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解密：22年懸案，作家劉永彪的「雙面人生」

8月14日，蕪湖市南陵縣弋江鎮中洲村的寧靜被一條消息打破——當天，遠在200公裡外的浙江湖州警方宣布，該市織裡鎮22年前的一起兇殺案破獲，兩名犯罪嫌疑人落網。二人都是村裡人。在村中一棟三層小樓裡，黃曉蘭一直精神恍惚，儘管8月15日收到丈夫劉永彪的刑事拘留通知書，仍然未從震驚中回過神來：「到現在我都無法接受。」

警方指控劉永彪22年前夥同發小汪維明在湖州一家旅館搶劫財物，用鈍器殺死四人。

8月11日凌晨1點許，劉在南陵縣城的家中被警方抓獲，他現場沒有反抗，對警察們說：「我在這裡等你們到現在。」

今年53歲的劉永彪，一路經歷的是自己頗具悲劇意味的「雙面」人生：背負「原罪」22年，烈日灼心，內心倍受煎熬，曾準備鼠藥以自殺，亦考慮過投案自首，終難逃恢恢法網；在文學上，他風生水起——發表兩百餘萬字文學作品，獲得安徽文學獎，成功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已是南陵籍作家的代表人物，卻依然未能逃離如影隨形的人生窘境。

蕪湖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名譽主席談正衡，8月11日早上就知道劉永彪出事了。那天早上6時許，南陵縣一位資深文友給談正衡發來微信：「聽說彪子被抓了，你趕快打聽一下。」談馬上撥了南陵警方相關負責人的電話，對方確認劉永彪被控制，「涉外地一樁殺人舊案。」 8月11日晚上9時至10時，警燈閃爍、警笛長鳴，一列警車車隊開進南陵看守所，不久即駛出，向宣城方向疾馳。劉永彪被押往湖州案發地。

「劉永彪怎麼成了殺人犯，這讓我震驚和不敢相信。」談正衡不住嘆息。南陵縣政協原副主席、蕪湖知名作家胡旭東亦感慨：「我突然感到這世界上什麼都是假的，什麼都不能相信。」二人都是劉永彪多年來的文學上的師友。他們清楚地記得，1995年案發時，31歲的劉永彪已是蕪湖市小有名氣的「農民作家」。1994年，他在知名文學期刊《清明》發表短篇小說《青春情懷》，成為南陵縣第一個在該期刊發表小說的作者，引發轟動。

劉永彪早在上初中時就沉迷寫作。南陵縣廣播電視臺的一篇報導說，即使面臨升學考試的壓力，他也嘗試著以課文為摹本進行練筆。汪述林是劉永彪的髮小和初中同學，「我倆當時都喜歡文學，這種愛好和情結源自我們的知青語文老師。當時精神上一片荒漠，尤其在農村，老師讓我們把自己寫的東西貼到牆上，劉永彪從那時起就愛上了寫作。」

劉永彪初中畢業後，回家務農，「他父親在村裡是外來戶，從劉永彪小時候起家境就很不好，但他覺得種地又無出路。」汪述林回憶說。怎樣才能改變貧困家境？汪述林記得，劉永彪曾在村裡開過一個照相館，四處幫人照相掙錢，「當時買照相機的錢還是他從大山裡偷運木料出來賣所得，他膽子大也吃了不少苦。」

農村的艱辛並沒有澆滅劉永彪熾熱的文學夢。1983年，他和汪述林等四個發小成立文學社團，創辦了《青弋江畔》社刊，一起寫稿、刻寫、編印雜誌，還報名參加了遼寧《當代詩歌》的詩歌函授班。

自此，劉永彪正式走上文學創作之路。1985年，他在合肥市文聯的《未來作家》期刊發表處女作。

在談正衡看來，劉永彪是從最底層來的農家貧寒子弟，以期通過文學改變命運，「我對他很認同，省裡的作家、文學期刊的總編、編輯到了蕪湖，我都會叫上他一起參加接待，樂意介紹他是『農民作家』彪子。」

