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偉：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學教育 |《程千帆古詩講錄》編後記（中）

今年是程千帆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日。為了紀念程先生，一系列好書正在緊鑼密鼓地編輯出版之中。張伯偉教授整理的《程千帆古詩講錄》（人民文學出版社）就是其中之一。該書據四十年前的聽課筆記整理而成，十分寶貴。張伯偉教授為此撰寫了長達三萬五千餘字的編後記（發表於《中國文化》）。因原文較長，我們分三次推送，下文即是其中之二。

一、引言 & 以詩論詩：在文學框架中談文學 （點擊藍字可查看）

二、左右逢源：語文學與文學理論 √

三、返本開新：尋求更好的文學教育

1981年，程千帆先生在南寧講學時的風採

三、左右逢源：

語文學與文學理論

文學教育的核心是作品，但在現代的知識體系和學術體系中，要講授好作品，研究好作品，並不是僅僅依賴熟讀作品或有創作才能就可以完成的。在現代學術也就是西方學術傳入中國以前，中國人已經有了兩千年以上的文學批評傳統，留下了豐富的學術遺產。但面對這些遺產，我們可以領略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卻無法坐享其成。因為在表現形態上，它們大多為零散片段；在思維特色上，它們經常如靈光忽現。所以，當百年前西洋學術全方位地瀰漫東亞之時，中國學者一方面對古典遺產感到無法取用，只能「拋卻自家無盡藏」，另一方面對西洋工具又覺得精妙無比，不免「沿門託缽效貧兒」，最後除了文獻考據尚有招架之功以外，固有的學術遺產幾乎全淪為「材料」，理論框架、學術方法以及提問方式，佔據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曰「外來」的[54]。對現代學術史作純學術回顧，有全盤西化的胡適一派，有固守傳統的守舊之士，其勢力儘管極不相稱，但在陳寅恪看來，終歸「田巴魯仲兩無成」，這意味著：

舊派之閉目塞聽、陶然自醉，固然難有作為；新派之高自標置、魯莽誇誕，時或流於「畫鬼」。[55]

而陳寅恪自己所追求和實踐的，則屬於不同乎二者的「教外別傳」，既重視「學」又追求「術」，既以中國文化為本位，又不斷開拓創新，其「治學以世界為範圍，重在知彼」[56]，努力與國際學術作對話和競賽。在二十世紀的古代文學研究者中，千帆師最具方法的自覺並為之不懈努力，這幾乎可以作為他與其他學者相區別的重要標誌。學術的發展進步，如果說大都遵循從「照著講」到「接著講」的步驟的話，那麼，在學術上對千帆師影響最大的前輩學者是陳寅恪，而他對陳氏學術的方法、宗旨、趣味以及文字表達的理解遠勝一般，但他做到了既「有所法」又「有所變」，完成了從「史學研究法」到「詩學研究法」的轉換[57]。其學術研究與文學教育，在理念上也是一脈貫通的。

在「古代詩選」的第一堂課上，千帆師提出了這樣的要求：

學習這門課的知識準備：一、文學史；二、文學理論；三、古代漢語，特別是詩律學。

作品是個別的、具體的，有一定的「文學史」知識，就可以對作家所處的時代、作品的文體面貌擁有大致印象，而通過講解作品，又可以使既有的文學史知識得到深化。儘管上述三者都是作為「知識準備」提出的，但「文學理論」和「古代漢語」，同時也是解析作品的重要工具。這兩個工具，在中西學術史上各有其傳統，而在文學教育的實踐中，也各有其成敗。面對當下的困境，我們也許應該對歷史做些回顧。

《古詩今選》徵求意見稿

古代漢語的內容，通常來說包含文字、音韻、訓詁。運用這些知識來進行文本的構造和解析，用中國傳統的術語來講，是「章句之學」；用西方傳統的術語來講，就是「philology」，可譯為「語文學」（也有譯作語學、歷史語言學、文獻學等）。千帆師說：「古人很重章句之學，一年學離經辨志（離經是斷句，辨志是分章，黃以周講）。」中國傳統的章句之學，在西漢就很成熟也很普遍，《漢書·藝文志》裡就已經著錄了很多，除了章句以外，也有用故（詁）、訓、傳、注來表示，後代籠統地概括為「章句之學」。在文學的學習和研究中，章句之學的重要性早就得到認識和實踐，除了漢人對《詩經》《楚辭》的注釋外，在文學理論著作中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文心雕龍·章句篇》。此後，唐代關於《文選》的校勘注釋形成了「《文選》學」，宋代則有大量對此前文集的注釋，更有宋詩宋注，從而造就了文學研究中的校注傳統。這就是以最大可能再現作者的「原本」，並對其字詞句章作儘可能準確的理解。傳統的文學教學，以文本為主。作為一種語言文字的藝術，必然是「因字而生句，積句而為章，積章而成篇」的，故研讀文學，貴在「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事畢」[58]。就字、句、章、篇而言，字是「本」是「一」，其餘則為「末」為「萬」。但決定章句的還有一更為根本者，這就是「情」。劉勰一再說「設情」、「宅情」、「控引情理」，即說明章句都是為之安設、受其控引的，「情」才是文學的根本。太老師黃季剛先生最精小學，故其《文心雕龍札記》一書，也以對《章句篇》的闡發最為詳贍。其核心觀念是：

