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提出一個錢先生與陳寅恪先生學術思想觀點的交集問題，或可從中抽象出一些系統性的問題。
陳先生長錢先生整整二十歲。吳宓先生在清華工字廳提出的「陳錢並稱論」，其著重點在於極度推重錢氏，若推測當事人的內心反應，陳先生或許一笑了之，而在錢先生那裡，則可能頗為微妙。後來學術界逐漸發現兩人學術觀點多有差異（主要是錢質疑陳），但出於對他們的尊重和禮貌，並未展開討論。近年來討論才熱烈起來，形成了「陳錢異同論」這個極有學術價值的議題。
陳寅恪先生
錢鍾書先生
本來，展開平心靜氣的學術爭辯是正常的現象，大學生時代的錢鍾書就富於挑戰權威的精神，與周作人關於新文學源流的爭論，就是著名的事例。他還在暑期夜晚納涼時與父親錢基博先生論爭陳澧《東塾讀書記》與朱一新《無邪堂答問》的高下問題，父崇陳而子重朱，往復幾個回合，最後以陳為經生之書、朱為烈士之作而勉強取得一致。
（見錢基博《古籍舉要序》）我在復旦大學講授宋代文學，也戲向學生出個論文題目「當朱老遇到錢老」：朱東潤先生推重梅堯臣和陸遊，為他倆各貢獻了三種著作，錢先生的《談藝錄》等著作卻對梅、陸多有苛評，其間的區別大概也有志士和才子不同立場的投影吧。陳先生和錢先生最直接、最根本的不同學術取向，乃是歷史學家和文學家的區別。作為歷史學家，陳先生觀察世上的萬事萬物都是「歷史」，「詩」也是史料，於是「以詩證史」「詩史互證」成為他倡導並運用成熟的研究範式；錢先生卻在「打通」的基礎上，強調「史必證實，詩可鑿空」「史蘊詩心」，甚至想寫一部哲學家的文學史，由此形成他若干一以貫之的思想原則。
我這次編集本書時，全文收入錢先生給我的兩篇審稿意見，一論韋莊，一論唐詩，卻不約而同地向陳先生發出質疑，就包含上述內容。
我的《韋莊與他的〈秦婦吟〉》一稿，討論對象是向迪琮先生所編的《韋莊集》。錢先生說，此書「始託『詩史』之名，藉以抬高韋莊」，「抬出與杜『詩史』並稱」，韋莊一生「崇奉」杜甫。這裡「崇奉」「抬高」「詩史」三個關鍵詞，其實都或明或暗地針對陳先生。錢先生明確寫道：「憶陳寅恪先生《秦婦吟箋釋》即以『浣花名集』為韋崇奉杜之證……同一捕風捉影，文學批評中之『考據』必須更科學，更有分析。」這是迄今所見錢先生第一次點名批評陳氏的文字，且系給《文學評論》編輯部的審稿意見，應屬半公開性質的。錢先生對陳氏「崎嶇求解」
（張載語，見朱熹《詩集傳·詩傳綱領》）的歷史考據方法的非議是不假諱飾的。陳氏《韋莊秦婦吟校箋》
（見《寒柳堂集》）中論定《秦婦吟》「為端己平生諸作之冠」，又以「生平之傑構，古今之至文」十字評賞之，可謂「抬高」之至。而錢先生在《容安館札記》第789則卻又詳細指摘此詩藝術上缺失之處，如「支蔓失剪」「詳略失當」，結尾「令人悶損」等
（參看本書第四輯第三篇《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兩者對照鮮明。至於「詩史」一語，錢先生從根本上加以擯斥。《管錐編》第四冊第1390頁云：
蓋「詩史」成見，塞心梗腹，以為詩道之尊，端仗史勢，附合時局，牽合朝政；一切以齊眾殊，謂唱嘆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詞。遠犬吠聲，短狐射影，此又學士所樂道優為，而亦非慎思明辯者所敢附和也。學者如醉人，不東倒則西欹，或視文章如罪犯直認之招狀，取供定案，或視文章為間諜密遞之暗號，射覆索隱。一以其為實言身事，乃一己之本行集經；一以其為曲傳時事，乃一代之皮裡陽秋。楚齊均失，臧谷兩亡，妄言而姑妄聽可矣……苟作者自言無是而事或實有，自言有是而事或實無，爾乃吹索鉤距，驗誠辨誑……專門名家有安身立命於此者，然在談藝論文，皆出位之思，餘力之行也……康德論致知，開宗明義曰：「知識必自經驗始，而不儘自經驗出」，此言移施於造藝之賦境構象，亦無傷也。詩是詩，史是史，兩者雖可用以互證，卻各有其本質屬性，不容混一。於藝術真實和歷史真實的區別，大暢其旨，具見錢先生著眼所在。在《宋詩選注·序》中，他又有一段論述：
