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往事 | 顧頡剛與李安宅的人生交集和思想學術異同

[摘要]   顧頡剛與李安宅是民國時期的重要學人，在各自學科領域成就卓著，且都關注邊疆問題。兩人交誼因國學研究而結緣，因邊疆研究而深化。兩人均長期在燕京大學任職，但因日本侵華形勢嚴峻，都有抗日言行，不宜久居北京。1937年顧頡剛到西北做邊疆教育考察，並推薦李安宅也到西北。1938年顧頡剛受聘雲南大學，1939年受聘成都齊魯大學國學所主任。李安宅在西北度過3年，1941年任職華西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顧頡剛在重慶期間，與李安宅也常有往來。兩人都參與了中華基督教會邊疆服務部、中國邊疆學會、中國邊政學會的工作。二人在思想和學術上和而不同，都鍾情學術但關心現實，精研高深學問也注重社科普及，學有專攻但興趣廣泛，重視文獻也注重實地研究。顧頡剛為史學家，李安宅為民族學家。但顧頡剛也關注民族問題，李安宅對中國古史也有研究。在邊疆研究方面，顧頡剛重點關注邊疆史地和民族整合問題，而李安宅側重邊疆社會發展問題。

 

本文已發表在《中國藏學》2015年第2期。為了讀者閱讀方便，所有注釋一概略去。

顧頡剛是民國時期眾多學科領域的開創者和奠基人，在古史研究、歷史地理、中國民俗學、經學和古籍整理等領域都是典範性的標杆人物。他的人生經歷提供了如何將文化人的社會責任感和學者的嚴謹治學精神高度統一的樣本。李安宅在人類學、社會學、美學、意義學等多個學科和領域有著卓越建樹，其人生與學術是那一時代學人的精神生活史和身體史的重要範本。學界對顧頡剛的人生與學術研究較多，對其與同時代人的關係也多關注魯迅、胡適與傅斯年等人；對李安宅的研究可謂草萊初闢，或因二人所在學科有別，學界尚無對二人進行綜合研究者。民國時期的顧頡剛與李安宅，雖然從事的專業研究方向有別，但都是在政學兩界具有重要影響的邊疆問題學者。他們在工作和學術方面有著諸多人生交集，在思想和學術觀念上也有諸多契合與相異之處。筆者擬根據《顧頡剛日記》等相關史料，對此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顧頡剛與李安宅的人生交集

顧頡剛與李安宅雖然專業不一，但相識甚早，相處較洽。二人的人生交集貫穿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主要是在北平和西南兩地。

（一）北平期間

1926年是顧頡剛學術生涯極其重要的一年。在擔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助教多年的顧頡剛，這年上半年出版了《吳歌甲集》和《古史辨》第一冊，受到各界矚目；尤其是後者，使其成為史學界的核心人物，年紀輕輕即暴得大名。同年秋，顧頡剛到廈門大學擔任國學院研究教授，次年4月到廣州中山大學擔任歷史系主任、教授，並代理語言歷史研究所主任。1926年夏，李安宅從燕京大學「社會服務研究班」畢業，留校擔任助教，同時繼續在社會學系就讀。就學術生涯而言，李安宅此時才初窺門徑。

1929年，二人開始成為同事。是年5月，顧頡剛應聘燕京大學，9月任國學研究所導師、研究員及學術會議委員（與容庚、黃子通、許地山、郭紹虞、張星烺等同職，陳垣為所長和學術會議主席），兼歷史系教授，也在北大兼課。李安宅是年極為艱難。他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共，但國共關係破裂後，「一面繼續讀書，一面從事地下工作」，1929暑假前與黨組織「關係完全斷絕，以後未主動找黨，把自己埋在書堆裡，再未恢復黨籍。」因結髮妻子張瑞芝這年病逝，他無法照顧幼女，先送到協和醫院服務部，後送好友于道泉作義女，而于道泉將其在日本留學的妹妹於式玉介紹給李安宅相識並訂婚。他在燕大社會學系畢業，取得理學學士及相當於碩士的社會服務職業證書，任燕大國學研究所編譯員。

1934年7月，顧頡剛等多位教師去綏遠進行綜合調查，此為在平地泉（內蒙古集寧）的合影。前排左二起：雷潔瓊、鄭振鐸、顧頡剛、傅作義、陳其田、吳文藻、文國鼐、謝冰心。

顧頡剛在燕大如魚得水，事業發展順利，與吳文藻、郭紹虞等眾多學者來往甚密。不過在其1929年日記中，未見與李安宅來往的記載，但同為國學所同事，雖無私交，應已認識。顧頡剛賓客盈門，鴻儒雲集，那時二人社交層面的交流不多，或因李安宅四處奔波，無暇請益。經于道泉介紹，李安宅在1929年暑期與其妹於式玉相識並訂婚，次年4月登報宣布結婚，未舉行儀式。兩人婚後在海澱安家，經濟壓力較大，此後兩年，李安宅多處兼職，任北京平民大學社會科學教授，後兼通州潞河中學社會學科教員，又擔任北京農學院社會學講師。於式玉回國後先在燕京圖書館擔任日文部主任，同時兼北平國立女子文理學院講師，教授日文與日本史。