農民作家彪子，很快顯示在關係運作方面的能力，逐漸在蕪湖文學圈子裡活躍起來，更獲得了文學大家魯彥周的關照。魯當時是安徽文壇的旗幟性人物、精神領袖，性格極和善，尤喜提攜文學後輩。據劉永彪2016年發表在蕪湖日報的《我與魯彥周的交往》一文：1987年9月，劉永彪用黃布挎包裝著自己創作的兩部中篇和一部長篇「小說」到合肥，找到魯彥周的家裡，請他提意見。稿子被留下。

一個月後，魯給劉永彪寫了一封信鼓勵：「看到你的作品，大致也可推測出你的處境和思想情感。實事求是地說，我對你在那種艱苦條件下寫作，是很同情又很讚賞的。……」1988年，南陵縣文聯成立，魯彥周應邀出席成立大會，期間主動向縣文化館領導提到劉永彪。「與魯彥周見過幾次面已記不清了。我那時年輕，容易衝動，喜歡跑，有事沒事就去合肥打擾他，有時還帶幾個鄉下青年一道去。他只要在家，都會笑容可掬地接待我們，還籤名送給我們他新近出版的書。」

劉永彪當時創作熱情高漲，非常勤奮，不斷在報刊上發表豆腐乾文章，以及短小說，在南陵縣已嶄露頭角。談正衡認為，劉永彪早期作品展示的是農村底層小人物的艱辛與奮鬥，以及內心的煎熬與掙扎，「是文學的主流方向，且可讀性好，現實感強，沉甸甸的，讓人眼睛一亮。」

1990年3月至7月，魯迅文學院普及部首屆文學創作研修班開班，這次共錄取學員102人，劉永彪名列其中。

多位知情人士透露，魯彥周為劉永彪寫了推薦信，這次研修由其自費1600元，回來時沒有錢，還是胡旭東給他寄去的50元。

從魯迅文學院回來的劉永彪，多方求助試圖改變農民身份。「

按當時慣例，文化部門應破格為劉永彪安排工作，比如到文化站，或到政府機關做做秘書，結果未遂其願。談及箇中原因，談正衡認為，一是他無背景，二是可能他的聲譽在縣市裡不太好，性格匪氣痞氣又自由散漫，難讓領導放心省心。於是，劉永彪又回到了原來的生活軌跡和環境。

經一名初中女同學介紹，劉永彪與宣城涇縣鄰村的高中畢業生黃曉蘭戀愛、結婚。「沒想到婚後生活的擔子一下重了，常為生計發愁，遇到災荒年景連公糧稅都交不出。」劉永彪2011 年在《安徽文學》發表的一篇散文稱，女兒斯斯1992年11月出生，眼睛太小，又想著為她籌錢治療，「這些無時不影響我讀書與練筆的心情。」

1993年4月，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第九人民醫院診斷結論為：「先天性小瞼裂症候群」，當時斯斯的眼睛最大只能睜到1釐米長、0.2釐米寬，是少見的胎疾。醫生建議等孩子四到五歲時再進行眼部整容治療。多位受訪的蕪湖文學圈人士告訴記者，這段時間彪子遭遇其最窘迫時期：家庭農業收入微薄，而靠稿費基本應付不過來。他開始頻繁向朋友借錢，「借的人太多了，以致於後來許多人見了他就躲。」

1994年下半年，劉永彪曾到弋江鎮中學謀求語文代課教師職位，但因普通話差、試講效果不好而遭拒。

1995年11月，劉永彪和同鄉汪維明遠走湖州織裡犯下搶劫殺人案。在一飯店旅館內用鈍器將山東籍商人於某和旅店老闆閔某夫婦及其孫子殘忍殺害。湖州市公安局專案組民警陳紅躍22年來一直追蹤調查這起命案，他告訴看看記者：兩人作案動機就是沒錢，劉永彪聽在湖州打過工的汪維明說，湖州織裡老闆很多，就商量過來搞錢，具體目標臨時物色。「他們和山東的老闆同房間，交談中發現其有錢，就想著動手，但殺掉山東老闆沒找到錢，最後搞掉了旅館老闆。他們交代就搞到幾十塊錢，又說一百多，前後說法不一。」