「詩史」的看法是個一偏之見，詩是有血有肉的活東西，史誠然是它的骨幹，然而假如單憑內容是否在史書上信而有徵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仿佛要從愛克司光透視裡來鑑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了。陳先生是否有對「詩史」的直接論述，待考。但錢先生此處所言，仿佛都有其影子在。陳先生論《長恨歌》，於賜浴華清池那段絕妙好辭，指責時間不合，應在「冬季或春初寒冷之時節」，且「其旨在治療疾病，除寒祛風」，而非「消夏逭暑」；於「六軍」謂數字不合，考當時唐皇室軍隊實只有四軍；於「峨眉山下少人行」句，又謂地理有誤，唐明皇未行經該地，但此例尚「不足為樂天深病」，算是網開一面；而華清池之長生殿，乃「祀神之齋宮，神道清嚴，不可闌入兒女猥瑣」，這就是白居易的「失言」了。
（均見《元白詩箋證稿》）錢先生所談的「吹索鉤距，驗誠辨誑」，「專門名家有安身立命於此」，用愛克司光透視人體美等語，不免令人聯想到陳先生的身影。錢先生批判「詩史」概念，對他與陳先生在詩學觀念上的根本分歧，作了深刻的闡述。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一例。
楊絳先生與王水照先生（2006年4月）
我在《唐詩選·前言》中，從士族、庶族的社會身份分野，論述唐代進士科「以詩取士」，進而探討唐代一般詩人的社會身份，以及唐詩繁榮原因，都深受陳先生論史的影響。以門閥士族和寒素家族的對立論史，是他史學的基石，近年出版的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全書即以此為中心線索予以論述。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陳先生寫道：「沈曾植先生之言曰：『唐時牛李兩黨以科第而分，牛黨重科舉，李黨重門第。』寅恪案：乙盦先生近世通儒，宜有此卓識。」而牛、李兩黨，其社會身份即各為「庶族新興階級」和「門閥世族」，牛黨所重「科舉」即特指進士科，李黨所重「門第」即世家大族。陳先生很少在著作中稱引當世學者見解而自重，此處乃為特例；且推重為「卓識」，無疑也是對己說的自信和自許。對於這個陳先生自以為「卓識」的見解，錢先生卻表示異議。他在審稿意見中寫道：「……與鄭覃事合觀（抬出《詩三百篇》來抵制文宗「詩博士」之舉），便知仇視『進士』不僅是世家子弟反對選舉，還包含著自周、隋以來經學對詞章的仇視，即『儒林』對『文苑』的仇視（在宋如道學家之於詩文人，在清為考據家之於詞章家，在現代歐美如科學家之於人文學家，所謂『兩種文化之爭』），此點文中不必詳說，但措辭須稍減少簡單化，除非能證『明經』派都是貴族世家。韓愈《答殷侍御書》可以一讀。殷即殷侑，大經學家——足徵『進士』和『經書』是兩門學問，但『進士』與『明經』不一定是出［於］兩個社會階層（殷當時已官為侍御）。」在錢先生看來，認同或貶斥進士科之爭，不是牛、李兩黨之爭，也不是士族和庶族兩個社會階層之爭，而是「兩種文化之爭」，這與陳先生頗異其趣。
陳先生的這個觀點在學術界引起過討論。對於牛黨出於庶族、李黨出於士族，中外學者多從成員的個案調查結果來加以反駁，如在中山大學任教的岑仲勉先生和日本京都大學的礪波護等。然而，陳先生的見解有其材料的堅實基礎和理論上的自足性，不是簡單方法就能完全駁倒。他首先說明，「牛李黨派之分野在科舉與門第」這是個「原則之大概」，但「牛李兩黨既產生於同一時間，而地域又相錯雜，則其互受影響，自不能免」，牛黨可以變李，李黨可以為牛，但不影響這個大判斷。接著又分析三種複雜情況：一是牛李兩黨的對立，根本在於山東舊族（華山以東的王、崔、盧、李、鄭等士族）與由進士詞科進用之新興階級兩者互不相容。而李唐皇室原屬關隴集團，與山東舊族頗有好感，但唐中葉後，其遠支宗室地位下降，已大別於一般士族，處於中立地位。二是有的號為山東舊族者，門風廢替，家學衰落，此類「破落戶」已與新興階級同化，無所分別。三是凡牛黨或新興階級所自稱之門閥多不可信。凡此種種，單用實證主義戶籍調查式的考辨方法就無濟於事了。
