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美國大學最重要的因素
——訪美國克萊蒙特研究生大學副校長馮毅博士
引言：在美國當校長，遇到的最大挑戰與考驗是什麼?美國的大學教育精髓是什麼?本報記者最近在美國洛杉磯與克萊蒙特研究生大學副校長兼教務長馮毅教授進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訪談。
實行分享管理——教授發揮重大作用
朱幸福：馮校長，你接受過國內教育，在美國留過學並長期從事教育，對中美兩國的教育情況非常熟悉。你在美國從事教育工作的最大感受是什麼?
馮毅：任何人如果想獲得真正的成功，最關鍵的因素就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代價。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只要方向正確，認真總結經驗和吸取教訓，善於觀察與思考，一步步去做，最終都會取得成功。我最大的感受是，美國的大學充分發揮教授的作用，這也是美國教育的最大特色。美國教授的職責可以分為三個部分：教學、科研和行政管理服務。我當助教時，有機會參加了學校的多個委員會，參與了教學、科研和服務性質的行政管理。我現在做行政管理，對教授的參與有較深的體會，有助於在重大問題上與教授溝通，並容易得到對方的理解。
中美兩國對教學和科研的定義差別不大，但在教授參與行政服務方面有顯著的不同。美國大學的行政服務是通過不同委員會來實現的，比如有的委員會負責教授的任命、提升和終身教授(APT)的評定。還有學術標準委員會，負責學校教課標準，新出臺的教學計劃和學位是否達到期望的水平。如果新計劃達不到教學標準，委員會就不予批准。因此，教授在管理大學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是美國大學獨特的分享管理。
朱幸福：在美國大學當校長，你面臨的最大考驗是什麼?
馮毅：做行政領導要與不同領域(純科學、應用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管理和教育)的教授打交道，每個教授在學校的管理方面都有發言權。此外還要與行政管理、財政、籌款、校長和董事會接觸。不同領域的團體在一些重要項目上有不同意見，如何溝通，這是挑戰。這種挑戰不是一兩天就可以完成的，整個工作都是進行式。另一挑戰是，在美國做行政領導與中國的不一樣。從權威來說，中國的校長更有權威，校長雖不是一言九鼎，但基本上可以拍板說話算數。但在美國，校長一定要懂得與其他同行團體分享權威，不可能獨佔。
美國校長的權威來自董事會，任命校長是董事會的權力，但也來自師生員工的推薦。成功的校長能善於統合學校的不同意見，找出最有利於學校的發展方向和制訂正確的政策。這是很大的挑戰。校長副校長總是有不同方面的壓力，校長不一定有很大權威，但他有很大的責任，在沒有完全權威的情況下，如何承擔責任並做好工作，這是美國校長面臨的最大考驗。
分享教育資源——國際戰略目標宏偉
朱幸福：能否介紹一下克萊蒙特學院集團的簡況?
馮毅：克萊蒙特學院集團的模式來自英國牛津大學，1887年成立波莫納學院，以後逐步增加了研究生大學、女子學院、男子學院、工程學院、強調多元化的培澤學院以及生命科學研究所。我們學院集團的每個校園規模很小，但都有特色，學生與教師有很多接觸機會。作為集團，我們還協調各校園之間的合作，比如分享圖書館、醫療設備和醫護人員以及保安等公共設施，降低成本。培澤學院與30多個國家的大學建立教育夥伴關係，在6個國家建立了分校，包括在北京大學校園內設立了分校。
如何與國際接軌，我們大學各學院以前都有自己的國際項目，但沒有一個統一計劃。去年，大學集團對校長與副校長做過一個問卷調查，主題是集團應發展一個什麼樣的統一國際戰略，哪些國家和地區對集團的教育發展有長遠戰略意義。大家共同選擇中國、新加坡、韓國、日本和印度，最後我們確定新加坡、香港、上海和北京四個城市。今年3月，我們克萊蒙特大學集團組團訪問了上述4個城市，目的是建立雙邊高等院校的關係，尋找一些國際合作機會。
朱幸福：新加坡、香港、上海和北京對文理教育的理解和定義與美國的有什麼不同?
馮毅：新加坡一個大學要成立一個新的文理學院，希望得到我們的幫助。我們邀請他們的校長和教務長今年到我們這裡進行回訪。在香港，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也都提出要建立文理教育，從3年制轉型到4年制，考慮增加文理教育。在北京，我們幾個校長見到教育部負責人，中方也表示對文理教育感興趣，談到要培養100所有規模的研究型大學，下一個教育工程可能會考慮成立文理大學。
強調綜合訓練——文理教育拓寬視野
朱幸福：美國文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宗旨是什麼?要達到一個什麼樣的教育目標?
馮毅：在美國，文理教育強調綜合訓練，訓練宗旨正如哈佛一名教授所說，文理教育不是讓學生記住或知道多少事實，不是記住化學的元素和物理的定律，文理教育是訓練人們的思維能力，教會學生如何去思考和評論，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種基本功的訓練是全方位的，多樣化的。文理教育不強調以科和係為主，不以專業化為主，不強調學科之內的知識分得越細越好。
朱幸福：你們是如何開展文理教育的?