凡為文辭，未有不辨章句而能工者也；凡覽篇籍，未有不通章句而能識其義者也；故一切文辭學術，皆以章句為始基。[59]

至於詩律學，是伴隨著近體詩的萌芽、成型、定型而形成的，屬於「章句之學」中的一個特殊部分。章句之學原為闡明文本，便利初習，但去古愈遠，每況愈下，也就導致章句愈繁。黃季剛先生又說：「降至後世，義疏之作，布在人間，考證之篇，充盈篋笥，又孰非章句之幻形哉？」[60]所以清代考據學又號稱「漢學」，就表示它是以章句為本的。段玉裁將戴震「義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義理，而後能考核、能文章」的話轉換為「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61]，最能體現考據家的學術趣味。

西方的「語文學」一詞「philology」，就詞源來說，出自希臘語「philologia」,其中「philos」代表熱愛，「logos」代表言詞，所以就字面上說，這個詞是「言辭（文本）之愛」的意思，與哲學——「philosophos」所代表的「智慧之愛」相對。西方的語文學，成型於亞歷山大時期（公元前三世紀）的前十年，目的是保存和解釋古典文學。澤諾多託斯（Zenodotos）完成了荷馬史詩和赫西俄德（Hesiodus）詩歌的文本考訂，並創立了考訂的原則，目的在於恢復原始文本的面貌。在後來的演變中，語文學家的任務增添了評註、闡釋，而闡釋的原則是從作者本身出發解釋作者。到古羅馬時代，鑑賞力的高尚化被認為是一種美德，語文學也得到進一步發展。崇尚博學廣聞，並注重文法研究。中世紀八百年是語文學的衰退期，而文藝復興以來的近代古典語文學，根據內容和方法上的不同側重而在不同地區形成不同階段，先後以義大利、法國—荷蘭、英國為中心。從十八世紀開始，德國躍居領先地位，語文學各學科的方法都得到完善，從以文本考據為中心轉移到以認識事物為目的的觀察方式，並且影響了歷史研究。尼布爾（Barthold Georg Niebuhr）運用原始資料鑑定法，開創了以批評性的語文學方法研究歷史的先河（陳寅恪也曾受其影響）。歷史主義—實證主義也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早期的德國古代文化研究領域中達到鼎盛，他們堅信，只要有充足的原始資料，歷史事實是可以獲得全面認識和掌握的。實證主義獲得了廣泛認可，也使得其自我反思的能力日益下降，由此引來尼採的強烈抨擊[62]。但不管怎樣，十九世紀的語文學已是歐洲人文學術研究的主流，德國儼然是語文學研究的中心，其勢力範圍擴張到歐美。而相應的損失則是，「十九世紀晚期，德國完全喪失了文藝理論和批評方面的領導地位」[63]，另一個「弱國」就是美國。陳寅恪、傅斯年都留學德國，趙元任雖然在美國求學，但對「語文學」也深感興趣，甚至最想做一個「語文學家」（philologist）。中研院史語所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德國的語文學、新興的英法語言學、傳統的中國考據學和音韻學共同塑造的[64]。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英文是「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不難看出語文學在其中的重要意義。以德國語文學的背景看中國學術傳統，最能贏得其垂青的就是清代的考據學。趙元任說：

Philology所注重的是推求某一字在流傳的文獻當中，某某章句究竟應該怎麼怎麼講。所以某種文獻，有某種的Philology，他的性質是近乎咱們所謂考據、訓詁之學。[65]

傅斯年在《與顧頡剛論古史書》中說：「三百年中所謂漢學之一路，實在含括兩種學問：一是語文學，二是史學，文籍考訂學。」[66]這裡所說的「漢學」，指的是乾嘉考據學。他把史學解釋為「文籍考訂學」，與在此後不久寫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說「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67]的意見是一致的。而當他將研究的目光從史學轉到文學的時候，也就以同樣的邏輯展開其論述。現在保存下來的1927—1928年間傅斯年在中山大學講授「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講義，就主張文學史即史學，強調用考證即語文學的方法從事文學史研究。他說：

因為文學史是史，……要求只是一般史學的要求，方法只是一般史料的方法。考定一書的時代，一書的作者，一個事件之實在，一種議論的根據，雖是文學史中的問題，也正是通史中的事業。[68]

希望諸君能發乎考證，止乎欣感，以語學（大陸上謂之「Philologie」）始，以「波濤動蕩」（Sturm und Drang）終。[69]

在傅斯年講義的「擬目」中，更有一則醒目的標題——「論文藝批評之無意義」。這代表了也導致了此後許多大學中文系的文學教育現象，就是以「文獻學」或「考據學」取代「文藝學」。而在千帆師看來，這就是文學教育之「弊」。他指出：

