自作多情。「60一代」學人唏噓不已的邊緣化遭遇、身份調適、學術轉型，等80後學人成長起來時，這一切早就塵埃落定，常態化了。對於1990年代末世紀之交進入大學的這一代人來說，從一開始，人文學科邊緣化、專業化便是既定事實。或許對80後青年學者更適合的是福柯式的追問：你見過知識分子嗎？
但在我所認識、了解的嶄露頭角的80後學者中，王晴飛卻是一個異數。他的學術旨趣和批評風格表現出遠比同輩人明顯的、古道熱腸般的「捕風者」氣息。其實每個時代都由異質混雜的聲音交織而成，每個學者也總有不能化約歸類的特徵。199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群體不僅有左右分化，而且以文化形態、專業領域分裂為多種部落。但像王晴飛這樣的「捕風」卻難以用諸種標籤簡單歸類，或許捕風這種「古典」行為本身便是對分化的拒絕。當然，他與同代人相同的是，我們都已經全然被時代滌去了「偉大」和「自作多情」。晴飛並非科班出身，他在南京大學讀物理系本科，之後才進入中文系現當代文學專業攻讀碩士和博士。在技術時代明珠暗投於文學專業，如果要刻意渲染的話，這多少倒是一樁逆潮流而動的「傳奇」，按照王小波的說法叫「反熵」。但我印象中，他一直避免對此經歷做情懷化敘述，不對之附加意義，也拒絕使自己個人的興趣選擇顯得特立獨行。久而久之，由於「棄理從文」始終沒有散發出恰當的象徵意義，這段經歷基本上變得可以忽略不計。真正與眾不同、令人矚目的倒是他「較真兒」的個性，對文史知識、掌故乃至「斷爛朝報」的蕪雜興趣和廣泛涉獵。
晴飛性情溫厚然不失幽默，博聞強識且言辭機敏俏皮，行事交遊大體恪守「君子和而不同」「不可與言而與之言，是謂失言」。不過但凡有忍不住的時候，便顯出他性格較真的一面：品人論事據理力爭，弗論親疏。明人張岱言，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晴飛常以此觀友，大家都是有偏見和情感的凡人，因而他也喜歡那些會「忍不住」的有真性情的朋友，即便對方和自己有觀點分歧和衝突。往雅裡講，這頗有點士人遺風。雖說大家都是讀文學出身，可是從「士人」到「知識分子」、從「風度」到「精神」這麼一現代轉換後，其實並不常見此等遺風餘韻。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有所謂「文人」的酸腐氣，恰恰相反，他忍不住與之爭辯的人事通常不是因觀點相左，而是針對別人隨口說的未經辨析的標籤化或集體無意識之言辭，以及各種隱蔽的傳統因襲思想、舊習氣的遺毒。從日常師友閒談到正襟危坐讀書著文，類似於周作人所說的諸種「察明同類之狂妄和愚昧」——包括察明自己的狂妄和愚昧，晴飛可謂一以貫之。這雖不能全面概括晴飛的所有學術和批評活動，但我以為，基本反映了其精神品格。
1990年代以來人文學術風尚逐漸轉換，「思想淡出，學術凸顯」，從才子型的高談闊論變為提倡嚴謹規範的學術研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史研究尤為學人所重視。流風所被，如陳平原所說「如今的學術界，無論討論什麼問題，都喜歡『從頭說起』，借辨析知識構成的歷史，追問『合理性』。這裡有傳統中國『考鏡源流』的學術史思路，但更重要的啟迪，還是來自法國人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就現當代文學學科而言，五四新文學以來所建立的一整套「文學」觀念並非不證自明的知識體系，「從古已有之的『文章流別論』，轉化為今日通行於學界的『文學史』，應歸功於西學東漸的大潮。這裡涉及晚清以降關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想像、五四文學革命提倡者的自我確證，以及百年中國知識體系的轉化。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環節值得格外關注，那便是教育體制的嬗變。在20世紀中國學界，『文學史』作為一種『知識』，其確立以及演進，始終與大學教育密不可分。」這些大問題及衍生題目近十年來對不少年輕學者、博士生都產生了吸引力，當然也比較考驗、鍛鍊智識和學問功底。晴飛的博士論文便關注了現代文學的發生與教育、學術制度研究，這需融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於一體，既是文學革命研究，又是依託於「一校一刊」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坦白而言，國內文科博士培養通行學制為三年，少數四年，這樣的研究任務是仍需學術訓練的博士生難以完成的。