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正當切克塔尼亞熱帶乾燥林大片化為焦土之際，玻利維亞歷史上對華出口的首批牛肉啟運。莫拉萊斯出席了當天的啟運儀式，表示「這是個歷史性的日子……我們將加倍努力為所有玻利維亞民眾謀取福利，創造更多經濟收入。」但這個歷史時刻卻被抗議者打斷，他們高呼的口號是：「每一棵被砍倒的樹背後都有一個笑著的牧場主。」
玻利維亞的毀林，直接的原因在農業墾殖，但根源在於長久以來該國農業、土地政策與經濟增長模式的深層延續性。去殖民是巴西未完成的任務，而玻利維亞原本旨在去殖民的嘗試，迄今也未能超越不公正的秩序。
1999年，玻利維亞爆發了聲勢浩大、持續多年，經常涉及整城暴動的抗議活動，抗議自來水價大幅上漲、天然氣出口，同時伴以古柯農民對美國在玻利維亞實施的旨在根除古柯種植業以實現其所希望的遏制毒品古柯鹼（古柯提取物）的目的的抗爭。這些運動高舉反對私有化、伸張原住民權利、反對帝國主義的訴求，不斷在街頭政治中聯合併壯大自身。在這些社會運動的強大支持下，2005年12月，由古柯農會領袖、艾瑪拉原住民（Aymara）埃沃·莫拉萊斯領導的「爭取社會主義運動」（Movimiento al Socialismo, MAS）贏得大選。次年1月，莫拉萊斯成為玻利維亞歷史上首位原住民總統。MAS的勝選，被世界左翼普遍認為是一次振奮人心的勝利，昭示著一場真正的激進變革，新政府被認為是一個「社運的政府」，公正、包容、參與性並且尊重原住民文化，是與服務於資本家利益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的徹底決裂。用MAS自己的話說，它是一個「後新自由主義政府」。
然而，爭取社會主義運動自2006年以來的執政的記錄，卻未能印證以上樂觀的判斷。駕馭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浪潮，玻利維亞的經濟發展速度在此期間持續躋身南美最快之列，公共支出顯著增加，貧困率大幅降低，原住民的社會地位也得到了提高。但與此同時，激進的社會主義變革並未發生，既有的發展模式大體得到了維持，經濟仍然基本上依賴於自然資源出口並受制於外國資本的控制。有學者認為，莫拉萊斯政府扮演的只不過是一個中左政府的角色——試圖在自然資源採掘產業中多分一杯羹，而並不尋求挑戰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
這鮮明地體現在它的土地與森林政策中。在過去六年中，莫拉萊斯政府出臺了
不下六個總統令、頒布了四部新法將森林付諸農用。僅僅在2015年之後，森林砍伐就上升了200%。在現有的制度下，針對非法開墾的罰款只有每公頃6.6美元，而復植森林的成本則達到約每公頃1000美元。作為結果，例如東北部亞馬遜地區的貝尼省2015年的非法砍伐面積就比2012年增加了32%，而合法砍伐面積更是增加了近8倍，從2012年的9600公頃直線上升到8.3萬公頃。
與農地毀林擴張同時發生的，是土地分配傾向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大農場。在今年火情最嚴峻的切克塔尼亞，2011到2018年間確權頒證的700萬公頃土地中，57%被授予了中型到大型地主，只有28%給了小農。從不同生產方式所佔比重來看，在莫拉萊斯政府第一個任期內的2006到2011年間，玻利維亞國內工業作物比重上升，而農民農業比重下降。從空間分布上看，東南部平原地區出口導向的資本密集型農業大省聖克魯斯佔全國農業比重也同樣上升，而同期，農民農業生產方式主導的中、西部山谷和高原地區的比重卻下降了。
政治學者Honor Brabazon和Jeffery R. Webber在一篇2014年的論文中指出，在農政改革這一關鍵議題上，莫拉萊斯政府從2006年起實際上是延續了貢薩洛·桑切斯·德洛薩達（Gonzalo Sánchez de Lozada）政府由1996年所頒布的《全國農政改革機構法》（簡稱「INRA法」）形塑的新自由主義土改政策。
