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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五柳傳》在陶淵明的文學世界中處於核心位置的話，那麼，通過對它的科學解讀，或許我們可以找到進入這個世界的一把秘鑰。在這裡，我提出一個有關《五柳傳》的基本問題：誰是五柳先生？
先看人們普遍尊奉的傳統解說。九年義務教育三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語文》第三冊對《五柳傳》所作的《閱讀提示》說：「本文是陶淵明託名五柳先生寫的自傳，五柳先生的形象就是陶淵明的自畫像。全文不足二百字，語言樸素洗鍊，看似平淡卻寓意深刻。」近一百年來出版的所有《中國文學史》，大致也作如此說。
而宇文所安在其著名的《自我的完美鏡像——自傳詩》一文中更是盛讚《五柳傳》（Biography of Five Willows）為「first great autobiographer」（「第一篇偉大的自傳」），代表了西方學術界對這篇作品的基本認識。
五柳先生等於陶淵明，乃是古人與今人的共識，這種共識也構成關於《五柳傳》的基本常識。
有趣的是，1928年胡適遊廬山，在探訪陶淵明故裡的途中閱讀《廬山志》，他看到宋人周必大《廬山後錄》中有一首前人的題詩：「五字高吟酒一瓢，廬山千古想風標。至今門外青青柳，不為東風肯折腰。」於是適之先生在《廬山遊記》中寫道：「我讀此詩。忽起一感想：陶淵明不肯折腰，為什麼卻愛那最會折腰的柳樹？今日從溫泉回來，戲用此意作一首詩：《陶淵明同他的五柳》。」這就是他後來贈送給顧廷龍先生的墨寶。
多年前，一位中學生曾經問我：為什麼「不慕榮利」「忘懷得失」的陶淵明會為自己作傳，並且借古代一位賢妻之口讚美自己？《歸園田居》其五說「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五柳傳》卻說「環堵蕭然，不蔽風日」，這兩種自述是否有矛盾？我在語塞的同時，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眾所周知，與《南史·陶潛傳》不同，《宋書》《晉書》的兩篇《陶潛傳》，蕭統的《陶淵明傳》以及宋人輯錄的《蓮社高賢傳》，並沒有陶宅五柳和陶淵明「號五柳先生」的記載，大致都是說陶公「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自況」當然就是自比的意思。很多文化名人都喜歡以古人自比。如《蜀志·諸葛亮傳》：「亮躬耕隴畝，……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陳寅恪《自比陶潛·重九日作》：「錯認窮秋是晚春，重陽風雨送蕭晨。黃花不見何由採，空負東籬自在身。」如果把諸葛亮、杜甫和陳寅恪與其藉以自比的古人劃等號，無疑是荒唐的。有鑑於此，邵明珍撰文指出：「《五柳先生傳》與其說是一篇『自傳』，還不如說是一篇貌似自傳的帶有小說意味的『自況』文。」（《陶淵明〈五柳先生傳〉非「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但更早的質疑來自康熙時代的著名學者張廷玉（1672-1755）：
餘二十歲時讀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以為此後人代作，非先生手筆也。蓋篇中「不慕榮利」、「忘懷得失」、「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諸語，大有痕跡，恐天懷曠逸者不為此等語也。此雖少年狂肆之談，迄今思之，亦未必全非。（《澄懷園語》卷一）
他認為《五柳傳》不是陶公的親筆，而是他人的代筆，在他看來，以陶公之為人風範，絕不會充當一個顧盼自雄的傳主。因為作為一代「天懷曠逸」的大詩人不會在「自傳」中大量襲用前人的語言。事實上，《五柳傳》幾乎是字字有來歷，語語有根源，我們試將此傳與《漢書·揚雄傳》加以對比：
1. 閒靜少言（《五柳傳》）/（1）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漢書·揚雄傳》）（2）清靜亡為，少嗜欲（《漢書·揚雄傳》）
2. 不慕榮利（《五柳傳》）/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漢書·揚雄傳》）
3.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五柳傳》）/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漢書·揚雄傳》）
4. 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傳》）/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餚從遊學（《漢書·揚雄傳》）
