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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錢鍾書、楊絳兩先生作為「博學於文」的著名學者和作家,當然是毫無疑問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們的這一面得到了眾口一詞的肯認並在社會上廣泛傳播,一些宣傳甚至有意無意地將他們塑造成「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櫥內書」的書蟲形象。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是,錢、楊兩先生關懷家國、行己有恥的一面則被長期忽視了。錢鍾書、楊絳兩先生都是潔身自好而又行己有恥的仁人君子,尤其在抗戰時期身陷淪陷區上海的艱難歲月裡,他們默存待旦、堅韌守望,盡其在我地承擔著國民的責任,在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顯示出可貴的人格風骨和道德操守。
*文章節選自《寄堂叢談:新文學論說集》(解志熙 著 三聯書店2020-11)。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行己有恥」:
臨危有節的錢、楊二先生(節選)
文 | 解志熙
當明清易代之際、家國危亡之時,著名學者顧炎武上承孔子之教,鄭重提示學人:「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與友人論學書》)顧炎武重新揭櫫的「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八字語錄,事實上是所有有心的中國讀書人公認的行為準則。
錢鍾書、楊絳兩先生作為「博學於文」的著名學者和作家,當然是毫無疑問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們的這一面得到了眾口一詞的肯認並在社會上廣泛傳播,一些宣傳甚至有意無意地將他們塑造成「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櫥內書」的書蟲形象。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是,錢、楊兩先生關懷家國、行己有恥的一面則被長期忽視了,以至於不了解實情的年輕學子,不免會有這樣的錯覺——錢、楊兩先生不過是只會讀書的「書蟲」而已,而在一些高調的「批判知識分子」眼中,錢、楊兩先生甚至成了謹小慎微、讀書避禍的鴕鳥型人物。這是不應有的誤解。其實,錢鍾書、楊絳兩先生都是潔身自好而又行己有恥的仁人君子,尤其在抗戰時期身陷淪陷區上海的艱難歲月裡,他們默存待旦、堅韌守望,盡其在我地承擔著國民的責任,在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顯示出可貴的人格風骨和道德操守。
抗戰全面爆發時,錢鍾書正在歐洲留學,其獎學金可延長到1939年,並且那時的錢鍾書已在歐洲漢學界嶄露頭角、不難在歐洲找到工作,可是,錢、楊二先生還是決意儘早回歸抗戰的祖國。如楊絳先生在《我們仨》中所回憶的:「我們為國為家,都十分焦慮。獎學金還能延期一年,我們都急要回國了。當時巴黎已受戰事影響,回國的船票很難買。我們輾轉由裡昂大學為我們買的船票,坐三等艙回國。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間。」回國之初,楊絳到上海侍奉老父,錢鍾書在西南聯大擔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1939年11月又應其父錢基博之命,到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工作一年半,1941年暑期回上海治病並與妻子楊絳團聚,年末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佔租界,失去歸路的錢鍾書不得不滯留上海淪陷區。