1930年顧頡剛日記中始有與李安宅往來的記錄，如10月4日、12月15日，均記「李安宅來」，次年6月26日，「與子通到海澱看房屋，由李安宅君為導。」這兩年李安宅埋頭著譯，其譯著《交感巫術的心理學》、專著《<儀禮>與<禮記>之社會學研究》1931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後顧頡剛與李安宅夫婦交往漸密，或因後者發奮學問，初露鋒芒。1932年二人來往從單向度的「李安宅來」，轉變為「互訪」，如9月4日，「李安宅夫婦來。」9月6日，「與履安、自珍步至李安宅家。」10月13日，「王泊生夫婦介李安宅夫婦見訪，略談劇事。」其送《古史辨》第3冊的名單中，也有李安宅。1933年1月1日，「李安宅夫婦來賀年。」1月27日，「與履安到郭廷佐處、田洪都處、李安宅處。」2月23日，「與紹虞同到李安宅家。到紹虞處，晤振鐸及安宅夫婦。」這是顧頡剛日記中首次將李安宅姓氏省去，直呼其名，更顯親切。當晚在洪業家吃飯，李安宅夫婦、郭紹虞等同席。3月2日，顧頡剛到校上課，「安宅來。」3日，「寫德坤、安宅信。」4月14日，「李安宅來。」6月9日，與鄭侃嬨「飯後同到安宅處，晤其夫人及其父薌圃先生。」7月1日，「李安宅夫婦來。」9月16日、10月7日、10月11日均有與李安宅夫婦同席吃飯的記載。11月20日、12月4日，均記「安宅來。」1934年5月3日，「安宅來。為安宅寫修中誠信。」5日，遊覽龍骨山，賀昌群、侯仁之、顧廷龍、李安宅等近20人同遊。

顧頡剛樂於組織學術社團和編輯學術刊物。李安宅夫婦也參與了其中一些活動。1933年9月，顧頡剛與洪業、容庚、馬鑑、田洪都、聶崇歧、韓叔信、李書春、李安宅、於式玉、蔡一諤、容媛、張克剛等出資同辦燕大引得校印所。10月，顧頡剛將三戶書社改名通俗讀物編刊社。12月10日，顧頡剛組織開會討論技術觀摩社及引得校印所事，上述人員與會，「仁齋、式玉」也在其中。（按：仁齋即李安宅）會後，顧頡剛「留仁齋夫婦飯。」於式玉是該所幹將之一，她編著的《日本期刊三十八種中東方學論文篇目引得》一書同年由哈佛燕京學社出版。此書系其在燕大圖書館工作之餘翻閱日本學術期刊，收集日本人研究東方學的論文而成。12月22日，顧頡剛「改安宅所作兩文（通俗讀物）」，24日「安宅夫婦來。」可見在其通俗讀物工作中，李安宅同樣是參與者。30日，顧頡剛與胡適等人聚會，郭紹虞、容庚、馬鑑、於式玉等做東。1934年1月8日，「安宅來。」1月11日，「《技術觀摩社徵求社員啟》，安宅草好已一月，予竟未能改作。今日以八爰將於陸君夫婦同赴京，強迫重作，對客揮毫，居然寫成。」12日，顧頡剛即作《上中央黨部及內政部書》（請求將通俗讀物編刊社、技術觀摩社立案）。24、25日，容庚和馬鑑分別作東，同席皆為顧頡剛、洪業、田洪都、李安宅夫婦等。據顧頡剛日記，技術觀摩社1月在北京成立，參加者張銓、李安宅、容庚、馬鑑、洪業、於式玉、聶崇歧。2月，派容庚到南京成立分會。3月11日，技術觀摩社在顧頡剛家開會，容庚、張蔭麟、容媛、於式玉、李安宅、田洪都、張銓、聶崇歧、李書春、馬鑑等與會討論設立分社事。4月29日晚與洪業、李安宅夫婦等人開會，估計也與技術觀摩社有關。6月9日、7月24日，技術觀摩社成員分別到容庚、馬鑑家中開會，參會人員基本同上，李安宅夫婦皆在其中。可見在技術觀摩社成立過程中，李安宅與容庚、馬鑑一樣，都是重要參與者。

此後顧頡剛日記中有較長時間沒有與李安宅來往的記錄，這正是李安宅赴美留學的時段，即1934年暑期到1936年暑期。不過此期間顧頡剛與於式玉等人時有來往。如1935年1月19日，顧頡剛到校印所，到吳文藻處，與之「同到李安宅夫人處」。1月25日，顧頡剛與洪思齊、於式玉、洪業等同席吃飯。6月21日，顧頡剛與顧廷龍「同訪李安宅太太，不遇」。9月7日，容庚請客，同席有洪業、於式玉、張克剛、郭紹虞等人。10月27日，與顧廷龍夫婦到「李安宅夫人處」，並同遊大鐘寺，「四時，回至李宅，稍息歸。」1936年3月6日，晚到田洪都處開引得校印所董事會，同席有蔡一諤、洪業、容庚、容媛、於式玉、聶崇歧、李書春、郭紹虞、田洪都夫婦。

1936年9月18日，顧頡剛等人在燕大舉行邊疆研究會籌備委員會，又開引得校印所年會，在田洪都家吃飯，容庚、張克剛、洪業、於式玉、郭紹虞等同席。10月2日晚，哈佛燕京社代表博晨光、容庚宴客，錢穆、陳垣、郭紹虞、李安宅、張蔭麟、陸志韋、洪業等同席。此時李安宅已留美學成歸來。此後二人來往較前更加頻繁。3日中午，史地周刊社聚會，洪業、李安宅夫婦、容庚、張蔭麟等人同席。11月5日，顧頡剛與洪業、徐淑希、李安宅、陳其田等同席。10日晚，與段繩武、梅貽寶、梁士純、蕭漢三、黎琴南、王日蔚、吳世昌、連日升、李安宅等同席。30日，顧頡剛參加教職員會議，到李安宅家吃飯，豁哀忒夫婦、侯仁之等同席。12月5日晚，顧頡剛與徐炳昶宴請王日蔚、黎琴南、趙伯康、李安宅等及通俗讀物社職員8人。22日，「安宅來。」27日，「與安宅及履安同到中南海公園遊覽，送安宅到光陸。」

