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今回頭看，不能不說吳興華的理由依然是非常充足的。吳興華畢生追求在中國傳統文學與西方文學兩者之間，開闢出一個中國文學及文化的新的可能性。
中國文學史上歷來不乏「失蹤者」，每被「發現」總會引來如獲至寶般的欣喜，並由此加諸他們生前不曾享有的盛譽，也不免發出金子不會被永遠埋沒，時間自會給人公論的感慨。生前即享有「小錢鍾書」之稱，且在詩歌創作、學術研究、文學翻譯諸領域均有成就的吳興華，就是這樣一個遲到的「失蹤者」。
在長達四十多年的湮沒無聞後，2005年世紀文景推出兩卷本《吳興華詩文集》，時隔十二年，今年年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又推出通過其家人及學界支持，全面增補修訂，包含詩集、文集、致宋淇書信集、譯文集及譯作《亨利四世》在內的五卷本《吳興華全集》。
如是，欣慰之餘讀者不免猜想，如果不是英年早逝，這位「不世出的天才人物」會給我們留下怎樣令人驚嘆的成就？感慨之餘，人們還不免發問，他何以被遺忘得如此之「深」，終於被發現後，又應當給以怎樣恰如其分的評價？
吳興華（1921—1966），他被譽為繼陳寅恪、錢鍾書之後，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第三代最高學養之代表。幾可完成中國文學的轉折與新趨向，卻最終未能竟業。
他通曉英、法、德、義大利多種語言，也精通拉丁文、希臘文，是將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介紹進中國的第一人。譯作《亨利四世》頗受推崇，並曾校譯朱生豪所譯《莎士比亞全集》、楊憲益所譯《儒林外史》，而已佚失的《神曲》譯稿，更被譽為譯林神品。
五卷本《吳興華全集》出版，追憶「被遺忘的天才」——
他的寫作指示給他人奇異的夢
他的詩和譯詩大有還待深入琢磨的啟迪價值
吳興華寫過一首詩，詩中寫道：「我不過是一個做夢的人，日夜遊蕩在緩變的夢裡，而不能指示給他人我奇異的夢……可是現在我醒了，我聽見窗外賣花女熟悉的喉音……」字裡行間顯見地包含了無奈，和對自己很高的期許，他希望這個緩變的夢能做得很久很久，但可惜的是，這個夢在即將盛開的時候就凋謝了。他去世時不到45歲，但「只是剛剛開始」的寫作已指示給了他人以奇異的夢。
與一些天才人物一樣，吳興華自幼聰慧過人，未滿四歲即無師自通地讀《資治通鑑》。五歲入學後，老師們都驚嘆他的天賦，神童之譽不脛而走。1937年，年僅16歲的他因成績出眾連續跳級，從崇德中學考入燕京大學。此後絕大部分時間就在今日北大所在地的燕京大學校園內度過。
正是在16歲那年，吳興華發表了無韻體長詩《森林的沉默》。這首詩在日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詩人、翻譯家周煦良以為，他的詩無論在意境、在文字上都是一種新的綜合，「新詩在新舊氣氛裡摸索了三十餘年，自吳興華起，一道天才的火花，結晶體形成了」。吳興華此後還寫了很多探索性的詩歌佳作，遺憾的是他的詩歌創作只持續了不長的一段時間。不過在同時代詩人卞之琳看來，吳興華「遺下不多的詩和譯詩，以其得失，對於我們認真關心新詩語言藝術的後死者和再來者，大有還待深入琢磨的啟迪價值」。
事實上，吳興華長期以來鮮為人知，除他英年早逝外，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過早地停止了詩歌創作，而他獨特的詩歌風格游離於當時文學主流之外，也難以讓主流文學史接納。在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講座教授陳國球看來，吳興華的詩與詩論主要完成於北平淪陷時期，其文學同群本來就不多，又因時代崩裂而星散，失去互相激蕩或者匯通整合的發展機會。另一方面，吳興華詩學主張明顯與時流不同，也較難進入以「革命」、「救亡」為最高目標的公眾視野。反而在港臺地區，他的詩學受到少數精英的關注，卻也因文獻不足難以深入研究。