錢先生卻從「兩種文化鬥爭」的角度質疑，可謂另闢蹊徑。這是一個頗有歷史穿透力的大判斷。論述未暢，留下許多未發之覆，可供後輩進一步探討。錢先生也不是一般地反對文學群體與社會身份相系聯，比如對南宋「江湖派」，他就提出「江湖詩人之稱，流行在《江湖詩集》之前，猶明末之職業山人」
（見於給我的信），與江湖派起於陳起編印《江湖詩集》的舊說相左。他認為這是一個「江湖之士以詩馳譽者」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的社會群體，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詩派。
（參見本書第四輯第三篇《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說唐代進士問題之爭懷疑其存在士族、庶族的社會階層背景，說江湖詩人卻承認此乃一遊走江湖的社會群體，在文學與階層的關係上，一截斷，一相聯，均反映出錢先生論學的文學本位立場。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二例。
1978年9月，錢先生在義大利參加歐洲研究中國協會第26次會議，第一次以「不點名而點名」方式公開對陳寅恪先生發出質疑。他說：
文學研究是一門嚴密的學問，在掌握資料時需要精細的考據，但是這種考據不是文學研究的最終目標，不能讓它喧賓奪主，代替對作家和作品的闡明、分析和評價。他接著舉例說：
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花費博學和細心來解答「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的問題——一個比「濟慈喝什麼稀飯」「普希金抽不抽菸」等西方研究的話柄更無謂的問題。今天很難設想這一類問題的解答再會被認為是嚴肅的文學研究。（《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錢鍾書集·人生邊上的邊上》第179頁）話題是楊貴妃宮闈隱秘，批評卻是嚴肅的。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是「四人幫」粉碎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次派往國外的，由四位副院長（包括錢先生）組成，規格甚高。陳、錢兩先生，兩度同在清華，卻無交往；僅有一次是後來陳先生主動將《元白詩箋證稿》寄贈於錢，而楊貴妃問題恰恰就在此書第一章論《長恨歌》中提出。這表明錢先生並不因私誼而放棄自己的學術理念，旗幟鮮明地向一種研究風氣進行挑戰。
陳寅恪先生的「詩史互證」法是他運用純熟、新見迭出、影響深遠、廣受好評的研究方法，《元白詩箋證稿》即是代表著作。錢先生的「打通」法也是他研究的重要方法，他的詩史互證也獲得豐富而精彩的成果。然而，兩位同擅「詩史互證」法，其出發點和落腳點及考證風格卻大異其趣。錢先生的不滿，簡言之有二：一是「喧賓奪主」，文學是「主」，歷史考據是「賓」，歷史考據「不是文學研究的最終目標」，不能「代替對作家和作品的闡明、分析和評價」。他在批評中，處處突出以文學為本位的原則。他判定考據楊貴妃入宮事是「無謂的問題」，是嚴格限制在文學範圍之內的，連舉的兩例（濟慈喝稀飯，普希金抽菸），也是兩個文學家的「話柄」。二是「深文周納」，「以繁瑣為精細」的考證風格。其實早在「文革」中成書的《管錐編》裡，已表示對討論楊貴妃入宮事的厭煩。該書第四冊第1277頁寫道：「閒人忙事，亦如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五《書〈楊太真外傳〉後》、惲敬《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一一《駁朱錫鬯〈書楊太真外傳後〉》以來之爭辯『處子入宮』，煙動塵上，呶呶未已。」陶潛因有二子「不同生」詩句，引發爭論陶潛私事（有一妻一妾，或喪妻續娶，或為孿生），「推測紛紜」；「處子入宮」事與其相提並論，均為「無謂的問題」。此時尚未及陳先生，足見錢先生一貫的貶斥態度。
