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2014年2月底杭州餘杭區黃湖基督教堂十字架被強拆時，沒有人想到，這只是2014年讓人心悸的浙江十字架風波的序曲。
2月27日，距離農曆節期驚蟄尚有一周，北方農耕未開始，南方未聞初鳴的春雷。但教堂十字架遭強拆這一消息，就如2014年十字架風波事件的第一聲雷響，從浙江北部的白泉鎮及餘杭區開始了。
或許沒幾個人能預料到，兩個月甚至更長時間之後，一聲雷響竟然會突然演變成一場「暴風雨」，並且在基督徒中產生的迴響如此猛烈，以至於當我們回顧2014年的中國基督教會時，這成為影響範圍最大、波及人數最多的事件。這不免讓人感覺沉重，尤其是在節日氣氛漸濃、眾人期待辭舊迎新的時候。
如果說，當餘杭區黃湖教堂十字架被拆除時，人們還不知道十字架碰觸到哪根「高壓線」而產生各種猜測與疑問的話，兩個月之後永嘉三江教堂的全部被拆及五個月後平陽救恩堂因十字架發生警民衝突，則帶給基督徒更大的不解，給教會與政府之間本不甚穩固的信任關係帶來極大的傷害。
借著聖誕節的來臨，這一風波的徹底結束及讓後續的正面影響大過負面傷害，乃是我們誠心所願。教會及社會從對這一事件的回顧中可得到的經驗與教訓，以及由此產生的教會與社會、政府之關係的平衡、政府如何審慎的處理宗教關係等，都更是值得在中國基督教歷史中記錄、審視、反思。
可以說，浙江十字架風波，將成為關心中國教會的有心人士心中一塊永遠抹不去的傷痛，也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與宗教管理、政教關係之平衡的一個深遠教訓。
（一）從強拆小序曲到浙江教堂十字架「遍地開花」
2月時節，當社會大部分精力還在關註失聯的MH370及令人悲痛的昆明暴恐事件時，浙江省的基督教會與基督徒也不例外。實際上，不少教會還在為此禱告，祈求上帝親自用祂的安慰來安慰那些遭遇不幸、深陷痛苦中的靈魂。
沒有人預料到，2月底餘杭區及白泉鎮的十字架強拆序曲，經過3月份的看似「平靜期」，終於在4月初於溫州永嘉縣開始演變成令人噓唏的「捍衛十字架」運動。
位於永嘉縣三江地區的三江教堂是一異地遷建工程。新教堂因建築規模嚴重超過審批規模而突然面臨以違法建築處理。但在三江教堂的同工們看來，教堂此番遭遇是因為禮拜堂頂端的十字架。這一看法讓不少基督徒堅持認為，捍衛十字架就是捍衛基督教信仰。3-4月底，三江教堂內常常聚集著當地的基督徒們，甚至也有更遠地方的基督徒留守教堂，多時曾達數千，更有人連日留守。
4月28日晚，吸引社會及眾基督徒關注的、持續一個多月的「十字架守護」戰，最終以三江大教堂的全部拆除告終。一天之內，這一半年前還是「溫州市樣板工程」的建築物完全倒下。
三江教堂「守衛」期間，浙江地區不少教堂的信徒爆料稱其教會接到過拆除或整改十字架的通知（有些是不了了之，而三江教堂陡然升級）。三江教堂全部被拆之後，溫州永嘉縣成為教堂十字架遭拆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
十字架風波持續升級的另一標誌性事件是，7月21日凌晨，溫州平陽縣救恩堂十字架遭拆過程中發生警民衝突。這使得這一敏感事件再受關注。
台州1.4萬平方米的溫嶺大教堂十字架、杭州鼓樓區有百年歷史的鼓樓堂鐘樓十字架、聚會十多年以上教堂的十字架、近兩三年內剛剛獻堂投入使用的教堂十字架……不斷爆出的消息從2月底持續到12月初。據出身溫州教會的基督徒不完全統計，有大約500-600間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或曾面臨被拆。
（二）教堂/十字架遭強拆期間 基督徒各方態度分化
就在三江教堂持續一個多月的「守護」「拉鋸戰」期間，基督教特有的標誌性物件 「十字架」成為一個越來越敏感的詞：3月份至4月初時，浙江地區不少教堂接到的拆除或整改十字架通知，也引發了不少教會人士對宗教逼迫的猜測。甚至一度在教會同工及信徒之間有流言稱，風波起因是浙江省府某位高層領導不希望十字架太明顯。這一未經證實的流言，導致很多信徒帶著一種受逼迫的對立情緒。
在此事件上，政府相關部門的解釋一直無法令多數基督徒接受：這是浙江省人民政府開始於2013年2月份的「三改一拆」必要行動之一。基督徒不能理解也尋不到解釋：為何「拆違」演變成為強拆十字架？