1937年上半年，二人交往最為集中而密切。1937年1月申報《星期論壇》發刊啟事云：「本報茲自今年一月十日起每星期日特請顧頡剛、徐炳昶、馮友蘭、陶希聖、葉公超、白壽彝、吳其玉、張蔭麟、連士升、吳世昌、吳俊升、李安宅諸先生輪流擔任撰述《星期論壇》，在時評地位刊載」。顧頡剛1月10日撰文《中華民族的團結》；李安宅曾在該報發表《民族創作性的培育》一文。2月22日，正月十二，顧頡剛到燕大，即「寫貽寶、安宅信，寫聖陶信」。梅貽寶和李安宅並列，而葉單列。或致梅、李二人之信，主題有相關性。24日下午，顧頡剛與李安宅一同進城，到福生食堂吃飯，討論西北移墾事，段繩武、徐炳昶等同席。3月12日，顧頡剛與梅貽寶夫婦，李安宅夫婦，侯仁之、蒙思明等共90人同遊明陵。14日中午，許毅宴客，顧頡剛與李安宅夫婦、容庚、梁士純等同席。

1937年4月，應綏遠當局邀請，顧頡剛在燕大組織綏遠蒙旗考察團，由歷史、社會、新聞三個系學生參加，李安宅帶隊，清華亦有多人加入。4日啟程，16日返校。18日，李安宅夫婦與雷潔瓊在承華園宴客，顧頡剛、黃雲伯、陸志韋、陳其田、趙承信等同席。19日，顧頡剛到校，「安宅來。」25日下午，顧頡剛出席西北移墾促進會成立會，李安宅、劉治洲、李錫九、鄭大章、段繩武、張亮塵、張維華、韓儒林等30餘人與會，選舉顧頡剛等9人為理事。5月3日，顧頡剛到校，遇段繩武，米迪剛及李安宅。20日，到校印所，「安宅來」，晚同席有朱蘊山、陳伯達、李錫九、李安宅等。6月14日，顧頡剛與葉公超等到趙叔雍家吃飯，葉公超、張蔭麟、容庚、李安宅、陶希聖等同席，「與安宅、其玉、希白同返燕京。」16日，顧頡剛與葉公超在成府寓中宴客，馮友蘭、張蔭麟、容庚、李安宅、連士升等同席。6月22日，顧頡剛、梅貽寶在新陸春宴客，並唱大鼓，同席有韓儒林、段繩武、吳其玉、李安宅、陶希聖、徐誦明等。6月，西北移墾促進會、河北移民協會和燕京大學聯合組織暑期西北考察團，顧頡剛與段繩武分任正副團長，28日召開分組會議，全團107人，分成5組，7月1日出發。但顧頡剛6月30日因病發燒臥床，未得同行。

顧頡剛有時與李安宅夫婦一起會見外國學者。如1937年4月20日，顧頡剛在成府寓所宴客，同席有於式玉、陶希聖、田洪都、洪業、顧廷龍及多位日本學者：橋川時雄、本多龍成、小竹武夫、平岡武夫。這幾位日本學者均研究中國學術與傳統文化，而於式玉曾在日本留學，或早有認識或擔任翻譯。5月26日，「西山來，與之同到大阮府胡同，迎拉丁摩到成府，吃飯。」同席有樂育才（拉丁摩之筆名）、吳其玉、梅貽寶、雷潔瓊、陳其田、顧廷龍、李安宅、侯仁之、張西山。拉丁摩即拉鐵摩爾，也是顧頡剛等人主持的中國邊疆問題研究會的貴客。

拉鐵摩爾

面對九一八事變和華北事變後日趨嚴重的國內局勢，顧頡剛等大批著名教授十分關注，而且集體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隔空喊話。1936年10月，燕大中國教職員會發起對時局的宣言，由張蔭麟起草，顧頡剛、錢穆等修改後，於12日送往《大公報》，13日刊載後，引起社會各界強烈反響。因中央畏忌其後之背景與組織，兩次給蔣夢麟電報，恐引學潮，要求切實制止，因此有籤名者恐懼而欲退出。20日，燕大教員籤名宣言者開會，顧頡剛、梅貽寶、陳其田、雷潔瓊、顧廷龍、郭紹虞、李安宅夫婦、耿家昇等近30人參加。27日下午同茶點，顧頡剛與李安宅、洪業、雷潔瓊等為主，宋哲元、鄧哲熙、劉治洲為客。宋哲元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此番與學者見面，應是聽取教授們的意見。顧頡剛等被南京方面以為「左傾」，應是解釋立場。