從陳先生立場來看，此事又當別論。首先，這不是一個偽問題。若放在歷史領域中，可能別有意義。正如替陳先生辯護的學者指出，《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開宗明義即引朱熹之語：「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因而值得考辨，從中可以窺見「李唐皇室的家風」，就是說，在文學領域以外，這就不是「無謂的問題」。這個辯護自有理據。但也必須指出，陳先生本文中並無涉及此點。他認定的性質是「宮闈隱秘」，是一場「喜劇」。
其次，從學術史而論，陳先生說，這是「唐史中一重公案」。他細心地梳理正方（主張「處子說」）諸家，在杭世駿、章學誠、朱彝尊等人中，認為「朱氏之文為最有根據」，其他人不過沿承朱說，因而把朱彝尊作為駁難的主要對象。他的反駁，論證細密，剖析毫芒，長達七八頁，足為「非處子說」定讞，「了卻此一重考據公案」。
第三，陳先生明言，他辨明朱氏之誤，「於白氏之文學無大關涉」，表明他非常清楚自己是在文學之外討論此事。而且實際上與文學亦非毫無關係。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我們文學所的《唐詩選》在注釋《長恨歌》「楊家有女初長成」「一朝選在君王側」句，有一長註：「開元二十三年，冊封為壽王（玄宗的兒子李瑁）妃。二十八年玄宗使她為道士，住太真宮，改名太真。天寶四年冊封為貴妃。」這不是陳先生那一大篇考據文章的提要嗎？他的考辨成果已被錢先生也參與過的唐詩選本所吸取。再說，我們讀李商隱的《龍池》《驪山有感》等詩，陳先生的成果也會產生文學性效果。「新臺之惡」畢竟不符合我國傳統悠久的道德標準，朱熹的「不以為異」的說法值得考慮，只是不像唐以後看得那麼嚴重罷了。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三例。
陳先生《論韓愈》一文
（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對韓愈的推崇超邁宋儒，世所僅見。他把韓愈定位為「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即「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在這個前提下，他高度肯定古文運動：「退之發起光大唐代古文運動，卒開趙宋新儒學新古文之文化運動，史證明確，則不容置疑者也。」這裡把「唐代古文運動」和「宋代新儒學新古文運動」，視作一脈相承的關係，語氣決斷，「不容置疑」。所謂「新儒學」，他又說：「退之首先發見《小戴記》中《大學》一篇，闡明其說，抽象之心性與具體之政治社會組織可以融會無礙，即儘量談心說性，兼能濟世安民，雖相反而實相成，天竺為體，華夏為用，退之於此以奠定後來宋代新儒學之基礎。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傑，若不受新禪宗之影響，恐亦不克臻此。」這些著名的觀點，錢先生均提出異議。
錢先生首先指出韓愈雖標榜「文道合一，以道為主」，實際上他的「文」和「道」是「兩橛」的，並不等同於「文」必然服從、附庸於「道」。在《中文筆記》第十冊中，他舉李漢《韓昌黎文集序》說，此文以「文者，貫道之器也」發端，但一路寫來，只見李漢光推重韓愈之文而不及其道，所謂的「摧陷廓清」，也是指文：「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最後錢先生說：「皆分明主『文』」，「可見昌黎為文學道，分為兩橛」。韓愈在「儒學」上並未獨立成家。這一觀點，在《容安館札記》中有更詳盡的發揮。如第720則云：