十字架風波中，教堂也無可否認地受到相關部門的野蠻對待，但考慮到三江教堂片瓦不留的慘痛命運，其他接到強拆通知的教堂不敢再有大牴觸——至少教堂同工、堂委持此態度。
教堂負責同工、堂委等的傾向於「妥協」的態度，也為一些以守護十字架捍衛信仰的基督徒不解。這期間，對教堂十字架的「妥協派」與堅定拒拆的「反對派」 也儼然分出明顯的兩大陣營。
（三）「三改一拆」VS「十字架」之下，當地基督徒多種態度與反應
反應與行動緊跟在態度之後。伴隨著越來越多十字架遭強拆，基督徒中間產生的各種猜疑與態度，也從4月初開始演化為種種「護教」行動（筆者註：姑且可以這樣統稱吧，有是「護教」，有的是「護教堂」）。
早在4月8日三江教堂形勢緊急時，溫州當地有基督徒就當地執法部門「強拆十字架及教堂」發聯合聲明，呼籲立即停止強拆行為。這一聲明表示，強拆或整改十字架嚴重傷害廣大信徒宗教感情，部分教堂的違建問題有其較為複雜的歷史和形成因素，教會應謙卑自查補辦相關手續。聲明最後呼籲立即終止拆除。
上述發自民間的基督徒聯合聲明獲得萬名基督徒的籤署以表示停拆的請願。對十字架的強拆卻並未停止。4月23日，浙江省基督教兩會網站刊登《浙江省基督教界支持「三改一拆」倡議書》。《倡議書》雖指出「基督教兩會組織……努力維護宗教合法權益」，以及建議涉及違法違章建築的宗教場所「主動提出可行性方案，爭取辦理宗教活動場所的相關權證」，其提議卻讓不少基督徒感到受傷。
5月12日，距離三江教堂被強拆已有半個月。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發布《對部分信徒就浙江省「三改一拆」中涉及教堂、十字架等問題的答覆》，似乎為停拆帶來一絲希望。《答覆》中強調：十字架是基督教重要標誌之一，凝聚著信徒樸素的信仰情感；如果沒有超越當初建造時的設計標準、也不存在安全隱患，則十字架被強拆或移位是極不妥當的做法，應當立即停止。
這一事件沒有立即停止，反而在5月份之後愈演愈烈。教會在此過程中或受到野蠻對待，或使用非理性回應方式。比如，常有教會僅得到口頭拆除通知、給教會「不拆十字架，就拆教堂」的選擇難題，或通過談話方式向教會負責人、堂委等施壓，或採用夜晚、凌晨偷偷摸摸拆十字架等行為。也有無處請願和深感無奈的基督徒甚至將自己綁在十字架上，似誓與十字架「共存亡」。
這一過程中，基督教「兩會」組織這一教會與政府部門的橋梁，一度陷入信任危機。溫州地區有基督徒群體對「基督教兩會」組織這一本應服務教會、維護教會合法權益的組織感到失望，而發表公開信，表達對傷害宗教感情的受挫，對強拆一直未見叫停的無奈，以及對兩會組織的失望及退出或脫離「兩會」的想法。
最為無奈和受傷的，恐怕是那些單純的基督徒們。三江教堂被拆除之後，那些盼望教會養老院建成之後入住、在神家裡享受天倫之樂的老人們的期待落空了；一些不能理解教堂十字架突然要被強拆的基督徒，由於無處表達自己的請願，甚至將自己的身體綁在教堂頂端高高的十字架上；也有基督徒流淚中抗拒十字架被強拆，甚至為此流血負傷。
（四）十字架風波影響全國並引來多方關注
浙江十字架風波的影響可不僅僅局限在浙江。當外界對這一風波所投入的關注持續升溫時，考慮到歷史上基督教所受到的打壓及逼迫，一度有基督徒惶恐地猜測為這一強拆是「全國性」的序幕。這一事件也引起了浙江省外的基督教牧師及關注宗教的學者、基督徒律師等社會人士的關注。引起的反思也是多方多面，包括基督徒群體的法律意識、教會合法權益的保護、政府部門的理性執法及教會發展方向的轉型。
理性執法的缺失，「違拆」與野蠻執法導致信徒與政府對立。浙江廣大信徒與政府有關部門因強拆教堂和十字架而形成對立的局面。湖南省基督教協會會長陳郅牧師撰文指出，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於當地政府有關部門沒有依法行政和野蠻執法。陳牧師客觀地指出，浙江省政府大力開展「三改一拆」，整治違章建築的行動，其出發點是規範建築市場，以實現依法治省的目標。「違章建築的普遍存在，有其歷史原因。過去幾十年，由於我國法律法規不健全，國民的法律意識淡薄，加上政府有關部門的監管不到位，各行各業各部門建設了很多違章建築物，當然也包括教會在內。今天的整治是為了明天的規範，浙江教會廣大信徒對政府依法拆除違章教堂建築是予以理解的，畢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行政講究的是公平公正的原則，但浙江政府有關部門在『三拆一改』過程中，沒有體現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公正原則，而是有選擇的執法，因而引起廣大信徒的不滿。」
