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5日，一名46歲的美國人George Floyd的死亡引發了美國以及全世界各地的大規模抗議。在5月25日晚間，Floyd在便利店購買香菸時被店員懷疑使用假鈔。在店員報警後，趕到現場的警員與Floyd發生了衝突。一名名為Derek Chauvin的警員在衝突過程中將Floyd制服，並用膝蓋壓在了Floyd的頸部。Floyd反覆表示，自己因為被壓住無法起身，同時Floyd曾多次呼喊：「我不能呼吸。」 「我覺得自己要死了。」 「不要殺了我。」
Floyd生前曾經在酒吧當保安，並且還是一名卡車司機。但由於新冠疫情，Floyd又丟掉了工作。在2007年，Floyd曾因持械搶劫被捕，並在2009年認罪背叛監禁五年。
有謠言稱，Floyd的死亡源於毒品過量，但是這個說法在獨立的屍檢報告中被闢謠：雖然Floyd在近期曾經服用過冰毒，並有心臟病，芬太尼中毒等症狀，但其死因依舊是「頸部和背部受到了壓迫，導致腦部血液供應不足」。最終的法醫結論和獨立法醫都證實，Floyd的死亡與警員的壓制性動作有關聯。
在事件發生後，當時在場的四名警員被全部停職調查，隨後被明尼蘇達波利斯警局解僱。在5月29日，曾經壓在Floyd頸部上的警員Derek Chauvin被逮捕，並以三級謀殺罪與過失殺人罪起訴(註：在6月3日，控罪升級為二級謀殺，另三名警員也被起訴為犯案共謀)。
這件警察濫權事件也成為了隨後在各地爆發的抗議行動的導火索。在美國的各大城市均出現了大規模示威行為。而這些抗議的聲浪也傳到了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亞、紐西蘭、歐洲等等國家。這已經不再是一場僅僅涉及明尼蘇達波利斯市的抗議行為，而是波及全世界的，針對種族主義與警方濫權的示威行動。
一、美國真的「亂了」「瘋了」嗎？
趁亂盜竊商店、搶奪物品的個體的確存在，但他們顯然無法代表針對警方濫權與種族問題而抗議的民眾。因為隨著抗議而進入公眾視野的打砸行為，而去否定原本示威所意圖呼籲解決的問題，著實有些跑題。
隨著示威行動的升級，在社交媒體上，關於遊行事件的暴力場面也在發酵。媒體記者曾經在報導遊行的過程中被警方逮捕。來自澳大利亞的媒體還曾經被美國警方推搡。還有記者曾被橡膠子彈擊中。而在美國處於極度分裂的狀態下時，美國總統川普還曾在6月1日表示，將派出軍隊維持秩序。在他的社交媒體上，他還曾經威脅要向示威者以及趁機打砸，搶奪商品的人們開槍。推特方面表示，這條推文違反了推特關於禁止「宣揚暴力」的規定，但由於這一信息具有公共價值，依舊將這條推文展現給了用戶。
在中文媒體及微信當中，關於美國的示威行動也在被頻繁報導，不過，微信當中的標題的大意更像是：「亂了！」「瘋了！」「完了！」在他們的世界中，這好似成為了美國墜落的激動時刻。
我們都期望示威與遊行能夠以平和的方式進行，但事實上，這恐怕是一個奢望。因為示威行動本身，就是一種破壞「社會正常秩序」，從而讓更多民眾對示威者正在爭取的權益有更多的了解，並且通過這樣的方式，拓展行動的支持者。而另一方面，示威行動也是平民能夠向執政官員、行政部門、及立法委員等等掌握公權力的角色施加壓力的一種方式。不論是在工會罷工時在工作場所門口設立糾察線，還是選擇佔領主要交通道路，機場等等關鍵公眾地方，都是示威起到效果的關鍵方法。
抗議的浪潮已經波及到了美國國境以外，在溫哥華，有人打出「白人的沉默等同於暴力」的標語。
不論您對示威訴求的看法如何，我們需要看到的是，在全副武裝的警察，保衛森嚴的總統面前，示威者顯然在組織性與裝備上處於絕對的劣勢。這意味著對於諸如此類的示威行動，我們很難看到有高組織性的社會團體統一協調，而加入示威的人群也同樣出於自願，同時，也可能出於不同的目的。這使得沒有具體的個體或組織能夠為示威的行動所負責。而這一層面的，由於權力與資源不對等所造成的「無組織性抗議」，也帶來了一個負面的問題：對於示威行動所帶來的一切附加問題，追責將會變成十分困難的事情。趁亂盜竊商店、搶奪物品的個體的確存在，但他們顯然無法代表針對警方濫權與種族問題而抗議的民眾。因為隨著抗議而進入公眾視野的打砸行為，而去否定原本示威所意圖呼籲解決的問題，著實有些跑題。