5.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五柳傳》）/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漢書·揚雄傳》）
6.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五柳傳》）/顧嘗好辭賦（《漢書·揚雄傳》）
7. 贊曰：黔婁之妻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五柳傳》）/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漢書·揚雄傳》）
以上7例，有四位學者在其論著中大體上已經指出，他們是：川合康三（《中國的自傳文學》，蔡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吳國富（《「五柳先生」及「無弦琴」的守窮守默——從揚雄看陶淵明的「憤宋」》，《九江師專學報》2001年第2期，簡稱「吳文」）、李劍鋒（《〈五柳先生傳〉淵源新論》，《九江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簡稱「李文」）和於溯（《互文的歷史：重讀〈五柳先生傳〉》，《古典文獻研究》第十五輯，程章燦主編，鳳凰出版社2012年7月版，簡稱「於文」）。
這裡我加以補充。
例句2，與《五柳傳》對應的還有：（1）「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2）「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括於勢利乃知是。」（《漢書·揚雄傳》）
例句3，與《五柳傳》對應的還有揚雄《答劉歆書》：「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
例句5，陶淵明《勸農》：「儋石不儲，饑寒交至。」古直注引《漢書·揚雄傳》：「乏無儋石之儲。」（《重訂陶淵明詩箋》，李劍鋒整理，山東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頁，下引古直注只標本書頁碼）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古直注引《漢書》曰：「揚雄室無擔石之儲，晏如也。」（第88頁）
例句6，與《五柳傳》對應的還有揚雄《答劉歆書》：「少而不以行立子鄉裡，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著訓於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為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例句6，是對揚雄一生文章事業的檃栝，與《五柳傳》對應的還有：（1）「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崏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2）「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3）「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群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嶽以望八荒，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此三事都是漢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事件。根據《漢書·揚雄傳》「雄之自序云爾」的表述，班固此傳是完全抄錄揚雄《自序》原文的。
根據上舉7例，川合康三「對《五柳先生傳》作了逐字逐句的解析」（《中國的自傳文學》，第59-65頁）；針對「閒靜少言，不慕榮利」，他特別指出：「這裡開始敘寫五柳先生的為人，首先概括其性格的總體特徵，一曰靜默，一曰寡慾。而靜默和寡慾的反面，即世俗社會的饒舌和貪婪。這與《漢書》揚雄傳所說『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亡為，少嗜欲』的揚雄性格顯然相合。……五柳先生這一人物形象身上，有著揚雄濃重的投影」（同上，第59頁）根據《飲酒》二十首其十八「子云性嗜酒」，他進一步指出：「以揚雄自擬，是滲透《五柳先生傳》全篇的底蘊。」（同上，第61頁）「《五柳先生傳》的贊語，習用的是揚雄傳的措辭。」（同上，第65頁）但是，由這些精彩的分析以及種種卓見，他卻得出了這樣一個令人驚訝的結論：
《五柳先生傳》作為自傳文學的獨有特色，……就是作者佯稱不知道五柳先生是誰，但恰恰因此而露出『馬腳』，告訴人們五柳先生就是他自己。