基督徒/教會應增強權益意識。浙江強拆風波中，一直有基督徒吶喊呼叫，但個體的力量勢單力薄，維權效果甚微。陳郅牧師針對教會維權這一話題撰文指出，「關鍵時刻橋梁卻斷了，事發之地的各級基督教兩會組織集體失聲，沒有發出維權的聲音，不得不說是遺憾。」他認為通過溫州強拆事件，應當認識到當前教會自我維權意識還存在普遍的缺失；應轉變觀念，增強為教會維權的意識，提升維權的能力。
教會與基督徒要增強法律意識。廣東的基督徒王紅傑律師從法律的角度撰文指出，浙江十字架風波提醒基督徒的是，要處處以法律為思考的標準，尋求法律的保護，做到守法、用法、護法；法治的模式更加契合基督徒做光明之子的身份。他提到：現在政府開始站在了法治的平臺上、使用法律的語言對我們說話，我們也要站在法治的平臺上，使用法律的語言和政府對話。我們之前不了解法律，對待法律是無視，或迴避，或勾兌。比如遇到一些事情時，常常憑著感動，憑著呼召，傳福音、建教堂，不理會法律的規定，迴避法律；遇到打擊，要麼東躲西藏，要麼以患難為榮譽，不去主張自己的權利，這就是迴避法律；又或者花錢找關係疏通關係換得一時平安，這就是勾兌法律。而水深火熱中的溫州教會，要開始採取法律的思維和法律的手段，對所遇到的問題做法律處理，看看哪些合法、哪些不合法，有哪些補救措施。
違法建築有客觀原因 教會當思考發展方向的轉型。金陵協和神學院陳逸魯牧師認為，從社會層面看，溫州的發展從家庭作坊、小型工廠等比較隨意性的方式下發展起來，建築物也是如此。若是究其根源，沒有當初當地政府的同意或默許，所謂的違法建築不會如此大規模的發展起來。浙江嚴重的違建問題其實是「摸著石頭過河」發展模式留下的問題。無論從現代管理的角度，還是從社會影響方面來講，對違法建築的強拆，都是急於求成、強硬解決的手段，是非常不理性的處理方式。
對於基督教會來說，教堂存在違建有當地社會風氣的原因，也有教會整體環境的原因。中國教會過去三十年自身發展方向比較單一，從恢復宗教政策以來教會所做的重點事情就是建造教堂。但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教會也建造了很多教堂，教會要意識到時代的發展，「建堂」模式不應該繼續成為教會發展的單一模式。教會要從「建堂」模式走向「建造聖城」模式，即過去以建造聖堂為中心的模式中走出來，尋找合適教會去做的、對社會有正面影響的事。
（五）宗教「拆違」引發的十字架風波 促發浙江宗教場所權證辦理的推進
如果說，客觀審視及軟性反思是問題解決的第一步，那麼能夠促使問題被正確和恰當解決的，是宗教管理法治化、宗教環境健康化的前進與發展。
首先可以看到的一點是，浙江國土資源廳的「三改一拆」導致的浙江教堂十字架陸續被強拆或移位，此風波促發了浙江省宗教場所權證辦理工作及相關進程。了解這一過程，還需從浙江省「三改一拆」辦的總體回應說起。
雖然基督教界教堂十字架被拆得當地「塵土飛揚」、人心惶惶，但浙江「三改一拆」辦的回應是，這是對所有違法建築的依法處置，宗教領域也不例外。回應還稱，涉及宗教的違法建築處置是包括了五大宗教和民間信仰點在內，基督教的違法建築也不例外，在五大宗教和民間信仰點違法建築拆改面積中，涉及基督教違法建築僅佔2.3%。
浙江省民宗委稱，根據國務院《宗教事務條例》和浙江省有關規定，合法的宗教場所需要三證齊全，包括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證、土地證和房產證。從現有統計來開，浙江省近四千個基督教活動場所，一半多手續不全。考慮到歷史遺留問題及百姓情緒，浙江省出臺相關文件，指出違法建築在1986年12月之前建成的，可以提出申請確權；在2009年12月31日之前建造的，在符合規劃等前提下，可按照要求補辦審批手續。此意見對宗教活動場所同樣適用。