七七事變後，北平局勢更加緊張。7月14日，顧頡剛到研究院，參加徐炳昶召集的時事商談會，同擬致中央電稿，徐炳昶、葉公超、吳文藻、李安宅、王日蔚等同會。18日，顧頡剛得知「日人開欲捕者之名單，頡剛列首數名，似有不能不走之勢。」21日，顧頡剛準備離開北平，到張家口，次日到綏遠，到省政府拜見傅作義主席，歸途遇於式玉。23日，與王日蔚、趙振鐸到省政府訪王淡久，到教育廳訪閻致遠廳長，到蒙古自治指導長官公署訪石華嚴參贊及曾依、於式玉。25日中午，顧頡剛在古豐軒宴客，同席有於式玉、洪範馳、段繩武、趙振鐸等。27日，顧頡剛準備南下，於式玉與段繩武夫婦等人送行。李安宅在七七事變前，到山東濟寧參加華北五大學舉行的鄉建活動，後因「韓復榘下令禁訓練民兵，不得不放棄工作回燕大。」於式玉參加了西北考察團，到歸綏後，因綏遠省蒙旗長官指導公署邀請籌備蒙古族婦女教育計劃，遂留下，七七事變後，「一個人在兵荒馬亂的情況中，由山西河南繞道到山東」，找到李安宅，返回北平。

段繩武夫婦

（二）西南期間

顧頡剛和李安宅都在西北呆過一段時間。但顧頡剛1937年9月到蘭州，次年9月即已離開。1938年9月底，李安宅夫婦才抵達甘肅，故二人在西北並無交集。不過李安宅到西北，卻由顧頡剛等人促成。

七七事變前，顧頡剛已有西行的計劃，乃管理中英庚款委員會邀其考察西北教育，而段繩武為促進西北移墾推顧頡剛為理事召集考察。但其踏上行程，卻因「盧溝橋戰事突起，敵人以通俗讀物之素憾，欲置予以死地，遂別老父孱妻而長行」，「初意作短期遊歷耳」，未想達一年之久。1938年7月24日決定應聘雲大。9月9日離開蘭州，10日從西安飛抵成都，9月24日到重慶，先後到中英庚款董事會和教育部復命後，於10月22日飛抵昆明，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親自接應。

1937年暑期結束後，李安宅夫婦返回燕大。日本在北平負責文化侵略工作的人要求於式玉接辦女子文理學院，燕大校務長司徒雷登多次請李安宅出任法學院院長，均被婉拒。北平不宜久居，兩人準備離開。李安宅擬辭職去甘肅，燕大校方接受了陶孟和與顧頡剛的建議，派李安宅去西北，「領舊燕京大學薪津到蘭州與甘肅科學教育館合作，負責社會科學組」。當地離藏區（拉卜楞）近，正是李安宅所主張的「應用人類學」的樂土。但同去的於式玉只算請假不帶工資。二人創下了中國人類學家在一地進行調查時間最長的紀錄。

多年後，二人在成都重逢時，都已不在燕大工作。顧頡剛1939年秋到了齊魯大學，此後幾年間有段時間在重慶擔任中央大學教授或主辦《文史雜誌》。而李安宅1941年到華西大學擔任社會學系主任和邊疆研究所負責人。這份工作一直持續到1950年參軍入藏。

顧、李二人都與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邊疆服務運動有著密切關聯。邊疆服務部首任主任為張伯懷，系齊魯大學文學院院長。顧頡剛到成都翌日，即1939年9月23日，便與張伯懷相識。自11月1日起，顧頡剛日記中已頻繁出現「邊疆服務部」一詞，而邊部及邊疆服務委員會成立乃12月，顧頡剛是邊疆服務委員會下屬的研究調查設計委員會委員，可見其參與了邊疆服務籌備工作。此後他與張伯懷及邊部相關人員往還甚密，與華西壩幾所教會大學校長常有晤面，與各界人士及不少邊疆學者偶有過從。這些學者大多參與了邊部組織的邊疆調查研究工作，如1939年12月2日，顧頡剛與姜蘊剛、柯象峰、徐益棠等會面，三人及稍後來到華西的李安宅，均為當時著名民族學家和邊疆學者，後來均擔任了邊部組織的大學生暑期邊疆服務團訓練導師。1940年6月，顧頡剛撰寫了《邊疆服務團團歌》，由李抱忱作曲，在川康邊區廣泛傳唱。不過，顧頡剛在成都停留時間不長，對邊疆服務介入並不太深。

李安宅與張伯懷認識，系經由顧頡剛牽線。1940年3月，孔祥熙以燕大董事長名義在重慶召開校友會，歡迎校務長司徒雷登。李安宅應邀參加，此間與重慶政學兩界人士均有交往。5月23日，李安宅以邊教視察員名義，獲得教育部邊疆教育司資助路費1500元，經西北草地回拉卜楞，6月6日中午，時在成都，受到顧頡剛、張伯懷宴請，傅述堯、張煦、張維華等同席。7日中午，顧頡剛「到忠恕家訪安宅，談一小時許」，晚到羅家赴宴，李安宅、蒙思明、杜叢林、聞宥、張伯懷等人同席。羅、李為燕大同學，1934年曾有到華西工作之約，但因李安宅將赴美留學而未成。此時或再提前議。6月8日，「安宅來，與同到枕江樓吃飯」，戴樂仁、徐雍舜、張伯懷等同席。或在此時，李安宅與邊疆服務部的合作已開始。7月24日，李安宅應羅忠恕之約到成都商議邊疆研究所之事，並答應擔任華大社會學系主任兼邊疆研究所主任。

李安宅受邀列名邊部輔導委員會和董事會委員，被聘為邊部各種訓練團主要導師，多次為邊部工作人員宣講邊疆的理論和實際問題，還為邊部撰寫了多篇研究文章，發在邊部主辦的《邊疆服務》雜誌上。邊疆服務運動與華西人類學界關係非常密切。成都各大學研究邊疆問題之學者，鹹以邊部工作區為理想的邊疆問題研究場所。華西壩教會五大學（華西、齊魯、金陵、金陵女子、燕京）社會學系，先後與邊部商定合作計劃，對邊疆問題作系統的調查與研究，其中與李安宅主持的華西大學邊疆研究所合作研究範圍最為廣泛。