這個結論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說詳下文）。吳文則指出：
陶淵明生平讀書眾多，《漢書》是他精熟的一種。……陶淵明對揚雄特別關注，《飲酒》詩有一首專門詠揚雄事跡，並仿照《揚雄傳》的一節寫成《五柳先生傳》。
李文也肯定：「揚雄《自敘傳》是一篇直接影響《五柳先生傳》的傳記作品。」於文則從互文性文本建構的角度闡發以《五柳傳》為核心的複雜的文本關係。這些學者的研究在客觀上已經觸及了「誰是五柳先生」這一核心問題，而以川合康三的闡發最為到位，可惜的是，由於他對「前見」的恪守以及出於對自己整部書學術體系的考慮，最終和一個重大的學術發現失之交臂了，由此他的那部學術名著也可能難免要遭受被顛覆的厄運。
根據上舉各例，我可以斷定，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不是自傳，而是漢代著名學者和作家揚雄的傳記，該傳的傳主是揚雄，而不是陶淵明。對此，我們將予以更充分的論證。
首先，我們把陶淵明《五柳傳》的局部和他的《飲酒》二十首其十八的前五句加以比較：
1. 性嗜酒/子云性嗜酒
2. 而家貧不能常得/家貧無由得
3. 親舊知其如此/時賴好事人
4. 或置酒招之/載醪祛所惑
5. 造飲輒盡，期在必醉/觴來為之盡
就此5例而言，詩、傳之間是完全對應的。古直注曰：「《漢書·揚雄傳贊》曰：『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餚從遊學。』此詩首四句即隱括贊語，靖節以雄自況者亦在此。」（第131頁）但更有力的證據在於《五柳傳》的「贊曰」和《飲酒》其十八最後5句的對應關係。對此詩，宋人湯漢注云：「此篇蓋託子云以自況，故以柳下惠事終之。」（《陶靖節先生詩注》卷三）古直注曰：
《漢書·董仲舒傳》：『昔者魯公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此詩末四句本此。蓋《法言》云：『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與？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姚信《士緯》曰：『揚子云有深才，潛知屈伸沉浮，從容玄默，近於柳下惠朝隱之風。（《御覽》四百四十七引）。子云以柳下惠自比，故靖節亦即以柳下惠比之。《抱樸子》曰：『孟子不以矢石為功，揚雲不以治民蓋世。求仁而得仁，不亦可乎？』靖節稱為仁者，亦當時之篤論矣。班固贊雄『恬於勢利，好古樂道。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此豈肯言伐國者哉？不言伐國，從容朝隱，以希柳下之風，顯默之際，窅乎遠矣。靖節所以贊之曰：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第131頁）
也就是說，揚雄在其《法言》中，曾暗中以柳下惠自比，突出自己的朝隱之風，而陶淵明也以柳下惠比揚雄，稱之為仁者，可謂深知其用心，同時，陶公又以揚雄自比，表達個人的仰慕情懷和不凡心志。顯然，如果我們把「子云性嗜酒」改成「五柳性嗜酒」的話，這首詩在內容表達上與《五柳傳》就更加吻合。這一傳一詩之間的動如影響、若合符契的文際關係，足以證明《五柳傳》的傳主就是揚雄。
其次，「五柳先生」的名號也與揚雄有密切關係。揚雄的姓氏有楊、揚兩種寫法，揚姓幾乎被公認為他的本姓。《漢書》本傳：
揚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採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範、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江上，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江上，處崏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校點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1冊，第3513頁）
傳載其《反離騷》也說：「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於末之揚侯。」如班固所言，《揚雄傳》取自揚雄本人的《自序》。中華書局出版的《漢書》校點本，所依據的底本是清人王先謙的《漢書補註》。底本「晉之楊」，不作「晉之揚」，晉國無揚地。揚雄先人的食採之地是「晉之楊」，實際就是古楊國——楊姓是以國為姓的產物。古楊國存在於兩周時期。根據2016年洪洞坊堆——永寧堡遺址出土的青銅器楊姞壺和「四十二年逑鼎」判斷，古楊國的核心區域位於今山西省洪洞縣中部，這就是揚雄說的「在河、汾之間」，即黃河與汾水之間。因此，子云的姓氏當以楊為正，而揚則是其先人為躲避仇家改姓入蜀的結果。《文選》卷四十載楊修《答臨淄侯箋》有「今修家子云」之說，即以揚雄為其先人，如果子云姓揚，楊修就不會有這樣的表述了。