浙江省終於在8月中旬正式啟動了宗教場所權證辦理工作。8月20日，浙江省民宗委、國土廳、建設廳及全省宗教團體相關負責人等在杭州召開宗教建築技術規範編制和完善宗教活動場所權證工作。這一會議指出，由於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浙江省宗教領域出現了諸多亂象，包括宗教建築追求奢華而缺乏內涵、宗教活動追求形式而忽略實質，宗教發展盲目而缺乏法制觀念和理性思考等問題。浙江省有關部門針對這些現象開始了建築技術規範和權證辦理工作。其中，建築規範方面，《浙江省宗教建築技術規範》編制已開始，有望2015年初出臺初稿。宗教場所權證辦理方面則將分三步推進，一是試點先行，在杭州餘杭區、溫州甌海區、永嘉縣開展權證辦理試點工作；二是調查摸底，由各省級宗教團體牽頭，摸清場所兩證現狀、存在的問題和意見建議，做到一個場所一份檔案，並納入宗教信息管理系統；三是全面推進，浙江省民宗委及宗教團體均成立相應工作小組，根據前期摸底情況和試點經驗，全面推進權證辦理工作。
基督教方面於此相應的推進工作也一直在推進。浙江省基督教兩會6月12日成立了「活動場所證件工作小組」及「場所建築設計規範化指導小組」，以期維護基督教界合法權益、促進已在當地宗教登記備案的基督教活動場所合法化、規範化。其中，「活動場所證件工作小組」將協助政府部門制定有關政策，幫助各地基督教兩會更好、更快地為所在地基督教活動場所辦理土地證和房產證；「場所設計規範化指導小組」將制定有關建築設計規範，幫助各地教會在新建教堂建築設計過程中，讓教堂的建築物更好地融入浙江的人文環境。8月中旬，浙江省基督教兩會又發出通知，要求各市級、縣級基督教兩會儘快成立兩個相應的工作小組。
（六）結語：宗教法治是正路
2014年的金秋十月，在北京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把法治中國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在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提出18個年頭之後，中共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頗受關注的是，宗教立法也在此次全會上被提上議程。11月7日，現任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在刊登於《人民政協報》上3000多字的文章《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宗教工作》中說，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宗教工作，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宗教工作的重大任務。
完備的宗教事務法治體系、合理順應宗教領域發展的制度與規定，的確是和諧社會下宗教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從這一年來浙江十字架風波來看，包括宗教建築在內的許多違法建築是過去社會發展環境的累積。比如從政策上看，教堂審批與建設政策多是計劃經濟環境下設立的，不僅程序緩慢、審批高門檻，管理宗教的地方官員也往往不會按照教會的實際需要審批相應的宗教用地……一些政策與規定，跟時代環境相比，多已不合時宜。
就好比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與戶籍管理制度逐步改革一樣，宗教政策與規定也當順應社會發展與變化。中國的計劃生育已有穩定開放，「單獨二胎」就是很好的嘗試；戶籍制度也正在經歷全面改革，否則不能跟上快速發展的新時代。就像這樣，對宗教領域來說，如果繼續執行起初的宗教政策，就好像給已經成長到十歲的孩子穿七歲的衣服，勢必是孩子也痛苦、衣服也會被撕裂。
聖經《馬太福音》裡耶穌有段話頗有智慧：「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兩樣就都保全了。」浙江的宗教違法建築究其根本，有社會與教會在法治、建設、管理方面不健全、不成熟的因素。而就像戶籍制度與計劃生育的改革與進步讓千家萬戶受益一樣，宗教法治也關係到中國數千萬基督徒正常宗教生活。浙江十字架風波若能帶來宗教法治管理上的新突破，必定能顯出大國的氣魄。
