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有識，有趣——鳳凰副刊
1945（昭和二十）年8月6日，中國[1]地方的廣島天氣晴好，無一絲雲，卻出奇地悶熱。
清晨7：09，空襲警報拉響，因為城市上空出現了三架B-29轟炸機。但飛機很快就飛走了，7：31，警報解除，人們又恢復了日常生活的節奏。然而，四十五分鐘後，另一架B-29轟炸機「伊諾拉•蓋伊」（Enola Gay）號盤旋而至，然後從市中心的上空投下了一顆長三米、直徑七十一釐米、約三噸重的「新型炸彈」，代號「小男孩」（Little Boy）。炸彈在距地面五百七十米的空中爆炸，出現了一個直徑約為一百五十米的巨大火球，放射出耀眼的異樣光芒。火球緩緩上升，直至六千米高空，形成一團蘑菇雲。蘑菇雲的下面，成了地獄：爆炸中心點方圓五百米以內，全部人和物被三千至四千度的高溫燒成焦炭。截至當年11月，據日本政府發表的統計數據，逾七萬八千人死亡，八萬四千人受傷，一萬四千人失蹤，六萬戶家屋全毀或半毀。其後，因核輻射而罹患被稱為「原爆症」的不治之症、最終死於該症者，不計其數，乃至精確的統計至今仍無法完成。1976年，聯合國秘書長發言說，死於「熱線、暴風和放射線的人多達十四萬（誤差一萬）」。一個繁榮的城市，就這樣被一顆神話般的「新型炸彈」徹底摧毀。
從軍部、政府到普通國民，完全不知道受到了何種武器的襲擊。8月8日，刊載於《朝日新聞》的「大本營發表」只是說：「6日，廣島市受到敵B-29轟炸機的攻擊，發生相當程度的受害。敵在攻擊中，似乎使用了新型炸彈。其詳情目下正在調查。」爆炸發生時，正在位於廣島宇品的陸軍船舶司令部服役的一等兵、戰後成了日本首屈一指的政治學者的丸山真男，結束了一次緊急集合，暫時解散後，剛回自己的房間。看到房間裡的情形，他大吃一驚：「首先，入口處大門的合頁脫落，門朝裡倒下。有的桌子翻了個個。到處是散落的文件，一屋子淨是玻璃碴子。」F中佐踉蹌著進得門來，頭上臉上被紗布包紮，只露出眼睛。丸山問：「中佐，你怎麼了？」中佐「嗯」了一聲，大聲說道：「日本也要儘早造出好的炸彈！」當晚，丸山從短波收音機中聽到了杜魯門的聲音：「投下了歷史上第一顆原子彈。」隨後，杜魯門又談了幾句原子彈製造和試驗的由來，說起初「源於德國的開發」。雖然丸山的英語聽力有限，但他還是捕捉到了「Atomic Bomb」（原子彈）的表述。他邊聽邊筆記，然後火速把筆記送到參謀室。可參謀們一頭霧水，完全不知道這位東大法學部的畢業生在說什麼。
與此同時（8月8日），大本營派遣了一個調查團飛赴廣島，實施受害調查。該調查團由陸軍中將有末精三帶隊，包括陸軍省的高階軍官和理化學研究所（理研）的精英科學家，其中就有仁科芳雄博士。仁科芳雄（Yoshio Nishina），1890年出生於岡山縣淺口郡，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電氣工學科。1921年，他赴歐留學，曾長年跟隨盧瑟福和尼爾斯•玻爾等大師精研量子物理學，對現代物理學的發展具有前沿國際視野。回國後，於1931年在理研內設立仁科研究室，推進量子物理學研究，是主導戰時日本原子彈研發活動的核心人物。
黃昏時分，運輸機抵廣島，在城市上空盤旋了好幾圈。仁科博士臉緊貼舷窗，俯瞰機翼下滿目的廢墟，低聲自語道：「這是原子彈……」登陸廣島後，通過X光片被感光等事實，仁科迅速斷定這種「新型炸彈」就是原子彈—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了。緊接著，8月9日，長崎復遭「新型炸彈」的襲擊。五天後，仁科飛赴長崎調查，再次確認了「被爆」的事實。廣島、長崎先後「被爆」，首先意味著日本在原子彈研發競爭中徹底敗北。