《進學解》云：「抵排異端，攘斥佛老」，即《原道》之說也。方孝孺《遜志齋集》卷十一《答王秀才書》言韓舍《原道》外，無「言聖人之道」者，舉文人獨遺漢之賈、董能得聖人。然自道其學為文章則云：「下逮《莊》《騷》，太史所錄。」《送孟東野序》又云：「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詞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合之《送王秀才序》云：「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足徵昌黎以「文」與「道」分別為二事，斥莊之道而稱莊之文，如《答李翊書》《送高閒上人序》即出《莊子》機調。接著，錢先生又分析李漢《昌黎先生文集序》
（內容與《中文筆記》所記相似，不贅），最後總結道：
證之昌黎《答竇秀才書》「專於文學」、《上兵部李侍郎書》「性本好文學」、《與陳給事書》「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等語，乃知宋人以昌黎入道統，尊之而實誣之也……近人論韓，更如夢囈矣！錢先生的有關論述還有很多
（參見本書《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不贅述。
可以明顯看出，錢先生的立論是從文學本位立場出發的。「古文運動」本來是中國文學史中的一個概念，據目前檢索到的資料，殆始見於胡適在1927年由北京文化學社出版的《國語文學史》，是書次年改名為《白話文學史》，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風行全國，後出的各類文學史多沿其說，遂成重要研究論題。古文運動是藉助於儒學復古旗幟而推行的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的革新運動，還是如陳先生所言，是新儒學新古文的文化運動，這是根本認識上的歧異。
陳先生的《論韓愈》發表於1954年《歷史研究》，是他在新中國成立後最早問世的少數重要史論之一，論文高屋建瓴，議論縱橫，大氣包舉，透露出學術自信與自負。僅如「天竺為體，華夏為用」的提法，就與通常所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同，似有深意存焉。高深學問常常易於被人誤解，我們後輩實不宜對陳、錢二位宗師說些不知深淺之語。事實上，目前不少學者研究唐宋古文運動，還在沿承陳先生的路數，強調其思想史方面的性質。問題應是開放性而非終結性的。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四例。
錢、陳觀點交集中，也有相反相成，或可互補互融的一面。茲舉對杜甫「欲往城南望城北」句的不同解釋為例。
陳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論《賣炭翁》「回車叱牛牽向北」句時，從長安城市建置特點，即「市在南而宮在北」出發，認為杜甫此句「望城北」亦指望皇宮，意謂詩人「雖欲歸家，而猶回望宮闕為言，隱示其眷念遲回，不忘君國之本意」。
文學研究所《唐詩選》杜甫部分是我注釋的，當年曾把此句作為「難點」提出集體討論。我總結討論意見，最後寫道：「『望城北』有三種說法：一說『肅宗行宮靈武在長安之北……望著城北，表示對唐軍盼望之切』；一說『唐代皇宮在城北，回望城北，表示對故國的眷念』；一說『望即向，望城北即向城北之意』。」結論是：「後一說較妥。當時作者百感交集，憂憤如焚，一時間懵懵懂懂地走反了方向，於情理或更切合。」第二說就是陳寅恪先生的意見，第一說解為盼望在靈武的肅宗與唐軍，實際上與陳氏同一思路，把詩意引向對「故園」「唐軍」的期盼，突出杜甫「每飯不忘君」的意義。