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22日電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導，為了提高新加坡的生育率，政府從2001年起推出了包括嬰兒花紅的一系列親家庭措施。雖然相關的津貼和政策陸續於2004年和2008年得到加強，但這沒有成功扭轉劣勢，新加坡婦女的平均生育率去年再創新低，只有1.16。
顯然的，全國性的生育課題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問題，其中包含的考量點不僅是經濟，還有更深層的因素，如個人對家庭的理念、對生活的憧憬、對社會未來的展望。記者專訪了幾對華人移民夫婦，了解他們移居新加坡後，是否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生育計劃，並從他們的經歷和選擇，進一步探討新加坡究竟有哪些利於生育的條件，還有哪些「缺點」令人談「生」色變。
方漢川夫婦：不想老二像老大一樣
孤獨地過童年
方漢川和妻子韋潤玲原籍中國湖北省，兩人是華中科技大學的同學。他們24歲結婚後，男方於1997年獲得獎學金到新加坡攻讀物理博士學位。1999年，韋潤玲也跟隨丈夫的足跡來到國大修讀英文系的碩士課程。
目前還在休產假的韋潤玲說，第一次懷孕「純屬意外」，因為當時他們兩人都還沒有畢業，一切充滿未知，但既然有了孩子也就順其自然。他們的大女兒方可欣2001年誕生，三人也在同一年獲得永久居民權。直至2005年，他們才決定在新加坡落地生根。
現在在一家跨國半導體公司擔任小組經理的方漢川指出，決定留在新加坡發展後，兩人開始考慮生第二胎。加上可欣一直追著爸爸媽媽要弟弟妹妹，韋潤玲2009年順利生下老二方可奕。
有了一對兒女後，方漢川夫婦很快又為家裡添了多一名成員，僅三個月大的方可昊。談到這股快馬加鞭的行動，方漢川說：「其實我們生下可奕之後，就發現有一個問題，就是老大和老二年齡差距太大，比較難玩在一起。我們不想老二像老大一樣，孤獨地過童年，所以就想生第三胎。」
結果很幸運的，這個念頭很快就實現了，但一切美好的事總會有一些代價。韋潤玲開玩笑地說：「因為連續生兩個孩子，我的婦產科醫生說，每次看到我都是圓圓的，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瘦下來。」
鄭明夫婦：生兩胎OK 生三個要考慮
印度尼西亞華僑鄭明副教授和他的妻子費比塔(Febrita)是典型的專業人士夫妻檔。兩人2003年共結連理，婚後也一直為事業忙碌。直至兩年多前才開始計劃生育。
在新加坡管理大學校友聯繫處擔任經理的費比塔直言：「我們婚後還是以事業為重，理由不僅是為了自己的前途著想，也是希望日後能為孩子提供更多機會，所以我們沒有馬上生孩子。隨著年齡漸長，我們也感覺時機成熟了，所以兩年前開始計劃。」
從計劃生育到真正產下孩子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的。兩人「努力」了九個月才迎來費比塔懷孕的好消息。費比塔懷孕7個月時，孕事情況不穩定，必須時常進出醫院，還得靠輪椅行動，醫藥費高達3萬5000多元。
孩子誕生，才發現愛的能量大
去年1月10日，他們愛的結晶米拉(Milla)誕生了，而兩人為了女兒得大大改變生活方式。比如說，他們從前天天在外用餐，但現在幾乎每天都會陪女兒吃晚餐。以往，夫妻倆一年會出國五六次，而現在唯有鄭明因工作需要還常常出國。費比塔回到工作崗位後，他們也得聘請女傭幫忙做家務。
這些犧牲雖然對生活造成彆扭，但鄭明和費比塔都欣然接受。他們還希望能為米拉多添一個弟弟或妹妹。費比塔說：「直到孩子誕生的那一刻，你才會發現自己愛的能量原來可以這麼大。這是很神奇的體驗。在不知不覺中，米拉在我們倆的心裡就佔了這麼重要的位子。」
至於是否要生第三胎，費比塔有些猶豫。她說：「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是我希望能夠繼續工作。另外，我也不希望因為無法全神照顧太多的兒女，而對任何一個孩子不公平。」
怎麼養孩子才是關鍵問題
對中國新移民來說，新加坡鼓勵生育的開放姿態，是他們最直接享受到的好處。
韋潤玲說：「因為我們是武漢人，城市的計劃生育會管得比農村更嚴。我們聽說很多也看到很多，就是夫妻想生第二胎的話，會有各種各樣的後果，比如說罰款、失去工作。」
一些人可能覺得一胎化政策也不是沒有伸縮性，只要繳了罰款還是照樣能生。但方漢川強調，由於90年代的中國主要還是國營企業居多，所以一胎化政策是十分嚴格執行的。要生第二胎不僅要罰款，還可能丟了工作，而這對一般老百姓來說，是非常嚴重的後果。
當然，新加坡實施多年的嬰兒花紅和其他親家庭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作用，讓一些國人更有信心多生。
以家庭或事業發展為人生重心
鄭明原本在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執教，後在2001年獲新大招聘，加入會計系。這名學者精闢地指出，新加坡作為機遇之都的優渥條件，弔詭地成為了影響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鄭明說：「新加坡處處都是機會，機會太多了，讓人想不斷追逐。到了關鍵時刻，每個人都只能定下心來捫心自問，做出取捨。究竟是要以家庭還是事業發展為人生重心。」
方漢川則認為，「生」孩子不是問題的關鍵，而是怎麼「養」孩子。方漢川很慶幸他的父母自大女兒可欣出生後，便長期來新加坡居住，幫忙他和妻子照顧年幼的孩子。但對於其他在這裡無親無故的新移民家庭，甚至是家中沒有老人願意看孩子的年輕家庭而言，如何維持雙薪收入同時兼顧孩子平日的起居，是很大的難題。
鄭明夫婦就是這樣的例子。他們個別都有兄妹在新加坡生活，但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不能全職照看米拉。他們也不願年老的父母為了孫女從家鄉連根拔起，所以費比塔乘休產假時，便開始到處尋找適合的嬰兒託管中心。此外，為了保持家裡乾淨的環境，他們還得聘請女傭。
費比塔說：「其實我們最希望能在新大附近找到嬰兒託管中心，但找到了才知道等候時間是一年。如果市區內有更多託管中心，相信會對專業人士更有幫助。」
更多元化的靈活工作安排
作為工作女性，費比塔也希望新加坡日後能出現更多元化的靈活工作安排。
另外，鄭明也以很「新加坡」的例子說明，國人對孩子教育的過分重視，有時也會造成新移民年輕夫婦對生育的莫名壓力。
他說：「我們最近從西部搬到東部。同事和朋友知道了，第一個反應是指出這裡附近最好的小學是道南學校。當時我們根本還沒想到女兒入學的事，連道南是什麼也不知道。還有一件令我們印象深刻的事。米拉原本的預產期是1月1日，當時就有人跟我們說，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可以選擇讓米拉和同年生的孩子一起入學，或和比她大一歲的孩子上學。他們還說這關係到孩子的學習優勢。新加坡人似乎很在意孩子的『優勢』或『劣勢』，讓我有些費解。」 (陳能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