當2014年2月底杭州餘杭區黃湖基督教堂十字架被強拆時，沒有人想到，這只是2014年讓人心悸的浙江十字架風波的序曲。
2月27日，距離農曆節期驚蟄尚有一周，北方農耕未開始，南方未聞初鳴的春雷。但教堂十字架遭強拆這一消息，就如2014年十字架風波事件的第一聲雷響，從浙江北部的白泉鎮及餘杭區開始了。
或許沒幾個人能預料到，兩個月甚至更長時間之後，一聲雷響竟然會突然演變成一場「暴風雨」，並且在基督徒中產生的迴響如此猛烈，以至於當我們回顧2014年的中國基督教會時，這成為影響範圍最大、波及人數最多的事件。這不免讓人感覺沉重，尤其是在節日氣氛漸濃、眾人期待辭舊迎新的時候。
如果說，當餘杭區黃湖教堂十字架被拆除時，人們還不知道十字架碰觸到哪根「高壓線」而產生各種猜測與疑問的話，兩個月之後永嘉三江教堂的全部被拆及五個月後平陽救恩堂因十字架發生警民衝突，則帶給基督徒更大的不解，給教會與政府之間本不甚穩固的信任關係帶來極大的傷害。
借著聖誕節的來臨，這一風波的徹底結束及讓後續的正面影響大過負面傷害，乃是我們誠心所願。教會及社會從對這一事件的回顧中可得到的經驗與教訓，以及由此產生的教會與社會、政府之關係的平衡、政府如何審慎的處理宗教關係等，都更是值得在中國基督教歷史中記錄、審視、反思。
可以說，浙江十字架風波，將成為關心中國教會的有心人士心中一塊永遠抹不去的傷痛，也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與宗教管理、政教關係之平衡的一個深遠教訓。
（一）從強拆小序曲到浙江教堂十字架「遍地開花」
2月時節，當社會大部分精力還在關註失聯的MH370及令人悲痛的昆明暴恐事件時，浙江省的基督教會與基督徒也不例外。實際上，不少教會還在為此禱告，祈求上帝親自用祂的安慰來安慰那些遭遇不幸、深陷痛苦中的靈魂。
沒有人預料到，2月底餘杭區及白泉鎮的十字架強拆序曲，經過3月份的看似「平靜期」，終於在4月初於溫州永嘉縣開始演變成令人噓唏的「捍衛十字架」運動。
位於永嘉縣三江地區的三江教堂是一異地遷建工程。新教堂因建築規模嚴重超過審批規模而突然面臨以違法建築處理。但在三江教堂的同工們看來，教堂此番遭遇是因為禮拜堂頂端的十字架。這一看法讓不少基督徒堅持認為，捍衛十字架就是捍衛基督教信仰。3-4月底，三江教堂內常常聚集著當地的基督徒們，甚至也有更遠地方的基督徒留守教堂，多時曾達數千，更有人連日留守。
4月28日晚，吸引社會及眾基督徒關注的、持續一個多月的「十字架守護」戰，最終以三江大教堂的全部拆除告終。一天之內，這一半年前還是「溫州市樣板工程」的建築物完全倒下。
三江教堂「守衛」期間，浙江地區不少教堂的信徒爆料稱其教會接到過拆除或整改十字架的通知（有些是不了了之，而三江教堂陡然升級）。三江教堂全部被拆之後，溫州永嘉縣成為教堂十字架遭拆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
十字架風波持續升級的另一標誌性事件是，7月21日凌晨，溫州平陽縣救恩堂十字架遭拆過程中發生警民衝突。這使得這一敏感事件再受關注。
台州1.4萬平方米的溫嶺大教堂十字架、杭州鼓樓區有百年歷史的鼓樓堂鐘樓十字架、聚會十多年以上教堂的十字架、近兩三年內剛剛獻堂投入使用的教堂十字架……不斷爆出的消息從2月底持續到12月初。據出身溫州教會的基督徒不完全統計，有大約500-600間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或曾面臨被拆。
（二）教堂/十字架遭強拆期間 基督徒各方態度分化
就在三江教堂持續一個多月的「守護」「拉鋸戰」期間，基督教特有的標誌性物件 「十字架」成為一個越來越敏感的詞：3月份至4月初時，浙江地區不少教堂接到的拆除或整改十字架通知，也引發了不少教會人士對宗教逼迫的猜測。甚至一度在教會同工及信徒之間有流言稱，風波起因是浙江省府某位高層領導不希望十字架太明顯。這一未經證實的流言，導致很多信徒帶著一種受逼迫的對立情緒。
在此事件上，政府相關部門的解釋一直無法令多數基督徒接受：這是浙江省人民政府開始於2013年2月份的「三改一拆」必要行動之一。基督徒不能理解也尋不到解釋：為何「拆違」演變成為強拆十字架？