顧頡剛向來注意扶掖新人，其創辦《禹貢半月刊》即有該目的。1940年9月15日，顧頡剛「為李安宅《拉卜楞寺概況》作一小引。」9月24日，「寫安宅信」，應是請已返回西北的李安宅審核。12月31日，顧頡剛羅列「邊疆工作可用人才」，其中有李安宅夫婦。1941年3月31日，顧頡剛羅列中國通史所需各類專門人才，斷代史及專史皆有專人，其中西北史：慕少堂、王樹民、孫媛貞、史念海、李安宅。西南史有夏光南、方國瑜、方樹梅、聞宥、江應樑、方師鐸、吳玉年。這個名單中有不少是年輕人，可見顧頡剛對其時中國學術地圖的熟稔。

顧頡剛1941年下半年主要是在重慶工作，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所辦《文史雜誌》副社長外，還參加教育部邊疆教育委員會、史地教育委員會，參與中國邊疆學會合併、策劃編譯館國學要籍叢刊，並在中央大學兼課。而李安宅履新華西後，為謀邊疆研究所發展，屢到重慶奔走。10月28日，李安宅應吳文藻約到重慶會見羅氏基金代表巴弗爾(Baifour)。11月8日、10日，李安宅因華西邊疆研究所立案事在重慶見陳立夫、吳俊升及郭蓮峰。據顧頡剛日記，11月6、7、8、11、12、13日，皆有與李安宅等人同席吃飯，或拜訪友人的記錄，其中11日安排尤為親湊，一同拜訪教育部朱家驊部長，益世報楊慕時社長，東北救濟會於野聲等人。

1942年1月23日，顧頡剛由重慶飛成都，處理齊大國學研究所事務，與李安宅過從極密。24日，「李安宅來」；26日，到莊學本、杜叢林、李安宅等處；28日晚，到杜叢林家赴宴，羅忠恕、金毓黻、蒙文通、李安宅、姜蘊剛、蒙思明、何文俊等同。2月2日下午，顧頡剛組織召開邊疆學會理監事會，柯象峰、李安宅、張伯懷、陳文仙、王樹民、姜蘊剛、洪謹載、馮漢驥、任映蒼等同會。3日，「安宅偕王拱璧來。」5日，顧頡剛陪馬普慈、丁正熙等人到華西壩參觀，中午與馬富春、任映蒼、林名均、鄭德坤、李安宅等在「老北風」吃飯，「飯後與安宅、德坤談至三時」。8日晚，洪謹載請客，同席有鄭德坤夫婦，李安宅、張克剛、李延青、金素蘭及顧頡剛全家。12日，「安宅來。」15日，「看於式玉文兩篇，加修改」。17日，「到安宅處。」19日，「到安宅處訪袁翰青」。3月1日下午，顧頡剛、李安宅、張維華、鄭德坤等20餘人出席燕大校友會。1942年3月5日，顧頡剛為《邊疆周刊》寫發刊詞，又寫李安宅、朱家驊等信。10日，「安宅來。」3月11日到重慶，12日「寫李安宅信」。顧頡剛繼續擔任文史雜誌社副社長，並從3月起在中央大學作專任教授、出版部主任，《文史哲季刊》主編；4月辭去齊大國學研究所主任職務，由錢穆接任。4月11日、5月4日、6月25日、7月13日，均有寫李安宅信之記錄。惜其書信集中未收致李安宅信，無從得知其詳情，但從語境來看，應系商談邊疆學會及通俗讀物等事。10月，因陶孟和建議李安宅加入中央研究院，並主辦設在蘭州的分支機構，李安宅到重慶商談，後因故未成；此間或因顧頡剛參加參政會及邊疆工作研討會等，僅在26日與李安宅見面。

1943年，顧、李二人分別在重慶和成都工作，少有聯繫。李安宅是年12月被邊疆教育委員會聘為委員，或為顧頡剛所引介。11日，顧頡剛「寫安宅信」，或為此事。1944年1月10日，李安宅參加國民黨邊疆教育委員會會議，為期一月。14日，顧頡剛與吳文藻、馬鶴天、凌純聲、張伯懷、李安宅、於式玉、吳澤霖等近30人參加邊疆教育會議，並同赴陳立夫宴。16日，與李安宅夫婦、徐文珊父子、任乃強等「到冠生園吃點」，與於式玉、任乃強同觀民眾教育館所辦之邊疆文物展覽，又同到陶園訪許公武。17日，顧頡剛在青年路同慶樓宴客，任乃強、徐文珊、李安宅夫婦，馬鶴天、黃仲良同席；當晚也與李安宅夫婦同席。18日，顧頡剛在陶園參加邊疆學會理事會，馬鶴天、李安宅、張伯懷、於式玉、黃次書、黃奮生等同會，後「與安宅夫婦到組織部訪朱先生」（按：即朱家驊），並晤陳紹賢、朱漢濯、田儒林。19日，到李安宅處，遇徐文珊，與於式玉同出訪楊開道。21日，與李安宅夫婦同訪林鵬俠，未遇。23日、24日，兩訪李安宅夫婦，皆不遇。27日，「到泊生夫人處，晤李安宅夫婦及蔣旨昂、竇季良。」29日，與李安宅同訪陶希聖，未遇。2月5日，遇安宅夫婦。顧頡剛日記中密集出現二人同會同席之記載，可見二人交往密切，還能見證顧頡剛仍在發揮著學界老輩扶掖青年的熱誠。