這部1996年的法律，原本試圖將土地分為兩大類型加以甄別和管理。第一類土地被認為具有「社會功能」包括餬口型農民（subsistence peasants）的宅基地、餬口型農民集體擁有的土地，以及所謂的「原住民社群土地」（tierras comunitarias de origen, 簡寫為TCO）。這些土地被認為服務於社會功能，因此不能免除稅負，同時也不能被進一步劃分或抵押，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能出售。另一類土地被認為具有「社會-經濟功能」，它們可被商業化使用，用於資本密集型的農業、林業、生態旅遊等等，需要繳稅、可以出售、劃分和抵押。
但是，儘管《INRA法》的意圖是在土改的過程中使兩種土地類型並行，但事實上，在世界銀行和大地主的壓力下，接下來十年的土地確權過程卻極大地偏向於確立和保護個人土地產權。同時，那些具有「社會功能」、非個人產權的社區土地的確權則被嚴重拖延。這不僅是因為官僚機構的嚴重腐敗、無能和不敢於觸碰有地階級的利益，也是因為很多貧窮落後的原住民、農民社區缺少參與確權過程的能力，而一些得到土地確權的社區，則在缺少社區成員共識的情況下就將土地賣掉，反倒加劇了土地的商品化。所有這些，都使原本似乎試圖觀照土地的社會價值的《INRA法》反倒是鞏固了地主階級的權力，加劇了玻利維亞的土地矛盾。正是這些矛盾，壯大了2005年幫助莫拉萊斯和爭取社會主義運動贏得大選的廣泛的社會運動。
可是，莫拉萊斯上臺後實施的土改，卻也未能扭轉圍繞土地的權力關係。
這輪土改的兩份基礎性制度文本，2006年的《農政改革社區更新法》（Ley de Reconducción Comunitaria de la Reforma Agraria）和2011年的《生產性社區農業革命法》（Ley de la Revolución Productiva Comunitaria Agropecuaria），兩者聲稱試圖建立國有、社區所有、合作社與資本主導的生產方式並存的農業經濟。這需要首先將規模過大的或處於閒置狀態的莊園土地分配給原住民和農民社區。但是由於種種漏洞，比如只要繳納少量稅金就可以使土地不被認定為「閒置」，這種再分配並未充分展開，原住民和農民所分得的土地大多為國有土地，這些土地通常處於東部亞馬遜地區，土質低劣。此外，《生產性社區農業革命法》還明確要求原住民社區為擬申請的國有土地制定農業發展規劃，這些國有土地通常是林地，法律引導了原住民社區毀林。
結果，雖然這場土改聲稱同時兼顧土地的社會功能和經濟功能，但是經濟功能最終佔據了上風，這種土地產權格局助長了資本密集、大規模、出口導向的大豆等大宗商品生產，而供本地消費的水果、蔬菜、根莖和草料等農產品比重則趨於萎縮。在雄心勃勃地拓展農業前沿的同時，玻利維亞也正在為自己的大宗農產品開拓海外市場。在8月對華出口第一批牛肉之前，從去年7月起，兩國還相繼籤訂了藜麥、大豆和咖啡的輸華協議。
儘管莫拉雷斯政府標榜支持原住民權益和環境保護——甚至在2011年通過了一部《大地母親法》，賦予自然與人同等的權利，是世界首部此類法律——但是在施政實踐中，卻只不過是從舊有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架構和全球化的初級農產品和原材料貿易中獲取收入，來用於國內經濟資源的再分配。在此過程中，原住民的土地權，以及更廣泛國民的環境權被放到了次要位置。因此，政治地理學者Pierre Gautreau和Laetitia Perrier Bruslé在他們2019年的一篇論文中指出：莫拉萊斯政府面臨著一個巨大的矛盾——改善再分配意味著中央層面的權力整合，而發展地方民主則恰恰意味著地方性的分權，加強對包括土地、森林政策在內的地方性民眾參與。
許多研究者都指出，無論莫拉萊斯政府表面上宣揚的是何種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但是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對之前30多年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延續。以至於前述政治學者Brabazon和Webber指出，它所謂的「後新自由主義」的實質，是「重構的新自由主義」（reconstituted neoliberalism）。