以現狀而言，則多數大學中文系之教學，類皆偏重考據。此自近代學風使然。而其結果，不能無蔽。

愚此所謂蔽者，析而言之，蓋有二端：不知研究與教學之非一事，目的各有所偏，而持研究之方法以事教學，一也。不知考據與詞章之非一途，性質各有所重，而持考據之方法以治詞章，二也。詳此二蔽之所由興，則實皆緣近代學風之一於考據。案滿清學術，一由於明學之反動，二由於建夷之鉗制，考據遂獨擅勝場。……及西洋學術輸入，新文化運動勃興。全盤西化之論，格於政治社會之阻礙，未克實行；考據之學乃反得於所謂科學方法一名詞下，延續其生命。二十年來，仍承勝朝之餘烈，風靡一世者，職是之由。[70]

此文作於1942年，我在此很想再引錄一段錢鍾書在1978年講的話，來作前後對照：

在解放前的中國，清代「樸學」的尚未削減的權威，配合了新從歐美進口的這種實證主義的聲勢，本地傳統和外來風氣一見如故，相得益彰，使文學研究和考據幾乎成為同義名詞，使考據和「科學方法」幾乎成為同義名詞。[71]

從「章句之學」、「語文學」到考據學、實證主義，再加上二者的結合，文學教育的主體就變成了「作者之生平，作品之真偽，字句之校箋，時代之背景」[72]等等，再加上一些版本校勘、輯佚鉤沉、本事索隱，就以為文學教育之能事已畢，這都是「持研究之方法以事教學」。研究與教學的關係，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將研究成果融入教學實踐，能夠提升教學質量，也是大學教育的特徵所在。但若混同二者，就可能損害教育職責。千帆師以為一所大學的「中文系尤有發揚民族文化之重任，故其動態與風氣，關係國運者至深」，因此，不能造成最終「致力及成就者，類皆襞積細微，支離破碎」[73]的後果。這使我想起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大學，其來源有二：一是仿效德國的研究型傳統，一是沿用英國的人文教養傳統，後者想通過文學教育灌輸民族文化的中心思想和價值觀念，而前者強調以批判性的、客觀的態度去追求真理（在當時就是以實證性知識為代表），其中也明顯存在著悖論，但美國大學的教授堅信他們可以在研究和教學實踐中調和這兩項充滿矛盾的任務。米勒曾這樣描繪：

一名英語教授既可以對某個作家的生平細節進行最瑣碎的實證性研究，又可以對那些單調乏味的書目整理和編輯工作樂此不疲，與此同時，他還能給本科生上課，弘揚彌爾頓、詹森、白朗寧、艾略特等人著作中所包含的倫理美德。[74]

就這一點而言，研究與教學的重心是可以也是能夠區別的。傅斯年等人將語文學與考據學相等同，只是沿用了十九世紀德國語文學的概念，但正如維森博格指出的：「某個地區和某個流派佔據主導地位，並不意味著同一時候和其他地方沒有其他方式的語文學研究。」[75]所以其論調是對西方語文學的窄化和簡化。至於將文學史研究歸結為文學史料學研究，同時徹底廢除文藝批評的意義，只能視為學術上的顢頇之舉。在吸收西學之初，出現這樣的問題是可以理解和諒解的，但在百年之後，人們若仍然自覺不自覺地以這種觀念武裝頭腦，就不僅是頑固不化，更是愚不可及。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學風再變，用李澤厚的概括，就是「九十年代大陸學術時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76]。大學的文學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前的風尚，至少在我的觀察所及，這種傾向是比較明顯的。如果說有發展，也只是版本擴大到域外，資料深入到私藏，藉中外資料庫之便利，更有所謂「e-考據」之美名。儘管千帆師厭惡文學教育和研究中的實證主義，但他並不一概反對考據。他強調「古代漢語」即傳統的章句學在作品研習中的作用並付諸實踐，就可以看出他對「語文學」這一工具的重視，這從以下論文的標題中即可看出：《陶詩「結廬在人境」篇異文釋》（1944年4月）、《陶詩「少無適俗韻」的「韻」字說》（1945年12月）、《李頎〈聽董大彈胡笳聲兼語弄寄房給事〉詩題校釋》（1963年5月）、《杜甫〈諸將〉詩「曾閃朱旗北鬥殷」解》（1976年5月）、《李白〈丁都護歌〉中的「芒碭」解》（1977年6月），其前後跨越達三十多年[77]。但章句是工具而非目的，要將「字句的疏通與全篇的理解並重」，最終還是歸結到對作品的理解和欣賞。千帆師反覆說「欣賞詩歌不能脫離考證學」，強調「文獻學與文藝學」的結合。我二十多年來倡導域外漢籍研究，希望將閱讀文獻和研究視野的範圍擴大到漢文化圈，在這一過程中，首先從事的也是目錄學和文獻的整理解題工作。但文學教育應該以作品為核心，著重對作家作品的闡發、分析、評論，並進而達到人文精神的重建。