十字架風波中，教堂也無可否認地受到相關部門的野蠻對待，但考慮到三江教堂片瓦不留的慘痛命運，其他接到強拆通知的教堂不敢再有大牴觸——至少教堂同工、堂委持此態度。
教堂負責同工、堂委等的傾向於「妥協」的態度，也為一些以守護十字架捍衛信仰的基督徒不解。這期間，對教堂十字架的「妥協派」與堅定拒拆的「反對派」 也儼然分出明顯的兩大陣營。
（三）「三改一拆」VS「十字架」之下，當地基督徒多種態度與反應
反應與行動緊跟在態度之後。伴隨著越來越多十字架遭強拆，基督徒中間產生的各種猜疑與態度，也從4月初開始演化為種種「護教」行動（筆者註：姑且可以這樣統稱吧，有是「護教」，有的是「護教堂」）。
早在4月8日三江教堂形勢緊急時，溫州當地有基督徒就當地執法部門「強拆十字架及教堂」發聯合聲明，呼籲立即停止強拆行為。這一聲明表示，強拆或整改十字架嚴重傷害廣大信徒宗教感情，部分教堂的違建問題有其較為複雜的歷史和形成因素，教會應謙卑自查補辦相關手續。聲明最後呼籲立即終止拆除。
上述發自民間的基督徒聯合聲明獲得萬名基督徒的籤署以表示停拆的請願。對十字架的強拆卻並未停止。4月23日，浙江省基督教兩會網站刊登《浙江省基督教界支持「三改一拆」倡議書》。《倡議書》雖指出「基督教兩會組織……努力維護宗教合法權益」，以及建議涉及違法違章建築的宗教場所「主動提出可行性方案，爭取辦理宗教活動場所的相關權證」，其提議卻讓不少基督徒感到受傷。
5月12日，距離三江教堂被強拆已有半個月。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發布《對部分信徒就浙江省「三改一拆」中涉及教堂、十字架等問題的答覆》，似乎為停拆帶來一絲希望。《答覆》中強調：十字架是基督教重要標誌之一，凝聚著信徒樸素的信仰情感；如果沒有超越當初建造時的設計標準、也不存在安全隱患，則十字架被強拆或移位是極不妥當的做法，應當立即停止。
這一事件沒有立即停止，反而在5月份之後愈演愈烈。教會在此過程中或受到野蠻對待，或使用非理性回應方式。比如，常有教會僅得到口頭拆除通知、給教會「不拆十字架，就拆教堂」的選擇難題，或通過談話方式向教會負責人、堂委等施壓，或採用夜晚、凌晨偷偷摸摸拆十字架等行為。也有無處請願和深感無奈的基督徒甚至將自己綁在十字架上，似誓與十字架「共存亡」。
這一過程中，基督教「兩會」組織這一教會與政府部門的橋梁，一度陷入信任危機。溫州地區有基督徒群體對「基督教兩會」組織這一本應服務教會、維護教會合法權益的組織感到失望，而發表公開信，表達對傷害宗教感情的受挫，對強拆一直未見叫停的無奈，以及對兩會組織的失望及退出或脫離「兩會」的想法。
最為無奈和受傷的，恐怕是那些單純的基督徒們。三江教堂被拆除之後，那些盼望教會養老院建成之後入住、在神家裡享受天倫之樂的老人們的期待落空了；一些不能理解教堂十字架突然要被強拆的基督徒，由於無處表達自己的請願，甚至將自己的身體綁在教堂頂端高高的十字架上；也有基督徒流淚中抗拒十字架被強拆，甚至為此流血負傷。
（四）十字架風波影響全國並引來多方關注
浙江十字架風波的影響可不僅僅局限在浙江。當外界對這一風波所投入的關注持續升溫時，考慮到歷史上基督教所受到的打壓及逼迫，一度有基督徒惶恐地猜測為這一強拆是「全國性」的序幕。這一事件也引起了浙江省外的基督教牧師及關注宗教的學者、基督徒律師等社會人士的關注。引起的反思也是多方多面，包括基督徒群體的法律意識、教會合法權益的保護、政府部門的理性執法及教會發展方向的轉型。
理性執法的缺失，「違拆」與野蠻執法導致信徒與政府對立。浙江廣大信徒與政府有關部門因強拆教堂和十字架而形成對立的局面。湖南省基督教協會會長陳郅牧師撰文指出，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於當地政府有關部門沒有依法行政和野蠻執法。陳牧師客觀地指出，浙江省政府大力開展「三改一拆」，整治違章建築的行動，其出發點是規範建築市場，以實現依法治省的目標。「違章建築的普遍存在，有其歷史原因。過去幾十年，由於我國法律法規不健全，國民的法律意識淡薄，加上政府有關部門的監管不到位，各行各業各部門建設了很多違章建築物，當然也包括教會在內。今天的整治是為了明天的規範，浙江教會廣大信徒對政府依法拆除違章教堂建築是予以理解的，畢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行政講究的是公平公正的原則，但浙江政府有關部門在『三拆一改』過程中，沒有體現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公正原則，而是有選擇的執法，因而引起廣大信徒的不滿。」