另外，也有一些人認為，例如George Floyd此類的事件，僅僅是個案，但在過去的這段時間內，這樣的個案或許有些太多：喬治亞州黑人青年Ahmaud Arbery被幾名白人私刑處死，肯塔基州急診室工作人員，黑人Breonna Taylor在自己家裡被闖入且未聲明自己身份及目的的便衣警察（誤以為其家中有違禁品）射殺，紐約市中央公園內白人女性金融高管Amy Cooper因一名黑人提醒其按規則拴狗後打電話向警察誣告黑人威脅其性命。如果讓我們再將事件向前推幾年，我們還可以看到，在自己家中被達拉斯女警誤殺的Botham Jean，以及在巴爾的摩與弗格森曾經發生的抗議行動。這些個案的數量，似乎有些太多。
二、亞裔可以置身事外嗎？
在面對校園霸凌、家庭暴力、以及發生在各個場合下的暴力事件，我們總會看到想要置身事外的旁觀者。我們總會想起小的時候家長們曾經告誡過的「少管閒事」，「不要參與公共事務」，「這不是你的責任」的話語。
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您，可能會有這樣的疑惑：這看似是一件歐洲族裔與非洲裔團體之間的暴力，作為亞裔，這與我又有什麼關係？
這樣的問題不僅困惑著您，也是諸多亞裔人士正在思考的問題，或許，也包括這位在衝突現場的亞裔警員。
在George Floyd一案當中，媒體主義到了一位名為Tou Thao的亞裔警官。在Derek Chauvin對受害者施暴的時候，這位警官選擇站在一旁，沒有制止這樣的行為。這引發了人們對亞裔群體在種族衝突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討論，而亞裔群體與非洲裔群體在這些問題上的糾葛，已經有了很長一段時間。在1992年的洛杉磯大騷亂當中，非洲裔群體就與韓裔店主們發生了巨大衝突，在當時的街區當中，還出現了槍戰的場面。
旁觀與不參與的心態或許與在社區內的一部分人士類似：我並不是施暴者，同時在一些場合，我還會成為種族主義的受害者，為什麼我不能簡單地不去理會這些問題，而選擇置身事外呢？
Tou Thao在案發現場所做的事情，在我們的生活當中並不罕見：在面對校園霸凌、家庭暴力、以及發生在各個場合下的暴力事件，我們總會看到想要置身事外的旁觀者。我們總會想起小的時候家長們曾經告誡過的「少管閒事」，「不要參與公共事務」，「這不是你的責任」的話語。
Tou Thao在這起事件中所處的位置，又恰恰是亞裔在美國社會當中的縮影：掌握著一些資源，但又無法改變大局。比起其他的少數族裔，亞裔的日子或許感覺上還算好過，但在種族問題上，又往往是受害者。
如果我們用一種更加批判的眼光來看，這種思維常常被叫做「小市民思想」，但如果我們考慮到亞裔群體在北美大路上所處的權勢地位，又不難發現，這樣的想法以及這些「忠告」的存在，又有他們的歷史背景原因。
如同非洲裔美國人一樣，在美國以及加拿大的歷史上，亞裔群體也曾經遇到過諸多制度性歧視：美國與加拿大都出現過禁止華裔入境的法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族裔的美國與加拿大人都曾經被看作成為敵僑而被迫遷徙。或許您認為，這些已經是舊時代過去了舊帳，對今天的種族問題毫無關聯。那麼，在新冠期間，發生在美國與加拿大的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行為，恐怕值得您的注意。溫哥華唐人街的獅子兩次被人塗鴉，川普一再在新冠疫情中挑起對華人的歧視。這些事情還都發生在2020年。
但另一方面，在種族問題上常常成為受害者的亞裔群體，在另外一些問題上，也充當了「加害者」的角色：不論是在警察濫權行為上束手旁觀，還是積極參與支持例如川普一類的深度保守派政客，在2016年至今，乃至更早的時間內，亞裔事實上一直處於這樣的尷尬境地。不同於非洲裔、拉美裔群體在種族問題上的立場，在亞裔群體之內，關於種族平權，社會公義的問題上，並不能輕易達成共識。
社區當中的保守分子願意將自身所遇到的不公歸咎於地緣政治的博弈，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當中，雖然他們自己來自於移民群體，但他們卻在堅定地支持以反對移民知名的共和黨候選人川普。從社會議題當中對於性少數群體，到對公共政策的理解，他們的立場與政治光譜當中最為右翼的人群十分類似。同樣的群體在加拿大也有出現，在新冠疫情來到加拿大後，一名名為斯隆的保守黨議員曾經發布視頻質疑加拿大首席醫官譚詠詩醫生是否在為誰工作，由於譚醫生的亞裔外貌，這樣的質疑，充滿了種族主義韻味。但即使是這樣，依舊有人願意為斯隆站臺，並堅定地與種族主義者站在一起。