在重構的自由主義政策下，莫拉萊斯與極右翼博爾索納羅都採納了一種延續殖民地經濟模式的「採掘主義」（extractivism）經濟路線，片面強調大規模生產初級農林牧礦產品的用於出口，而疏於發展對這些產品的本地加工，這使它們高度依賴於國際市場。
慷慨的多元文化主義，保守的再分配改革這裡所說的「新自由主義」，既信奉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同時又歌頌多元文化價值。這兩者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先後出現在桑切斯·德洛薩達和莫拉萊斯治下的玻利維亞。
1994年，在桑切斯·德洛薩達首個總統任期的第二年，玻利維亞修訂了憲法，改變原先的文化同化政策，首次將自身定義為一個多民族、多文化國家。隨後進行的一系列改革被認為自相矛盾——一方面不斷強調文化上「解放」原住民，承認其語言和傳統文化權利，而另一方面則通過一系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加深他們的經濟困境。
而莫拉萊斯政府，以總統本人的原住民和農會領袖身份，將文化和經濟平權作為執政綱領。但是，執政多年後，不僅土地改革留下一堆問題，而且原先生機勃勃的社會運動也趨於瓦解，甚至還受到官方的幹擾和鎮壓。最著名的例子是2011年當原住民為了保護森林和傳統文化，抗議政府修築一條穿越伊斯博洛-賽古爾國家公園原住民領地（Territorio Indígena del Parque Nacional Isiboro-Sécure，簡稱「TIPNIS」）腹地、有可能帶入大量森林砍伐與開發活動的公路的計劃之時，政府回應以暴力鎮壓。
土地政策對多元文化的強調還產生了一個意外的後果：
對切克塔尼亞大火的
報導中經常涉及當地原住民指控從西部安第斯山去遷徙而來的小農實施燒墾引起林火。這事實上揭示出玻利維亞90年代以來原住民和農民之間因為身份政治而引發的土地衝突。
在玻利維亞，原住民佔全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達到220萬。原住民社區仍然保持著自己的血緣、語言和文化的同一性，而所謂「農民」（campesino）則已經因為文化和血緣的混合而失去了這種同一性而被以其職業身份來定義。上世紀80年代，與新自由主義思潮與政治實踐相伴隨的，是種種關注少數社會群體和身份認同的後現代思潮，其中就包括對原住民及其文化的關注。1989年，國際勞工組織發布了《原住民和部落民族公約》，這是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具有約束力的涉及原住民權利的國際規約。《INRA法》對原住民土地權利的外在強調，即受到了這份玻利維亞參與籤署的公約的深刻影響。在莫拉萊斯第一個任期內頒布的2009年新憲法進一步提出，不同人口具有「差異性的權利」，賦予原住民特殊的土地權，可向國家申請大片的原住民領地（TCO），作為對他們特殊的歷史和文化的承認和保護。
但是，政治與社會學者Lorenza Belinda Fontana在她2014年的一篇論文中揭示出，這套將土地視為文化和身份認同載體，因而在權利上區別對待的邏輯，卻無法說服將土地視為賴以謀生的經濟資源，因而要求對它進行公平的分配的觀點。這種觀點的衝突，造成了將土地視為生產要素的農民，與將土地視為身份根基的原住民之間的土地衝突。
玻利維亞西部安第斯山區有200多萬農民，當他們的土地隨著人口自然增長而日漸細碎化、肥力日漸衰退，而環境惡化又進一步限制了土地的生產力的時候，他們就不得不尋找新的土地。他們發現自己永遠無法像原住民那樣取得大片土地，感到在土改中受到歧視，要求政府一視同仁，並逐漸將擁有大片土地的原住民社區視為「新的大莊園主」。需要說明的是，原住民雖然擁有大片土地，卻一般不會像農民那樣將森林視為開墾對象，讓它釋放農業生產力，他們對森林的利用方式是低強度的農林複合經營、狩獵與採集，因此土地的經濟價值對兩者來說非常不同。
