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相信，幼兒教育需要資本賦能，但資本更需要遵循教育的真諦。在兒童社會化的第一步，幼兒園應該是一個安全與愛的庇護所。
幼兒園又一次被推入風暴眼中。
虐童、猥褻，甚至性侵，近幾年在幼兒園裡並不是孤例。但這一次的「紅黃藍事件」，是發生在幼教資源最為充足的北京，而且是在一所收費不菲、沐浴著資本光輝的品牌幼兒園裡，擊垮了人們的信任防線。再加上信息公開的低效與模糊，讓整個事件成了一個「羅生門」。
儘管警方調查認定，事發幼兒園存在打針虐童行為，否認了餵食藥片、猥褻兒童等言論，但就像那個損壞的攝像頭監控硬碟一樣，每一個疑點都會被放大，被追問。更嚴重的，是家長與幼兒園之間的互信關係在崩塌。
家長警覺性和焦慮感在加大。一位在北京某醫療集團工作的張女士自認是個冷靜的人，但「紅黃藍事件」發生以後，她也不由自主陷入了草木皆兵的狀態。她告訴我們，前幾天她在給3歲多的小女兒佳佳洗澡時，發現她腰部有一處瘀青，以前會認為孩子是不小心就一帶而過了，但那天產生了無限的聯想，專門找幼兒園老師進行了核實。最近早晨送佳佳上學的時候，她會對老師的態度非常敏感，而如果佳佳撒嬌「媽媽我今天不想去幼兒園了」，她也會瞎想，是不是昨天發生了什麼事情啊。她開始引導佳佳做一些角色扮演的遊戲：「佳佳，你當老師，媽媽當佳佳，好不好？」小女兒就會用老師的口吻還原一些幼兒園的片段。張女士說，她對幼兒園的要求並不高，擇園的標準也簡單——離家近、吃得好、安全、口碑、經驗，大女兒小時候就是自然選擇了小區配套的私立幼兒園，小女兒也是就近入園，在一所中高端私立幼兒園，每月學費5000多元。以前她覺得，把孩子送進幼兒園，就是交到老師手裡，從沒有不信任的想法，現在就會對孩子的情緒變化更敏感些。她明顯感覺，幼兒園和家長之間存在著緊張氣氛，一道警惕的籬笆牆已經築起。
幼兒園老師也陷入身份恐慌。在幼兒園虐童或侵害事件中，當事老師是第一責任人，而事件過後，打擊最大的是整個幼教群體。曾在幼教行業體驗過多種身份——幼兒師專教師、幼兒園網際網路產品經理、幼兒園教師、地方教育局幼教管理者的Yoyo認為，幼教是一個缺口巨大、學歷偏低、工資偏少的行業，又恰恰需要從業者的耐心、愛心，以及應對複雜問題的能力。從全國範圍來看，專科生構成了幼兒園老師的大部分，很多中專生一畢業只有18歲，自己還沒成人，更不知道怎麼讀懂孩子。虐童事件的頻發，正反映了幼兒園老師們沒有能力面對孩子，「一罵二嚇三叉腰」其實是最為簡單粗暴的辦法。Yoyo說，如果幼教行業長期存在的根源問題不解決，一出事就將一線教師置於「鄙視鏈」的底端，或者進行「道德綁架」，只能讓幼兒園老師們成就感更低，人員流失更快。
而作為運營主體的各個幼兒園，正忙於應對一輪園所安全和幼師「師德」普查。北京一家300人規模的幼兒園園長告訴我們，園裡已經安了100多個攝像頭，還得再增加，因為驗收標準是「沒有死角」。攝像頭當然有助於形成一道物理防線，但無形中也會給老師造成一種壓力，尤其是目前這種環境下，很多老師就不去花力氣管孩子了，求自保，冷處理。該戶外活動也不活動了，怕磕著碰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至少攝像頭裡不會出現虐童事件，這其實也是一種冷暴力。而且，幼兒園管理更多要靠人的因素，靠日常的養成，「師德怎麼能靠運動式地排查呢？」
家長、老師、幼兒園、教育局……圍繞幼教行業的信任體系的崩塌，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而最終傷害的，還是孩子。
在「虐童事件」過後，除了追責，我們更想要追問的是如何避免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追問整個學前教育行業的系統性問題。
浮在表面的是幼兒園老師的低門檻。根據教育部年度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幼兒教師學歷主要集中在專科水平，佔總數的56.37%；有22.4%的教師只有高中及以下文憑；專科以上的高學歷幼師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
與低門檻相匹配的，是幼師的低薪資。在2016年人均收入最高的北京，一個公立園在編老師的待遇大約是5000元到6000元，而非在編的老師的工資就要少很多了，也就兩三千元，而普通私立園的老師普遍就在兩三千元。「虐童」事件發生的這家紅黃藍幼兒園，普通班孩子每月學費大概在3500元左右，國際班學費4800元，但教師月薪卻只在2000元到3000元之間。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的調查顯示：中國幼師薪酬水平較平均水平低10%到30%。
與幼師低薪資形成反差的是，絕大部分幼師都是超負荷工作的。幼師的平均工作時間長在8～10小時，22.14%的幼師工作時間超過了10小時。根據北京師範大學的一項調查，幼師中出現明顯倦怠傾向的人數達一半以上，具體表現為疲憊不堪（88.5%）、擔心出事（86.7%）、焦躁不安（65.9%）和經常只想一個人待著什麼話也不說（65.6%）。調查還指出，因幼兒園老師心理問題而發生的虐待、體罰兒童的現象多次出現。
學前教育行業的低端發展，背後則是政策與財政的長期欠帳，在城市化飛速發展及「二胎效應」帶來的巨大供需缺口下尤為凸顯。