正如廣島核爆後，杜魯門在廣播講話中所言，二戰期間世界主要大國間的原子彈研發競爭，確實源於德國。1938年1月，德國化學家奧託•哈恩（Otto Hahn）和菲裡茨•舒特拉斯曼（Friedrich Wilhelm 「Fritz」Strassmann）首次取得了鈾235元素原子核裂變實驗的成功。論文發表後，舉世震驚。彼時戰禍未起，歐洲還是「太平盛世」，故該成果才能為世所知。
最受震動的是美國。當時美國有很多受納粹迫害從德國逃亡而至的科學家。這些科學家首先擔心的一個問題是，希特勒很可能已經開始著手原子彈的研發。於是，愛因斯坦給羅斯福總統寫了一封信，說如果德國先行造出核彈的話，勢必會稱霸世界，因此務須先發制人，「這種炸彈如果用船運，假如在港灣爆炸的話，一發就足以讓港灣和周邊的部分設施毀滅」。愛因斯坦寫這封信是1939年8月，一個月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羅斯福隨即下達了原子彈研發的指令，同時批准了六千萬美元的預算—此即後來所謂「曼哈頓計劃」的雛形。至1942年9月，美國為開發計劃共投入了逾五十萬人和二十億美元以上的資金，在國內相關各州和加拿大建設了數萬英畝的研究、實驗和製造設施。作為民主國家，可以說破例構築了旨在趕在納粹德國之前造出核彈的「舉國體制」。
與美國相比，在核裂變現象的發現和實驗階段，德國雖一度領先，但在核彈研發過程中，卻喪失了先機。主要原因是希特勒對猶太人的種族歧視和排猶政策，「恨屋及烏」，覺得「原子物理學是猶太人的科學」，而「美國作為猶太人統治的國家，沒啥了不起」。大概是早年失意的小布爾喬亞藝青經歷使然，希特勒對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性全無體察，認為兩年後才有可能研製成功的原子彈無非是「明天的武器」，遠水不解近渴，而他迫切需要的是飛彈等「今天的武器」。儘管有施佩爾等人拼死諫言，卻終未得到希特勒的理解和支持—德國事實上放棄了核彈的研發。
而差不多就在同一個時期，日本統治集團卻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與迫切性，陸軍和海軍方面均做了相應部署，設定了戰略目標，鋪設了研發體制，其主導者就是仁科芳雄。據美國歷史學者、麻省理工大學教授約翰•道爾（John W. Dower）的研究，日本原子彈開發大致分為四個階段：1941年至1942年為第一階段，是軍部組織的預備調查期；1942年7月至1943年3月為第二階段，由海軍主導的專家委員會論證製造原子彈的現實可行性，即「B研究」[2]；1942年底至1945年4月為第三階段，在陸軍的主導下，在東京帝大實施「に號研究」[3]；第四階段始於1943年中，至戰敗無果而終。在海軍的主導下，於京都帝大實施了「F研究」[4]。
與美國不惜以「舉國體制」打造的「曼哈頓計劃」相比，德國在原子彈研發上的投入少得可憐—全部加起來只有約一百名科學家和一千萬美元。以至於戰後，美國調查團對戰時德國的核武研發狀況進行了一番深入調研後，團長Kramish說：「整體而言，德國鈾製造設施的規模之小，到了滑稽的程度。」那麼，與德國的「滑稽」相比，日本如何呢？約翰•道爾認為：「與美國所投入的研發經費進行準確比較，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日本與美國研發計劃的規模之差到底有多大，是可以感覺到的。如果粗略地以戰時一美元兌四日元的匯率來估算的話，曼哈頓計劃所投入的二十億美元應該是日本的三千倍以上。」
三千倍，是什麼概念？何況這還只是研發資金上的差距，如果再加上人力和物資要素的話，兩國的差距真不可以道裡計。戰後，透過曾參與戰時原子彈研發工作的科學家所寫的一些回憶文字，我們得以一窺當時的窘況。如加熱實驗必須使用砂糖，因砂糖在當時是珍貴的戰略物資，屬於珍稀奢侈品，陸軍方面遲遲不予配給。彼時在理研負責六氟化鈾製造實驗的一位名叫木越邦彥的年輕研究員實在等不及，不得不回家，從自家的廚房「監守自盜」，偷偷帶回實驗室，乃至遭到母親的訓斥。1944年5月，終於從陸軍方面得到了二十公斤砂糖，木越立馬成了理研的大紅人。拎著砂糖一路走過職場，無論到哪，都會被人圍住：讓俺嘗一口！