在艱難的淪陷歲月裡,錢鍾書在一家私立學院任教,業餘給一些仰慕他的大學生私下授課,收入微薄,家計艱難,楊絳先生不得不嘗試撰寫劇本、賺取演出費來貼補家用,但錢、楊二先生相濡以沫、相敬為國,絕不與敵偽妥協、絕不在敵偽刊物上發表一個字。那時,也有附逆文人來拉錢鍾書下水,被他嚴詞拒絕。錢鍾書作於此一時期的歌行體長詩《剝啄行》就透露了此中消息。《剝啄行》寫於1942年,那時淪陷區裡的一些漢奸文人彈冠相慶,覺得自己僥倖走對了路,有些佞朋也來拉錢鍾書下水。《剝啄行》的前半記述一位「過客」造訪、極力勸誘錢鍾書下水:「迂疏如子執應悟,太平興國須英才。」看得出來,這位「過客」顯然是所謂「雲從龍、風從虎」的「識時務」者,一個附逆文人,他所追隨的「大力者」應該就是與日和平的汪精衛氏。這位附逆的「過客」力勸錢鍾書不要迂疏固執,還是出來「鹹與和運」為好——「太平興國須人才」呀!那麼,錢鍾書是怎麼回答這位「過客」之勸誘的呢?在《剝啄行》的後半,錢鍾書回顧了自己在國難當頭之際,與那些撒手西去歐美的人背道而馳,毅然挈婦將雛、奔赴國難的堅定意志,作為對勸降的「過客」之回答:「彼舟鷁首方西指,而我激箭心東歸。擇具代步乃其次,出門定向先無乖。如登彼岸惟有筏,中流敢舍求他材。要能達願始身託,去取初非視安危。顛沛造次依無失,細故薄物何嫌猜。豈小不忍而忘大,吾言止此君其裁。客聞作色拂袖去,如子誠亦冥頑哉!閉門下幃記應對,彼利錐遇吾鈍椎。此身自斷終不悔,七命七啟徒相規。」其明心見性之旨趣、凜然不屈之節操,可謂擲地有聲、斷然不容糾纏!只是由於《剝啄行》對那位「過客」並未指名道姓,所以有人以為此詩或是錢鍾書擬想之詞,未必屬實。
其實是事實俱在——當年蟄居淪陷區的錢鍾書另有一些舊體詩,就抒寫了自己如何在「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做出抉擇的情志,這些舊體詩也曾寄到大後方的報刊上發表過。只是時過境遷之後,錢先生不願自我張揚,也不想讓一些當事人難堪,所以未予收集,以致後來人對他當年的立身行誼不甚了了。好在今日還可從藍田國立師範學院的《國力月刊》等刊物上讀到一些篇章,從中可以看出,那時已是享譽士林的青年學者錢鍾書絕不把自己特殊化,而是盡其在我地自覺承擔著國民的職守和為人的正道,展現出不屈的節操和凜然的風骨。
一方面,蟄居淪陷區的錢鍾書在與師輩及小友的詩書交際中相濡以沫、相互砥礪、守望待旦,表現出真切的愛國情懷和可貴的擔當精神。比如,1942年的重陽,錢鍾書拜訪老詩人李拔可而不值,乃如安史之亂中的杜工部之「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一樣,獨登市樓,極目四望,遂興「四望忽非吾土地,重陽曾是此霜風」之感懷——
重陽獨登市樓有懷李拔翁病翁去歲曾招作重九
新來筋力上樓慵,影抱孤高插午空。
四望忽非吾土地,重陽曾是此霜風。
肅清開眼輸賓客,衰病纏身念禿翁。
太息無期繼佳會,借欄徙倚更誰同?
最讓人動容的是1943年春季的某日,錢鍾書私下聽聞我軍克復失地,興奮如老杜喜聞官軍收復河南河北一樣,寫下了喜極欲狂的詩章,表達了堅韌守望以待江山重光的情懷——
漫 興
詩書卷欲杜陵顛,耳語私聞捷訊傳。
再復黃河收黑水,重光白日見青天。
雪仇也值乾坤賭,留命終看社稷全。
且忍須臾安毋躁,釘灰腦髓待明年。
另一方面,錢鍾書在上海淪陷區期間,也遇到不止一個佞朋來訪、來函糾纏,多是為其附逆行徑「訴委屈」的,其間也不無拉錢鍾書一同「下水」之意。比如李釋勘、龍榆生和冒效魯之流,他們或曾是錢鍾書的父執輩,或曾是青年時期的詩友,後來因為這樣那樣的「苦衷」而附逆。就中數龍榆生和冒效魯最能黏人,他們登門拜訪或常寫詩函來糾纏錢鍾書,而錢鍾書答覆他們的詩作,則直諒以待、委婉諷勸、克盡朋友之責。比如冒效魯困居上海期間,寫來《夜坐一首寄默存》一詩,慨嘆生活無奈、流露妥協之意,錢鍾書立即賦詩勸誡——
夜 坐
試捫舌在尚成吟,野哭銜碑盡咽音。
生未逢辰憂用老,夜難測底坐來深。
忍飢直似三無語,
(東坡以毳飯戲劉恭父,謂飯菜鹽三者皆無)
偷活私存四不心。
(方密之削髮為僧口號雲「不臣不叛不降不辱」)
林際春申流寓者,眼穿何望到如今?