基督徒/教會應增強權益意識。浙江強拆風波中，一直有基督徒吶喊呼叫，但個體的力量勢單力薄，維權效果甚微。陳郅牧師針對教會維權這一話題撰文指出，「關鍵時刻橋梁卻斷了，事發之地的各級基督教兩會組織集體失聲，沒有發出維權的聲音，不得不說是遺憾。」他認為通過溫州強拆事件，應當認識到當前教會自我維權意識還存在普遍的缺失；應轉變觀念，增強為教會維權的意識，提升維權的能力。
教會與基督徒要增強法律意識。廣東的基督徒王紅傑律師從法律的角度撰文指出，浙江十字架風波提醒基督徒的是，要處處以法律為思考的標準，尋求法律的保護，做到守法、用法、護法；法治的模式更加契合基督徒做光明之子的身份。他提到：現在政府開始站在了法治的平臺上、使用法律的語言對我們說話，我們也要站在法治的平臺上，使用法律的語言和政府對話。我們之前不了解法律，對待法律是無視，或迴避，或勾兌。比如遇到一些事情時，常常憑著感動，憑著呼召，傳福音、建教堂，不理會法律的規定，迴避法律；遇到打擊，要麼東躲西藏，要麼以患難為榮譽，不去主張自己的權利，這就是迴避法律；又或者花錢找關係疏通關係換得一時平安，這就是勾兌法律。而水深火熱中的溫州教會，要開始採取法律的思維和法律的手段，對所遇到的問題做法律處理，看看哪些合法、哪些不合法，有哪些補救措施。
違法建築有客觀原因 教會當思考發展方向的轉型。金陵協和神學院陳逸魯牧師認為，從社會層面看，溫州的發展從家庭作坊、小型工廠等比較隨意性的方式下發展起來，建築物也是如此。若是究其根源，沒有當初當地政府的同意或默許，所謂的違法建築不會如此大規模的發展起來。浙江嚴重的違建問題其實是「摸著石頭過河」發展模式留下的問題。無論從現代管理的角度，還是從社會影響方面來講，對違法建築的強拆，都是急於求成、強硬解決的手段，是非常不理性的處理方式。
對於基督教會來說，教堂存在違建有當地社會風氣的原因，也有教會整體環境的原因。中國教會過去三十年自身發展方向比較單一，從恢復宗教政策以來教會所做的重點事情就是建造教堂。但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教會也建造了很多教堂，教會要意識到時代的發展，「建堂」模式不應該繼續成為教會發展的單一模式。教會要從「建堂」模式走向「建造聖城」模式，即過去以建造聖堂為中心的模式中走出來，尋找合適教會去做的、對社會有正面影響的事。
（五）宗教「拆違」引發的十字架風波 促發浙江宗教場所權證辦理的推進
如果說，客觀審視及軟性反思是問題解決的第一步，那麼能夠促使問題被正確和恰當解決的，是宗教管理法治化、宗教環境健康化的前進與發展。
首先可以看到的一點是，浙江國土資源廳的「三改一拆」導致的浙江教堂十字架陸續被強拆或移位，此風波促發了浙江省宗教場所權證辦理工作及相關進程。了解這一過程，還需從浙江省「三改一拆」辦的總體回應說起。
雖然基督教界教堂十字架被拆得當地「塵土飛揚」、人心惶惶，但浙江「三改一拆」辦的回應是，這是對所有違法建築的依法處置，宗教領域也不例外。回應還稱，涉及宗教的違法建築處置是包括了五大宗教和民間信仰點在內，基督教的違法建築也不例外，在五大宗教和民間信仰點違法建築拆改面積中，涉及基督教違法建築僅佔2.3%。
浙江省民宗委稱，根據國務院《宗教事務條例》和浙江省有關規定，合法的宗教場所需要三證齊全，包括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證、土地證和房產證。從現有統計來開，浙江省近四千個基督教活動場所，一半多手續不全。考慮到歷史遺留問題及百姓情緒，浙江省出臺相關文件，指出違法建築在1986年12月之前建成的，可以提出申請確權；在2009年12月31日之前建造的，在符合規劃等前提下，可按照要求補辦審批手續。此意見對宗教活動場所同樣適用。
