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宋浩
錢鍾書先生誕辰110周年之際，中華書局推出了王水照先生《錢鍾書的學術人生》一書。錢鍾書先生被譽為「文化崑崙」，著有《管錐編》《談藝錄》等影響力巨大的著作，小說《圍城》也長盛不衰。此外，他更有體量龐大的《錢鍾書手稿集》尚未得到充分解讀。他的許多人生經歷，他的學術有沒有思想體系等問題，也一直備受關注。
這些問題，在王水照先生在《錢鍾書的學術人生》中進行了探討。王水照教授是當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泰鬥，他自1960年自北京大學畢業，在中國社科院工作期間，長期跟隨錢鍾書先生治學與工作。書中多一手材料，多真正的學術傳承以及學者之心的體悟。
在本書自序中，王先生講述了他為何撰寫此書的心路歷程，以及對「錢學」體系的一些思考。小時新聞授權刊載王水照先生的序，原標題為《走進「錢學」——兼談錢鍾書與陳寅恪學術交集之意義》。限於篇幅，未能全錄，標題為編輯所擬。
今年（2020年）是錢鍾書先生誕辰110周年。一位朋友在病中與我通電話，建議我把這些年來所寫的有關錢先生的文字彙輯成集，以作紀念。我十分猶豫。我和錢先生相識相交算來共有38年：前18年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跟隨他治學和工作，承他耳提面命，不棄愚鈍，對我的成長花費不少心力，他是我學術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後20年雖分隔京滬兩地，仍不時請益，常得教言。
值此冥壽之際，理應奉上一瓣心香。然而，自審已經發表的文字，對錢先生的人生經歷了解不深，對他的學識涵養、格局眼界更尚未摸到門徑，好像一份不合格的作業，如何拿得出手？我曾經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錢鍾書與宋詩研究」，雖已結項卻未成書；打算撰作的《錢鍾書學術評傳》僅只完成第一章，真是愧對先生。
但畢竟曾親炙於先生者，至今日已為數不多，我還是有向年輕學子述說自己感受的衝動，似乎也是一種責任。
錢鍾書先生贈王水照先生的《宋詩選注》
本書內容大致包含錢先生其人、其事、其學三項，釐為四輯：
第一輯涉及生平經歷和日常學者風範，第二輯記述與學術有關的事件，第三、四兩輯則關於「錢學」，又大致依《宋詩選注》《宋詩紀事補正》《錢鍾書手稿集》幾部著作為重點展開，尤傾力於《手稿集》的研讀，特立專輯，內容均集中在宋代文學，兼及唐代文學。為便於讀者閱讀，每篇均增設若干小標題，以醒眉目。
這一設計希望能使原先零散無序的文章，略具條理性和系統性。各輯分類容有不當，錢先生的人生本來就是有學術的人生，他的學術又與生命息息相關，是不容截然分離的。
這次編集，除了文字的修訂外，我新寫了此篇《自序》《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及兩則附記，都是近年來縈繞腦際的問題。衰年作文，既力不從心，又不吐不快，只好期待讀者的「了解之同情」了。
有位年輕朋友當面對我說：「你寫的有關錢先生文章是『仰視』，我們則認為應該用平視的視角。」我欣賞他的直率，更佩服其勇氣。我也聽懂他話外的意思：一是切勿隨意拔高，二是力求敘事真實。這確應引以為戒。
我曾作過一次《記憶中的錢先生》的講座，題目是主辦方出的。這個題目，錢先生在世一定不能認可：他既反對別人研究他，又對「記憶」做過調侃：「而一到回憶時，不論是幾天還是幾十年前，是自己還是旁人的事，想像力忽然豐富得可驚可喜以至可怕。」（《〈寫在人生邊上〉和〈人·獸·鬼〉重印本序》，《錢鍾書集》之《圍城人·獸·鬼》，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
魯迅也寫過回憶性散文，就是《朝花夕拾》。他在《小引》中說：「這十篇就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與實際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這樣。」魯迅的「現在只記得是這樣」，不失為可以踐行的一條原則，也不算違背「修辭立其誠」的古訓吧。