事實上，對於學前教育的財政投入始終處於我國「財政結構的最邊緣」。中國0～6歲兒童多達1.3億，而國家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佔GDP的比重在過去10年間維持在0.03%～0.05%之間。與之相比，目前歐盟國家的學前教育經費佔其GDP的比重為0.5%，相當於我國的10倍。而根據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的數據，2016年我國學前教育的經費投入有了較大提高，但仍只佔教育總經費的比重的7.21%。
與財政投入形成對比的是學前教育的「回報」。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的一項研究測算出，在0～3歲教育投資1元錢會有18元的回報，3～4歲是7元，小學是3元，大學是1元。常熟理工學院學前教育系主任張斌告訴我，如果能抓住教育投入的關鍵期，而且更均衡地投資給最需要的地區和人群，就相當於扼住了人口素質和經濟發展的撬槓。
另一方面是學前教育相關立法的滯後。在《教育法》所規定的四個獨立學段中，唯獨學前教育沒有立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長龐麗娟十餘年來一直在呼籲我國《學前教育法》的出臺，據她多年在各地的深入調研發現，資源不足，特別是普惠性資源嚴重不足是當前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發展的突出的主要矛盾。她認為，根本的原因，在於我國沒有一部專門針對學前教育的法律，沒有對上述這些學前教育改革發展中的深層次難題、關鍵性體制機制問題做出明確規定。
而填補學前教育的剛需又迫在眉睫。根據教育部《2016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止到2016年，全國共有幼兒園23.98萬所，在園兒童的數量為4413.86萬人，幼兒園園長和教師共249.88萬人，這個數字已比上年增加19.56萬人。按照這個數字計算，老師和孩子的比例是1∶17.6，也就是一個老師要看近17.6個孩子。而根據《幼兒園教職工配備標準》規定，一所全日制幼兒園的全園教職工與幼兒比為1∶5到1∶7，全園保教人員與幼兒比1∶7到1∶9。即便按照師幼比最低標準1∶9來計算，幼師的缺口也在240萬人。
一方面是政府的主體責任缺失，另一方面是巨大的供需缺口，帶來的結果必然是學前教育的市場化、產業化失靈和發展不均衡。尤其是今年9月1日《民辦教育促進法》正式通過之後，民辦幼兒園的營利性在法律上獲得正式認可，可以進行IPO上市。原朝陽教委副主任、現北京聯合大學學前教育系主任姜繼為告訴我們，現實中民辦幼兒教育早已蓬勃發展，而且大都有營利性，2014年有資質的民辦幼兒園佔幼兒園佔比就已達66.4%，更別說還存在大量無資質的所謂「黑幼兒園」。在這個意義上，《民辦教育促進法》的出臺更像是一種「先上車，後補票」。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民辦教育促進法》對民辦幼兒園營利性的遲到確認，以及全面二胎效應的進一步凸顯，幼教產業化將迎來政策和人口紅利。據預測，到2020年我國幼教市場規模將達3480億元，未來五年增速約為20%。張斌認為，亟待利用政策槓桿引導欲進入和已進入民辦教育體系的資本進行理性選擇，限定其盈利空間，將天性逐利的資本控制在制度牢籠之內。
這一次的「紅黃藍事件」就是對幼教產業化的一記警鐘。數據顯示，今年9月在紐交所上市的紅黃藍已有直營園80家，加盟園175家，直營+加盟的親子園853家。業內人士分析，幼兒園屬於重資產業務，擁有100家以上直營幼兒園的幼教集團屈指可數，必須藉助簡單粗暴資本的力量併購整合。而幼教項目毛利率不到20%，為保障上市公司的淨利率，在師資、內容等方面的投入比重將難以保證。
在這一幼教社會化甚至產業化的大背景下，我們更想探究的是：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幼兒園？在中產階級父母普遍的育兒焦慮下，那些早教機構、知名幼兒園已經通過各種營銷為他們做了早期的市場培養。父母們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都想為下一代選擇更好的，而擇園時吸引他們的往往是一些「高大上」的標籤——雙語、國際、外教、簇新的校舍及各種時髦的教育理論——這些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對教育中人的因素的忽視，那其實是一個幼兒園更本質的活性因素——作為教育主體的幼兒園老師，以及老師和孩子的關係構建。
這一期封面故事中，我們走進了陷入信任危機的多所幼兒園，發掘那些不易被發現但至關重要的幼兒園的關鍵價值，並探究這些價值為何被遮蔽或摒棄，又該如何重建。感謝在輿論壓力下發聲的幼兒園園長、老師、家長、教育管理者、政策研究者們，這也是推開籬笆牆、重建互信的第一步。
我們相信，幼兒教育需要資本賦能，但資本更需要遵循教育的真諦。在兒童社會化的第一步，幼兒園應該是一個安全與愛的庇護所。正如義大利作家亞米契斯在《愛的教育》一書中說：「教育之沒有情感，沒有愛，如同池塘沒有水一樣。沒有水，就不能稱其為池塘，沒有愛就沒有教育。」(實習記者 張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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