當原住民身份在土地權益問題前變得「有用」，各種宣稱乃至構建原住民社群身份的努力紛紛湧現。當土地爭端從可以以多寡衡量的資源分配問題上升到民族/身份問題，它就變得不可協商、無法讓步了。於是，原住民社區與組成為農會的無地農民之間的土地衝突，甚至變得比這兩個群體與大莊園主的衝突更加尖銳，成為玻利維亞土地衝突的主要形式。2005年，原住民團體與農會曾團結在同一個陣營中支持莫拉萊斯與爭取社會主義運動競選，而在後者掌握政權之後，這兩個社會群體之間的衝突並未消弭。在原住民奮起保護自己的森林及其生態環境的同時，來自安第斯山區無地農民則在要求土地和發展權。由於安第斯農民是莫拉萊斯政府最主要的政治基礎，政府不斷滿足農民對東部平原地區的土地要求，一旦原住民的領土主張與農民的相互重疊，衝突一觸即發。
這裡的問題，絕不是農民的土地權和原住民的土地權，或者基於經濟公平的和基於文化保存的土地分配原則誰更正當、孰先孰後的問題。如果當局沒有採取激進的拓展農業前沿政策，如果對大型種植園土地的徵收與再分配不抱如此多的保留，將其更多地分配給農民，農民與原住民的土地矛盾也就不會如此尖銳。
政府有時還使用農民的話語來來捍衛自己的發展主義、採掘主義政策。8月，莫拉萊斯在為自己籤署允許燒墾的政令辯護時，就
站到農民立場反問：「小農戶如果不用燒墾，靠什麼活？他們是種半公頃木薯、一公頃玉米來餬口的小生產者，這就是小生產者的處境。」儘管話中描繪出一個勉強餬口的自給型農民的形象，但是，在玻利維亞東部平原地區，有大量小農早已加入了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方式，被綁上利潤最大化的戰車，受制於全球性大宗農產品——尤其是大豆——的市場規律。
在一份荷蘭外交部於2016、17年間製作的關於玻利維亞農業基本面的
報告中寫道：「（玻利維亞）有1.4萬戶大豆生產者，幾乎全部集中在聖克魯斯省。80%是小型生產者，其中大多數沒有自己的儲存設施。這些生產者依賴於大公司和跨國企業且幾乎沒有機會自己決定售價。」報告稍後寫道：「增長中的大豆生產是毀林的主要原因」。加入大豆產業鏈，迫使農民身處缺少議價權的境地而不得不追求產量，因而必須擴大耕種面積，向森林要土地。這時候，正如莫拉萊斯所說，燒墾對他們來說是一種便宜可行的方法。
十四年後10月24日，莫拉萊斯宣布在新一屆大選中獲勝，取得第四次連任。且不提第四個總統任期本身的爭議，這次他贏得並不輕鬆。14年以來，選情第一次從開局就進入焦灼態勢，而他最終僅以47.08%對36.51%僅10.56%的得票率優勢剛好避免使投票進入第二輪——按照規則，如果領先優勢小於10%就必須進入第二輪。如果進入第二輪，由於落後政黨之間的政治交易，結局如何就會十分不確定。另外，反對派指控這剛好略多於10%的優勢來自舞弊——最高選舉法庭不加解釋地暫停播報選情長達24小時，以至於莫拉萊斯宣布勝選後，拉巴斯、聖克魯斯等大城市爆發了抗議。
莫拉萊斯這次最大的競爭對手是在2005年廣泛而激烈的社會運動中被迫下臺的前總統卡洛斯·梅薩（Carlos Mesa）。臥薪嘗膽14年的梅薩此次主要的競選策略是指控莫拉雷斯的反民主，其次是指責他開拓農業前沿、開發礦產和油氣的政策破壞環境和原住民權益——亞馬遜大火顯然讓他的指控變得更有分量。
而在第四個任期中的莫拉萊斯，處境將比之前任何一個都艱難得多。由於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玻利維亞的財政收入下跌、赤字高企、外匯儲備空虛，同時，爭取社會主義運動已經失去了國會多數議席，靠採掘和出口資源維持的經濟發展和再分配模式恐怕將難以為繼。如果政府被迫縮減公共開支和社會福利，那麼 10月在厄瓜多（在上屆左翼政府慷慨的再分配政策後，當前中間派政府應IMF要求試圖削減公共開支）和智利（30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表面的富裕下極大的經濟不平等、極高的生活成本和薄弱的公共服務）因社會福利削減引發的大規模抗議，或是玻利維亞自己在2005年所經歷的動蕩，或許就將重演。
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ZLN） Wikimedia Commons 圖作為歷史行動者的原住民8月剛去世的社會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在晚年的長文
《全球左翼：過去、現在和未來》（澎湃新聞思想市場9月發表的