事實上，雖然日本統治集團中的一些精英出於比較明確的問題意識和焦慮感，銳意敦促原子彈的研發，但絕大多數日本科學家卻認為不僅日本，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交戰國，不可能在戰爭期間完成實彈的研發和製造，甚至連研發活動的核心人物仁科芳雄本人也作如是觀。1949年，仁科在接受《國王》（King）雜誌的採訪時，坦率承認戰時日本科學家雖曾致力於核武器研發，但最終卻達成了製造原子彈「不可能」的結論的事實。據歷史學者、《文藝春秋》前主編半藤一利（Kazutoshi Hando）的研究，早在1941年10月，陸軍方面就提交了一份關於核裂變應用前景的報告，請求理研仁科研究室予以研究。當時，仁科研究室有百餘名研究員的豪華陣容，不乏後成為諾貝爾獎得主的一流科學家，如朝永振一郎、坂田昌一、武谷三男等，儼然是日本現代物理學的「麥加」：
如果在那個時點上，這些人集合在一起，開個會的話，說不定會拿出與德國同樣的研究成果。理論上，這些優秀的日本頭腦，比德、美有過之而無不及。可遺憾的是，仁科「嗨」了一聲，從大河內博士手中接過計劃方案，便擱進寫字檯的抽屜裡，沒有任何付諸實際運作的跡象。也不知為什麼。而這時，朝永、坂田、武谷等人，應該還蒙在鼓裡。
1942年12月2日，是原子物理學史上劃時代的時刻：在芝加哥大學實施的、由美籍義大利裔物理學家恩裡科•費米（Enrico Fermi）主導的鈾235元素核裂變實驗獲得成功。當然，反應堆上插著控制棒，保證不會產生臨界反應後的爆炸，但原子彈爆炸原理的推論被證明，人類能造出原子彈已無懸念。差不多正是在這個時候，仁科博士突然從辦公桌的抽屜裡翻出一疊報告，遞給竹內柾教授，並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軍部來了這麼個東西。說是利用原子核分裂反應，能做成炸彈，從而成為強力的兵器，說日本也要研究一下原子彈。」而這位竹內柾教授，當時只有三十一歲，是理研宇宙射線研究團隊的一名青年科學家。1961年，半藤一利作為《周刊文春》的記者，曾採訪過竹內：
採訪時，（竹內）已是年近五十歲的學者。無論如何，日本把全權交給一位年僅三十一歲的物理學者，原子彈製造研發算是正經起步了。可那些人做夢也不會想到，在美國，原子彈研發是注入了龐大的資金，作為一大國家事業而起步的。日本則慢悠悠的，暫且託付給一位科學家，開始了原子彈研究。
戰後，日本學界和傳媒界也對戰時日本原子彈製造研發的失敗多有反思，但這種反思基本上不是圍繞原子彈研發本身之罪錯的道義原則問題，而是針對何以美英等民主國家能調動如此眾多的科學家和資源，應對在當時看來不啻為天方夜譚的大規模原子彈製造研發工程，反而是帝國日本和納粹德國這樣的極權國家卻失敗了，緣何如此的「歷史教訓」的檢討。1953年，曾負責鈾礦探索的原陸軍技術軍官山本洋一發表長篇回憶，嚴厲批判對原子彈研發工作負組織、主導之責的仁科芳雄等民間科學家，「只重視純科學，對應用科學和技術則缺乏理解」。
應該說，山本的指責不無道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直至接受軍部的研究委託之前，仁科研究室在籍的百餘名物理學者中，從事原子能研究者一個都沒有。另一個現代物理學研究重鎮—由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湯川秀樹主導的、以尖端原子理論及實驗而著稱的京都帝國大學也大同小異。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像英、德、美那樣，由科學家動議，以原子彈研究的必要性訴諸政府的情況全無記錄。相對於軍部的「急功近利」，越是頂尖的科學家，沉湎於純粹「學問」的傾向越強烈，對原子彈研究的興趣便越寡淡。