第三說只從「情理上」揣摩詩人其時之心理狀態，或許與詩意更貼切些。這主要是吸取錢先生在討論會上的意見。後來他在《管錐編》第三冊第988頁中卻有更深入的發揮。他說：「杜疾走街巷，身親足踐，事境危迫，衷曲惶亂。」並引五條書證：張衡《西京賦》所謂「喪精亡魂，失歸忘趨」；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王安石集杜句；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七「言皇惑不記孰為南北也」；《敦煌掇瑣》之《女人百歲篇》「出門喚北卻來東」；李復《兵饋行》「一身去住兩茫然，欲向南歸卻望北」，「即本杜句」。並拈出「向」以與「望」為互文，「望」可作「向」解。
一位是著眼於安史之亂、國破家亡、皇權失墜的記憶，「每飯不忘君」的杜甫思想定位等歷史因子；一位是超越於特定的歷史時空，而聚焦於文學是人學，對一般人情、人性的熨帖，注重於詩性的因子。兩說各有所長，但仍體現出不同的學術趨向。
我們注釋《唐詩選》時，遇到存在異說而需下斷語時，常用「某說是」「某說較勝」「兩說並存」三種形式。我在注釋杜甫此句時的按語是第三說「於情理或更切合」，來表示傾向於錢先生之說，但也承認陳先生說「可備一說」。白居易「回車叱牛牽向北」之「北」，指涉是確定的，確指皇宮，因該篇主旨乃「苦宮市也」；但杜詩此句的「北」，沒有足夠的證據徑斷為皇宮方位。然而反過來說，也同樣無充足證據斷其為非。綜合兩說，可以擴大對詩歌的理解空間，所謂「詩無達詁」有其正當性。
這是錢、陳觀點交集的第五例。
錢鍾書先生寫給王水照先生的書信
以上五例，觀點歧異，涇渭分明，都有錢先生的文字為依據（我不取耳食之言，甚至不取面談之語），表明陳、錢兩位論學旨趣的差別。錢先生也是主張「打通」的，他說過：「吾輩窮氣盡力，欲使小說、詩歌、戲劇，與哲學、歷史、社會學等為一家。參禪貴活，為學知止。」
（《談藝錄》第352頁）所說五例，論韋莊、論楊貴妃入宮、論杜詩三例屬於「詩史互證」，論韓愈、論門第排斥進士科，則各與哲學、社會學有關，借用錢先生自己的話來概括其旨趣和方法，就是他在《宋詩選注·序》中的一段論述：
文學創作的真實不等於歷史考訂，因此不能機械地把考據來測驗文學作品的真實，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學作品來供給歷史的事實。歷史考據只扣住表面的跡象，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算不得考據，或者變成不安分、遇事生風的考據，所謂穿鑿附會；而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則它就沒有盡它的藝術的責任，拋棄了它的創造的職權。考訂只斷定已然，而藝術可以想像當然和測度所以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說詩歌、小說、戲劇比史書來得高明。這是對文學研究與歷史考訂區別的說明，其精神也同樣適用於文學與哲學、文學與社會學研究。文學是「人學」，必然與各個學科發生關聯，因而，單純地從文學到文學的研究路線是不足取的，必須同時進行交叉學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須堅持文學的本位，文學始終是出發點和最終目標，堅持從文學—文化—文學的路線，不能讓其他學科代替文學研究本身，這是貫穿錢鍾書先生全部著述的一個「系統」，對當前我國古代文學研究界，更有著特別迫切的啟示作用。
今年是錢鍾書先生誕辰110周年，中華書局推出王水照先生新著《錢鍾書的學術人生》（2020年11月），表達最真切的敬意與紀念。本文節選自王水照先生在《錢鍾書的學術人生》中的自序《走進「錢學」——兼談錢鍾書與陳寅恪學術交集之意義》，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