本書所記不少是我親見親聞，自信力求真實，即使是傳聞之事，也經過一些考查。至於「仰視」云云，則情形比較複雜。我不能花兩個星期溫一遍《十三經註疏》；不能看過宋人三百多家別集，一一做過筆記；不能讀遍明清人別集（錢基博《〈讀清人集別錄〉小序》中言：「餘父子集部之學」可與錢大昕史學「後先照映」）；不能按照圖書館書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閱讀；更不能留下多達四十幾卷的手稿集……
僅此數端，「仰視」視角自然形成。裝作「平視」甚或「俯視」，不是太不自然了嗎？當然，不要因「仰視」而影響論析的客觀性、科學性，這是很好的提醒。
早在2006年白露節，一位研究宋代文學卓有成就的朋友給我來信，鄭重而認真地對錢先生學問提出全面質疑。信函多達四頁，暢所欲言，略無避諱，「自來與兄坦誠相見」，令我十分感動。
他講了六點意見，概括起來是兩條：一是錢先生只是資料羅列，知識堆積；二是缺乏思想，更無體系，「縱觀全部著述，沒有系統」。這兩條實是互為表裡、互證互釋的。我一時無力作答，延宕至今，有愧朋友切磋之道。
但在我以後所寫有關錢先生的文字中，內心始終懸著這兩條，循此而與他進行討論和探索，只是沒有明言罷了。這次編集本書時，我躊躇再三，決意全文公布錢先生給我的一封論學書簡和兩份學術檔案，也是為了繼續討論和探索這兩個問題。
……（記者註：中間有錢鍾書、陳寅恪二先生論學的比較）
以上五例，觀點歧異，涇渭分明，都有錢先生的文字為依據（我不取耳食之言，甚至不取面談之語），表明陳、錢兩位論學旨趣的差別。錢先生也是主張「打通」的，他說過：「吾輩窮氣盡力，欲使小說、詩歌、戲劇，與哲學、歷史、社會學等為一家。參禪貴活，為學知止。」（《談藝錄》第352頁）所說五例，論韋莊、論楊貴妃入宮、論杜詩三例屬於「詩史互證」，論韓愈、論門第排斥進士科，則各與哲學、社會學有關，借用錢先生自己的話來概括其旨趣和方法，就是他在《宋詩選注·序》中的一段論述：
文學創作的真實不等於歷史考訂，因此不能機械地把考據來測驗文學作品的真實，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學作品來供給歷史的事實。歷史考據只扣住表面的跡象，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算不得考據，或者變成不安分、遇事生風的考據，所謂穿鑿附會；而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則它就沒有盡它的藝術的責任，拋棄了它的創造的職權。考訂只斷定已然，而藝術可以想像當然和測度所以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說詩歌、小說、戲劇比史書來得高明。
這是對文學研究與歷史考訂區別的說明，其精神也同樣適用於文學與哲學、文學與社會學研究。文學是「人學」，必然與各個學科發生關聯，因而，單純地從文學到文學的研究路線是不足取的，必須同時進行交叉學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須堅持文學的本位，文學始終是出發點和最終目標，堅持從文學—文化—文學的路線，不能讓其他學科代替文學研究本身，這是貫穿錢鍾書先生全部著述的一個「系統」，對當前我國古代文學研究界，更有著特別迫切的啟示作用。
王水照先生
序言末尾照例要表達感謝之意。除了前面所說的三位朋友外，還得提到我的學生們，費心勞力校核了全書，尤其是《錢鍾書手稿集》的校對難度頗大；他們都有「弟子服其勞」的精神，我就不一一列名了。承蒙中華書局接受本書出版，備加關注，責任編輯郭時羽女士為此書花費很多精力，克服新冠疫情期間的種種不便，一併在此表示言輕意重的謝忱。
王水照
2020年6月
【來源：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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