仁科其人的心態確實是一個謎，他生前也絕少披露自己的心路歷程，但他無疑是一個愛國者。約翰•道爾從他作為原子彈製造研發工作的組織者，應對卻不甚積極，甚至頗有些消極被動這一點，認為他從內心對野心膨脹得失去了理智的軍部感到失望，但卻在為挽救國家而努力。他為原子彈研發而投入的選手，也許並非是最優秀、最合適的人才，如竹內柾和木越邦彥兩位青年科學家，前者並非原子物理學家，而是宇宙射線研究的專家，後者連同位素分離的專家都不是，卻被仁科拉來做製造六氟化鈾的實驗。可另一方面，如果仁科不做這種安排的話，兩位科學家十有八九會被徵召入伍，戰死沙場也未可知。事實上，木越確實因仁科調他來從事六氟化鈾實驗而免除了突然而至的徵召。他回憶當時，仁科以一種漫不經心的口吻，問他願不願意來做六氟化鈾的實驗，「你只要弄一弄那個，就可以不去打仗了」。如此，客觀上，仁科確實為國家保留了一批科學精英，成為戰後日本經濟起飛、科技文化昌明的動力源。
毋庸置疑，在美日原子彈研發競爭中，日本遠遠落在了後面。確切地說，與美國傾其國力、志在必造的「正經」研發活動相比，日本充其量停留在研究的水平，尚未進入研製階段。但對這一點，日本直至「被爆」的一刻，似乎並不知情。
歷史往往相當弔詭。1941年12月6日，羅斯福總統一聲令下，「曼哈頓計劃」悄然啟動，重金人海，秘密湧向幾個特定的實驗室和基地—美國原子彈研發事業正式起跑。翌日，珍珠港便遭日本「奇襲」，太平洋戰爭爆發。珍珠港之恥，對美國核打擊目標的確立起到了何種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當然，此時，美國的敵人還有納粹德國—德國將攜其理論原創的原子彈對美製造第二個「珍珠港事件」，成了美國的夢魘和推動原子彈研發的動力。
經過近兩年緊鑼密鼓的競跑，至1943年5月，美原子彈研製終於有了眉目。一般人會以為，當時美國還在跟德國打仗，原子彈的首要目標是納粹德國。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實際上，從這時起，日本已取代德國成了最大目標。據日本歷史學者石井修研究：
在愛因斯坦致信羅斯福總統的階段，確曾出現過「對德國動用」（原子彈）的話語。但其後，無論是「曼哈頓計劃」的軍事委員會，還是陸軍決策層，包括白宮人士，從相關政策決定者口中，「對德國動用」云云的說法，一次也沒有出現過。但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們，確實抱有自己是在與德國競爭的意識。
而另一方面，「對日本動用」的話語倒是從很早時就出現了。如1943年5月5日，在「曼哈頓計劃」的軍事政策委員會上，由於特魯克群島上駐有日本聯合艦隊的基地，會議曾檢討過向該設施投擲原子彈事宜。其中的一位成員，還說要對日本本土投擲。又過了一年多，1944年9月，日本果然被確立為核打擊目標，並為此組成了美陸軍第二十航空軍第509混成團的編制。到了1945年5月，在馬裡亞納群島提尼安島附近的南鳥島、特魯克島、羅塔島等地開始集中訓練，練習空投一種稱為「Pumpkin」（南瓜）的圓形物體。[5]
1972年，《海德公園協定》（Hyde Park Agreement）內容首次曝光， 令世人大跌眼鏡：早在1944年9月，羅斯福與邱吉爾之間已然達成了要對日本動用原子彈的約定。1945年4月23日，「曼哈頓計劃」的指揮官萊斯利•理察•格羅夫斯（Leslie Richard Groves）中將在致陸軍部長亨利•劉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的信中坦言：「我們的目標一貫是日本。」據說，1945年2月至3月期間，史汀生的副官哈比•邦迪便已經草擬了關於美國在日本本土投擲原子彈的聲明文本，文本以「今天……於日本投下……」的措辭開頭，只有時間是空白，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1945年5月8日，德國投降後，美國原子彈製造研發的步伐不僅未放緩，反而全力提速，乃至令一些參與研發的科學家感到不解，甚至有人就此脫離了研發工作。如英國物理學家約瑟夫•羅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便於此時退出了「曼哈頓計劃」，回到利物浦大學教書，後創立了著名的核裁軍和平組織「帕格沃什會議」（Pugwash Conferences），並榮膺諾貝爾和平獎。