不能不說，吳興華寫詩之所以出手不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於他的博學通識。他精通英、法、德文，熟悉拉丁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多種語言，於中國傳統典籍也浸潤極深，被認為學養堪與陳寅恪、錢鍾書相提並論。也因為此，他的詩才會融合中西，在意境、文字上產生「新的綜合」。雖然吳興華後來基本上中斷了詩歌創作，但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轉到了譯詩上。1939至1941年間，他翻譯了大量拜倫、雪萊、濟慈、葉芝等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作品。此後，他翻譯了莎士比亞的劇本《亨利四世》受到廣泛推崇，他還為現在流行的《莎士比亞戲劇全集》譯本作了大量校譯工作。難能可貴的是，在喬伊斯還沒有奠定他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之前，吳興華就把他的代表作《尤利西斯》介紹給了中國讀者，並對驚為天書的喬伊斯晚年傑作《芬尼根守靈夜》做了探討。
1952年後，吳興華進入北京大學西語系。1957年，因與蘇聯專家持有不同見解而被錯劃為右派，被取消了授課和發表論著的資格。1962年「摘帽」後，他開始著手自己的兩項「雄心壯志」：一是根據義大利原文，嚴格按照但丁詩的音韻、節拍翻譯《神曲》；二是創作歷史小說《他死在柳州》，以柳宗元為主角，力圖包容唐代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往的全貌。據他的夫人謝蔚英回憶，他還打算翻譯《荷馬史詩》和古希臘悲劇。然而造化弄人，「文革」使吳興華感到深刻的恐懼，他親手燒毀了書稿。那部被譽為「譯林神品」的《神曲》譯稿，也只是由謝蔚英在當年偷偷保留了一小章節。而另一方面，在學術研究上，吳興華一手寫出《威尼斯商人——衝突與解決》，一手寫出《讀〈通鑑〉札記》和《讀〈國朝常州駢體文錄〉》，現在看來也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
原版《神曲》
謝蔚英回憶道，吳興華曾說過自己的治學計劃是40歲之前苦讀，奠定根基，40歲以後開始一一兌現雄心壯志。而他的早逝，使這一切都成了一個難解的謎，吳興華的英籍導師謝迪克後來追憶說，吳興華是他在燕京教過的學生中才華最高的一位，足以與他的另一位學生，文學批評大家哈羅德·布魯姆相匹敵。由此不難理解何以學者夏志清感慨,陳寅恪、錢鍾書、吳興華這三代兼通中西的大儒先後逝世，從此後繼無人。而博學如王世襄也評論道：「如果吳興華活著，他會是一個錢鍾書式的人物。」
吳興華參與翻譯的部分書籍
學貫中西、通今博古的「小錢鍾書」
事實上，吳興華遲遲被發現後，之所以會引起一定程度上的關注，在某種意義上就因為如果他活得久一些，「會是一個錢鍾書式的人物」。而錢鍾書式的人物，以有論者的說法，在中國歷史上幾百年才產生一個，當今之世是無人能及的。
顯見地，吳興華和錢鍾書一個很大的共通之處，就在於他們的學貫中西、通今博古。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吳興華就給當時初版的《談藝錄》提了些意見，被向以治學嚴謹著稱的錢鍾書接受。他也因此獲得「燕京小錢鍾書」的美譽。值得稱道的是，吳興華年僅26歲就被破格提升為副教授，31歲成為北大西語系英語教研室主任，兩年後又被提升為系副主任。這即使在過去年輕教授也算尋常的時代也極為罕見。
而吳興華與錢鍾書也有過交往。據吳興華詩歌的海外傳播者宋淇的兒子宋以朗推測，兩人真正見面相交，可能始於1952年。當時亞太地區和平會議在北京舉行，錢鍾書主持英譯漢的翻譯組，吳興華、張芝聯也參與了口譯和審稿工作。大概從這個時候起，錢鍾書和吳興華經常對談古詩源流。他們的關係也一直很好。