明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古時楊、柳二字經常通用。例如，《詩經·採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這裡楊、柳不分。梁元帝《折楊柳》：「巫山巫峽長，垂柳復垂楊。」「垂柳」就是「垂楊」。徐陵《折楊柳》：「妾對長楊苑，君登高柳城。」長楊即高柳，高柳即長楊，二者互文見義。漢代有長楊宮，揚雄曾作《長楊賦》，長楊是指連綿的柳樹。漢朝還有五柞宮。揚雄《長楊賦》：「振師五柞，習馬長楊。」揚雄《羽獵賦序》：「至長楊、五柞。」長楊宮、五柞宮都是揚雄親歷之地。故陶淵明筆下的「五柳宅」，可視為對五柞宮的套改，藉以暗示傳主是漢廷之人。
不僅如此。《淮南子·說林》「柳下惠見飴曰」一句下，《藝文類聚》卷八十九引許慎《淮南子注》曰：
展禽是柳下惠之名，因家中種植柳樹並廣施惠德而得名（一說柳下為地名，展禽食採於此，廣施惠德），正是「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的隱文。這也強調了揚雄以柳下惠自比的特徵。因此，「五柳先生」的名號暗用的表達方式正是以柳代楊，「柳先生」就是「楊先生」。類似的例證還有柳如是，改「楊」姓為「柳」，初名楊影憐，後更名為柳隱。杜甫《可嘆》詩：「河東女兒身姓柳。」所以錢謙益號之曰「河東君」。那麼，陶家住宅附近是否有柳樹呢？答案是肯定的。陶詩：「榆柳蔭後簷。」（《歸園田居》其五）「梅柳家門植。」（《蠟日》）皆是其例。但問題尚不止於此。「五柳先生」的「柳」還可能是「留」的諧音字。王維《老將行》：「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路旁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垂楊」就是柳。根據清人趙殿成的注釋，柳是留的諧音，留通瘤。「左臂生柳」的典故見《莊子·至樂篇》。倘若此說不失之於穿鑿的話，那麼，「五柳先生」深層的隱文就是《漢書·揚雄傳》所說的「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五柳者，五世各留一子也。據《責子》詩序，陶公有五子，由此五子上溯至陶侃（陶公曾祖），也恰好是五世。可知「五柳先生」的名號正表現了揚雄的以柳下惠自比，陶公又以揚雄自比的情況，史傳所謂「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正是此意。而所謂「先生」者，在中古時期也可能是「雄」的合音字，「宅邊有五柳樹」的「樹」也可能是「蜀」的諧音字（揚雄為蜀人）。姑志疑於此，以伺通博。
複次，《五柳傳》採取了虛實結合的描寫手法，實的部分是對揚雄的暗寫，可稱為虛中之實，貌似純粹虛筆的是「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的表述，因為這不符合古代傳記寫作的傳統，如陳寅恪所言：「大凡為人作傳記，在中國典籍中，自司馬遷班固以下，皆首述傳主之姓氏名字。」（《柳如是別傳》）「何許」是中古時期的習語。如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四：「丹木生何許？乃在峚山陽。」又陶淵明《聖賢群輔錄》：「求仲羊仲」條：「右二人不知何許人。」這一表述方式的遠源是東漢趙歧的《三輔決錄》：「蔣詡歸鄉裡，荊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惟求仲、羊仲從之遊。二人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為業，時人謂之二仲。」（清張澍輯《三輔決錄》）《歸去來兮辭》「三徑就荒」，《與子儼等疏》「但恨鄰靡二仲」，皆用此典。而近源則是東晉皇甫謐的《高士傳》。在《高士傳》中，至少有石戶之農、 商容、榮啟期、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此三人並見陶淵明《扇上畫贊》）、老商氏、東海隱者和漢濱老父者等9人的小傳稱「不知何許人也」。依據此類人物別傳通例，採用這種表述方式，意味著所述之傳主是古人，《五柳傳》當然也不例外，這也是一種虛中之實。至於《五柳傳》「亦不詳其姓字」的表述方式，則源於阮籍《大人先生傳》：「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故「亦不詳其姓字」一句的隱文就是「大人先生蓋老人也」，這位老人就是揚雄，這也是虛中之實。因此，《五柳傳》開篇兩句貌似縹緲的表述就絕非可有可無的廢話。實際上，這是陶淵明有意製造的「文學迷霧」，其中暗含著充滿善意和智慧的「文學詭計」。