詩中「偷活私存四不心」一句及其夾注「(方密之削髮為僧口號雲『不臣不叛不降不辱』)」,可謂針鋒相對的提醒。按,方密之即明遺民方以智,他入清後即披薙為僧,遁跡山林,而不忘恢復,節概可風。而錢詩末句所謂「眼穿何望到如今?」仍傳達出殷切的矚望之情。但冒效魯並未聽勸,不久,就去南京出任偽行政院的參事、成了偽府的筆桿子之一,而仍無恥地寫詩來糾纏錢鍾書,可能也試圖拉錢鍾書下水吧,錢鍾書則毫不客氣地將冒氏踢出了朋友圈,好幾年置之不理。其實那時錢、冒二人的空間距離很近:一個在南京,間或也會回上海,而另一個則「默存」滬上,可是在《槐聚詩存》和《叔子詩稿》裡卻看不到二人在1943—1946年之間有任何詩書唱和之作,足證交道之不存了——對錢鍾書來說,這是做人的原則問題。
詞學家龍榆生也常寫詩函來糾纏錢鍾書。龍榆生此人名利之念甚深,好與汪精衛等政壇大腕交接。汪精衛出逃至上海之初,就派人與龍榆生接洽,雙方達成默契,待到南京偽政府出臺,汪偽即發表龍榆生為偽府「立法委員」、偽中央大學教授。龍榆生「考慮」不過一天,就赴南京就任了。可是,「佳人做賊」還要顧及臉面,所以龍榆生附逆之後,便頻頻向以前的師友寫信寫詩寫詞,反覆表白自己的苦衷以乞求原諒。由於抗戰前錢基博、錢鍾書父子與龍榆生曾一同任教於光華大學,從年齡上說龍榆生也算錢鍾書的父執輩,所以龍榆生在1942年的歲末也給蟄居上海的錢鍾書寄去了乞憐的詩函,錢鍾書則徇情給他回了一首詩——
得龍丈書卻寄
緘淚書開未忍看,差堪喪亂告平安。
塵囂自惜緇衣化,日暮誰知翠袖寒!
浩劫身名隨世沒,危邦歌哭盡情難。
哀思各蓄懷闕筆,和血題詩墨不幹。
此詩寫得皮裡陽秋、語含諷喻。譬如「塵囂自惜緇衣化,日暮誰知翠袖寒」二句,就婉而多諷。所謂「塵囂自惜緇衣化」乃指龍榆生的詞友呂碧城勸他信佛事——從1938年到1942年,呂氏多次致函龍氏勸其信佛,其實是教他以逃禪出家之法保全節操,但龍氏卻一直因為塵念太深而猶豫不決,並可能將其猶豫告訴了錢鍾書,而錢詩所謂「自惜」其實是有歧義或多義的:「自惜」固然可以理解為「自愛」因而「緇衣化」,但「自惜」也可以理解為「自憐」,而一個「自憐」者是否能斷然「緇衣化」,那可就不無疑問了。至於「日暮誰知翠袖寒」所栝的老杜《佳人》詩句「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乃讚頌佳人不畏天寒日暮翠袖薄而獨倚修竹不改高潔,而錢鍾書的詩句卻暗含疑問——試想一個自憐日暮翠袖寒的佳人還能保持高潔嗎?此所以錢鍾書最後有「哀思各蓄懷闕筆」之議,「懷闕筆」用古代遺民慣以「闕筆」暗寓銘感不忘之例,與龍榆生共勉身處淪陷而心存國家正朔也,但仔細體會「各蓄」一詞,實含有你自你我自我、各自好自為之之意,可謂寓婉諷於勸勉而言盡於此矣——錢鍾書其實並不相信龍榆生能夠「哀思懷闕筆」,所以有「各自」好自為之之分析。事實是,那時的龍榆生一邊恬不知恥地發表政論、主編偽刊,積極支持汪偽的「和平」主張、興高採烈地誘勸蟄居上海的文人「鹹與和運」,一邊卻裝出一副可憐相,不斷寫詩寫詞給錢鍾書「傾訴苦衷」、乞求諒解。對這樣一個無恥的兩面人,錢鍾書再也不想搭理——雙方的交際後來就中斷了。