程千帆「杜詩研究」課程講義

這就要談到第二個工具「文學理論」，它同樣在中西學術史上各有傳統，落實在文學教育中也各有得失。千帆師強調的文學理論雖然兼涉中外，但在實際運用中主要偏於古代文論。他在「杜詩研究」最後一課曾強調研究方法的六個「並重」，其中之一就是「傳統的文藝理論和外來的新的文藝理論並重」，同時又要「多進少出，不懂不講」。當時的中國學術界，與外國的學術交流還未能頻繁展開，對外國文學理論的翻譯介紹還很不系統，為了防止生搬硬套、削足適履的「濫用」，所以謹慎地提出要「少出」、「不講」，但這絲毫不存在對國外文學理論的牴觸或排斥。傳統的文學教育中實施的文論教育，集中在文學寫作，最早且最為典型的是唐代的詩格，後來演變為明清詩法。還有一種類型就是選本，如《文選》之在唐宋時代，《唐詩品匯》之在明清時代，直到《古文辭類纂》都是這一類代表作。但在傳統的知識體系中，今人說的「文學批評」在古代目錄學上的名稱是「詩文評」，與「詞曲」肩摩踵接，列於集部之末，不為人所重。現代大學裡的文學教育，其「新品種」當屬文學史，其中也涵括了部分古代文論的內容。由中國人撰寫的最早的文學史，當屬1904年草創並刊行的京師大學堂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其第十三篇中就專列「昭明《文選》創總集之體」、「劉勰《文心雕龍》創論文之體」、「鍾嶸《詩品》創詩話之體」及「徐陵《玉臺新詠》創詩選之體」[78]等。雖極為簡略，亦有意義。稍後東吳大學黃人編纂《中國文學史》，曾回顧中國傳統「所以考文學之源流、種類、正變、沿革者，惟有文學家列傳（如《文苑傳》，而稍講考據、性理者，尚入別傳），及目錄（如《藝文志》類）、選本（如以時地、流派選合者）、批評（如《文心雕龍》《詩品》、詩話之類）而已」[79]，他的書則要綜合上述諸體，自具機杼，所以被後人評為真正「始具文學史之規模」[80]。然而就其中的文論部分來說，也不過點綴其間。直到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後期，才在學術界的一般觀念中，「似乎都承認了詩文評即文學批評的獨立的平等的地位」[81]。其文論教學大抵有三類：一是中國文學批評史，如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有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本，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也是他原在武漢大學使用的教材；二是專書講疏，主要集中在《文心雕龍》，著名者如黃季剛《文心雕龍札記》、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三是文論選，代表者如許文雨《文論講疏》，也是「自十八年（1929）講學北大創始」[82]。批評史在當時屬於肇啟山林的工作，朱自清評論郭紹虞之著，雖說表彰了其「材料與方法」[83]，但重心還是在材料方面，以此勾勒出中國文學批評的基本線索和面貌，意欲「兼攬編年、紀事本末、紀傳三體之長，創立一種『綜合體』」[84]，但有些基本判斷還存在問題，也難免「見林不見樹」。專書和文論選以具體作品為核心，可以避免「離事言理」之弊，且各有深入之見，但總體來說還是以「語文學」的方法為主，重在疏釋文本大意，不免「見樹不見林」。

程千帆《文學發凡》

對於文學理論在文學教育和研究中的重要性，千帆師不僅深具認識，而且身體力行。他的做法不同於上述三類，1941年到1943年之間，他任教武漢大學和金陵大學，專門講授古代文論課，並編為《文學發凡》二卷，由金陵大學文學院印行。本書從大量古代文論材料中精選十篇加以箋注，文末附有案語，作總體論述。我在二十年前對此書的學術定位是：「這是一部較早的對文學理論本土化的嘗試之作和成功之作。」[85]上卷為概說，分文學之界義、文學與時代、文學與地域、文學與道德、文學與性情；下卷為製作，分製作與體式、內容與外形、模擬與創造、修辭示例、文病示例。既不按照時代順序，也不選擇體系性過強者（如《文心雕龍》），而是完全按照作者對文學理論的理解和認識，選擇能夠代表中國人文學觀念的十篇論文，闡發其理論內涵[86]。窺其微意，實有建立系統、頡頏西洋的色彩。可惜後來正式出版時，一易名為《文論要詮》，再易名為《文論十箋》，並且在內容上多有刪削，儘管個別條目的注釋更為準確，但上述色彩則愈來愈淡化。總體而言，中國學者，特別是古代文學研究者，對文學理論的興趣是較為淡薄的，尤其是與實證性的研究相比。即便是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也無可諱言，偏重資料的搜討，而把理論的分析和批判放在次要地位」[87]，這怎麼也算不上是苛評。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來看千帆師的《文學發凡》，其文學理論教育也同樣以「文論作品」為中心，堅持「從具體開始」；其次，在材料的選擇上取精用閎，以構建中國文學理論體系為指歸，既見「樹」又見「林」；第三，在文論的使用上，堅持與文學作品相結合的基本原則。這雖然在《文學發凡》中沒有過多的實踐，但在這本《程千帆古詩講錄》中卻有具體的展現。它不僅體現了文學理論作為工具之「用」，置於中西學術格局來看的話，在「理論之後」的時代該如何面對理論，也可以帶來有益的啟示。如果我們沒有可能「宿命般地回到前理論時代的單純」[88]，那麼理論到底還有什麼用？