兇手劉永彪回到南陵，女兒的眼疾治療一天天逼近。1996年10月1日，女兒斯斯的眼疾手術在上海一地下旅館進行，主刀者是退休老醫生鄒永華、王秉桓。手術完後被要走醫藥費3000元。手術效果卻是，「女兒正常的小眼睛變成畸形，疤痕累累，視力降至0.08。」蕪湖《大江晚報》1998年6月的一篇報導說，這個三口之家只有一畝田和一畝地的家產，土地上的耕耘和文學上的耕耘收入甚微。「劉永彪因女兒的不幸萬念俱灰，兩年來居然沒寫成一篇小說。不幸幾乎使這個家失去了生機。」

1998年5月，劉永彪作為女兒的法定監護人，在上海長寧區人民法院狀告鄒永華、王秉桓二人「人身損害」。一月後他無錢請律師只能自己出庭。兩位醫生手術前沒有孩子眼部的特寫照片和相應的診斷材料，因此，司法鑑定機構無法對孩子雙眼做出鑑定。一審判決劉永彪敗訴。幾經周折，原判最終撤銷。劉永彪的一篇文章透露：「這個官司一打好幾年，每年跑上海十多趟，有時要依靠社會救助才能成行。對我們家庭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2003年起，劉永彪開始在南陵縣城開辦「名人寫作輔導速成班」。這個輔導班開設在校學生課程和社會青年課程，前者講授小學、初中、高中各年級課堂作文以及初考、中高、高考滿分作文，後者「招收有志成為秘書、文員、記者、辯護師、企、事業單位文案策劃師及文學創作高手的各界人士」。

在招生廣告中，劉永彪積極推銷自己的身份：「省級作家，畢業於中國唯一專門培養作家的高等學府——魯迅文學院。」接下來的幾年，這一廣告不斷增加他的身份新稱謂：安徽省政府文學獎獲得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2005年，劉永彪的中短篇小說集《一部電影》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009年11月被安徽省授予2005—2006年度安徽省「社會科學文學藝術出版獎」三等獎，這被業界稱為「安徽文學獎」，是安徽省最權威的文學類評獎。劉永彪成為蕪湖市第一個獲得該獎的「農民作家」。2010年3月，蕪湖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和南陵縣作協專門為劉永彪舉辦《一部電影》作品研討會。

2010年12月，劉永彪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難言之隱》。次年4月，該作品參評2009—2010年度「安徽文學獎」，「作者單位」一欄赫然註明：蕪湖市農民。但終未獲獎。

2013年7月，中國作家協會發布公報，當年被批准加入該協會的安徽省13名作家中，劉永彪名列其中。

2013年9月27日，《蕪湖日報》刊登文章——《一路走來的南陵文學現象》，將劉永彪獲安徽文學獎並順利加入中國作協，作為南陵文學創作正在走向第三次高峰的標誌之一。

2014年11月，劉永彪創作的歷史演義小說《行者武松》由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二年他又將其改編成50集電視連續劇劇本。公開資料顯示，劉永彪還出版有散文集《心靈的舞蹈》、電影劇本《門與窗》，已發表文學作品200多萬字，曾用筆名劉浪、彪子、一沙等。

然而，背負著四條人命，22裡，文學創作上的聲名日隆，消解不了「烈日灼心」般的負罪感。在長篇小說《難言之隱》的自序裡，他寫道：「最後還想坦誠相告的是，早在看那些推理（偵破）小說和影視劇時就產生了一連串靈感，有寫一個可向影視方面發展的小說的強烈願望，題目也初步擬定為《身背數條人命的美女作家》，是寫美女作家殺死多人而不能破案的。作為文學作品，主要是寫人性與社會環境的相互因果的，我認為這篇尚在構思中的小說有大量符合影視劇要求的懸念、場景、動作（也會有有意為之的設置）。」