古人云「時窮節乃見」,信然。在錢鍾書的現存詩作中,《重陽獨登市樓有懷李拔翁病翁去歲曾招作重九》《漫興》以及與冒效魯、龍榆生的應答詩,無疑最為堅定地表達了詩人「默存」待旦的愛國情懷、盡其在我的擔當精神,和行己有恥、斷然不與附逆文人同流合汙的民族氣節。不待說,錢鍾書在彼時彼地寫作這樣的詩並且將它們寄回大後方發表,那是不無危險的,然而,他還是情不可遏地寫了,寄了,發了。如此言行如一、詩人不二,足見錢鍾書並非如今日的有些高人所說是什麼「天下之至慎者」,更非一些妄人所謂對民瘼國運等大是大非超然復漠然的「鄉愿」雲。如今遙想錢鍾書先生蟄居默存之際、夜坐漫興之時,竟然勇敢地寫出筆挾風霜、風骨凜然的詩篇,不能不讓人肅然起敬。此誠所謂:默存仍自有風骨,鍾書何曾無擔當。對這樣一個在非常時期慨然擔當、行己有恥的錢鍾書,學界確實長期忽視了。
的確,錢鍾書先生的這些詩作散佚在外,實在是太久了。我也是十多年前翻閱抗戰時期的舊報刊,偶然發現了錢先生當年從上海寄給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刊物所刊發的這些詩作,它們大都作於1942—1943年之間的上海淪陷區。同時,藍田國立師範學院的刊物也刊發了冒效魯、龍榆生向錢鍾書糾纏訴苦的詩與詞,那當是錢先生一併寄到藍田刊發的。由此,我才略略知道錢鍾書、楊絳兩先生在淪陷區的立身行誼之大節,非常敬佩其為人,當時就把這些詩作列印出來,但並沒有想要就此寫什麼文章,擱置案頭直至紙張發黃。後來看到一些高人和妄人信口雌黃、非議錢鍾書先生是「天下之至慎者」、是明哲保身的「鄉愿」,而那些蠅營狗苟者卻又沉渣泛起、鹹魚翻身,被吹捧為詩詞名家以至於「國學大師」,其附逆的劣跡則被化解為「文化與政治夾縫中的悲劇」云云,真是是非顛倒。於是勉力撰寫了《「默存」仍自有風骨——錢鍾書在上海淪陷時期的舊體詩考釋》一文,交給2014年的《文學評論》發表,以便楊絳先生能就近看到,略慰老人積鬱之懷也。這裡再述事跡之大概,希望略廣知聞、以正視聽也。
2018年3月23日於清華園之聊寄堂
寄堂叢談:新文學論說集
解志熙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0-11
ISBN:9787108069351 定價:69.00元
錢鍾書集
(十種:《談藝錄》、《管錐編》、《宋詩選注》、《七綴集》、《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槐聚詩存》)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1
七綴集
錢鍾書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1
ISBN: 9787108063700 定價: 62.00元
我們仨
楊絳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2-9
楊絳著譯七種
(《幹校六記》《將飲茶》《雜憶與雜寫:1933—1991》《雜憶與雜寫:1992—2013》
《「隱身」的串門兒:讀書隨筆》《我們仨》《斐多:柏拉圖對話錄之一》)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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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解志熙:臨危有節的錢鍾書、楊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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