這裡，我姑且以「比興」為例略作闡發。「比興」原本於《詩經》學上的概念，與「賦」聯繫在一起成為「三義」或「三用」。由於隸屬於經學，其含義也往往帶著較強的政治性。但從西晉開始，就有人突破經學體制，注重文學修辭特色的意義。到了梁朝的鍾嶸，更明確地以五言詩為依據作出新釋。這不僅對後來的文學中人有影響，研治經學的學者，如唐代的陸德明，宋代的朱熹，也對其新說有所吸收[89]。字面上仍是一貫的「比興」，但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卻變動不居。在中國的批評傳統中，理論批評（theoretical criticism）往往是透過實際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展現出來的，因此，它與文學作品有著密切關係。理論產生於對作品的理解和認識，當理解得到深化、認識有所升華，也會突破原有的理論，並反過來影響創作。所以，當一個概念在新的批評文本中，其含義無法用既定的意思限定時，我們既不能生搬硬套原先的定義，哪怕它戴著權威的面具，也不能削「作品之足」以適「理論之履」，因為理論只是幫助我們理解作品的工具。千帆師指出：

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名詞，往往隨時代而變化含義，唐朝人的「比興」往往是與政治有關的內容，而不是修辭學上的術語。

杜甫論元結的兩首詩曰「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元詩是用賦體作的，但杜甫說他是「比興體制」。可見唐人對「比興」有獨特的看法，是指有很高思想內容的文學作品。陳子昂與杜甫是一致的。

杜甫的話見於其《同元使君舂陵行序》，稱讚元結之作為「比興體制」，但從作法來看，《舂陵行》是以賦體為之的，所以此處的「比興」就「不是修辭學上的術語」，而是對於統治者橫徵暴斂的控訴，具有《詩經·國風》的「美刺」意義（元結《舂陵行》的末句是「何人採國風，吾欲獻此辭」，就是以繼承《詩經》的精神自命的）。這個概念部分吸取了漢儒說詩的成份，又帶有唐代的特色。正如陳子昂批評齊梁詩歌缺乏「興寄」，當然也不是說那些作品未曾採用修辭手段上的「比興」，而是說缺乏撼動人心的內涵。這個問題，千帆師在課堂上曾反覆提及，往往特別強調「賦」法，強調「以文為詩」的功能，強調議論也是塑造文學形象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其背景是，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刊登了毛澤東給陳毅談詩的一封信，特別強調「比興」的重要性，批評宋人不懂形象思維，「一反唐人規律」，其病根在韓愈的「以文為詩」。這引起當時學術界的大討論，幾乎一邊倒地貶斥宋詩，推崇「比興」（作為修辭手段），批判「以文為詩」。千帆師對這種「依草附木」的學風極為鄙視，他告誡學生：「搞學問，一是不能隨聲附和，二是不能停滯在原來的境地。」這就不只是學術觀點，更是學術品格了。

「歷代詩選」聽課筆記（張伯偉記）

千帆師對文學理論的強調，總是不脫離作品。三十年前，我曾經概括為「以作品來印證理論」和「從作品中抽象理論」[90]。他很推崇劉永濟的《文心雕龍校釋》一書，尤其欣賞其附錄《文心雕龍徵引文錄》三卷，上下二卷為文錄，即作品選；卷末為「參考文目錄」，即文論選，也是著眼於其書將文學理論與文學作品的結合。而從他推崇的其它著作中，我們還可以窺見另外兩種研究文學理論的學術取向：一是朱自清《詩言志辨》，以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概念為綱，仔細梳理其含義的變遷，接近於某種「概念史」或「專題史」的工作。朱自清在大學開設「中國文學批評研究」課，其方法也是如此[91]。千帆師贈朱自清詩有「解頤人愛說詩匡」、「肯把金針度與無」[92]之句，可略見其嚮往之情。一是朱光潛《詩論》，這是以比較文學的方法構擬中國詩學的系統，該書也曾用作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武漢大學的授課講義[93]。其書《抗戰版序》中說：「當前有兩大問題須特別研究，一是固有的傳統究竟有幾分可以沿襲，一是外來的影響究竟有幾分可以接收。」[94]他自己對這本書最為滿意，晚年說該書「試圖用西方詩論來解釋中國古典詩歌，用中國詩論來印證西方詩論；對中國詩的音律、為什麼後來走上律詩的道路，也作了探索分析」[95]。還提及學界友人（包括千帆師）此前曾勸他再版《詩論》[96]。1984年10月，我以《以意逆志論》作為碩士論文提交答辯，千帆師擔任論文評閱委員和答辯委員會主席，其評語從學術史角度著眼，認為此文是對《詩言志辨》的「繼承與發展。繼承，指的是它嚴格遵循了朱先生所曾經採用並因此取得成功的歷史主義方法。發展，指的是它進入了朱文所未涉及的比較文學理論範疇」。可見繼續朱自清、朱光潛的探索方向或加以結合，的確是符合他的學術追求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錢鍾書對中國文學研究界有這樣一個描述：