他們對居住地的公共事物以及進步思想採取十分牴觸的態度，並且堅持使用來自原生國家的思維方式對事物進行判斷。他們還會使用「黃左」、「聖母」、「SJW」（Social Justice Warrior，社會正義戰士，含貶義）等一系列具有貶義性質的詞彙攻擊社區當中支持進步與平等的聲音。
三、制度性的歧視您感受過麼？
一些人出生於家境優渥的家庭，在面對這些束縛性的制度問題時能夠反思並做出行動。而對於另一些人來說，能夠合法地活在北美大路上，就已經是一件令自己感激涕零的事情。
紀錄片《亞裔美國人》中的鏡頭
對於大多數亞裔群體來說，在面對警察的時候，通常不會出現諸如此類的事件發生。但這並不能表示警察濫權與種族不公義的行為不存在。而在不同的領域，亞裔所面臨的制度性問題，其實在深深地影響這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還影響著我們的子孫後代。
您或許聽說過竹子天花板的說法，這個詞彙正是講述了亞裔群體在職場上面臨的制度性困難。在刻板印象中，亞裔往往體現了不善於表達、性格內向，以及不善於團隊協作。這些由刻板印象引發的偏見在職場當中成為了系統性歧視，也負面影響了亞裔群體在職場中的發展。這些刻板印象也影響了亞裔在申請大學時的成功機率，在曾經震動亞裔社區的針對哈佛大學的訴訟中，這些刻板印象就成為了招生官眼中的「亞裔群體畫像「。
同樣的刻板印象也發生在約會當中。亞裔男性在約會市場上常常遭到排擠，並且面臨嚴重的偏見。在大眾傳媒當中，亞裔男性經常被刻畫成書呆子、說話有口音、身材矮小等等特徵。這些來自於影視作品的偏見顯然影響了亞裔男性求偶的成功機率。在賓州州立大學的社會學公開課當中，教授曾經指出，亞裔男性的收入需要達到白人男性的數倍，才能夠在約會市場中得到同樣的機會。
針對亞裔男性的汙名化同樣影響了例如林書豪這樣的職業球員。在回顧他較為坎坷的職業生涯當中，林書豪多次提到了許多人並不相信他能夠打籃球。即使在數據和運動測試中與當年的狀元秀約翰·沃爾取得了相似的成績，林書豪依舊沒有得到任何球隊的青睞。現在回首當年的往事，倘若不是2012年尼克斯隊的傷病，或許林書豪當時就會告別NBA的賽場。對於在體育界、文藝界以及其他亞裔鮮有涉足的領域，我們現在能夠看到亞裔群體的艱難處境。他們需要對抗的不僅僅是競爭激烈的市場，還有更多人們的偏見，這些偏見甚至還會來自於自己的族群。
如果我們再去觀察今天北美各級政府的官員與幕僚，您恐怕會發現，亞裔以及其他少數族裔所佔的比例，與理想相差甚遠。在去年的民主黨初選辯論上，唯一留在了辯論臺上的非歐洲裔候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被問到作為唯一的少數族裔候選人是什麼感受時這樣說道：「這既是一種榮幸，也令人感到失望。」
在他小的時候，也有人對他使用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詞語。但對於非洲裔與拉美裔而言，這些問題遠超過言語上的不舒適。一個黑人家庭的淨資產僅僅是白人家庭的10%，而對於拉美裔來說，這個數字也僅僅是12%。他們所面對的經濟窘境使得他們無法參與政治，更無法對抗財團資助的金元攻勢。隨著初選結果的不利，楊安澤在這一次競選當中沒能走得更遠。這也體現了亞裔群體在美國的現狀：在向上的道路上，看似總有那一個透明的牆，在阻擋人們前進的腳步。
由於亞洲地緣政治與歷史淵源的多樣性，亞裔群體在北美大陸的構成也相當多元。一些人出生於家境優渥的家庭，在面對這些束縛性的制度問題時能夠反思並做出行動。而對於另一些人來說，能夠合法地活在北美大路上，就已經是一件令自己感激涕零的事情。同樣是亞裔，他們的人生經歷與感受截然不同，他們在這些問題上，具有不同的看法，也成為了一件十分正常的事件。而在一個自由的社會當中，擁有不同的觀點，也是一件十分尋常的事情。
但在面對這些問題，以及出現在美國的深層次制度性種族問題時，僅僅看到表面上的亂象，顯然並不是一種有建設性的思考方式。在做出判斷前，理解問題的歷史背景，理解示威者的原由，以及具有對苦難的同理心，顯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