馮毅：重視基本功的訓練，比如寫作、語言、邏輯、甚至數學。就像我們克萊蒙特學院集團中的克萊蒙特-馬侃南學院，不管你學經濟，還是學音樂或者歷史，學生都要選修一門微積分。文理教育不是把文科和理科分開，不是把文科和工科分開，而是把兩者有效結合起來。對搞文科的學生來說，學微積分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學文科的學生不一定把微積分的作業做得很好，考試也不會得高分，計算也不是很正確。但他們起碼學到一個觀念：微積分是建立在零的基礎上，沒有零就不可能有微積分。
朱幸福：你長期在美國執教，你認為美國教育最成功和最失敗的地方在哪裡?
馮毅：從美國整個教育來說，最成功的地方是對研究生的培養，最欠缺的地方是中小學教育。美國的本科生教育差別比較大。但是，美國的跨學科訓練和文理訓練是一大優點。到了研究生層面，美國比較開放，從世界範圍內招收最優秀的文科和理科學生。中國學生到了美國視野一下子開闊，把以前學的基本功用到新的方面。
講究學術自由——教授承擔社會責任
朱幸福：美國教育的精髓是什麼?有人說是自由與責任。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馮毅：假如你問美國的校長為什麼要當校長，他們總是回答說要把學校發展到一個新高度，把學校辦得更好。要辦好大學，一定要有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只有這樣才能帶出優秀的學生。成功的美國大學一定有世界上一流的教授。美國教育的精髓是什麼?你會在學術界聽到這樣一句話：學術自由。學術自由就是給教授榮譽，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責任。
教授有很重大的責任，必須要有權威，需要得到保護。學術自由就為教授提供了保護，他們可以在自己的領域從事研究，他們不會因為發表意見受到懲罰。但他們從事學術活動時應承擔對社會的相應責任，不能隨心所欲說一些對社會不負責任的話。美國教育把教授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讓他們最大程度地發揮才能。教授們在自己的領域有很大的自主權，他們不會簡單地聽從於校長或副校長。比如，教什麼課、怎麼教、招收什麼樣的學生，這些方面很大程度取決於教授。美國大學最重要的因素是教授，這是美國教育的精髓。
朱幸福：美國不少著名的私立學院非常富裕，但規模很小，它們不想搖身變成大學。在國內，我們許多學院都脫胎換骨升為大學。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馮毅：大小規模的學校都應存在，文理學院、研究生大學和綜合性大學應各顯神通。
在美國有綜合性研究大學，類似哈佛、耶魯和史丹福大學。還有一套是文理學院，規模比較小，只有學士碩士學位。文理學院的重點不在培養博士生，不指望在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突破，而是把更多時間和精力放在本科生身上。有些學生上大課精神不夠集中，上小課就可以得到老師的特殊關照。上大課有400名學生，你不去聽課教授也不知道，最後成績下降。在文理學院，上課學生人數很少，教授花很多時間為每個學生解決問題。一旦這些學生成為研究生，他們的表現會相當突出。
吸引全球人才——美國教育佔儘先機
朱幸福：最近幾十年來，美國大學在世界排名榜上佔了前20名，歐洲大學名落孫山。你如何比較歐美大學教育的差距?
馮毅：歐盟各國的教育體制不一樣，在提供社會人才時有很大困難，因此想套用一個標準，促使他們考慮培養出更好的學生。他們不是從投入來進行解釋，而是從產出方面尋找解答方案。比如，他們想知道什麼樣的學生在畢業後可以為社會做出貢獻，然後決定什麼樣的學制最合理，最後對學生的入學標準和培養學生的過程提供一些平臺。歐洲辦學模式最近幾年也在不斷改善。在對學生的考核和檢驗學生的學習成果方面，歐洲一些國家做得比較好，甚至比美國還要好。
美國教育能走在歐洲前面，主要歸功於幾個因素：一是土地贈予法，政府把大片土地撥給學校，使學校能建立起來。學校有了一定社會意識後，做的事情與社會公益結合起來，比如為農業、礦業和其他領域服務。二是美國政府確定一些科研項目，政府通過撥款讓學校競爭研究項目，政府推動了研究的發展，研究與現實問題結合在一起，成果造福於社會。三是個人捐款和公司贊助在美國已成為一種文化風尚，大家把資源集中起來供學校使用。
大學教育中教授的因素最重要，但要吸引好的教授需要財政作為後盾。如果能提供的研究環境非常好，工資待遇非常高，美國高校就會吸引全球最好的人才，就會有世界一流的教授。由於有很好的研究環境，不斷有私人捐助和政府提供的研究基金，美國高校教育沒有理由不走在歐洲前面。
(馮毅，瀋陽人，上世紀80年代從黑龍江大學畢業。1986年到美國羅切斯特大學攻讀公共政策分析、國際政治經濟學和國際關係，先後獲碩士和博士學位。畢業後，他先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任教，後在克萊蒙特大學當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副院長，院長。2006年3月，他擔任克萊蒙特研究生大學副校長兼教務長，主管教學、科研和學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