中國的西洋文學研究者都還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學理論和藝術原理，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幾乎是什麼理論都不管的。[97]

「掌握資料」的博學者，往往不熟悉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而「進行分析」的文藝理論家往往對資料不夠熟悉。[98]

這個描述與美國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界的印象是吻合的，儘管態度不同。比如理察·特迪曼（Richard Terdiman）說：「中國學術界在文學史上盛產實證性的研究。」[99]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直陳「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欠缺理論意識」[100]。而在包弼德（Peter K. Bol）看來，「大陸出版的最有價值的書是古籍整理，而不是研究著作」[101]。研究成果與教育內容有很大關係，如果文學教育的重心在「掌握資料」，就不可能結出真正的研究碩果；反之，「進行分析」的理論家如果脫離作品，也就會導致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批評（這在今天已經相當普遍）。

二十世紀是西方尤其是美國文學理論大發展的時代，這常常是與大學的文學教育密切相關的。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美國的「學院派批評」熱衷的是傳記、目錄學和版本學研究，「屬於古籍研究和語文學性質」[102]，人們回顧這段時期美國的文學教學和研究活動時發現，當時「普遍存在著一種強烈的反理論的偏見」[103]，這一傾向在各大學和學院佔據主導地位。這種以「語文學」為基礎的研究鍾情於對史實和語言現象的挖掘和考證，是實證主義的研究。如同歐洲大陸的德國，美國大學也視文學教育和研究為「史學」而非「美學」性質，是一種「不考慮價值（value-free）的研究觀」，而「對事實的整合與儲存恰恰是大學教授潛在擁有的最高價值，是他們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104]。反對的力量來自於受到英國美學運動的影響的人，主張「印象主義」式的「鑑賞」，他們「灌輸給弟子的乃是鍾情於文學的那份熱愛，卻沒有批評的標準和學術的銳氣」，「強調的是玩味，而反對解釋和判斷」[105]，只是其聲音相對來說還較微弱。這與同時代的中國大學裡的文學教育和研究其實也很相像，正統的、嚴肅的教研工作是考據，玩索詞章者則難免空疏之譏。被今人盛稱的聞一多《唐詩雜論》中有幾篇文章，固然可歸於印象主義式的鑑賞，但畢竟寥寥（其中還有《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岑嘉州系年考證》等考據性質的文字），為他贏得學術地位的還得依賴《神話與詩》《古典新義》等「考」與「證」的論著。造成翻天覆地變化的，是「新批評派」（New Criticism）的出現，它為美國大學以及學術界重新定義了文學研究。儘管名列「新批評派」的人物各有不同的主張，很難將他們強行的擠到一張床上，但還是有幾個共同點：一是將關注重心從詩人轉移到詩本身，是以作品為中心的觀點（ergocentric view）；二是強調對文本進行「細讀」（close reading）。從摧毀的角度看，他們都劍指「實證主義和歷史決定論的批評方法」[106]。還有就是他們的身份，多半是大學教師，取得成功的決定因素也因此是一本教科書，即克林斯·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和羅伯特·潘·沃倫（Robert Penn Warren）合著的《理解詩歌》（Understanding Poetry），它在美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大學文學教育中除故革新、大獲成功。它「侵佔了語文學學術研究的堡壘，成為新批評派的教學武器」，其不同於法國「文本分析論」（explication de texte）之處，據韋勒克看來，「在於提出了批評標準，走向詩篇優劣的區別」[107]。用「理論」指導「實際批評」，從此在大學的文學教育中展開。而從五十年代開始，他們更積極引進歐洲大陸的文學理論，首先是存在主義和現象學，之後是六十年代的結構主義、拉康的心理分析、新馬克思主義批評以及「解構主義」。1966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主辦了一場「批判語言與人文科學」國際研討會，第一次把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帶進美國，也成為美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文學理論史十件大事」[108]之一，它標誌著「美國文學研究開始逐漸被這些引進的理論所控制」[109]。米勒認為：「理論的勝利已經完全改變了文學研究的現狀」，因為「這些理論大都基於文學之外，卻又公然要求我們去效忠」。大學裡的文學理論課，「專門研究理論文本，而不是把理論當作研究文學文本的輔助手段」[110]。到了1986年，作為「文學理論史十件大事」中的又一件，就是米勒在美國現代語言協會年會上的主席演講，他宣告了文學研究中的語言研究向歷史研究的轉向，並且成為一個新的充滿活力的研究領域，即「文化批評」或曰「文化研究」。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的關係也變得異常複雜，「它們既是通常意義上的『文學』文本，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超出『文學之外』的歷史文獻」[111]，文學又重新轉向了「外部研究」（the extrins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借用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語）——歷史化或政治化。儘管理論命題不斷翻新，但總體趨勢就是遠離文學作品本身。這一現象在今日中國大學的文學理論教學研究中也比比皆是，從業者的腦子裡充斥著各種名詞、術語、概念，無意也無法通過對具體的文學文本的研究，證明他們的理論是有成效的。美國馬克思主義評論家弗雷德裡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曾對二十多年來歐美文學理論在中國傳播影響的變遷有個描述：「對我們美國人來說，這些理論本來是歐洲的舶來品，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些『理論』就是美國人的。」而隨著文化交流的頻繁，「我們再也沒必要扮演傳教士了」[112]。談論文學的書越來越多，而文學自身反而越來越無足輕重，這也是一種「全球化」。甚至有一種觀點認為：「理論的興起導致了文學的覆亡。」就算溫和一點的看法，也指出「文學理論教導我們：文學批評並不傾向於處理文學作品本身，並且這在實踐中也是不可能做到的」[113]。於是保羅·德·曼（Paul de Man）在1986年發表了一篇題為《回歸語文學》（「The Return to Philology」）的文章，討論如何處理文學的教學研究與文學理論的關係，就是針對二十世紀文學理論的發展，導致文學教育研究中的人文和歷史的喪失，所以要從文學理論轉向語文學。故自九十年代中葉開始，美國又興起了一種「新語文學」的「時尚」。沈衛榮教授曾援引德國馬堡大學語文學家Jürgen Hanneder在2013年對美國「新語文學」的批評，認為「它最多不過是美國學術界的下一個方法，或者更可能是下一個時尚」，他們「用一個又一個的『轉向』來跨越迄今為止學術研究所達到的邊界，所以，他們的學術邊界可以通過不斷地轉向而被擴大」，「這樣的學術轉向其實與時尚界的時尚一樣，多半是連續不斷地在新舊之間輪轉」[114]。這與我在私下裡用SPAN，即超（Super）、後（Post）、反（Anti）和新（New）來概括晚近的美國學術也有點相似，所以很同意用「時尚」來描述這一學術現象。大約百年前，「新批評派」將其理論矛頭直指實證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直指「語文學」。百年之後，所謂「新語文學」又捲土重來，意欲告別理論。文學研究中的語文學和文學理論，究竟該是彼此默契的孿生姐妹，還是不共戴天的生死仇人？或者它們天然就該是一對冤家夫妻，註定要在相互糾纏（糾剔又纏綿）中共度一生，失去了任何一方，文學研究的家庭就會破裂。問題也許只在於，它們的相處需要一定的技巧。