浙江省終於在8月中旬正式啟動了宗教場所權證辦理工作。8月20日，浙江省民宗委、國土廳、建設廳及全省宗教團體相關負責人等在杭州召開宗教建築技術規範編制和完善宗教活動場所權證工作。這一會議指出，由於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浙江省宗教領域出現了諸多亂象，包括宗教建築追求奢華而缺乏內涵、宗教活動追求形式而忽略實質，宗教發展盲目而缺乏法制觀念和理性思考等問題。浙江省有關部門針對這些現象開始了建築技術規範和權證辦理工作。其中，建築規範方面，《浙江省宗教建築技術規範》編制已開始，有望2015年初出臺初稿。宗教場所權證辦理方面則將分三步推進，一是試點先行，在杭州餘杭區、溫州甌海區、永嘉縣開展權證辦理試點工作；二是調查摸底，由各省級宗教團體牽頭，摸清場所兩證現狀、存在的問題和意見建議，做到一個場所一份檔案，並納入宗教信息管理系統；三是全面推進，浙江省民宗委及宗教團體均成立相應工作小組，根據前期摸底情況和試點經驗，全面推進權證辦理工作。
基督教方面於此相應的推進工作也一直在推進。浙江省基督教兩會6月12日成立了「活動場所證件工作小組」及「場所建築設計規範化指導小組」，以期維護基督教界合法權益、促進已在當地宗教登記備案的基督教活動場所合法化、規範化。其中，「活動場所證件工作小組」將協助政府部門制定有關政策，幫助各地基督教兩會更好、更快地為所在地基督教活動場所辦理土地證和房產證；「場所設計規範化指導小組」將制定有關建築設計規範，幫助各地教會在新建教堂建築設計過程中，讓教堂的建築物更好地融入浙江的人文環境。8月中旬，浙江省基督教兩會又發出通知，要求各市級、縣級基督教兩會儘快成立兩個相應的工作小組。
（六）結語：宗教法治是正路
2014年的金秋十月，在北京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把法治中國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在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提出18個年頭之後，中共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頗受關注的是，宗教立法也在此次全會上被提上議程。11月7日，現任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在刊登於《人民政協報》上3000多字的文章《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宗教工作》中說，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宗教工作，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宗教工作的重大任務。
完備的宗教事務法治體系、合理順應宗教領域發展的制度與規定，的確是和諧社會下宗教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從這一年來浙江十字架風波來看，包括宗教建築在內的許多違法建築是過去社會發展環境的累積。比如從政策上看，教堂審批與建設政策多是計劃經濟環境下設立的，不僅程序緩慢、審批高門檻，管理宗教的地方官員也往往不會按照教會的實際需要審批相應的宗教用地……一些政策與規定，跟時代環境相比，多已不合時宜。
就好比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與戶籍管理制度逐步改革一樣，宗教政策與規定也當順應社會發展與變化。中國的計劃生育已有穩定開放，「單獨二胎」就是很好的嘗試；戶籍制度也正在經歷全面改革，否則不能跟上快速發展的新時代。就像這樣，對宗教領域來說，如果繼續執行起初的宗教政策，就好像給已經成長到十歲的孩子穿七歲的衣服，勢必是孩子也痛苦、衣服也會被撕裂。
聖經《馬太福音》裡耶穌有段話頗有智慧：「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兩樣就都保全了。」浙江的宗教違法建築究其根本，有社會與教會在法治、建設、管理方面不健全、不成熟的因素。而就像戶籍制度與計劃生育的改革與進步讓千家萬戶受益一樣，宗教法治也關係到中國數千萬基督徒正常宗教生活。浙江十字架風波若能帶來宗教法治管理上的新突破，必定能顯出大國的氣魄。