據謝蔚英回憶，吳興華去世後，她與錢鍾書、楊絳夫婦為鄰，楊絳多次問她生活有否困難，還設法幫她。當時她的大女兒吳同十多歲，沒有工作，楊絳便藉口要找人抄《堂·吉訶德》譯稿，讓吳同幫著抄，每次付給她數倍的稿酬。在回憶文字裡，宋以朗還談到翻譯家李文俊說過的一件軼事：在幹校時，一個年輕人向錢鍾書請教一個英語問題，錢鍾書看了一下便說：「這種問題還來問我，你去問謝蔚英就行了。」李文俊又說，「謝蔚英在文學所圖書室管理外文書刊，錢鍾書乘借還書常去她那裡閒聊打趣，博美人一粲。這也算是苦中作樂了。」
而有關吳興華的博聞強記，他在燕京大學時結識的好友宋淇、孫道臨、郭蕊、張芝聯等，都留下了可供佐證的回憶文字。作為吳興華詩歌的海外傳播者，宋淇回想起自己在才力和思想上跟吳興華的交鋒，做了一個絕妙的比喻：自己和吳興華一起攻讀，就像「虯髯客」遇見了真命天子李世民，自嘆不是對手。在回憶文字裡，宋淇還寫道，吳興華有一心三用的能力：他往往一邊打橋牌，一邊看書，同時和其他人談笑風生，而每件事都能做得非常流暢，令旁人嘖嘖稱奇。他看書也是一目十行的。「有次他到學校圖書館，規則是每人限借三本，他卻一口氣借了十本，當然不批准，於是他就坐在那裡東翻西弄，過不了三小時，便把十本書的重點都記在腦中，然後把書歸還書庫，施施然出去打橋牌了。」
在孫道臨的印象裡，吳興華總是手不釋卷，經、史、子、集，無不涉獵，且記憶力奇佳，過目成誦。郭蕊回憶說，吳興華的書桌上總是擺了許多詩集、詩選如《唐詩別裁》《明詩別裁》《清詩別裁》之類，誰如果隨手翻到某頁，讀出一句詩，而吳興華說不出上、下句，就罰他兩毛錢，否則對方出錢買花生請客。遇見這種打賭的時候，每次推門進去都能看到掃不完的花生殼。後來大家知道吳興華從未輸過，都不敢再賭了。謝蔚英說，吳興華在生命的最後歲月裡，給她留下的唯一值錢的東西，就是他平時愛不釋手的《四部叢刊》。
吳興華一家人合影
期待對吳興華「開放式」的閱讀和研究
吳興華確是出了名的好讀書而求甚解。即使在最動蕩的歲月裡，他能想到的除了書，還是書。
1941年前後，太平洋戰爭爆發，學校內遷。但吳興華身體不好，且父母相繼病故，作為兄長的他需擔負起撫養弟妹的責任，所以不得隨師友同走。除卻他逝世前那段暴風驟雨的日子外，這段時間可算是他最艱苦的歲月了。但在給好友宋淇寫信的時候，他卻只在陳述著各種文學工作，隻字未提物質之缺乏，唯一反覆提到的「請求」是，請給我寄一些書來吧。「書寄來後再談，我等書等死了。」「你最近看了甚麼好的西文書沒有？來信告我一聲，我已是out of touch with現代西洋文學好久了。」
而吳興華本是可以在國外好好讀「西文書」的。1945年抗戰勝利後，司徒雷登本要送他去美國，他的導師謝迪克也從康奈爾來信說可以聘他去做講師。然而由於生活清苦，長期營養不良，他染上了肺結核，加之家庭的因素，他終究未能成行。在1948年6月15日致宋淇的信中，吳興華寫道：中國情形真叫人灰心，恐怕須一百年之後才能普遍的抬頭，目前只有耳聞某某作家不錯，有希望，眼見的作品毫無例外的都是幼稚不堪，此地朋友常常笑我見了古書，洋書都是愛不釋手，唯獨不屑一顧人人搶著看的鉛印書。「其實在我看起來，理由是非常充足的，想你和芝聯一定也是如此。」
如今回頭看，不能不說吳興華的理由依然是非常充足的。吳興華畢生追求在中國傳統文學與西方文學兩者之間，開闢出一個中國文學及文化的新的可能性。在另一方面，正如有論者所說，吳興華繼徐志摩、聞一多和朱湘那一班前輩的步武，力圖在白話詩的形式、音律方面有所創新，比起在他前後許許多多率爾操觚的「詩人」，態度要來得嚴肅、認真許多。對比之下，如吳興華這般嚴肅認真的探索態度，也著實已許久不見，仿若「空谷足音」。
讓人感到欣慰的是，隨著《吳興華全集》的出版，不妨把這看成是吳興華研究的一個新起點。正如陳國球所說，由於現今信息流通較廣，又有一定的歷史距離，我們或許能夠以更寬容的態度去調整我們的「感情結構」與「期待視野」，把吳興華詩學的「古與今」、「新與舊」、「中與西」的創見或偏見剖析得更透闢細緻。而經由這樣的「開放式」閱讀和研究，吳興華應該不會再在文學史上失蹤，也會在其「失蹤」多年以後產生他該有的影響了。(文/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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