談正衡告訴記者，劉永彪也曾告訴他要創作一部破案的作品，「我說你沒有當過警察怎麼寫？他回應我，沒有殺過豬，就不能吃豬肉了？」然而，這些書至今不見蹤影。辦案民警問歸案的劉永彪，是否把案件的一些情節寫到作品裡面去？他回答：「哪敢寫。從沒寫過。」

談正衡還向記者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去年底，我攜妻到南陵參加一個文友母親的弔唁活動，事畢當晚被當地文友們挽留下來組局喝酒，劉永彪當然在場。回到家後，妻子對我說：劉永彪有點失態，怎麼搞的？她一提醒，我也覺得有點反常：對我們年齡大的、資歷深成就高的，或者有點身份的，劉永彪都很有禮節，他從座位上走到我們跟前敬酒，酒杯端得比我們的低。那晚中途來了一位警官，是我的晚輩，在南陵文學圈裡地位不高，但劉永彪卻執對我們一樣的禮，雙手向他一杯又一杯地敬酒，講話神態都感覺不自然。按照他的性格，對這樣的人不是平視的。」劉永彪讓人受寵若驚的恭敬舉動，如今想來意味深長。案件水落石出後，這位警官在微信朋友圈感嘆：「警服儼然，是不是讓他內心慌亂了？」

其實，8月8日，劉永彪在專案組民警找他採集DNA血樣時，就已警覺。當天，他給遠在上海的汪維明打了電話，還寫了一封給妻子的「遺書」。湖州專案組民警陳紅躍透露，這封信裡說，今天公安人員來提取了我的血樣，我知道自己22年前的魯莽行為要有個結果了，我也可以擺脫這麼多年的精神折磨了。劉永彪還在遺書裡表示，自己準備過老鼠藥，擬到父親墳前自殺，但下不了決心；還準備去投案自首，又害怕家屬背負殺人犯的罵名，沒有去。他對自己的身後事，包括孩子的教育等都作了安排。

8月17日，劉的妻子黃曉蘭拿到這封信。一位中洲村的知情者告訴記者：「劉永彪女兒看後大哭。」

丈夫被抓後這些天，黃曉蘭精神恍惚，眼裡噙滿淚水總想哭，她告訴記者：「他（劉永彪）平時就是喜歡和人家打打麻將，打架鬥毆從不參加，殺人怎麼跟他沾得上邊？所以到現在我都無法接受。」

在黃曉蘭眼裡，丈夫一直痴迷文學創作，「我也勸過他，寫作在這個時代賺不到錢，我們家又這麼窮，還是要做一些事情為好。可是，他還是經常寫作。有時候他關在房間裡一寫就是幾天，晚上很晚了還在寫。」54歲的黃曉蘭頭髮已花白：「結婚20多年來，在創作方面我沒辦法幫他，只能在家務活和農活上幫他。」

黃曉蘭坦言劉永彪近年儘管出了好幾本書，但未給家庭帶來任何經濟收入。據記者調查，《一部電影》獲安徽文學獎後，劉永彪得到獎金5000元。除了《行者武松》從出版社拿了1萬元稿費，《一部電影》《難言之隱》《心靈的舞蹈》都是自費出版，「沒掙錢，還倒貼了不少。」

此次丈夫的出事，讓黃曉蘭感到了很大壓力：「我最擔心的是11歲兒子，為避受他爸爸的事情的影響，必須考慮和安排他的轉學問題。」劉永彪近90歲的母親，和他同母異父的67歲哥哥汪維明一起生活，但這位兄長頭腦時犯糊塗。從外地趕回來的弟弟看著黃曉蘭的背影搖頭嘆息：「所有的擔子都壓在她一個女人肩上，你說她慘不慘？」

黃曉蘭一家以後的生活，將全靠設在中洲村家裡的幼兒園。不光生源一年一年在減少，她現在還擔心：「我家出這個事，會不會對幼兒園有影響？」

劉永彪的哥哥8月16日中午喝了酒，滿嘴酒氣向記者抱怨：「他做下這事，這幾天我氣得發抖，恨得不得了，孩子們怎麼辦？那些債呢？」

劉永彪已伏法，但留下的妻子，孩子以及母親兄弟，他們的生活又將如何改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