（未完待續）

注釋

[54] 參見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問題》，載《文學遺產》2016年第3期。

[55] 張伯偉《現代學術史中的「教外別傳」——陳寅恪「以文證史」法新探》，載《文學評論》2017年第3期。

[56] 陳寅恪《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18頁。

[57] 參見張伯偉《「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程千帆先生詩學研究的學術史意義》，載《文學遺產》2018年第4期。

[58] 劉勰《文心雕龍·章句》，《文心雕龍解析》，第557頁。

[59]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頁。

[60] 同上注，第166頁。

[61] 段玉裁《戴東原集序》，《戴震文集》卷首，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頁。

[62] 參見維森博格（Weisenberg）《西方古典語文學簡史》，收入劉小楓編《西方古典文獻學發凡》，豐衛平譯，華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頁。

[63] 雷納·韋勒克（René Wellek）《近代文學批評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第二卷「總結」語，楊自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38頁。

[64] 張谷銘《語文學還是語言學？跨越洲際的反應》，載賈晉華等編《新語文學與早期中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1頁。又可參見張谷銘《Philology與史語所：陳寅恪、傅斯年與中國的「東方學」》，載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七本，第二分，2016年6月。

[65] 趙元任《語言問題》，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頁。

[66] 《傅斯年全集》第四冊，臺灣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455頁。

[67] 同上注，第253頁。

[68] 《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傅斯年全集》第一冊，第12頁。

[69] 同上注，第20頁。案：這裡所說的「大陸」，指的是歐洲大陸。法國的情形也類似，據安託萬·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說：「文學史出現於十九世紀，當時更為通行的叫法是語文學或語文研究。」《理論的幽靈：文學與常識》（Le démon de la théorie: Littérature et sens commun）吳泓渺、汪捷宇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頁。

[70] 程會昌《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載《國文月刊》第十六期，1942年10月。

[71] 錢鍾書《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載《錢鍾書集·人生邊上的邊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79頁。

[72] 程會昌《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載《國文月刊》第十六期，1942年10月。

[73] 同上注。

[74] 希利斯·米勒《網際網路星系中的黑洞：美國文學研究的新動向——兼紀念威廉·李汀思》，《萌在他鄉：米勒中國演講集》，國榮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頁。

[75] 維森博格《西方古典語文學簡史》，《西方古典文獻學發凡》，第15頁。

[76] 語載香港《二十一世紀》1994年6月號（總第23期）「三邊互動」欄目。

[77] 諸文皆收入程千帆《古詩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78] 參見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陳平原輯《早期北大文學史講義三種》，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193頁。

[79] 黃人《中國文學史》，蘇州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頁。

[80] 浦江清《鄭振鐸〈中國文學史〉》，收入《浦江清文史雜文集》，第130頁。

[81] 朱自清《詩言志辨序》，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頁。

[82] 許文雨《文論講疏·例略》，正中書局1937年版。

[83] 朱自清《評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第540頁。

[84] 朱自清《詩文評的發展》（其內容為評論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第545—546頁。

[85] 張伯偉《程千帆文集》書評，載《中國學術》第4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272頁。

[86] 千帆師在晚年說：「日本學者把這本書當成文學概論的教材來用。……十篇文章，有註解，有按語，還成個體系。當時我下了個決心，也和劉（永濟）先生商量過，沒有選《文心雕龍》。現在想來，這是對的，因為《文心雕龍》太完整。」《桑榆憶往》，第65—66頁。

[87] 錢鍾書《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載《錢鍾書集·人生邊上的邊上》，第180—181頁。

[88] Terry Eagleton，After Theory，Penguin Books Ltd，2003，P.1.