最好的情況也無非是選取一個合適巧妙的角度，講清楚局部問題，或藉助於某種理論範式搭建一個敘述，很難系統全面地呈現歷史過程和面貌。晴飛目前已經發表見之於世的文章中，《1925年的北京大學脫離教育部事件》《1930年代初的北大文科人事變革》《林損離職與學風轉移》《胡適與文學研究考據化傾向》《溥儀出宮與北京知識界：以胡適為中心》《筆名與責任》等都可歸於這類主題，還有其他若干相關研究篇章。這些文章均言之有物、平實嚴謹，但枝蔓零散，看不出有核心的問題意識貫穿，也沒有就某個方面形成歷史敘述，更像是一連串有待情節化、有待敘述連綴的「事件」。
老輩學者治學重史料經驗，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學界喜歡引入理論和新潮術語來更新闡釋，以不同的範式和視閾來激活問題意識，博士生論文寫作則由於普遍依賴、拼湊理論體系而尤遭詬病。誠然，博士生學問功底尚淺局於一隅，使用理論多少會食洋不化顧此失彼，但平心而論，之所以屢詬屢病乃是因為相比其他治學路徑，在有限的時間內這是更切實可行的方法。遍覽史籍，讓新「問題」自然生發出來，持論公允有據，這是治學理想狀態。對於初窺堂奧的博士生來說，實際情況往往是面對大量史料鬆散蕪雜無邊無際，終日披覽卻茫然四顧。相反，帶著一定的問題意識或某種理論範式架構去進入史料閱讀，會形成一種燭照效果，某些事物的重要性便會被感知凸顯出來，原本平鋪雜陳的資料會慢慢變得有脈絡可尋，循枝振葉，既有可能擴大發現新史料，也有可能對舊史料進行新闡釋。雖然博士生在學術訓練階段難免以理論唐突史實，但一來二去，認真勤勉者會慢慢在理論、史識和史料之間找到平衡。但晴飛讀博士期間對這種學術風尚可謂「坐懷不亂」，悠遊史海手不釋卷，心無旁騖抱定「文史互證」。在同輩人中，文史知識廣博、古今學問不隔的確是其難得的優勢，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減弱了對學問增進必要的「理論的焦慮」。學問沒有中西新舊之別，但如王國維所說，「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即開，互相推助」。當代西方的知識理論和思想資源，常常能夠帶給我們不一樣的視閾，使很多原本視而不見的事物得以彰顯，更新我們的常識以及理解事物的框架。對涉及學術史、現代文學發生研究而言，「考鏡源流」固然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但與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卻並不同一旨趣，甚至大相逕庭；由福柯的啟發而關注「話語、知識、科學」之間的關係，關注「知識型」的思考也迥異於文史互證所關懷的問題。如果忽視了學術熱點背後的理論資源，研究很可能會明於史實而蔽於思想。不客氣地說，這正是晴飛對現代文學和教育制度的研究看起來零散，缺少「主調」的原因。而憑藉他紮實的功底、廣泛的史料掌握，若能適當涵養以理論，這份研究持續下去有望更系統深入。治學貴在不輟，法度則宜有所更張。
其實研究方法沒有絕對的價值，對理論和角度的選擇都需結合學者個人的才情和稟賦，如此，學術才能多元豐富。晴飛治學略顯保守，但也避免了劍走偏鋒，因依賴理論而削足適履的弊病，反而少年老成，識大體守正道，平正通達，有大器的一面。這樣的學術往往需要在某一領域持續經營，成果積累到一定規模，方能呈現出自身的特點和價值。史學家王汎森先生在《執拗的低音》中對某些歷史思考方式進行了反思，頗有啟發意義，其中一些話題我讀晴飛的文章便會時時想起。近代以來，史學經歷了微妙的轉換。「『歷史』這個學科的新定義隱含了不是進化的，看不出線性的、向上發展軌跡的林林總總的事物是『非歷史的』。把事情組合在線性進化的發展中，很多擺蕩來回就看不到，很多的低音也不見了，能放入這一架構中就是『歷史』；而不相干的、不關聯的部分就不會在歷史敘述裡，不成為歷史學的重點，使得我們對歷史文化的了解造成很多的扭曲。」這種扭曲包括我們經常忘了歷史進程中不存在單線的、清楚的事件發展；歷史世界存在著不透明性和有限性，沒有人知道「未來」，因而並非所有的事情都是歷史行動者有意作用的結果；歷史是交響曲，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並非只有一個調子，而是主調副調、主流潛流交光互影。而我們這些已經知道歷史結果的人卻常常難以避免地以「後見之明」去倒敘歷史，在紛紜萬狀的人事世界裡抽取、建構出「本質」。