1944年秋，顧頡剛再度受聘齊魯大學，續任國學研究所所長。11月16日，顧頡剛抵達成都，17日即訪胡厚宣、陳寅恪，後到華西壩後壩101號東西文化學社開會。19日，遇蔣旨昂、於式玉、梅貽寶夫人，同到李安宅家，看其新生女。20日中午在羅忠恕家吃飯，歸後「安宅夫人來」。21日，於式玉宴客，顧頡剛夫婦、李方桂夫婦、包靈敦、蔣旨昂等同席。12月20日，顧頡剛夫婦到於式玉處，並晤李安宅之妹。26日，顧頡剛參加東方學術研究會籌備會，劉明揚、李景禧、於式玉、陳恭祿等出席。28日，「安宅夫人來，與靜秋同到安宅夫人處」。30日開中國邊疆學會理事會，柯象峰、徐益棠、於式玉、洪謹載、劉齡九（代張伯懷）、馮漢驥等出席。這段時間李安宅在西康考察。於式玉良好的學術素養和語言能力及其在目錄學、邊疆研究的成就，是其可以與李安宅比肩並轡出現在學界，與顧頡剛等學界大佬共同出現在很多學術場合的主要原因。

1945年1月11日，李安宅從西康回到成都。據顧頡剛日記中，12日，「安宅自西康歸，來談。」21日，「與靜秋同到安宅處」，後到牛市口、沙河堡見張靜秋親戚，「與靜秋歸寓，又同到安宅家吃飯。談至九時許歸。今晚同席：徐雍舜、魏永清、洪謹載、蔣旨昂夫人，予夫婦。」24日，「安宅夫婦來。」因齊魯大學校內「起風潮」，顧頡剛畏陷漩渦，25日離開成都，仍主編《文史雜誌》，擔任中國出版公司總編輯。8月8日、19日，顧頡剛寫李安宅信，或是介紹其在重慶的境況。李安宅當年3月因社會部開會到過重慶，又曾住國民黨中央黨部拜會陶孟和。但在顧頡剛日記中沒有來訪記錄。

1946年3月，李安宅謝絕邊疆教育司凌純聲司長安排的邊疆文化館館長的職務，此前還謝絕教育部朱家驊部長任其為中央邊疆學校校長的雅意。7月，於式玉赴美工作，李安宅送至重慶。此時顧頡剛已在上海工作，擔任復旦大學教授。11月，顧頡剛被選為國民大會社會賢達代表，12月13-25日出席大會，26-27日出席邊疆教育委員會，李安宅也應邀赴邊教會。據顧頡剛日記，24日，「訪馬鶴天、李安宅，與同出，到鳳香吃點」，與李同到國防部，「訪泉澄、汝揖」。26日，聽朱家驊、凌純聲作報告，「予亦作短講」，在部午餐，白雲梯、李安宅、馬鶴天、衛慧林、韓儒林、徐益棠、巴文俊、孔慶宗、朱家驊、凌純聲等同會同席。28日，訪徐中舒，同到快活林早餐，遇馬鶴天、李安宅，同食。同日，又見李安宅，同訪凌純聲，見衛慧林，訪沙學俊、賀昌群；鄧文儀和卿汝揖宴客，喜饒嘉措、榮祥、馬鶴天、許公武、凌純聲、衛慧林、柯象峰、徐益棠、李安宅、韓儒林、丁實存、黃奮生、馬長壽、張公量、趙泉澄、陳懋恆、楊先凱等同席。

1947年，顧頡剛辭去復旦教職，擔任大中國圖書局總經理、文通書局編輯所所長、中國邊疆學會理事長。6月30日，中國邊政學會第一次會員大會在南京召開，顧頡剛、李安宅等9人被選為監事。7月10日，顧頡剛出席教育部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遠東區文教會議預備會，下午即與李安宅吃飯。14日，參加教育問題座談會，下午分組會議，與李安宅等同會。17日，邊政學會舉行第一次常務理事會，歡送柯象峰、李安宅出國，吳忠信致辭，「略謂柯李二氏在抗戰期中對於西南康藏社會文化之研究，頗多貢獻，此次出國考察，希廣為宣介，以增進英美友邦人士對我邊疆之認識」。同日顧頡剛日記，「到安宅處」，18日晚赴吳禮卿（吳忠信）宴，柯象峰、李安宅、徐益棠、黃奮生、周昆田、馬長壽、凌純聲、韓儒林、衛慧林、張承熾等同席。19日，到附小見李安宅及崔光電（按：疑為領光電）、段克興。此後李安宅到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研究院任客座教授一年，後又到英國講學，成都解放前夕返回華西，後又參軍入藏。此後天南地北，二人再無來往。