美國的戰略目標，是趕在蘇聯對日參戰之前，迫使日本投降，以爭取對日佔領的主導權，遏制蘇聯。德國投降後，蘇聯單方面撕毀《雅爾達協定》，閃電「收割」，把此前遭納粹鐵蹄蹂躪的東歐諸國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美絕不容忍東歐的「悲劇」在冷戰「橋頭堡」日本重演。日本投降一旦延遲，那麼德國投降三個月內，蘇聯進攻日本的承諾期限就將到來，美國將在對日佔領問題上陷入被動。因此，此時的課題，已不是日本投降與否的問題，而是何時投降的問題。
圍繞日本緣何非遭遇美國核打擊不可的問題，一個幾乎見諸所有歷史教科書的耳熟能詳的說法是：因日本拒不接受《波茨坦宣言》，所以美國決定對其實施核打擊，蘇聯也宣戰出兵（中國東北）。對美國而言，此乃所謂「儘早終結戰爭，避免造成更多流血的日本本土戰的最佳策略」。但這種說法，實際上未必站得住腳。
據半藤一利的研究，1945年7月26日，聯合國軍方面發表了被視為對日勸降「哀的美敦書」的《波茨坦宣言》。翌日，日本接報。裕仁天皇看到文本後，對東鄉外相說：「結束戰爭總算有了眉目。原則上對此只能接受。」[6]但彼時，日本政府已經秘密委託蘇聯斡旋停戰，正在等候蘇方的回覆。出於「信義」，客觀上無法立馬接受宣言的條件，而推掉蘇方的「調停」。日本人做夢都不會想到，史達林此前已得到杜魯門對日將實施核打擊的通報，只盤算著如何能早日對日進攻，是完全無意斡旋和平的。在這種情況下，28日，首相鈴木貫太郎基於「無可奉告」（No Comment）的意圖，對新聞界表達了「默殺」的立場。29日，日同盟通信社[7]將鈴木的表態譯為「ignore」（無視），並向全世界報導。日本時間29日當夜，英國路透社和美聯社（AP）又分別在自己的報導中，將同盟通信報導中的「ignore」譯成了「reject」（拒絕）。表面上看，至此，英美媒體完成了「日本拒絕《波茨坦宣言》的條件，決意將大東亞戰爭進行到底」的信息傳遞，並在此基礎之上形成了「對日最後一戰」的共識。但其實，7月24日，在《波茨坦宣言》發表之前，投擲原子彈的秘密指令就已經下達，形勢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當杜魯門總統最終認可的原子彈投擲方案出臺的時候，日本的政府高官們還在焦急地等待著蘇聯的「和平斡旋」。以近衛文麿為全權代表、眾多實力派重臣為特使的應對體制已調整就緒，準備一俟莫斯科有回覆，立即切入和平交涉。日本的時代錯誤在於，在該講政治哲學和道義的時候，過於迷戀實力，動輒「亮劍」；而明擺著是骯髒的政治交易，甚至是赤裸裸的欺騙的時候，卻以「武士道」的「清流」面目出現，言必稱「信」。回首二十世紀前半的歷史，日本確實曾一再扮演這種「不合時宜」的尷尬角色而不自覺。
回到本文的主旨：那麼，美國究竟為何非要動用原子彈不可，為什麼是日本呢？竊以為，如此結局背後，至少存在如下四種動因，正是這些動因的錯綜作用，導致了美國對日本動用核武的唯一結果：第一，原子彈從一開始就是作為「志在必擲」的實用武器研製的。要知道，美國原子彈製造研發源自納粹德國核武研發的刺激，帶有極強的危機感。羅斯福死後，杜魯門繼任總統，他在回憶錄中如此寫道：「何時、在哪兒使用炸彈（指原子彈—筆者注）的最終決定權在我，這一點不容錯位。我一向把原子彈看做一種兵器，理應付諸使用，對此從無任何疑念。跟隨總統左右的最高軍事顧問們曾勸誘我使用之。我與邱吉爾會談時，他也曾毫不猶豫地對我說過『如果有利於終結戰爭的話，贊成動用原子彈』的話。」可見，既然是兵器，使用沒商量—是美國戰爭政策最高決策者的意志。
