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作為現代中國最為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在古代史、古代地理和邊疆地理、民俗學和民間文學，以及古籍整理等領域，都取得了極其豐碩的成果。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他先後在北京大學、廈門大學和燕京大學等九所大學執教。其中，以在燕京大學的時間最長，前後有八年多的時間，但目前學界對於這方面的史料卻很少有人提及。外公鄧嗣禹自1928年考入燕京大學，師從洪業、顧頡剛、鄧之誠三位先生，1935年獲得碩士學位，並留校任講師，曾擔任歷史學會主席、《史學年報》主編等職，見證了顧頡剛在燕京大學工作和活動的全過程。今年是顧頡剛先生誕辰120周年，重新疏理和回顧這段歷史，以紀念他對燕京大學史學發展所作出的傑出貢獻。
實現「企望的生活」
顧頡剛先生1929年到燕京大學的職務是「國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歷史系教授」。由於他在北大任國學講師期間，曾與胡適、錢玄同等人書信來往，探討中國上古史上的一些問題，並於1926年編寫、出版《古史辨》第一冊，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轟動，一年內多次重印，其影響難以估量。當時各大學紛紛設立歷史系、國學研究所，歷史研究人員和歷史系學生人數劇增，其原因之一就是這場歷史大討論所產生的影響。1928年4月燕大成立國學研究所，所長由著名史學家陳垣擔任。經郭紹虞、容庚介紹，顧頡剛來到燕大任教。當時聘請他的還有北大和清華，但他卻選擇了燕大，在《顧頡剛自序》中他曾說，「理由很簡單，只為燕京是一個教會學校，我既非教徒，也非校友，不至叫我辦事，便可一心一意讀書寫作，實現我企望的生活。」
顧頡剛對於燕大學也是相當滿意的。他在晚年所寫《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一文中說:「當時因為北大欠薪太多，生活太苦，我回到北京後，就去了美國教會辦的『燕京大學』。燕大待遇很優，每月給我二百四十元工資，電燈、電話等等，都不要錢，生活很好，我於是每日寫作。」由於生活安定、心情舒暢，顧頡剛來到燕大之後，就著手編寫《古史辨》第二冊。又過了不到一年，第三冊就出版了。如果說顧頡剛是因1926年編寫《古史辨》第一冊，而在學術上取得了轟動效應的話，在燕京大學八年中，他連續編寫、出版了二到五冊，更加說明了他在燕大期間取得的突出成就。
參與主辦學術刊物
顧頡剛在燕大期間，先後參與及主辦了三種學術刊物:《燕京學報》、《史學年報》、《禹貢》半月刊。編雜誌、辦刊物，一直是顧頡剛的拿手好戲也是他的特殊偏好。同時他還組建了燕京大學歷史學會，並以此來扶持燕大年青學子。
燕京大學歷史學會成立於顧頡剛到任後的1928年秋，當時正是北京學界重新活躍之際。燕大歷史學會是燕京大學歷史系師生早年共同參與組織的史學研究機構，在當時北平很多學會大多無法生存的情況下，這個學會卻存活了14年之久，連續出版12期《史學年報》，並在北方史學界組織的活動中表現活躍。圍繞著這個學會，聚集了一批日後成為國內外史學大家的著名學者，同時培養了一大批史學人才，深受學界矚目。
外公鄧嗣禹於1928年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1932年任燕大歷史學會主席，1934年任《史學年報》主編。1935年他獲得燕大歷史學碩士學位，任歷史學系講師，並繼續擔任《史學年報》主編。這一年，他相繼在《史學年報》、《大公報:史地周刊》上發表了《中國科舉制度起源考》、《城隍考》和《城隍史略》等系列論文，至今仍被國內外許多學者所引用。鄧嗣禹也成為國內最早研究科舉制度、城隍歷史的學者，見證了歷史學會、《史學年報》從草創到發展的全過程。
1933年前後，歷史學會由「創始時期」進入「發展時期」，此時，洪業返校後參與了學會工作，加上有鄧之誠、顧頡剛的幫助，學會工作更上一層樓。齊思和後來在回憶錄中，特別提到鄧嗣禹、翁獨健的功績，他認為這個階段《年報》能夠取得如此成績，以他們二人居功最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7月28日日軍侵佔北平，「校園裡人人驚恐萬狀，連最荒誕的謠言亦信以為真」。為了保護校園免受日軍的破壞，燕大升起了美國國旗，而此前一直只升中國國旗和燕大的三角校旗。外公此時已接到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邀請，正準備辦理籤證赴美，看到旗杆上升起的美國國旗，不由得流下了眼淚。顧頡剛也因為「辦通俗讀編刊社，宣傳民族意識於下層民眾，久為日本特務注意」(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因此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單，不得已匆忙離開北平，輾轉到後方，學會進入了維持時期。1938年，學會還專門為紀念學會創建和《年報》創刊十周年，出了一期特刊。