吳忠信

二、顧頡剛與李安宅的思想學術異同

從顧頡剛與李安宅的人生交集可以看出，二人同一年在燕大工作，都在國學研究所；只是顧擔任研究員，李則為編譯員。儘管地位懸殊，也是同事關係。顧頡剛研究史學與經學，是典型的國學；李安宅在燕大畢業論文是以社會學觀點看《儀禮》與《禮記》，也可歸入國學研究範疇。就學問路數而言，李安宅越來越關注國外人類學理論的翻譯與引介，而顧頡剛仍是沉浸於古史的重建。但在1930年代中後期以後，二人又都在邊疆問題上，有了更多的共同話語。由此，顧頡剛和李安宅的交誼可謂因國學結緣，由邊疆研究而深化。顧頡剛在1942年2月7日有一反省：「日來屢與樹民談，彼謂予能愛人而不能用人，凡不熟習者覺其為好人，愈熟習則愈發現其劣點，濅以疏遠。予自思，蓋入予門甚易，而為予任事綦難，以愈接近之人責以成功亦愈迫切，世上有志者不多，故動多拂逆也。如譚其驤、張維華、楊向奎、王樹民、楊中一皆是。尚有潘家洵、吳世昌、李一非等皆起初極密切而後來疏遠，此雖不盡為予之過，而予之不能用人亦可見。樹民謂予信任人便放任，不信任便幹涉，甚中予病。予不思做事，故以前可以不管這一套。現在則勢必做事，且一天天和社會關係密切，予實不能不講用人之道。」顧頡剛與魯迅、傅斯年及錢穆等人都有各類矛盾，但顧頡剛與李安宅卻一直保持較為和諧的狀態。顧頡剛所學，為史學，經學及國學，李安宅有其個性，治學範圍也差異較大。即使都談邊疆，二人的主體觀點也沒有正面衝突，且各自的具體關注點有所差異。在工作生活中，李安宅與燕大若即若離，且為年輕人，未在顧頡剛手下直接做事，而顧頡剛堪為老輩。在成都期間，二人又不在同一個學校，顧頡剛有一段時間在重慶。兩人無論在學術還是在工作中，都保持了適當的距離。

顧頡剛和李安宅就是想和學術旨趣而言，至少有四個相似之處。謹述如下：

一是鍾情學術，但關注現實。顧頡剛多次公開表述，其志向唯在學術，痴迷於高文典冊，不願意在人事紛擾中耽誤做學問的時間。即使是在抗戰時期顛沛各地，社會事務繁忙過程中，還經常期待能夠把自己關在研究室中。李安宅在1930年代初，初嘗學術甜頭，專意埋頭著譯，很想在學界打出一片天地，即其所謂「建設科學的野心」。不過，二人身逢亂世，面對社會動蕩，無法不聞窗外事。顧頡剛在研讀中國歷史的過程中提出了中國民族是否走向衰老的疑問，在河南河北等地鄉村的遊歷中，他感受了亡國滅種的危機，他不願意承認中華民族的衰，而願意承認「病」，期待在內憂外患的艱難形勢中能夠恢復活力。他在自傳中陳述了為什麼搞民眾教育，為什麼從事邊疆工作，都表達了自己在讀書之餘對現實的關注。而李安宅也曾表述：「這一段落的中國社會，是在空前未有的非常時期，自無待言。整個社會系統既那樣動蕩著，活在系統以內的個人也更脈搏緊張地充滿了這個節奏。可惜著者不是從事文藝的人，不能寫出驚心動魄或如泣如訴的文藝來。更可惜不是從事武備的人，沒有在行動上打出一條血路。一個關心社會現象的知識分子，一面有建設科學的野心，一面又感覺到口頭的科學沒有用，要在活的人生裡而找出理論的指導線索，且使理論的知識變成活的人生，結果便流露了這麼一點痕跡。」這段話可以視作其夫子自道及其人生註腳，因為這句話幾乎可以解釋他在變革時代中的人生與學術的全部面相。

二是注重精研高深學問，但重視社科普及。顧頡剛一向注意二者並舉，與傅斯年專意提高明顯不同，也成為二人在中大不太和諧的原因之一。對此，顧頡剛晚年寫道：「傅在歐久，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後塵，且與之角勝，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為欲與人爭勝，非一二人獨特之鑽研所可為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積迭無數數據而加以整理，然後此一二人者方有所憑藉，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須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將學術淺化也，乃以作提高之基礎也。此意本極顯明，而孟真乃以家長作風凌我，復疑我欲培養一班青年以奪其所長之權。予性本倔強，不能受其壓服，於是遂與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誼臻於破滅。」顧頡剛所做學術普及工作，包括收集民謠民風，創辦通俗讀物。李安宅精研人類學，但翻譯與引介不少國外學者的研究作品，也算是西學東介的「社科普及」工作；又因其關注「活的人生」，寫了不少普及性的關於人生、婚姻與社會之類的小文章，還與顧頡剛等一道為一些報紙撰寫時評，均可視為「普及讀物」。

三是學有專攻但興趣廣泛，擁有多種「學家」身份。顧頡剛專業在史學，尤其是在古史考辨方面；但因從地理沿革看中國邊疆問題，創辦禹貢學會及禹貢半月刊，成為歷史地理學的開創者。他同時還有民俗學奠基者的稱號。我國現代民俗學興起於1923年北京大學開展的徵集歌謠活動，其標誌是歌謠研究會的成立和《歌謠周刊》的創刊，隨後民俗學學科在中山大學繼續發展，其標誌是民俗學會的成立和《民俗周刊》的創刊，顧頡剛在中國民俗學早期發展的這兩個關鍵時期，都是領軍人物。李安宅的學術身份，據其後半生的自我表述，則為人類學或民族學，但學界給予的稱號，還有社會學家，藏學家，民俗學家的說法。民國時期，特別是1940年代，李安宅常被稱作「邊疆學者」、「邊疆問題專家」。