王汎森先生的著述每每對青年學子大有裨益，我不敢說晴飛達到了王先生的史家見識，但我覺得，他對現代文學與學術制度的研究多少有點暗合了這些反思，在盡力避免「後見之明」這一點上有比較明顯的自覺。這與文章「寫法」的選擇也有關。學術史研究以「專題」「問題」組織論述、連綴人事者居多，人事詳盡程度以論述問題的需要為準。晴飛卻是以一些核心人事為主，清理事件來龍去脈儘可能詳盡，在紛繁的事象裡順便帶出學術理念的歷史變遷，並不以歷史結果來預先判定和敘述事件意義。比如對1925年的北京大學脫離教育部事件的敘述中，以北大教授「法日派」和「英美派」之間的糾紛呈現兩派學者在教育觀、學術與社會政治觀念上的差異。《1930年代初的北大文科人事變革》《林損離職與學風轉移》《胡適與文學研究考據化傾向》《商務印書館與新文化運動》等文章寫法也大都如此。
在這些歷史敘述中，晴飛分析持論都儘量做到陳寅恪所說的「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人情事理兼顧，對歷史人物的是非曲直既不曲為辯護，也不求全責備。同時他也充分展示歷史人物複雜、矛盾的思想面相，拒絕對其擇其一點不及其餘，做簡單的標籤化定位。比如《胡適進宮與溥儀的公眾形象》《林損離職與學風轉移》等對胡適進行了既明於禮義又知其人心的同情之理解，《1990年代以來魯迅研究中的自由主義與後殖民理論》一文又從較為理論化的角度辨析駁斥了當下對胡適、魯迅兩位重要人物的簡單對比和庸俗的「主義」裁剪（與這些話題相關，針對性的純粹的駁難文章還有《張耀傑的刀筆手法》《韓石山的「進化論」及「小說筆法」——讀〈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等）。對於這種歷史興趣和知識關懷，晴飛借用過一個簡單可愛的說辭，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為他自己註解：「為人辨冤白謗。」是的，其實在這些研究中他最關心的是「人物」及其行為，更接近於傳統的「學案」考察。王汎森先生曾感喟，「學案」不只是「學史」，還包括「行」，還有指引人們脫離生命困境的作用，有實際生活的實踐面相。也就是說學案中呈現了文人士子「知行合一」、心性、倫理的內容，而不僅僅是礦物化的知識和思想。這是人文研究中極為寶貴的部分。晴飛服膺臺靜農的文學研究理路，「活的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無論是談文學還是書畫藝術，都將其與人的氣節格局、精神狀態、時代風氣融為一體，並且浸潤著人生的意識，故常能打破限隔，於各種藝術中觀其會通。在《半個名士——論赴臺後的臺靜農》這篇優秀、深情的論文中，他也是這麼研究臺靜農的。
陳平原先生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導言中有一段感言：「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關鍵時刻』，其巨大的輻射力量，對後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都必須認真面對，這樣，才能在沉思與對話中，獲得前進的方向感與原動力。對於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進程來說，『五四』便扮演了這樣的重要角色。作為後來這，我們必須跟諸如『五四』（包括思想學說、文化潮流、政治運作等）這樣的關鍵時刻、關鍵人物、關鍵學說，保持不斷的對話關係。這是一種必要的『思維操練』，也是走向『心靈成熟』的必由之路。在這個意義上，『五四』至於我輩，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既是學術，更是精神。」「是用來砥礪思想與學問的『磨刀石』。」我相信任何認真研究過五四的學者都會認同、會心於這番感言。學人在研究生涯中，有沒有被光明偉俊的人物、氣象所吸引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關乎格局、視野、品性。我們與研究對象之間不僅僅是單向的研究關係，研究對象也會滋養我們。在這個意義上，晴飛對有關五四及學術制度的研究，成熟與否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與那個時代、那些知識者構成了一次次師生「從遊」關係。正如他自己所說：「對於他們的研究，給了我一個相對穩定的文學觀，而這種文學觀有助於我在評論當下文學作品時分寸的把握。」