顧頡剛到燕京大學後的另一項重要學術活動是參加《燕京學報》的編輯工作，這是燕大當時約請他來校工作的又一目的。顧頡剛一受聘，就為《燕京學報》組稿，到校後即名列於學報編委會成員，並於1929年12月出版了第6期，同時還發表了《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自第七期起，他接替容庚任編委會主任，直到1934年6月第15期為止。
1934年2月，顧頡剛還與譚其驤等人編輯出版了《禹貢》半月刊，同年5月發起組織禹貢學會，引導燕京、北大、輔仁三校同學，把大家在考察時見到的關於中國地理沿革的材料公布出來，互相交流。這份刊物和這個學會團結、培養了一批歷史地理人才，並在燕大促成了「邊疆問題研究會」的誕生，使學術研究和實際問題進一步結合起來，
其中就有顧頡剛的一番苦心。同年8月，鄧嗣禹將在考察隋唐遺物的材料整理成論文《唐代礦物產地表》，發表在《禹貢》雜誌第1卷第11期上;1935年7月，他又將《行省的意義與演變》的論文發表在《禹貢》雜誌第3卷10期上，對於禹貢學會的工作給予了大力支持。1934年鄧嗣禹還編寫了《太平廣記篇目引得》一書，由燕京大學引得編撰處出版，因此他成為最早研究太平廣記的學者。該書1966年在臺北再版，同年被翻譯成日文版，精裝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燕京大學圖書館目錄初稿———類書之部》一書，於1935年由燕京大學出版社出版，1970、1982年由臺北大立出版社二次再版。
與國外漢學家交流合作
顧頡剛在教學之中，還非常注重與國外漢學家的交流與合作，並引薦他的眾多學生參與，這些都對他的弟子們在後來的教學中產生過極其重要的影響。如他講授《中國疆域沿革史》課程時，就親自請來美國著名的邊疆史專家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於1937年5月28日來校，作關於中國邊疆問題的演講，晚間宴請拉氏時又邀請梅貽寶、鄧嗣禹、侯仁之等人作陪。拉氏是美國著名的漢學家、邊疆史學家，曾任蔣介石的政治顧問。他生長於中國，又曾遍訪中國的西北邊疆，深入中亞細亞地區，在研究西北草原民族和中國歷史上的關係，提出過許多新觀點，創建了一系列「地緣政治」的概念，對於費正清的博士論文課題研究起到過重要的影響。鄧嗣禹後來在哈佛大學、印弟安那大學教學時，多次建議他的學生讀拉氏的著作，並給予他很高的評價。
1936年5月，顧頡剛還曾邀請來美國年青漢學家畢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卜德(Derk Bodde)等與燕大師生結識和交流。據《顧頡剛日記》1936年5月30日記載，鄧嗣禹曾於當晚作為主人，在東輿樓飯店宴請畢乃德夫婦、卜德三人，並邀請顧頡剛、朱士嘉等人作陪。卜德於1930年到北平，是第一個領取哈佛燕京學社的獎學金獎金，來中國學習的美國漢學家，他以翻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而知名，回國後任教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後來他還曾多次提議，要將鄧嗣禹1936年出版的《中國考試制度史》一書翻譯成英文，但因多種原因沒能完成。
《中國考試制度史》是鄧嗣禹在1932年畢業論文的基礎上擴充而成的。該書最早的版本是1936年由南京國民政府考試院出版，陳大齊、顧頡剛、鄧之誠分別作序;1966年由臺北學生書局再版，1982年出版了第四版，到2011年已出版到第七版。在第四版中，應臺灣中文大學吳湘湘教授提議，將1943年發表的「中國考試制度對西方的影響」一文編入其中。
顧頡剛於1936年3月在杭州家中為該書撰寫了長篇序言。據《顧頡剛日記》記載，3月21日:「草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序文畢，凡一千八百字，未改汔」。3月22日:「改作《考試史》序畢，即抄清寄出」。顧頡剛在序言中指出:《中國考試制度史》一書「終之以結論，則列舉其在政治、文化、社會風俗諸方面所發生之利弊，以備借鑑者之取捨。其搜集之廣博，考證之精確，裁斷之正平，凡在讀者，諒有同感，不須頡剛，作私好之譽之」。同時，他對於科舉制度研究給予高度評價，他認為，科舉考試制度為中國古代制度文明的重大發明，在促進考試公平、區域均衡、體現民意和限制方面具有積極貢獻，堪稱「吾國政制中之最可稱頌者也」。
眷念
哈佛燕京學社成立後，哈佛大學和燕京大學之間有了交換留學生項目，第一個獲得此項目獎勵，於1936年被派往哈佛的是齊思和，1938年翁獨鍵、鄧嗣禹作為第二批，此後周一良、王伊同、王鍾翰等人也陸續前往。鄧嗣禹1937年7月接到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邀請，前往紐約協助恆募義博士編撰《清代名人傳略》，結束了他在燕京大學九年多的學習生活。顧頡剛於「七七事變」後不久，也被迫離開了北平，但他並未與燕大了斷關係。據他在《西北考察日記》記載，他曾寫信給燕大校方，要求只給他一半工資，供他留京的老父生活所需。1941年12月，顧頡剛還與吳文藻、梅貽寶等人在重慶會面，商討燕大在後方復校的問題，並負責草擬了恢復燕大研究院的計劃書。這些活動充分反映了他對燕京大學的眷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