四是治學重視文獻，也注重實地研究。顧頡剛學術轉向及其對民族國家前途的憂慮，都源於實地考察；而後遊走在西北和西南，其見聞也促進了他對中國邊疆和民族問題的思考。而人類學研究的主要方法就是實地調查。李安宅最重要的人類學成果，一是祖尼人調查，二是藏區宗教研究，都是實地研究的產物。他眼中的「學問之道，在有直接經驗」，「參考旁人的傳聞，不過是直接經驗的預備，或者有了直接經驗以後拿來作一種比較，一番印證，所以直接經驗是目的，間接傳聞是手段。」「因襲的學風，既然病在不切實際，所以我們非提倡實地研究不可」。1949年後，二人都在新體制下反思過去的學術得失，都在惡補馬列主義和唯物主義，對自己早年學術觀點多有修正。這也算是個共同點。

當然由於成長經歷及社會認識的不同，二人在思想和學術方面有著不少差異。如政治傾向方面，顧頡剛早年埋頭史籍，提出「古史辨」後，又到廈門和中山大學任教，與作為中大負責人的戴季陶、朱家驊等國民黨人開始有同事關係，此後戴季陶和朱家驊在國民黨內地位均極顯著，顧頡剛尤其與朱家驊來往甚密，不管朱是在中組部、教育部還是在中央研究院，顧頡剛都從朱那裡獲得不少經費支持；也常應召到朱家驊麾下工作，如為其主編《文史雜誌》，代理中組部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副主任，擔任邊疆教育委員會委員，為朱家驊代作多篇講話或文稿。關於此點，筆者擬另文討論。顧頡剛早年對中共也無認識，1927年2月2日致信胡適「以不作政治活動為宜。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國民黨。」同年6月18日，聽廈大學生講魯迅在《民國日報》言顧頡剛「反對國民黨」，認為「此真奇談！」相對來說，李安宅早年政治熱情較高。在國共關係如膠似漆的大革命時期，李安宅還是個大學生，即已加入共產黨，並按照組織要求，加入了國民黨。國共兩黨關係破裂，共產黨的活動進入地下狀態。李安宅在學術上漸入佳境，但革命激情依舊，曾有參加抗日義勇軍的想法和到山東組織民兵的行動。他在西北重新加入了國民黨，在成都工作時加入了三青團，不過據其解釋，都是為了工作方便和爭取邊疆研究所的經費。在成都解放前從英國趕回中國，隨即又參軍入藏，為和平解放西藏貢獻了學術智慧；而直到晚年都在為重新加入共產黨而努力，但終未遂願。

顧頡剛為史學家，李安宅為民族學家。但顧頡剛也關注民族問題，李安宅對中國古史也有研究。在邊疆研究方面，顧頡剛重點關注邊疆史地和民族整合問題，而李安宅側重邊疆社會發展問題。顧頡剛強調中華民族殊途同歸，早已融為一體，雖仍然存在三個文化集團（漢、藏、回），但都是中華民族內部的差異。顧頡剛1939年提出的「中華民族是一個」的理論，引起廣大附議的同時，也有人類學者提出質疑。李安宅與顧頡剛相處甚密，未曾質疑，但也未曾附議。對於民族問題，李安宅與其他人類學家、邊疆學者用詞略有不同。他在行文中很少用民族，多以「部族」稱之；很少用少數民族或邊疆民族，而是用「邊民」、「邊胞」。在對中國邊政或民族政治的系列表述中，他似乎更喜歡從「邊疆」角度切入，也就是區域主義的思路而非族際主義的思路。他認為，如要「根據實際，加以解釋」，「所謂邊疆，只是文化上的邊疆而已。」他論證，「我國正統文化，是建築在農耕基礎上，而邊疆也者，乃在農耕階段以下，即其文化，乃是建築在畜牧基礎上的。以農耕文化為中心區，在其邊緣上的畜牧文化區，便成為邊疆了。」既如此，如何建設邊疆文化？他提出兩個原則，物質上，要區域分工；精神上，要公民原則。「所謂區域分工即因地制宜」，邊疆的優勢在畜牧，就應因勢利導，和內地分工合作，「兩待其便」。但不管是農耕還是畜牧文化都要吸收西方工業化的優秀成果，「以同等工業文化的水準，而互換其不同的產品，才是真正的互惠。」「所謂公民原則即因人制宜。人在國家以內，最極致的立場乃是公民的立場」，故公民原則的分工合作有別於家族主義、部落主義、教派主義的分工合作。國家應以「因地制宜的區域分工，以從事物質建設，與乎因人制宜的公民原則，以從事精神文明建設，然精神建設尤重於物質建設」；不過，兩者應「雙管齊下」。

儘管顧頡剛和李安宅都深深地介入了當時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但他們本質上依舊是讀書人。顧頡剛曾經表述自己也有事業心，甚至在求知慾之上，又曾自嘲「看我淺者謂我書呆，看我深者謂我政客」（大意），儘管被不少人批為學閥，但仍自勉成為學術重鎮。李安宅雖有建設科學的野心，但因關注「活的人生」甚多而使其學術多是開局而未拓展，如《美學》、《意義學》等，都是開拓性的著作，但旋即又另起爐灶。他雖然政治熱情較高，但對政治生活也不得要領。二人都與不少政要周旋，但多是為籌措經費維持其所創辦的研究機構或刊物的運行。關於顧頡剛與李安宅的思想與學術，如果深入討論，足夠寫成專書。限於篇幅，本文只是點到為止，敬請方家指正。

本文已發表在《中國藏學》2015年第2期。為了讀者閱讀方便，所有注釋一概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