中譯）中寫道：在20世紀最後十年和21世紀最初十年，由於美國地緣霸權的衰弱等原因，一大批左翼和中左翼政府上臺，「與此同時，這些左翼、中左翼，當然也包括少數右翼政府都追求發展主義目標，涉及侵犯原住民傳統領地的採掘主義政策。後者指責左翼政府在這方面和它們的右翼前任一樣壞，而左翼政府則反過來指責原住民運動客觀地和故意地在地緣政治上與國內右翼團體和美國步調一致。」
這依然能夠描述2019年亞馬遜大火時玻利維亞政府的反應。但原住民對自身文化的捍衛與新自由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的恰巧重合，未必就意味著原住民運動必然被右翼政治劫持，正如巴西右翼對原住民也有同樣的指責。沃勒斯坦在文中多次提到墨西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ZLN），認為它在90年代初全球左翼哀鴻遍野之際，以1994年元旦北美自貿協定（NAFTA）生效同日的揭竿而起，為全球左翼運動帶來了新的生機，啟發了後來十幾年中世界各地反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運動。
沃勒斯坦指出，這一波新的全球左翼運動，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和2001年在巴西阿雷格裡港揭幕的世界社會論壇為代表，採納了一種新的鬥爭理念。不同於過去「老左派」的垂直模型——各種追求社會公正的運動應當先服從於一場主要的運動，壓抑或推遲自己的部分訴求，等到共同奪取了國家政權——無論是通過武力還是選舉——然後再實現各自的目標。沃勒斯坦指出這種老左派「兩步走」戰略大體上是失敗了，「第二步」通常邁不出去。而這波新的左翼運動則採納了一種「水平模型」——拒絕派系主義，接納任何反帝、反新自由主義的運動，支持任何受壓迫的群體，認為其訴求具有同等的優先性。
原住民群體，由於其所遭受的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壓迫，他們的文化和生活環境的生態脆弱性，無法承受被「垂直模式」給遮蔽和犧牲的代價。因此，薩帕塔民族解放軍不僅選擇與右翼政府抗爭，而且持續地批評左翼政黨，認為中左翼民主革命黨同樣支持新自由主義議程，因此自2005年以來堅決抵制投票給該黨候選人洛佩斯·奧夫拉多爾（López Obrador），在2018年還推出了自己的原住民女性總統候選人。他們因此在墨西哥曾被指責為「分裂左翼」。但在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看來，在議會政治框架下，無論什麼政黨掌權，資產階級都控制著局面，因此在2005年就提出跳脫選舉政治框架，代之以「從基層、為基層」建設一種能夠抗衡新自由主義所能帶來的破壞的新的左翼政治，其中包括直接民主的自治和地方性的合作經濟。
今年元旦是薩帕塔民族解放軍起義25周年紀念日，也是歷經14年終於當選總統的奧夫拉多爾就職之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在這天宣布：將與這位中左翼新總統的破壞性的觀光鐵路項目展開鬥爭。而且它還在壯大。8月17日，副司令莫伊塞斯
宣布：擴大在根據地恰帕斯州（Chiapas）的控制範圍，建立11個新的自治區。
與此同時，亞馬遜的大火開始熊熊燃燒。這場火不僅告訴世人，不同意識形態的政府共同的採掘主義、發展主義的破壞性，而且，當另一種破壞性的全球化——氣候變化——變得愈演愈烈，當採掘主義和發展主義引發的生態系統破壞和碳排放的持續增加帶來全球性災難性後果的時候，建立在資源民族主義和自由貿易基礎上的「發展」和再分配就愈加失去合法性，遑論進步性——無論是處在這條全球產業鏈上的哪個位置，生產、投資，還是消費。這時候，原住民開始成為某種「歷史行動者」（historical actor），支持他們的訴求不再只在於糾正對他們的歷史不正義，而是為這個處在環境危機和仇恨政治肆意生長中的世界提供關於民主、生態和共生的思想和實踐知識。
參考資料：(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