第二，至少從1943年5月開始，日本就已經被設定為核打擊的首要目標，且越往後，越具體化（見上文）。理論上，德國應該也是目標之一，但美國首次成功核試驗是在德國投降兩個多月後的1945年7月17日—客觀上，德國已經「不趕趟」了（當然，關於假如德國在時間上「趕趟」的話，美國到底會不會對它動用核武的問題，需做另一番論證，在此不贅）。
第三，對蘇牽制。美國歷史學者加爾•阿爾佩羅維茨（Gar Alperovitz）在其著作《原子彈外交》（Atomic Diplomacy）一書中，論證了美國如何以原子彈為砝碼，在對蘇外交中爭取主動的過程。杜魯門繼任總統是在1945年4月12日，他面對的最大課題是如何終結戰爭，並在戰後格局中爭取主導權，而最吃緊的問題就是應對波茨坦會議。由於彼時原子彈研發已到了核試驗的最終攻堅階段，杜魯門儘量想把會議日程向後推遲，以期能拿到踏實的「原子彈牌」。波茨坦會議上，美英兩國首腦在第一時間分享了「孩子誕生」（指核試驗成功）的朗報，但通報史達林則是在一周之後。史達林並未顯得很吃驚，若無其事地說了句：「是嘛……那麼就可以在日本使用了。」暗中卻加緊了從「滿洲國」進攻日本的進程，同時下令莫斯科的原子彈研發工作提速。
第四，對日種族歧視。這一點，作為深層動因，很少表面化，特別是在戰後民主主義主流話語體系下，一向鮮為人提及，但卻是一個頗為現實的因素。日本軍隊在戰時的殘虐暴行，也強化了西方對東洋社會所抱有的「日本人性惡論」的既有成見。杜魯門有句名言—「對獸類要像對待獸那樣」—說的就是日本。當然，歧視從來是雙向的：有日人針對白人的「鬼畜英美」式的妖魔化，便有美國人對日人所謂「猴子」的侮辱性蔑稱。既然是諸如「獸類」、「猴子」等非我族類，動用「新式武器」殲滅之便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回過頭來看，日本挨了兩顆原子彈的懲罰，正應了中國的那句老話：落後就要挨打。但唯其如此，日本對其「被爆」的悲劇，也基本上抱著現實主義的應對：接受「宿命」，絕少聽到高調的控訴。因為「我們應該認識到，先於哪個國家最初使用原子彈的問題，一個更主要的問題是：無論哪個國家，只要它製造成功，它就會使用」[8]。日本國內甚至不乏「原爆擁護論」者，如上文中提到的原陸軍技術官僚山本洋一便認為「戰爭就是戰爭」，遑論對殖民和侵略戰爭持嚴厲批判立場的傳統左派。
正因此，1945年8月6日，廣島「被爆」後，日本政府雖然通過瑞士等第三國表達過對因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製造的反人道罪行的抗議，但面對美國政府，時至今日，卻一次都未曾正面提出過直接的抗議。而這一點，至今仍鮮為人知。
2014年2月2日
於京城望京西園
[1] 日本的行政區劃，指中部地區，即本州島西部，包括岡山、廣島、山口、島根和鳥取五縣。
[2] B為「Bomb」（炸彈）的縮寫。
[3] 戰時日本原子彈研發工作的暗號名。「に」為仁科芳雄姓氏開頭的假名，一般寫作片假名的「ニ」，為區別漢語起見，本文中特寫作平假名的「に」。
[4] 核裂變研究，F即「Fission」的縮寫。
[5] 五百旗頭真、北岡伸一編『開戦と終戦—太平洋戦爭の國際関係』（星雲社、1998年10月版）、128—129頁。
[6] 半藤一利『昭和史1926—1945』（平凡社、2004年2月初版）、464頁。
[7] 二戰時期，日本最大的壟斷通訊社。1945年解體，被拆分為共同通信社和時事通信社。
[8] 『日本文明77の鍵』（梅棹忠夫編著、文芸春秋社、2005年4月初版）、210頁。
本文摘自《廣島》/約翰·赫西/廣西師大出版社/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