當然，更為「奇幻」的是《五柳傳》結尾的「贊曰」。這段文字來自西漢劉向的《列女傳》。《古列女傳》卷二「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吊之，隱門而入，立於堂下。其妻出戶，曾子吊之。上堂，見先生之屍在牖下，枕墼席藁，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諡？」其妻曰：「以『康』為諡。」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諡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為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黔婁既死，妻獨主喪。曾子吊焉，布衣褐衾。安賤甘淡，不求豐美。屍不掩蔽，猶諡曰「康」。（《叢書集成初編》）
對這個故事，陶淵明《詠貧士》七首其四有專門的傳寫：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從來」二句，表達的就是《五柳傳》「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的意思。但是，最令人回味的是，在《古列女傳》中，居「魯黔婁妻」故事之上的就是「柳下惠妻」的故事。《五柳傳》既然突出揚雄以柳下惠自比的特徵，為何不用柳妻之言讚美傳主，卻偏偏用黔妻之言讚美傳主呢？唯一的答案就是，為了回應《漢書·揚雄傳》「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的表述，從而更充分地凸顯傳主安貧樂道的精神情操，當然，這也與這種表述本來就出自揚雄本人之口這一事實分不開。而「柳下惠妻」的言論，主要是彰顯夫君「憂民救亂」的美德，與黔婁的道德特徵存在差異，既非揚雄之自比，自然也就與《五柳傳》互不相屬了。《文選》卷五十七顏延年《陶徵士誄》：「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顏氏稱陶公與黔婁和柳下惠「同塵」於既往之世，則是兼賅《五柳傳》和《詠貧士》其四，可見他是深知「誰是五柳先生」的。
因此，《五柳傳》所謂五柳之宅，本質上乃是道德之宅，是仁義之宅，是精神之宅。《世說新語·賞譽》第20條敘述在東吳滅亡後，吳中名士蔡洪赴洛，有人問「吳舊姓何如」，其答辭盛讚東吳諸君，有云：「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以玄」句，本於《長楊賦並序》：「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玄默」、「澹泊」乃是揚雄所推崇的清靜無為的君主理想。「行仁」二句，本於《解嘲》。在「世異事變」（《解嘲》）中，只有「守德之宅」（《解嘲》）才能趨向永恆，趨向寧靜。
顯而易見，《五柳傳》是由兩套話語構成的：表層的晉人話語是陶淵明的，深層的漢人話語是揚雄的。兩套話語互為表裡，從而充分實現了陶公與揚子的精神對話。與古人對話是陶公的一貫追求。「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遙謝荷蓧翁，聊得從君棲。」（《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獲》）「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詠貧士》七首其二）「餒也已矣夫，在昔餘多師。」（《有會而作》）他不僅追尋古代高士的行跡，而且探求他們的心靈。對他而言，歷史不是過去，未來也不會到來。他同古今一切高貴的靈魂對話。他用自己的意志和心靈去感受去擴張，去發現古人獨特的精神氣質，藉助這種發現，他確認、豐富、拓展了自己的精神領域，建立起支撐自己生命的精神柱石；他也由此將自我置於歷史的河流中，在歷史性的永恆存在中找到自我存在的根據和理由，找到立足於此生此世的存在感。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裡。而在陶淵明努力探尋的古代賢者與先哲的人物譜系中，揚子無疑居於核心的位置。《五柳傳》的創作，為陶公與揚子建立了深度的精神關聯，並由揚子推進到柳下惠。
要之，陶淵明穿越了四百年的時光隧道，發現了揚雄，又在揚子的指引下，發現了一代道德典範柳下惠，最後借五柳先生以自況，從而完成了對自我生命的詮釋和人生價值的界定。因此，就本質而言，我們可以把《五柳傳》視為陶淵明的「精神自傳」，其所張揚的精神我們亦可稱之為「五柳精神」。
誰是五柳先生？擁有「五柳精神」的人就是五柳先生！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全文15000字，刊於2017年9月13日《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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