[89] 參見張伯偉《鍾嶸詩品研究》第六章《「興」義發微》，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96—112頁。

[90] 參見《程千帆詩論選集·編後記》中的相關討論，第285—289頁。

[91] 參見劉晶雯整理《朱自清中國文學批評研究講義》，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92] 程千帆《贈佩弦先生四絕》，見《閒堂詩存》，《程千帆全集》第十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頁。案：《詩存》卷首又錄《朱佩弦先生書》（甲申，1944年）。在《朱自清日記》中，從1944年5月30日到1948年4月11日，都有他們來往的記錄。

[93] 參見商金林校訂《詩論講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94] 朱光潛《詩論》，《朱光潛美學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4頁。

[95] 朱光潛《詩論·後記》，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頁。

[96] 朱光潛《朱光潛美學文學論文選集·編後記》中提到：「北京師大中文系鍾敬文同志和南京大學中文系程千帆同志都勸我將《詩論》再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6頁。

[97] 錢鍾書《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載《錢鍾書集·人生邊上的邊上》，第180頁。

[98] 錢鍾書《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國的文學情況》，同上注，第194頁。

[99] 理察·特迪曼《編者的話》，《萌在他鄉：米勒中國演講集》，第2頁。

[100] 卞東波《宋代詩話與史學文獻研究·後記》引述，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440頁。

[101] 《21世紀的知識分子信念——包弼德訪談錄》，王希等《開拓者：著名歷史學家訪談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54頁。

[102] 雷納·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第六卷，楊自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頁。

[103] 希利斯·米勒《理論在美國文學研究和發展中的作用》，《萌在他鄉：米勒中國演講集》，第11頁。

[104] 同上注，第15—16頁。

[105] 雷納·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第六卷，第115頁。

[106] 同上注，第489頁。

[107] 同上注，第272頁。

[108] 參見彼得·巴裡（Peter Barry）《理論入門：文學與文化理論導論》（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第十四章「文學理論史十件大事」，楊建國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61—283頁。

[109] 希利斯·米勒《理論在美國文學研究和發展中的作用》，《萌在他鄉：米勒中國演講集》，第22頁。

[110] 同上注，第23、25頁。

[111] 同上注，第27頁。案：在彼得·巴裡看來，米勒的問題是「忽略了歷史和歷史主義的區別」，見《理論入門：文學與文化理論導論》，第271—274頁。

[112] 弗雷德裡克·詹姆遜《英文版序》，《萌在他鄉：米勒中國演講集》，第1—2頁。

[113] 芮塔·菲爾斯基（Rita Felski）《文學之用》（Uses of Literature），劉洋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頁。

[114] 參見沈衛榮《文學研究的理論轉向與語文學的回歸——評Paul de Man的〈語文學回歸〉》，又《語文學、東方主義和「未來與文學」》，收入《回歸語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5—124頁。案：這一研究「時尚」在中文世界也有反映，見賈晉華等編《新語文學與早期中國研究》。

>原載《中國文化》2020年春季號，經授權發布

程千帆是古典文學研究大家，還是培育專業人才卓有成效的教育大家。今張伯偉主編《程千帆古詩講錄》，收入徐有富、曹虹、張伯偉等教授四種聽課筆記（《歷代詩選講錄》《唐宋詩講錄》《古詩講錄》《杜詩講錄》）以及《杜詩講義》。前有程先生《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代前言，後有張伯偉《我們需要什麼文學教育》編後記。全書生動具體地呈現了程先生授課的精彩風貌，藉此可領會其接引門人獨特而有效的治學門徑，堪稱傳統教育的精品教材。學術大家講古典詩歌，深入淺出，對於今天欣賞、研讀古詩有許多重要的啟迪，是傳統文化教育的典範精品。

程千帆(1913-2000)，著名古代文史學家、教育家，在校讎學、歷史學、古代文學、古代文學批評領域均有傑出成就。1936年畢業於金陵大學。歷任金陵中學、金陵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教職。1978年，開始在南京大學工作，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古典文學學者。代表著作有《校讎廣義》《史通箋記》《文論十箋》《程氏漢語文學通史》《兩宋文學史》《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閒堂文藪》《古詩考索》《被開拓的詩世界》等。

張伯偉，文學博士，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兼任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特聘教授、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所長等。主要從事中國詩學和域外漢籍研究。著有《禪與詩學》《鍾嶸詩品研究》《全唐五代詩格匯考》等，整理有《日本世說新語注釋集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