晴飛不屬於迅速「在現場」的文學評論者，其當下評論對象多是有所會心之作，或有感而發。在這些批評文字中，五四精神遺產氣息非常明顯，他不斷地「重新去確認、普及『五四』先賢們引進和提出的現代價值觀念」，並深入下去。就花樣翻新的當代文學批評而言，他這麼描述自己的批評理念真是過於樸素、老實巴交，聽起來一點也不新鮮，陳舊得讓人審美智力雙疲勞。但這種固執的批評觀既緣於當下的現實經驗刺激，也來自於對魯迅精神的深刻理解和繼承。正如周作人所嘆息，「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難以擺脫「古已有之」的「經驗循環」，構成了魯迅深刻的絕望體驗和懷疑基調。面對現代、民國、新思潮以及諸種新名詞，魯迅看到的是皮毛改新心思仍舊。這屢屢給他一種感覺：「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瞭然。」只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對這種歷史現實絕望的反抗，構成了魯迅的文學創作、雜文批判很重要的內容。
日本學者丸尾常喜研究《阿Q正傳》，有「阿Q=阿鬼」一說，影響深遠。丸尾先生認為魯迅對阿Q的命名暗含「鬼魂」之義，不僅是因為阿Q在世上從來都沒有掙得過做人的權利，如同遊蕩在世間的孤魂野鬼；而且也因阿Q根本沒有自己的主體意識，腦子裡全是死人的觀念——四千年來「古已有之」的形形色色的封建思想。那麼阿Q及其所代表的中國兒女所生活的世界本質上是，死人統治活人的世界。這就是為什麼魯迅說，「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而這樣的中國總是會反覆著先前的運命。對這種擺脫不掉的文化、歷史「鬼魂」的認識，周氏兄弟都受到了易卜生的影響。周作人在《偉大的捕風》中轉述到，易卜生在《群鬼》這本劇中，曾借了阿爾文夫人的口說道：「我覺得我們都是鬼。不但父母傳下來的東西在我們身體裡活著，並且各種陳舊的思想信仰這一類的東西也都存留在裡頭。雖然不是真正的活著，但是埋伏在內也是一樣。我們永遠不要想脫身。有時候我拿起張報紙來看，我眼裡好像看見有許多鬼在兩行字的夾縫中間爬著。世界上一定到處都有鬼。他們的數目就像沙粒一樣的數不清楚。」
晴飛在一次訪談中說道：「魯迅的意義在於他一生不懈的戳破幾乎一切集體無意識幻象的努力，對那些深藏在中國文化、大眾心理中負面因素的解毒。那些集體無意識的幻象，如同一個個鬼魂，以種種冠冕堂皇的語詞留存於我們的腦子裡，流傳在口中和紙上，我們日日混跡其中而不自覺。只有破除這些幻象，驅走這些鬼魂，我們才能真正地走向現代，真正有效地思考人生與未來。」我想，毋庸贅述晴飛具體的文學批評文章，這些已經足夠描述他的批評實踐和社會關懷了。在《張耀傑的刀筆手法》一文中，晴飛寫道：「這是不是也說明傳統專制思想的鬼魂，還頑固地生長在許多人的心裡呢？或許正如辜鴻銘所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在當代文學作品及其所反映的現實中，堅持對這種無形之辮進行察覺和批判，不被時代風潮所裹挾，借用王汎森先生「執拗的低音」一說，晴飛堪稱「執拗的捕風」。
這種「執拗的捕風」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低音」。啟蒙主義在現代中國以及1980年代曾是最具活力的思想資源，如今卻多少處於曖昧不清、邊緣的狀態，這並不是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任務、所提倡的現代理念已經達到了目的或「理想狀態」，而是因為其所面臨的當代社會和現實變得極度複雜。一方面啟蒙還未完成，一方面全球資本主義中所帶來的現實困境和時代命題又超出了啟蒙思想資源所能診斷和批判的範疇。於是很多時候，啟蒙主義變得只能訴求於個人的道德實踐、人性倫理。這如同晴飛在很多文學評論中的低語姿態：他將思想底線和文學溫暖訴諸到了樸素的人情倫理。這些批評文字從理念到文風都樸素簡明，有時候樸素到「拙」。我喜愛風格多樣、漂亮的評論文字，同時也珍視這樣「拙」的文章。每一代際中，士人、知識者都有賢有不肖，有拙有巧之分。80後學人生於「短20世紀」，成長於「後革命」時代，這也可謂一種「易代」，肩負這種複雜雙重的時代經驗，激越奮進或沉潛堅守，我輩都應自律，「說真話既是一種倫理，也是一種能力。」（李音，海南大學文學院）
（注釋從略，詳見《南方文壇》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